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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學術年譜初編(三卷)在香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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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學術年譜初編(三卷)在香港出版


此书计三卷,100余万字,作者黄世殊,香港中港传媒出版社出版。
此书实际是对何新一生学术活动的总结。





黄世殊:《何新学术年谱》編後記

  

在中國當代學術史上,何新最初是以一個富於挑戰性的堂吉訶德式的闖入者,或者不如說,是以一個超出“三界五行的石猴子孫行者的面貌,而橫空出現於學術界的。何新學術思想體系的產生、形成和成熟,在早期經歷了一個困難曲折的過程。

  作為一個決心治學並革新學術的人,青年時期的學習與積累非常關鍵。與不少前輩學者在經歷大半生探索之後,方轉向以馬克思主義為學術研究指導思想的模式不同,何新先生在青年時代,通過對馬克思、列寧、黑格爾、康德、培根、休謨等哲學邏輯學和毛澤東思想的深入研究,很早就確立了其學術體系的本根與基脈。而這一切,都是在文革時代依靠鍥而不捨的艱苦自學來完成的。“路漫漫兮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些話可以說是對何新先生探索新知、追求真理的人生經歷的形象概括。綜觀九年知青生涯,何新所走過的不是一條鋪滿鮮花的康莊大道,卻是一條佈滿荊棘的痛苦之路。關於何新這一時期的讀書和生活,讀者可以參閱帶有自傳性質的《奮鬥與思考:何新人生自述》(萬卷出版公司,20118月第1版)這本書。

1970—1974年,何新下苦功潛心研讀了一批重要書籍,為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深厚根基。這個時期,他系統地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何新曾不止一次地談到,自己之所以在學術上能夠取得一些成就,對國內政治形勢與國際戰略格局一系列的預測,能夠多次得到印驗,都深深獲益於自己早期對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哲學邏輯學的研究。而在學術觀念上,他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信仰推崇是始終如一的。

1978—1983年這一階段,何新通過在哲學、邏輯學、美學、歷史學、文學、學術思想史、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多方面的研究,使其在學術生涯的早期即具有跨涉多門學科的特色,顯示出淵博宏大的氣象。此期間,他不僅繼續自學各種人文學科的知識,而且涉獵數學、物理、天文學等理科知識。尤其對哲學、邏輯學用力至勤。

讀過何新自傳的人會知道:從童少年時代起,何新性格就強烈顯露出了一種獨特奇異和不喜歡羈絆約束的鮮明傾向。我們可以說,何新先生那種天馬行空、貫通古今、融合中西的獨特學術風格,似乎已先天性地蘊涵在其早年的生活經驗和精神性格之中了。那麼,何新先生則把自己在學術上的這種追求,歸結為“孤獨”與“挑戰”這四個字。

1980年代,何新先生最早呐喊出“東方的復興”、“中華民族復興”的新思維和新理念。他在經濟、政治思想、國際戰略以及歷史文化諸領域具有鮮明特色的系統化研究,或拓荒辟莽,或集前人大成,或開端緒,而得風氣之先,或質疑西方主流價值體系,或批判陳舊僵化理論觀念,為最近十五年來的中國政經思潮向以新愛國主義、新民族主義、新中華主義為核心的轉向奠定了廣受民眾認同的深厚基礎。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何新從文史哲研究切入經濟學政治學領域,因此而備遭對立陣營以至某些學術領域主流的嫉妒、仇視與批判。然而何新對新中國外交史、當代經濟及政治改革問題、政治學問題、社會現代化理論和西方地緣政治學等領域皆開闢了領先性的研究。這個領域的研究使得何新曾經深深介入當代政治活動領域,一度影響重大決策,是何新個人政治智慧與學術思想體系全面趨於成熟的體現。

