关于致李泽厚的一封信

2001年李泽厚弟子编著一本老李与学生的对话《浮生论学》。书中提及我竟多有无稽攻击之词。好事者告我一读后，怒发冲冠，我遂给老李写了一封信，词锋刻薄尖锐，作为回应。

然而今日重读，颇有悔意。

盖我与老李自80年代初期在社科院认识，多年间来往颇密，几乎无话不谈，结有旧谊。他的第一部文集《李泽厚集》（1988年）是我主持编撰出版。1990年他出国有困难我曾为他上书邓大人，后乃成行。此后老李多年滞留海外，遂旷音问，不料为人挑拨而有此书。

但此事件后我们乃再得沟通。一年多后在上海名豪酒家我曾请他大啖翅鲍，依然甚欢，一如昔日在洞庭湖畔与吴悦石等老友共啖湖龟也。

李泽厚在建国后第一代人文学者中实乃极为杰出佼佼者，文思如泉涌，创见甚多。平生为人不拘小节，乐于助人。早年我在社科院遭遇困顿时，对我提携甚多，有知遇之恩。

发生那次事件实殊为意外。当时我发布那封信而逞言语一时之快，却令我此后悔之多年。近期黄世殊君编撰《何新学术年谱》收入此信，作为书史当存实录。而我心有愧怍，则至今拂之难去也。是为补记。（2018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