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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何忆社科院二三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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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忆社科院二三事


 

离开社科院已十几年了。此后几乎再没回去过。但是实际上,那是学术上哺育摔打和造就了我的地方。这些年来,不断听说一些旧交先贤纷纷谢世,杨希枚、杨向奎、蒋和森、胡绳、钱钟书,最近又有李慎之,思之怃然。

 

1


  八十年代,我才三十出头。那时社科院人才荟萃,已名重学界的一批宿旧耆老多还在。而我虽师出无门,但却毫无自卑或谦退之志。那时的我身上是颇有一股豪气的,好斗也敢斗。象一头闯进瓷器房的公牛,什么名贵就去撞碎什么。搞得一批人又恨又怕。那时候还没有形成政见的分歧,只是在学术上好立异求新而已。当时已有人骂我是学界一怪。编排出很多若假若真的轶事,但其中有两件事是真的。

  一是我的《诸神的起源》出版后,南亚所有位赵××的研究员写了本《生殖文化崇拜》,有人推荐给我。我阅后发现其所取用的若干材料与我的著述有关,但已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所以也很难指为剽窃。

  我那时心高气盛,眼中不容沙子,就写了封信挖苦他。没想到他回了我一信,反而斗气云:“就算象你讲的,你何某算老几?你能怎么样?”我读后大怒,就用电脑(当时我新置一台计算机,在院里算是第一台有个人计算机的)打了一信,极尽尖酸刻薄挖苦之能事。不惟如此,又用卫生纸包裹仁丹数粒,云:特送你救心灵丹,防你读此信后一气呜呼,以备急救之用。赵收到此信,持此信去遍访院领导,包括胡绳院长。胡老秘书后来告我,这位赵先生对胡绳竟捶胸顿足,作嚎啕痛哭状,云社科院怎能容如此败类!胡老则是摇头不已。他也去找了李慎之、赵复三、汝信等,一一告状,一时院中传为奇闻。

  我当时其实并不知这位先生有心脏病。但一年之后,这位先生竟真的因心脏病中年早逝。因此君为“民主党派人士”,故在光明报上发布了一则讣告,我读到后不禁深为内疚。其实此君在他那一代人里是有才华的。我的恶作剧是过分一点。无独有偶。香港有个专栏作家名“碧骅”,90年间在港报上开个专栏,连发几篇骂我。大概是 91年春,我写了个明信片,贺他过年避“血光之灾”。未想到戏语成谶。那年夏天看港报,知道他竟因情色事被斧劈死在楼梯间中。

  第二件事是与王震中博士有一件公案。记得好像是在88年春,以研究女性问题知名的李小江博士来访,告我一个消息,说北大和社科院一批哲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美学硕士博士们开了一个会,会上只议一题,就是何新太狂,必须彻底打倒。我笑对她说:“你看我是这么强大,他们如何打得倒我呢?”她说:“你不要臭美,他们很快就会在各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一批有份量的东西,从几方面批臭你。”我说那我就等着吧。

  后来《历史研究》、北大研究生学刊(创刊号)果然都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王震中博士等几个人批我的《诸神的起源》的大作。继之在《读书》、《中国语文》、《文艺报》和一批刊物上也出来了 赵越胜 博士等批我的文论的东西。

  我知道这就是小江所说的“批何攻势”了。但读读那些议论,只觉得有一种霸气,并不是讲你何某错在哪里,而是讲你何某根本没有资格开口。我于是怒从心头起。

  但是他们引经据典,虽然我认为并不高明,但若驳起来又很棘手(费功夫),很累。于是我就写了一张纸条请人带到历史所交给王震中,大意是:“你那种臭文章,本人懒得理论。但有机会见你面,一定揍你一顿。”这话的确是一种“匪”话。本意是想这种文人都胆小,骂他一下,出口恶气罢了。没想到文人其实很难缠。他拿着我的这个条子四处告状,也去找胡绳(胡没见他,秘书收下他的告状信),找李慎之……不仅如此,还把此信散诸媒体,发表在海南一张小报上,声称要打官司。

  这时我正在由助研评审晋升副研。此事一时又成沸点。在院办工作的一位好友(杨润时,办公厅主任)把我找去臭骂一顿,说:“你的副研这回泡汤了!把院领导气得够呛!为什么不打笔墨官司,而要打霸王拳呢?”我说我是农夫出身,他们合伙整我,这要在100年前就该用剑和他们见面了。他说你的书都白读了。