為了探索國家強盛、民族復興的真理,何新通過早期多方面的學術準備,集合自己在歷史學、經濟學、哲學、語言學、人類學和其他人文學科中的一系列探索成果,試圖系統地重新理解和評估中國傳統文明及其價值體系,總結中國歷史和國際共運史的經驗教訓,探討中國現代化的可能性與新世紀背景下人類文明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和命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幾十年來,他對自己所不熟悉的許多領域都做了涉獵和探索。這包括經學、樸學、經濟學等方面。他不僅對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與理論指導思想作了深刻的反思,而且深入研究了中國現代化的起源、進程、外部環境以及導致中國現代化滯後的超經濟原因,並試圖從世界性的宏觀歷史視野來觀照與探討中國現代化的道路選擇問題;不僅研究了日本經濟史與西方政治學,批判經濟學與政治學中的食洋未化,反對簡單照搬西方經濟學的貨幣主義、現代重商主義與新古典主義,而且明確提出要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以新國家主義(實質是新愛國主義)為號召,凝聚意識形態的向心力,抗衡披靡一時的弱肉強食的“全球化”、“世界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重建民族價值體系,重建新型社會主義,呼喚21世紀的中國魂,迎接中國文化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筆者把這種述往思來、開宗溯源、啟迪新知而極具工具性意義的新思維、新觀念和新方法,稱之為“何新思維”、“何新現象”和“何新革命”。

2010年以來,何新先生由西方共濟會研究而轉入希臘偽史考證,並擴及於小亞細亞、羅馬帝國、古中東史、基督教史、英國歷史、印度歷史以至整個西方偽史之考證,逐步揭開和拆穿西方學術界長期以來所虛構偽造的一幅幅詭異神秘、顛倒黑白而秘不示人的世界歷史之圖景。而《希臘偽史考》及其續考,則是何新先生近年出版的極其重要的兩部歷史著作。

筆者認為,這兩本書在二十世紀初葉以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巨大意義。這是因為,《希臘偽史考》是一部徹底推翻“西方文明中心論”、顛覆晚清以至“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人(也包括第三世界國家知識精英)的世界史觀念體系的批判性著作。與“五四”時期中國知識精英喜歡“言必稱希臘”一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知識份子喜歡奢談“希臘民主”、“羅馬文明”、“啟蒙運動”、“宗教改革”、“人權博愛”、 “文藝復興運動” ……等等——但是事實上,何新先生率先出版的這兩部書,才是真正從根本上疑和破解西方價值觀念和歷史體系之藩籬,而對中國人進行思想啟蒙的反思之作。這兩本書的意義,不僅在於初步探溯了西方歷史之本相,而且必將引起現代和未來中國人對博大精深的華夏歷史文明的重新思考。正所謂“吾道不孤”,目前由何新先生所開創的這一新歷史主義,已日益受到國內學術界之重視和呼應,各種反思與批判西方偽史的著述亦層出不窮(詳見本書附錄)。

早期何新即對古希臘哲學深感興趣,作過深入研究。但在近年通過共濟會問題的研究後,何新乃發現“古希臘哲學”這一概念卻是極為可疑的——事實上是,無論地理上的“古希臘”抑或歷史上的“古希臘文明”,皆純屬子虛烏有的彌天謊言。

那些人們熟知的古希臘哲學家,其實絕大多數是近東小亞細亞半島的亞裔人士,而根本不是什麼所謂“古希臘人”。這是因為,為了給歐洲白種民族的“蠻族”先祖尋找和創樹“文明鼻祖”與“文化傳統”,西方近代共濟會組織及其體系下的思想家突發奇想,有目的、有意識、有計畫地憑空虛構出了一個個“古希臘文明”“ 古希臘殖民帝國”和“古希臘哲學”的概念。何新指出:構造虛幻的古代希臘概念,一是基於一個偽造的歷史——距今3000年前的雅典希臘人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跨越歐亞非三大洲的古代希臘航海殖民帝國。二是基於一個地理認知的混淆——把小亞細亞地區的古代希蘭地區混同於希臘半島地區。這一文化嫁接和文明認親運動,自然也包括了譜系完整而明晰得過於離譜的所謂“古希臘神話”體系的炮製。

如果說,早期何新是一個對“古希臘文明”不持疑議的自由主義者(例如《中西學術差異:一個比較文化史研究的嘗試》、《中國古代社會史的重新認識——從近年出版的兩部史著看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的危機》);中期何新是一位華夏文明與歐洲文明並重的新保守主義者;——那麼晚近以來何新進行的共濟會研究和西史考偽的批判之作,則實現了他在歷史和學術上對“歐洲文明中心論”的徹底解構以至顛覆,標誌著他已成為一個純粹而堅決的文化民族主義者。

初看起來,《希臘偽史考》是何新共濟會研究直接導生的一個結果。然而,如果回顧何新學術思想的發展演變歷程,我們卻不難看出,無論是共濟會研究,還是希臘偽史考證,實際上都是何新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在經濟、歷史、文化、戰略等各個方面,綜合性、整體性地不斷反思、質疑和揭露西方秘史的必然產物。

