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性问题(上)
张邦炜
引言
称中国大陆上世纪中后期为性禁锢时代，恐怕不算太过分。进入上世纪末，时移俗易，“谈性色舞”大有取代“谈性色变”之势。就学术界而言，探讨性文化、性历史、性医学、性社会学、性心理学的著述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批性学著述虽多有涉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之处，但大都出自社会学与性医学研究者之手。仅翻阅一二，已受益匪浅，只是对其中较为常见的两个论点，不甚了然。现不揣谫陋，略抒管见于次，敬请各位指教。
其一,“中国的性禁锢一向很严厉”， “封建社会的性道德，主要是性禁欲主义。性道德观念可概括为――性欲为恶，禁欲为善。”1 “一向”二字，似欠准确。据性学家马尔库塞研究，人类的性文明史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自由到压抑性文明，再到非压抑性文明。福柯则表述为从古代的性自由奔放期到后来的性压抑期，再到现代的性解放期。2 措辞不同，含义相近。渡过原始时代的性自由奔放期之后，中国传统时代的性文明无疑属于压抑性文明，但将其概括为性禁欲主义，或许言过其实。《孟子·告子上》曰：“食、色，性也”；《礼记·礼运篇》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眼下学者常常引用的这两段文字即可证明，孔孟之道承认正当性行为与适度性生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非将作为人的本性的性欲笼而统之地等同于恶。《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称：“房中者，情性之极”；“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可见就主流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基督教提倡禁欲，中国传统文化则主张节欲；基督教反对性快乐，中国传统文化则在有节的前提下予以认可。这些不是本文主题所在，此处毋庸细说。
其二,中国性学发展史“有如一双峰的马鞍形――始源于远古商周，筑基于春秋先秦，鼎盛于秦汉隋唐，阻滞于宋元两朝，徘徊于明清近代，发扬于新建中国。”3岂止“阻滞”而已，甚至将两宋时期视为中国历史上性禁锢最为严厉的时期之一。至于其表现则有理学倡导禁欲，朝廷厉行性禁锢以及“史志中几乎再难看到房中术著作”，并且其中“创新思想不多”4 等等，并将其根本原因归结为受理学思想束缚和封建社会走下坡路。从前我的某些看法与此相似，如今始觉欠妥。本文貌似就教于人，实则自我反思。
一、禁欲、纵欲与节欲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理学对两宋社会的影响曾经被无限地夸大，对理学家们的学说与主张有不少误解。当时，学界普遍认定：理学（即道学）是两宋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理学家视物质欲望为罪恶源泉，奉行禁欲主义。这些观点在近年来刊行的某些性学著述中不断地被沿用。其实，理学之名始于元□，理学之盛始于淳熙，理学差可称为官方哲学已迟至宋理宗时。《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传》序曰：“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如果说“元□党籍”理学家尚属受牵连，那么“庆元党禁”矛头直指理学。如所周知，程颢、程颐、朱熹生前并不得意，死后吃冷猪头而已。两宋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绝非理学的一统天下。就性观念而言，禁欲、纵欲、节欲三种主张同时并存。