  我自己回去想想也觉得好笑,于是又把那位博士的大作细读一遍,写了一篇答复,也交给《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当时是丁伟志先生主管,丁先生是厚道人,不管风风雨雨把我的答辩也原文登出了。这个答辩字数不多,但针对那位博士所挑拣的我书中所谓“硬伤”,一一引经据典作了答复。从而证明,并不是我胡乱立论,我的论点持之有故,其实是这位博士读书不够广博,学习还不够而已。此文刊出后,王博士没有应答,此事遂无疾而终。

  不久我的晋职问题被提交社科院学委会评议。因为我只是大学肄业学历,当助研的年资又不够,升副研属于破格晋升,必须经过所学术委员会、院学术委员会两级审评。我自己当时认为,有以上两事,这事肯定是没戏了。但没想到,我晋升副研职称竟然在所、院两级学术委员会“全封闭”、无计名投票的情况下,均以最高票通过。(一票弃权,其余为赞成。当时主持评议的是文学所所长刘再复。)

  后来,当时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刘再复先生告诉我,关于我升职的评议,争论极为激烈。我的这两件事情都被有人提出来示众、议论。但最终却并未影响评审结果,这是奇迹。

      这一年的评职是文革结束后社科院第一次恢复高级职称评定。我的获票率,是此次获票最高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青报当时都报导过我以初等学历破格晋升高研的消息。)。那一代学术委员,包括一大批老学者如唐弢等,他们就学术论学术,不固执门户之见,重实学不重出身学历,其公正令人钦佩!

   那时在社科院,晋升高研难如登天之蜀道。高级职称很金贵,不像现在职称成为福利,以致“教授满街走,博士不如狗。”当时社科院为评高级职称还死了人。哲学所沈有鼎先生的一个学生,逻辑学博士,由于评不上副研,竟喝敌敌畏在办公室自杀了。历史所还有一位博士,因没评上高职跳楼抗议,但未死。

当时学术尚未被铜臭所浸润,学界正风仍为主流,非如后来,学术腐败亦如政坛,一代不如一代矣!

 

2

  但也正是这个时候,我的研究视野由侧重文史转到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上。当时颇为激进的《经济学周报》的主编何家栋派人向我约稿,我在该报连续发表了以“东方的复兴”为题的一组经济改革政策分析,文中批评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震动一时。又在《中国金报》、《自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地缘战略与中国国际环境的几篇论文,对当时国际战略形势问题和外交方针有所妄议而提出质疑。

  不久,院办公厅主任通知我,“李慎之副院长下周要找你谈话。”这位主任还告我,李可能是受中央领导之托,你好好准备一下,千万不要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如果谈得好,你就能登龙门了,将会有重用。后来李慎之先生果然约我连续谈了两次。

  在此之前,因为社科院不坐班,我又是个自由散漫的人,很少去院里。所以虽然李先生是院领导,但我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物,办公厅主任告诉我, 李先生曾作过周恩来秘书。很受高层重视。

   谈话地点是在李慎之先生在院部主楼的办公室。 李先生见面很客气,说读过我写的不少东西。说《诸神的起源》引起争论不小,争论是好事,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是毛的话。)又说他很欣赏我在《读书》上关于朴学、陈寅恪、顾准和批评五阶段论的那几篇文章。于是他谈起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他也同意秦以后的制度不能称作“封建。”他说:“你涉猎很广,那么你的治学目的是什么呢?”   

    我说:我认为自己已掌握了一套方法,如果老天爷给我时间和机会,我有志刷新一代学术。我还说:我认为我们的很多旧理论旧学术基本观点是错的,学术体系当然也有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他无言看了我许久,说:“难怪人家说你很狂啊!”

