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論學書札：

論《詩經》、乾嘉學及西方偽史學

【說明】本文是2015年初，何新與一位所敬重的老友談話归後，有感而寫的一封学术信件。可以视为何新平生历史观的一个总结。 

XX吾兄：

昨蒙賜教，談及乾嘉學術、《詩經》考據以及《文學史》等问题。歸而細思，言有未盡，意有未达，茲借此函再略陳陋見如次。

一、關於《詩經》的考據類著作

乾嘉學派的《詩經》注疏，集大成者竊以為當以晚清王先謙著《詩三家義集疏》為著名。

王先謙(1842～1917年)，號葵園，湖南長沙人，晚清湘學之殿軍人物，曾任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等職，並曾主持南嶽書院多年，校刊古籍文獻多種。

乾嘉學派興起在明末清初。但其學術成就之集大成著作，則多出現在晚清。

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收輯西漢以來齊、魯、韓三家詩說，兼取宋元明清以下歷代學者的疏解，折衷異同，加以考核說明。故此書可謂乾嘉學派《詩經》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但是對於現代不甚熟悉樸學的人，此書不好讀。

屬於現代繼承樸學遺風而比較好讀的，有高亨的《詩經今注》以及《聽高亨大師講詩經》（高亨，吉林人，已故著名學者）。此外較為可讀還有周振甫《詩經譯注》、程俊英的《詩經譯注》等。

但是老實說，《詩經》中有一些老大難篇章，正如《尚書》、《周禮》、《周易》等儒家經典，自漢唐以來從未被搞懂。我記得王國維信劄曾說“五經”自古盲人摸象，《尚書》十之七，《詩經》十之五，沒人能懂。諸家異說，無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二、關於何新的《古經新解》

我20年前的舊作：何新《風與雅：詩經新考》及《雅與頌·華夏上古史詩新考》，多有一些個人的發明及新義，自以為可以破解若干前人所未知。

舉個例子，《詩經》第一篇《關雎》中雎鳩究竟是什麼鳥？歷來都以為是黑色的魚鷹。魚鷹是猛禽凶鳥，且貌醜，竟被詩人作為開篇起興的男女愛情之象徵，豈不奇怪？

而我考證則證明，所謂“雎鳩”非魚鷹，其實就是杜鵑鳥，也就是杜宇、子規、布穀鳥。華夏自古有以報春鳥之杜鵑作為愛情象徵的習俗，所謂“春心報杜鵑”。自以為此論可破千古之覆。

又如《周南·兔罝》一篇，描寫的是赳赳武士，而歷代都解釋兔罝為捕殺兔子的網。我指出古代江淮、江漢的楚人稱老虎為“於菟”，訛音即玉兔（所以月亮神話中吃月亮的虎神，漢代以後也變成了月神玉兔）。故詩中的兔罝並不是兔子，而是伏虎的網羅。

《詩經》中的許多語句，貌似很難懂。但是我的書中用訓詁（很少有人知道此學原為孔子、子夏所創）的音近義通的原理，打通了許多語言障礙。

例如“關關雎鳩”的“關關”二字，其實就是現代語“咕咕”兩字的轉語，描寫雎鳩的叫聲。所謂“關關雎鳩”，不過就是“咕咕杜鵑叫”的意思，毫不深奧。

又如《大雅·蕩》的名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看起來難懂。其實“靡”就是“莫”的轉字，無的意思。“鮮”就是“稀少”之“稀”字的轉語，“克”就是“可”的轉語。無不有初，稀（少）可有終——文從字順，意思無非就是很難做到有始有終。

再如《詩經·小雅》中的“不敢暴虎，不敢馮河”，這兩句在《論語》中被孔子簡化為四個字“暴虎馮河”。貌似很難懂，歷來聚訟紛紜。有人在所著的《論語別裁》中解釋此謂“發了瘋的暴虎站在河邊跳河”，令人噴飯。

其實呢，“暴虎”之“暴”，就是“搏鬥”的“搏”的通假字。“馮河”之“馮”，就是“浮水”之“浮”（古字為淜）的通假字。“不敢搏虎，不敢浮河”，就是不敢徒手搏鬥老虎，不敢徒手浮渡大河——有何難懂？