主张禁欲的恰恰不是（或主要不是）理学家，而是某些传授长生之术的方技之士。他们宣称，情欲有碍健康，绝欲即可少疾。皇甫坦即是一例，《宋史》卷四百六十二《方技传下·皇甫坦传》载，宋高宗一再“问以长生久视之术”。他的回答是：“心无为则身安”；“先禁诸欲，勿令放逸。”高宗于是“书‘清净'二字，以名其庵，且绘其像禁中”，将皇甫坦奉若神明，直至81岁去世。后人认为：“高宗之寿，亦由禀厚而寡欲尔。”5禁欲长生之术据说颇有奇效，并且例证并非仅此一端。此外，如临淄（即今山东淄博）麻希梦虽年逾九十，仍身体康健，宋太宗召至开封，访以养生之理。他回答道：“臣无他术，惟少寡情欲，节声色，薄滋味，故得至此。”6司马光的门人刘安世从47岁起“绝欲”，相传从此“未尝有一日之疾”。他宣称：“自绝欲来三十年，气血意思，只如当年。”陈了翁赞许他：“凡绝欲是真绝欲，心不动故。”程颐的弟子谢良佐中年禁欲，他说：“色欲已断二十年来矣。盖欲有为，必须强盛，方胜任得，故断之也。”7 然而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禁欲违反生理规律、完全脱离实际，对身体健康有大害而无小益，实不足取。何况要做到“真绝欲，心不动”，谈何容易。苏轼说：“养生难在去欲。”8 周密感叹“欲之难遣”，并以苏武、白居易为证。他说：苏武“啃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然不免与胡妇生子于穷海之上。”白居易“佛地位人，晚年病风放妓，犹赋《不能忘情吟》。”周密由此得出结论：“此事（即色欲）未易消除。”9 照此看来，方士禁欲长生的说教对宋代社会的实际影响不会太大。
在方技之士中，除禁欲长生的说教者而外，还有纵欲养生的倡行者。“黄帝御女一千二百而登仙”、彭祖10 “御女多多益善”11 一类的传说，“采阴益阳”、“以人补人”的纵欲养生主张，前代早已有之。纵欲论盛行于魏晋时期，并波及隋唐两代。有“药王”之称的唐代名医孙思邈居然也宣称：“幸女色以纵情，意在补益以遣疾。”12宋代倡行纵欲的方士，以武当（在今湖北十堰市东北）张三峰（一作“三丰”）名声最大。宋徽宗拟将其召至宫中，仅因道路梗塞而不至。南宋愚谷老人《延寿第一绅言》载：“世传三峰采战之术，即托黄帝元素之名，以为容成公13 、彭祖之所以获高寿者皆此术。士大夫惑之，多有以此丧其躯，可哀也已。”愚谷老人的外祖父便是受害者之一，他“为大理评事时，得此术，两脸如桃，年过七十，竟为此术所害。”与柳永齐名的北宋词人张先“年过八十五矣，尚闻买妾”，14 或许也是照此行事。在宋代，公然鼓吹纵欲者为数较少，并备受指责。如杨万里便以幽默的口吻，嘲弄纵欲者：“阎罗王未曾相唤，子乃自求押到，何也？”15然而纵欲论对宋代社会上层的实际影响不小。
至于理学家，大都遵循孔孟之道，既不赞成纵欲，也不主张禁欲。程颐确实曾经慨叹：“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16 朱熹进而强调：“去人欲，存天理。”17 然而从前学人将此作为程、朱宣扬禁欲主义的铁证，则是出于对“人欲”一词的误读。程、朱此处所说“人欲”，专指私欲，并非泛指包括食欲、性欲在内的一切欲望。18 在他们的著述中，不乏肯定物欲的言论。如二程说：“利者，众人之所同欲也”；19“圣人所欲，不逾矩。”20程颐明确主张：“为君当与民同欲”。21 朱熹甚至认为：“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22 他将“欲”区分为“合不当如此者”与“合当如此者”，其界线在于是否“逾矩”。并举例予以说明：“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23 在他看来，“天理人欲，几微之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者，人欲也。”24可见，理学家的思想虽然较保守，并有反对追求美好生活之嫌，可是他们的主张毕竟不是禁欲论，而是节欲说。程颐说：“吾以忘生徇欲为深耻。”25 常被后人引用，为其“法当节欲”的主张张目。值得注意的是，主张节欲者绝不仅限于理学家，与朱熹曾论战的陈亮同样主张：“因其欲恶，而为之节。” 26于是，节欲说在宋代压倒禁欲、纵欲二说而居于上风。
二、宋代性学是否阻滞不前
关于性学的发展阻滞于两宋，多位性学研究者都有较为具体的阐述。其中一位如是说：“宋代由于程、朱理学盛行，性医学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很少有房中专著流传，只在若干有关养生的医著中偶有提及。”27性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性疾病的发病率。综观人类文明史，性医学的大发展都出现在性疾病的大流行之后。两宋时期无性疾病流行的迹象，性医学无大发展，自在情理之中，恐与程、朱理学关系不大。在漫长的传统时代，确有不少房中专著失传。究竟有多少失传于两宋时期，是个尚待求证的问题。就宋代以前的房中专著来说，宋代所藏肯定多于现在。只要将宋代目录学著作与传世古籍目录稍加比较，即可证实。然而性学研究者讲到传世房中专著多以“文献浩翰”相称，说到宋代则以“流传很少”相贬，只怕欠妥。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的估计与此不同，他指出：“医经传于世者多矣。”28所谓医经，当然包括性医学专著在内。此外，还有以下三点需要指出。