這是一個具有內在邏輯的總體性、系統性和顛覆性的歷史反思。這種反思,不是故作驚人之談,而是由現實而回溯歷史的辯證邏輯思維的又一種體現。何新在經濟學、戰略研究上往往通過歷史而預瞻未來。但這一系列西方偽史研究,卻是從近現代共濟會秘史入手而逆探西方彌天謊言的一種反向考證。證據確鑿,顛撲不破,足以警驚無數曾經和仍然虔誠匍匐於西方文明之前的寡聞無知的中國人。

何新先生的研究表明,即使是中國人“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檢來的希臘和外國故事”不僅可憐得很,而且根本上就是對西人“托古改制”而系統炮製的冒牌贗品的崇拜。崇洋媚外者不僅無知於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而且事實上也根本上無知於西方文化和世界歷史。如果說《諸神的起源》是何新早期學術詮釋華夏文明傳統的尋根文化之代表作,那麼《希臘偽史考》和共濟會研究則是何新學術的一個里程碑。它們是何新學術思想對外研究方面飛躍巨變的標誌性著作。通過大量證據和推考,何新揭示了一個震撼人心的歷史真相:所謂神聖無比、影響全球的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思想啟蒙、英美法資產階級大革命(其實這種西方歷史,在世界其他國家未必像中國那樣,曾經被不遺餘力地宣傳而頂禮膜拜、婦孺皆知)等等歷史事件,無一不是近代共濟會幕後所隱身醞釀、發動和操縱的一系列歷史變革運動。

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又說:“知識就是力量。”但如果這種歷史是偽史呢?那麼它所產生的就不是智慧,而是令人悲哀的愚蠢,是一系列歷史性的盲動和瘋狂所釀出的悲劇。它所產生的力量,不僅不能推動歷史的進步,反而足以摧毀一個偉大民族的燦爛文明和輝煌歷史。

而有人也許會問——既然何新先生揭示了荷馬史詩、希臘哲學、羅馬文明都不過是嫁接仿冒於亞洲中東遠古文明之贗品,那麼亞裏士多德、畢達哥拉斯、索福克勒斯等人的作品是否就因此失去意義了呢?當然不是。所有這些作品,就其本身之思想文化價值而言,皆可謂無可置疑、光照萬古。其優秀成分永遠值得我們中國人學習和借鑒。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人類文明的思想文化傑作,都是源自於古代亞洲人類祖先之文明,而絕非是西方共濟會所無恥標榜的白人野蠻種族之創造。

魯迅說:“老調子應該已經唱完。”現代的中國人,應當正本清源,去偽存真,革新陳舊世界史觀念體系,剖析西方自外而內欺騙、灌輸的歐洲文明歷史神話,有勇氣把西方人的“老調子”徹底拆穿,敢於掀開所謂“西方古典文明”的最後一塊遮羞布。同時,在重新思考和繼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創樹建立面向未來的華夏文化新價值體系。而何新先生,正是這樣一位洞幽燭遠的先驅者。

2010年以來,何新先生率先在國內進行了對西方共濟會問題的考證,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並先後出版了《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秘》、《統治世界2•手眼通天共濟會》《內聖外王•世界歷史中的神秘共濟會》、《翻雨覆雲•神秘共濟會研究之四》、《神鬼莫測•神秘共濟會研究之五》等五部厚重著作。雖然共濟會在國際學術界並非是一個新鮮話題,但是鑒於共濟會組織的神秘性質,總體上看,西方學者和主流媒體對共濟會歷史的研究一直是藏頭露尾、諱莫如深的。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共濟會的存在則有所洞察。何新指出,正是為了抗衡共濟會,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改造“正義者同盟” 著手,使這個組織升級轉型為“共產主義同盟”,發表《共產黨宣言》,之後更是成立了捍衛勞工階級對抗資產階級(共濟會)的第一、第二國際。事實上,俄國十月革命後,由列寧、史達林領導成立的以蘇聯國家經濟、軍事力量為後盾的“共產國際”,在“民族解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等意識形態宗旨口號之下,仍然具有聯合被壓迫被剝削的國際力量來對抗西方共濟會國家的戰略性涵義。那麼,把共濟會與西方近代歷史和現狀,特別是與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歷史進程千絲萬縷的幕後關係聯繫起來進行綜合研究,並揭示出種種驚人真相的,何新先生則可謂是國內第一人。那麼,所謂擁有數千年輝煌歷史的西方文明傳統,終歸在古中華文明之後人面前原形畢露而碰得粉碎。白夷蠻滑欺天侮世,炮製偽史,謬種流傳,毒害華夏。何新先生偏不信邪,犁其庭穴,掃其淵藪,褫其華袞,示人本相。共濟會可謂作法自斃也。