[附注：“暴”為“虣”（音bào）的異文。毛傳和《爾雅》釋“虣”為“徒搏”，即徒手搏虎。“馮”（古音憑），段玉裁說為“淜”（音píng）的假借字。《說文》：“淜，無舟渡河也。”也就是游水，即浮河。淜、浮今音不同，古音通，是同源字。]

其實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大的懸隔，基本的語言結構並無不同。許多古語古字換個寫法，今天仍然活著。所以諸如此類的成語，貌似艱深，一旦打通文字障礙，即曉暢明白如晝也。

在我的《古經新解》中此類新義頗多。我自認為何氏《古經新考》是效仿乾嘉遺風的新派考據之作，是我平生著作中很以為自豪的一套有趣之書。化深奧為簡單，化幽深為平易，所以20年來已經多次修訂和重印，發行量不小。

三、關於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

關於古代文學史的著作，我認為目前最好的一部，仍然是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本書寫于1939年，成書於1948年。此書是一部三卷本巨著，上起殷商，下迄晚清，全面地論述中國文學詩詞歌賦、散文、小說及戲劇的發展歷程。

作者效法法國人朗松（Gustave Lanson，1857～1934年）的名著《法國文學史》，注重描述歷史思潮和變遷，從詩人、作家的身世、性格與社會背景的結合，發現並闡發作品的個性。全書論述頗見精彩，文采煥然，咀百家英華而成一家之言，在眾多同類著作中獨樹一幟。

四、關於乾嘉學術

乾嘉學派創始者為明末清初鼎革之際的方以智、顧炎武，大成于戴震、錢大昕等，標榜復興“漢學”（恢復漢儒之學），其實暗含不忘漢地民族本源的政治涵義。

針對宋明理學玄談心性、義理、綱常，“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形而上風尚，漢學家轉而提倡實事求是的考證方法，主張由研究文字音韻訓詁的所謂“小學”考據入手，重新解讀儒家經典，主張恢復漢代尊古、尚樸的學術精神，故也稱為“朴學”（樸素之學）。

“乾嘉學派”雖以“乾嘉”表明其時代特徵，但其學則並非僅在乾隆、嘉慶兩朝。範文瀾說：“自明清之際起，考據曾是一種很發達的學問。顧炎武啟其先行，戴震為其中堅，王國維集其大成，其間卓然成家者無慮數十人，統稱為乾嘉考據學派。”（《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

顧炎武是吳人，戴震是皖人，所以乾嘉考據學派興起于吳學和皖學。

乾嘉學術中微觀考據學（所謂“小學”）最著名，主張“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所以乾嘉學術以文字、訓詁學、《說文》研究為顯學。

嘉慶時代爆發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開埠，思想界遭受西學、新學及新思潮的猛烈衝擊。在北方及東南沿海，乾嘉學派遂趨衰落。但在內地之湖南、四川則仍盛行，晚清又出現湘學（王先謙等古文学派）、蜀學（廖平、蒙文通等新今文学派）。承其餘緒，也有發明。

五、清代精英耽迷考據學而誤國

但我個人認為，縱觀有清一朝，蓄辮子的漢人早已不是華夏衣冠。

清朝時代，無論皇家所宣導的宋學（理學），還是士大夫以下民間盛行的所謂“漢學”即乾嘉學術，可以說並誤中國三百年。何以言之？

蓋清朝立國前，自漢唐至晚明，中國之文明、學術及科技均領先於世界包括歐洲（明代西方來華傳教士的著作可以證明）。但清朝開國後的17世紀以下，歐洲進入 “生氣勃勃的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恩格斯語）。經歷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後，17世紀啟蒙运動興起，近代科學及實證哲學陸續開創建立，文化科技日新月異。此時期歐洲人才輩出，群星燦爛，出現了莎士比亞、培根、牛頓、笛卡爾、洛克、康得、貝多芬、莫札特等眾多文化巨人。

而此時期清朝治下之中國精英，則完全蒙昧于世界之進步。閉目塞聽，固步自封，舉國知識份子沉湎于乾嘉學術，即餖飣考據，“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釽析”，“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晚清魏源語）。

中國文明之于西方文明及世界文明的隔絕與落後，就是從清朝閉關鎖國統治下的這三百年而拉開巨大距離的。浸潤朝野精英的所謂“乾嘉學術”實難辭其咎。

六、考據學其實多為語言猜謎遊戲

乾嘉學派的考據學，許多研究物件不過是一些有趣的語言猜謎遊戲。譬如，無論“雎鳩”是魚鷹或是杜鵑，“關關”之擬聲是咕咕或者呱呱，於國計民生又有何益？

曾國藩曾經批評考據學說：“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為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衍而不得所歸，張已伐物，專诋古人之隙。”(《曾文正公集》卷一)