其一、宋代并未禁止房中专著。当时多次禁书，禁止的通常是“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29程颐等人因系旧党中人，朱熹等人因系道学中人，他们的著述分别在宋徽宗时、宋宁宗时一度被禁。两宋王朝的禁书之举均出于政治需要。
其二、两宋时期社会上流行的房中专著是否少于唐代，不宜轻易下结论。《旧唐书·经籍志下》著录葛洪《玉房秘术》一卷，《新唐书·艺文志三》著录葛洪《葛氏房中秘术》一卷，而《宋史·艺文志》均未著录。由此得出宋代少于唐代的结论，似乎勉强了些。葛氏二书是否系一书二名，其内容是否是其《抱朴子·内篇》中《至理》、《微旨》、《释滞》、《极言》等有关房中养生篇章的结集，因葛氏二书已佚，一时尚难查证。相反，《宋史》著录而两《唐书》未著录者亦有之，如《王母太上还童采华法》一卷。从其书名看，讲述的是“王母30无夫，好与男童交”，采阳“养阴得道”，31当属房中书。其内容或系无稽之谈，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下，颇有张扬女权的意味。
其三、两宋社会上流行的房中专著无疑多于目录学著作所著录者。如晁公武在编纂《郡斋读书志》时，将某些荒诞不经的所谓房中专著删除。他说：“若夫容成之术，虽收于（刘）歆辈，以荐绅先生难言，特删去不录。”32 如今学界公认的性学名著则几乎一概予以保留。这似乎正是其社会责任感与科学精神的体现，应视为对性学发展的贡献。但《宋史·艺文志》著录的房中专著多于《郡斋读书志》。
性学在两宋时期虽无大发展，但有小进步。在药物方面，如“秋石”即纯净性激素的提炼及推广。据沈括记述，起初“广南有一道人，惟与人炼秋石为业，谓之还元丹。”“久之，道士方许传”，渐渐“世人皆能之”。据说，有关疾病“服此而愈”，“此药不但治疾，可以常服，有功无毒。”33在医疗方面，如南宋著名妇科专家陈自明对女性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贡献尤大，他在《妇人良方》一书中对“梦交”等性心理疾病及“接交所伤”等性生理疾病都开有处方，有的至今仍应用于临床。34 两宋时期的性科医师以王继先最有名，原因不在于其医术特别高明，而是由于他是宋高宗宠信的御医。35建炎二年（1128），金军突袭扬州，高宗夜半仓皇渡江而逃，“惧然警惕，遂病熏腐”，从此患下性无能症，“后宫皆不孕”。36 王继先劝高宗服仙灵脾即淫羊藿以益阳，据说效果不错。高宗赞许道：“顷冒海气，继先诊视，实有奇效。”37 王继先的医术源渊有自，其家“世为医，其祖以卖黑虎丹得名，号‘黑虎丹王家’。”38 其长子王悦道仍业医，翰林院医官王继善很可能是其弟。39 像“黑虎丹王家”这样以治疗性病见长的医药世家，在两宋时期恐非绝无仅有。
宋代对性学的贡献似乎主要不在于性医药，而在于性观念。如南宋愚谷老人《延寿第一绅言》系我国古代的性学名篇之一。此书有两大长处，一是在古代性书中往往荒诞无稽之谈甚多，此书明显减少。二是对于“御女多多益善”一类的纵欲说教，因事涉古圣贤，前代虽有批判，往往曲折委婉，此书直截了当，较为深刻有力。其短处在于不够全面，虽然其主旨在于宣扬“减节嗜欲”，但对性欲这一人的本性未作正面肯定，不免有主张“绝欲”之嫌。与《延寿第一绅言》相比，李鹏飞《三元延寿参赞书》40就全面、系统多了。此书虽刊行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但李氏生于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宋亡时已年过半百，并且书中论述皆有凭借，他只是编纂乃至抄录而已。《参赞书》卷一《天元之寿精气不耗者得之》实可视为宋代性学的总结性著述。此卷开篇首先肯定“欲不可绝”，接着强调“欲不可早”、“欲不可纵”、“欲不可强”，并且指出“欲有所忌”、“欲有所避”。书中虽以节录前人论述为主，但能推陈出新。他既肯定性欲：“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又反对纵欲：“长生至慎房中急，何为死作令神泣。”“以有极之性命，逐无涯之嗜欲，亦自毙之甚矣。”其基本主张是节欲。他先设问：“女不可近乎？”接着引用前贤佳言，剀切予以回答：“节之。”从总体上看，此卷所论相当精当。