  我原以为他找我是谈国际政治和经济政治问题,没想到他漫谈式的谈历史、文化史。当时我出于谨慎,尽量听他多讲,他不问,我不答。那次他谈得很高兴,临走时要我送他我新出的第一部文集《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说他读后还要再谈一次。我把书送去后,不久,收到院办转来他的一信:

  何新同志:

承惠大作,已乘春节几日余暇,拜读一过,珠玉纷陈,胜义迭出,实契我心。   

不过,我所最关心者,厥为尊着《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使命》中所提到的《中国文化史新论》,而此文并未收入《何新集》中。我只知道你认为“五阶段论……是完全错误的”,并且肯定“封建残余”是一个历史术语的错误,实与敝见相同。可是并不知道的你的论点是如何展开的,倘蒙赐观此文,不胜感激之至。

  我注意到你在论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文章,一再用到流行的“封建”字眼,不过这都是1982年写的文章。我也注意到你在《何新集》卷首的简介中特别说明“此文某些术语(如仍采用”封建社会“的分期)后来有所修正”。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修正的。

  我常想,什么时候应该有人写一篇《封建辨》,不但可以在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中澄清多年的混乱,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今天该破该立的是什么。其效果也许不但对世道人心,而且对国脉民命都是关系重大的。

  专此奉达。即颂

  研祺!

                                                              李慎之1989.2.22

 

3

  几天后他又约我谈。这次先谈文化。后来他话锋一转,谈到我那一组批评经改失误的文章。他说:听说你把它们转送到上面去了。我答,是有,因为我担心大局会失去稳定,要出乱子。

  他当时静静地审视我一阵,又说:“你听到什么回音吗?你认为上面会怎么看?”我答:“我没听到。我不知道。我也不管。”我又说:“其实我可能是杞人忧天,自说自话。我估计上面如果看了可能会骂我。反正我是出以公心,为国家长治久安、大局稳定,我只是直言已见而已。”

  我又说:“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他说:“那么你是认为当今天下无道了。”我说:“倒并不是无道,而是有些方面失道。”我说我这是儒家思想。他笑了,他说他也有喜欢儒的一面。然后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我告诉你,很靠近、很靠近赵的一位领导(我猜可能指鲍彤)让我转告你,希望你不要过于危言耸听!”然后他注视我的反应,但我听此话很不以为然。就说:“儒家倡导的政治人格就是要敢于直谏。”

  我又说,“我但愿我的话都确实只是危言耸听。”他不再讲话,又看我,忽然话题一转说:“如果有机会,让你去,譬如说参加政改方面的研究,你怎么考虑?”我说:“那完全不合适。我从不了政。”

  我说我这个人不喜欢受拘束,社科院不用坐班,环境很好。我的个性不适于从政,如果从政就会成为嵇康。他笑了,说:“你有自知之明。”

  我又说:“政体改、体改所多数年轻精英我也熟识,政见多所不合。见面一定会吵,有什么意思。”他把话题一转,问:“你最近在写什么?”我说:“我可能还会写一篇更加危言耸听的东西,我担心中国以后会分裂。”他很注意听我的话,说:“你写好给我看看。”

  我回去后,把在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第10-12期)上发表的一组文章复印了送给他,并写了封信,请他代我把信和文章转给赵紫阳。他收阅后,又给我回了如下一封信:

  何新同志:

  大文已拜读。大体上同意你的意见。实际上,(文中)其主题也是我“知之而不忍言之”的话,虽然有时也不免表露过一些。

  你想把你的意见和建议上达,我觉得似乎还不到时候。“唯善人能受尽言”,不得其人而与言,反倒会成为自己的失言的。

  地缘政治学,我以为也是一种深刻的见解。但是正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不是象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精确的“真理”,其适用范围也都是有限度的。一切都用它来解释,就未免穿凿了。

  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的“封建论”,但是一时没时间看,只有看了以后再发表意见了。专此即颂

近好!

李慎之1989.3.17

 

  他说不能代我转信,又说还不到进言的时候,也许是由于他其实已经知道了上面的态度吧?

  89事件之后,我没有再见到李慎之。那时我已知道他对时局政见与我不同,我想他不会再想见我。1991年初,我调离了社科院。93年、94年,我曾把出版的新书转给他,收到他的短笺,告诉我我的书他都收到了。

  离开社科院已经十几年了。近年看到一些文章,称颂20世纪初叶蔡元培以开明的方针治理北大。其实,90年代之前,胡乔木、马洪、胡绳院长领导时期的中国社科院,对各种学派、学术见解均兼容并蓄、宽松自由,不亚于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从1980年到1991年,我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十余年,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有朝气和锐气的时光。其间走过弯路,经过不少摔打,但也结识了一批令我念念难忘的长者。现在大多已不在世,还有一些老朋友也由于各种原因去国外了。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追忆往事,历历在目,只是已宛若前尘,感慨系之矣!


                                                       2003年5月14日记

                                                       2005年6月20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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