何新從青年時期的艱辛探索,經過五十餘年的努力,終於結出碩果,彙集構成了以《東方的復興》、《中華復興與世界未來》、《新邏輯主義哲學》、《新國家主義經濟學》、《反主流經濟學》系列、《匯率風暴·中美匯率戰爭真相揭秘》、《何新國學經典新考》系列、《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秘》系列、《希臘偽史考》系列等為核心的學術思想體系。

約略言之,何新學術思想體系可劃分為三大方面:

  一、哲學與邏輯(方法論和工具論)

  二、古典學術領域(文史研究的新考古主義)

三、現代學術領域(經政戰略的新經世之學)

如果嘗試歸納一下何新學術體系的內涵,我們認為,在學術觀念上,何新先生是一個嚴肅理性的現實主義者而不是蹈虛浪漫的空想主義者。在政治思想上,何新先生是一個新國家主義者而不是自由主義者;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而决不是世界主義者。在文化觀念上,何新先生是一個中華復興主義者而不是全盤西化主義者。在歷史觀念上,何新先生是一個實事求是的歷史主義者而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在經濟觀念上,何新先生是一個共濟共存的新型社會主義者而不是弱者通吃的資本主義者。他以一個終生未泯的理想主義者的面貌出現,多方探索,不斷反思,構建了一個實事求是、勇於創新、富於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學術思想體系,以此召喚中國傳統學術的革新與中華文明的大復興。

綜上我們認為,何新學術思想之體系,可提煉為以下四大方面:

一、中華復興;

二、國家至上;

三、文化自尊;

四、新社會主義。

儘管關於何新的學術和政治爭論必將長期持續下去。但是後人定會深深感謝何新先生,他帶給國人許多前所未見的新觀點、新認知和新視野。文起三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他的卓越工作以其罕見深度啟迪了當代中國人,並必將引起後人在思想上的不斷思考和進步。我們還應當感謝和銘記的是,正是何新先生通過不辭艱苦的辛勤著述,排除文字障礙,穿越歷史迷霧,基本還原了華夏經典的真實面貌,使得我們面對佶屈聱牙令人生畏的上古經典文獻,就仿佛面對黯淡已久的青銅古鼎,忽然目睹了瑰麗絢爛的光彩,重拾了閱讀欣賞的興趣,從而使得我們增強了對偉大祖國歷史文明的文化自信。

我們應當感謝何新先生!正是他在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盛行,歐風美雨披靡於中國學術界的形勢下,力抗逆流,橫掃謬說,啟蒙國人,以西西弗斯的精神,以堂吉訶德式的姿態,勇敢打破和粉碎了疑古派“巫史派”和學術華奸們所精心構造和炮製的關於中國歷史的種種胡說八(霸)道,揭露西方的偽史體系和深藏歷史深處的秘密,從而引領我們平視列強,一掃學術上的奴顏媚骨,對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作謙虛審慎的重新思考與評價體認。

  自80年代以來,國內外研究和紀述何新學術者層出不窮。出現了大量關於何新學的評述文章。這些專著和文論,有助於人們從多種角度去認識、理解何新學術的內涵。

  本書所收著述,起於1970年,截於2018年。資料來源,主要根據已出版何新著作(包括期刊雜誌及報紙)。同時,參考何新中國論壇網站、興華論壇、何新微博、何新文史(微信)以及經何新先生授權而發表於博客的著述。在年谱之後,另附經我校核的《何新著作版本年表》。希望由此,初步梳理何新學術體系之淵源脈絡,為讀者提供一份何新學術的詳細索引,為研究者提供一部何新思想的簡明綱要,同時嘗試建立一個何新學術體系的思想基因庫。

本書屬稿期間,周文先生杨晓辉女士、夏盼盼女士、方堃先生、倪阳先生、葉慧堅先生、胡於干先生等等,以及已故学者李多先生,給予了熱情幫助。多年來,周秀媚女士及我諸位親友亦提供寶貴的精神支持此,謹致謝忱!

是為記。

 

 

黃世殊

2017年10月19日

記於曉楓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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