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英奇（原卫生部副部长，时任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
曾有很多传闻，说刘少奇临终前曾遭受非人待遇。传闻主要来源是名为“刘军医”写的《刘少奇之死——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最后的27天》。
据称：刘军医是位天良未泯的医务工作者，当年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偷偷写下刘少奇最后二十七天的《监护日记》。
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当年敢冒杀头危险的人，发表这篇文章时，竟然没写清楚自己到底姓甚名谁，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
大家知道，纪实性文章，如果不具实名，其真实性和可信度通常都值得怀疑。
文中说的那些非人待遇，到底是真是假呢？
关键当事人、当年陪护刘少奇一年零八个月的顾英奇写过一篇《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里面说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以下是从中摘选的内容。
1967年1月，我从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
1968年2月，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
在此之前，据病历记载，曾有四位医生到少奇同志家中出诊过，也曾在他家多次会诊过。
参加会诊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我们调回中南海，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指示：“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巡诊，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每次出诊都做认真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门诊部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刘少奇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我们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在此前提下，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1968年4月，刘少奇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刘少奇看病，还对他的生活提出指导建议：
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厨师马文全患痢疾，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厨师；同时对厨房、餐厅、餐具做了消毒。
6月18日，针对刘少奇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把原先每天6个鸡蛋，改为每天2个。
我们严格按照医患关系处理刘少奇的健康和医疗，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
当时，刘少奇身边秘书、卫士、警卫战士、厨师、专家、医生、护士都是按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做到了公事公办。
1968年6月初，刘少奇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较差。7月6日起病情渐重，7月9日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治疗措施，将病情上报。
毛主席、周总理明确指示：“要千方百计地给刘少奇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请北京、上海知名专家会诊。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顾英奇、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日夜值班。
有人说：“当时，说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刘少奇。”我只能说，当时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内容是“要千方百计地给刘少奇治病”。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其他指示。
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指示要尽力救治。
经证实，刘少奇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刘少奇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
请示后，很快汪东兴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
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住到刘少奇家，准备做气管切开手术。
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刘少奇意识没有恢复。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刘少奇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
1968年10月9日，刘少奇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
10月11日开始对刘少奇进行鼻饲，厨师与医护人员密切配合，每日总热量保持1,500千卡至1,700千卡。
刘少奇到1969年时，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头发变黑；虽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
依照周总理指示，我们留下了刘少奇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
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董承琅、北京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
中南海门诊部参加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
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
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路护送，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王绍棠把刘少奇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的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1984年11月我们看到《驰骋中原》作者在引言中的一段离奇的话：“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刘少奇经过了多次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生活无人照顾……，有病找医生时，医生在看病前先得对他进行批判，以示划清界限，然后才能看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
“监护人员将刘少奇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
甚至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刘少奇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刘少奇会诊。”
“汇报后上面批示：加紧会诊工作。”
“情况虽然上报了，但未得到任何批复、采取任何措施。”
我们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写出的这样一段文字。作者说，他自己当时在蹲牛棚。
他没有进过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居所），更没有看到过刘少奇在1968年前后的医疗、抢救工作；也不认识我们和各科的医学专家。
还有接受刘少奇的河南医院的个别人，不知出于某种目的，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对中南海门诊部抢救刘少奇和护送到河南的医生进行了凭空的诬蔑。
事实是：刘少奇在我们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而到河南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网上有网友的帖子说：开封一趟，遇到了“刘少奇在开封纪念馆”，花了15还是20元，买票进去了。
这是旧中国时一个私人银行家建的金库，如同北京四合院，只是两边四周都是三层楼房，非常豪华，而且有地下室。
这么多年了，还是保存非常完好，看不出破败的感觉。解放后这里是开封政府办公的地方，1969年中苏冲突、国家紧急疏散北京的中央领导人时，当地政府全员撤出，给刘少奇腾出来了地方。
这里是当时开封市唯一有暖气的地方，而且安全非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