三、两宋社会繁荣“娼”盛
卖淫嫖娼向来被人们视为最为严重的性放纵，两宋王朝果真实行性禁锢，势必禁娼。但史实是，同历代王朝一样，两宋王朝并不全面厉行娼妓之禁，并且还直接掌握着一大批服务于官府的官妓和服务于军队的营妓。至于中国古代之所以不禁娼，“完全是由整个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角色制度所决定的”。社会学家已有论述，可供参考。41
认为两宋王朝禁娼，实在是个误解。当时所禁止的仅仅是官员到妓院嫖娼，将官妓、营妓据为己有。宋人有“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院”之说。42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委巷丛谈》载：“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禁止的范围与程度，前后又有某些变化。如张舜民《画墁录》称：“嘉□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由于有禁令，官员因违禁受处分的记载确实不少。如宋仁宗时，知益州（治今四川成都）蒋堂因“私官妓，徙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右正言刘涣因“顷官并州（治今山西太原），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治今河北磁县）”；宋神宗时，宋乔年“用父荫，监市易，坐与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43然而有以下两点不能忽视。
一是官员嫖娼揭露难,之所以被揭露往往是由于官僚集团朋党纷争，或官员之间相互倾轧。如庆历年间，监进奏院苏舜钦等因“召妓女，开席会宾客”，权同判太常寺王洙等因“与妓女杂坐”44而受处分，分明是党争所致，被政敌陷害。其实，苏舜钦等人的行为并不一定违反朝廷的有关规定。宋孝宗时，知台州（今属浙江）唐仲友因与营妓严蕊“为滥”而被解职，45公开出面弹劾唐仲友的虽然是浙东提刑朱熹，但根源在于唐仲友与台州通判高文虎之间的纠纷以及朱熹与王淮的矛盾。46
二是官员嫖妓处分轻，往往不久官复原职，甚至飞黄腾达，受到严惩的是妓女。如绍圣末年，知杭州祖无择“坐与官妓薛希涛通”，薛希涛被“榜笞至死”，47而祖无择不久即奉诏还朝，出任知通进银台司。唐仲友案发，严蕊“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48唐仲友则并未受到多大影响。更有甚者，官员嫖妓根本不受任何处分。皇□年间，范仲淹在知杭州时，处置其下属、知钱塘县韩缜，即是一例。韩缜“眷一妓，尝宿其家。”岂止如此，还公然将娼妓家里的中堂作为县衙的大堂：“一日晏起，县吏挟之立门外，候声喏。”韩缜“即升妓家中堂，受喏。”次日自知铸成大错，“解官自劾”。范仲淹“即令还职”，只说了一句半赞许半开导的话：“公杰士也，愿自爱。”韩缜我行我素，“复携此妓游西湖，恋恋一月不去。”而范仲淹则“置酒饯之，召妓佐酒”，待韩缜酒醉后，叫船将他送走，让他一走了之。此事对韩缜后来的仕途毫无影响，他反而步步高升，元丰年间知枢密院事，哲宗初年拜相。人们竟以此为例，赞扬范仲淹“爱惜人才，襟量不可及。”49
如此禁止官员嫖娼，势必收效极小。难怪官员与娼妓往还、爱恋乃至发生性行为，均肆无忌惮。历任各地地方长官的苏轼晚年坦陈：“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50宣和年间，某两府官出任江南东路安抚使，公然宣称：“为爱金陵佳丽，乃分符来此。”51在宋代，岂止声名狼籍的巨贪权臣、风流倜傥的骚人墨客，多数官员通常都与娼妓打得火热。直爽者如寇准，他与歌姬过从甚密，并如是说：“人生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52清正者如范仲淹，他在知饶州（治今江西波阳）时，爱恋一官妓。离任后仍恋恋不舍，捎去胭脂并题诗：“江南一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53豪放者如辛弃疾，不仅有田田、钱钱两名能文会诗的姬妾，而且在丹徒（今属江苏）“每燕必命侍妓歌其作”，54在上饶（今属江西）有“吹笛婢名整整者侍侧”。