梁啟超在1904年發表的《新史學》上也批判乾嘉考據學風，說其：“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

但是，乾嘉學派中特有一派（錢大昕、趙翼、王鳴盛等）比較注重歷史及地理（如閻若璩、顧祖禹的歷史地理學），至晚清代表人物則有王國維，這一派由史學考據轉入歷史的清算總結，研究華夏歷史地理的古今沿革與變遷，至今仍然頗有學術價值。

此派證古者之學術成果、實用意義高於治語言、文字、版本的考據一派。

[明末利瑪窦等西方教士入中國帶來近代西方实证經驗方法，顧炎武等江南實證思潮兴起或與此有關？]

七、考據學後期有人走火入魔

版本考據一派，在清儒崔東壁後，走火入魔，幾乎無書不可證偽（《崔東壁遺書》）。２０世纪初西化派领袖胡适、顧頡剛创疑古派推波助澜。直到晚近，顧頡剛（８０年代）仍大力吹捧崔東壁此書，冬烘、腐朽、可笑！

由偽書考再到偽史考，再到後來的《古史辨》派，盖認為中國古史自伏羲、炎黃、堯舜禹至夏代以上，皆為一片传疑空白。

此等觀點，愚者如我絕不能贊同。

八、西人古史多出神話及偽造

然而西方學術卻從來沒有什么偽史、偽書考。

中國歷史書，春秋時代即有《春秋》，戰國時有《戰國策》，而後《史記》、《漢書》也都是本朝人的著作，皆基本為一代實錄。许多古书竟然可与出土竹木简帛书相互印证，令人惊叹！

而西方的史書全部都是出自文藝復興以後的所謂“重新發現”，而且皆无存古早版本之早期原著，又經希伯來文、拉丁文甚至阿拉伯文之輾轉翻譯。

若以清代版本考據的嚴苛眼光觀西方荷馬、希羅多德以下之所謂“史書”，可以說無一部不是偽書。實際這些書也多以不明來源的神話傳聞為主，絕非實錄，根本不应当視為信史。

我说的這些文藝復興以後才被西方“重新發現”而來歷不明的書，包括希羅多德的《歷史》、荷馬史詩，以及亞里斯多德、柏拉圖等的全部名著。当然，这些著作虽然来历不明，不可据为信史，但也并非毫无文学或者学术价值。

印度历史亦然。印度古代本非統一國家，自古也無文字歷史传世。所謂梵文早已是一種死亡文字。而原初之梵文究竟是古尼泊爾、巴基斯坦或者西域波斯地区之古文字，還是真正的印地文字，至今也始终大有問題。

至於一些著名的所謂“吠陀經”梵書，則無一不是１８、19世紀英國學者根據口頭傳說所編纂，無一可據為上古經書或歷史。而最早一部成文的印度史，竟乃是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是中國人替印度人寫的城邦歷史。

歐洲人，18、19世紀以來主要根據《聖經》（本來是東方古敘利亞人的宗教信仰）和荷馬神話（本是小亞細亞的民間傳說）來偽造西方的古代歷史。

所以，近代西人以考古證神話，從神話造歷史，又發明根據語法的相似性劃分種族的偽人類學，於是而有所謂“雅利安人”的分類，於是而有所謂的古希臘史、亞歷山大東征史，以及什麼拜占廷史、古印度史等等。實際上，西方關於希臘羅馬、印度的古代編年多出臆造，無一可信。

而多數中國學人對西方偽學之上古史懵然無覺，多盲目崇拜而不疑。我近年揭露西方偽史後，偽學信仰者瞠目結舌而無力以实论来反駁，只能捶胸顿足罵我為“學術義和團”，可笑，可憐！

以上由昨日所讨论之《詩經》及考據學，到疑古學以及世界历史而生发之餘論，乃鄙人一己之私見。

在下於學術界、理論界一向獨往獨來，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加之病后脑弱，不知所云。以上所說或甚荒謬，则敬請海涵。 順頌

秋祺！

何 新 再拜謹上

2015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