55难怪北宋梅询在其《瘴说》一文认为：“仕有五瘴”即“租赋之瘴”、“刑狱之瘴”、“饮食之瘴”、“货财之瘴”、“帷薄之瘴”。并指出：“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 “帷簿”指私生活，、“瘴”的引申义是恶性传染病。所谓“仕有五瘴”，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是“官场常见五大腐败现象”。南宋陈郁在其《藏一话腴》中加以征引之后，颇有感触地说：“此说深中士大夫之疾。”56
官员嫖娼毕竟有禁令，对于包括各级各类学生在内的士人，他们虽然是官员的后备队，但朝廷则无嫖娼之禁。尽管陆九渊如此教训门人：“士君子乃朝夕与贱倡女居，独不愧于名教乎？”57 然而这只是道德说教而已，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虽然蔡杭写下判词：“公举士人娶官妓，岂不为名教罪人，岂不为士友之辱，不可不可大不可！”58可是蔡杭仅为地方官，至多仅适用于他在任时的当地。就全国各地而言，由于并无禁令，学生公开与娼妓往还，甚至“学舍宴集必点妓”。59学生与娼妓，关系很特殊。周密《武林旧事》卷六《酒楼》称：“名娼皆深藏高阁，未易招呼。”她们“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当时，学生大抵都嫖妓，谁不如此，即不合群，甚至被视为怪异。如政和年间，吉州（今属江西）州学生杨邦□“目不视非礼，同舍欲隳其守，拉之出，托言故旧家，实倡馆也。邦□初不疑，酒数行，娼女出，邦□愕然，疾趋还舍。”60学生们甚至为争夺妓女而打架斗殴。如淳□年间，宗学生时芹斋与太学生程身斋同时爱上妓女魏华，双方发生争执。府学生林乔又参与其中，并“挟府学诸仆为助，遂成大哄。”61学生与娼妓爱恋的记载较多，留下不少动人的故事。如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载：“元符中，饶州举子张生（或云即张焘）游太学，与东曲妓杨六好甚密。会张生南宫不利，归，妓欲与之俱，而张不可，约半岁必再，若渝盟一日，则任其从人。”张生因故失约，杨六“母以归洛阳富人张氏”。数月后，张生始至开封，得知此情，“大感怆，不能自持”，写下《雨中花》词：“曾记酒阑歌罢，难忘月底花前。”王明清记述此事,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对青年男女未能成为眷属的惋惜之情。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香奁艳语》载：临安名妓苏盼奴“与太学生赵不敏甚洽款。久之，不敏日益贫，盼奴周给之，使笃于业。”赵不敏终于中第，出任襄阳府司户。但“盼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载，想念成疾而卒。”此卷还记述了淳熙初年娼女陶师儿与王生“甚相眷恋，为恶姥所间，不尽绸缪。一日，王生拉师儿游西湖”，二人“相抱投入水中，舟子惊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长桥月，短桥月’以歌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中最著名的当推王俊民与焦桂英的故事。62是否确有其事，宋人各说不一。然而从上述记载看，士人与娼妓爱恋在宋代是个较为常见的现象。
诚然，娼馆妓院的主要光顾者既非官员，也非士人，不用说是那些既腰缠万贯又不受禁令乃至道德约束的富商大贾。宋代有“美人局”、“庵酒店”、“花茶坊”等各种称呼的娼馆妓院之所以能遍布各地并生意兴隆，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结果。如果从总体上说，宋代的性观念不如唐代开放，那么其娼妓业则比唐代恐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被朝廷强行剥夺性权利、实行性禁锢的宦官也参与其中。《宋史》卷四百六十九《宦者传四·陈源传》载，宦官林亿年“养娼女以别业，（陈）源在贬所与妓滥。”一言以蔽之，两宋社会繁荣与“娼”盛同步。
（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