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塑造西方之际的“古希腊”
如果“古希腊”（希腊文明，包括文学、科学和哲学等）是真实存在，那么，17—18世纪的欧洲就应该是“希腊化”，而不是“中国化”。大卫·波特说：现代早期的欧洲是“中国化”（Sinicizing Early Modernity）。进而，果真“古希腊”确有其事，或者“文艺复兴”就像后来冠这个名那样，是货真价实的“复兴古典”，从而17—18世纪的欧洲是“希腊化”；那么，则不会发生下面这五件事：
第一、欧洲文化中心即中国文化中心。欧洲的文化中心跟随着中国影响从意大利，经西班牙，先后转移到了荷兰和法国；两者通过耶稣会士和远东贸易，相对直接与频繁地与中国联系。欧洲文化中心的聚合与辐射的内容都是中国文化（中国热、中国风）。但按照西方“复兴古典”（希腊—罗马）的道理，欧洲文化中心岂不应该继续留在意大利，或者转移到希腊才对呢！显然，尽管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发现”大量手稿，但“古希腊”没有什么实质意义；还要等到中华文明塑造欧美文明之后，再来充分伪造“西方古典”。
第二、中国历史演绎出西方世界历史。后来被称为“编年史之父”的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从法国赶到荷兰。利用其所获得的有限的中国资料（包括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斯卡利杰便设计出“圣经编年”及其“普世历史”，后者包括“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在斯卡利杰死后的一两百年中，西方精英都在按照由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卫匡国的书），调整和校正西方版的世界编年史。很显然，在此之前的西方不存在真正的历史。
第三、儒学及中国文化引领“启蒙运动”。欧洲启蒙运动的目标是从“神的社会”过渡到“人的社会”，如此转型早已开始，人神火拼，死人千万，却是难产。它需要非宗教的、有关“人”的文明与文化做向导，作为精神武器，打碎神权禁锢，还必须全面引进“人”的生活、生产和管理方式以及各种制度和相关思想；凡此，都是耶稣会士从撷取中国的。启蒙运动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历史拆穿“创世神话”。西方的首次文明开始于1700年左右，它是中国派生的。倘若真有“古希腊”，那何苦是舍近求远、而由“中国启蒙”呢？
第四、按照中国表意文字创建哲学语言。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的先天缺陷是语义混乱和没有合理的“表意”，这是16—17世纪死人千万的宗教战争的症结之一。培根、笛卡尔、威尔金斯和莱布尼茨等欧洲精英坚持不懈按照汉字模式，探寻和建立一种含义明确、概念深刻的“哲学语言”。德里达说，莱布尼茨把汉字当做欧洲哲学的基石。其弟子沃尔夫开启德语的欧洲哲学，其内容则是中国哲学。由此可见，之前不存在“希腊哲学”；即使文艺复兴产生了相关的“手稿”，也因为其语言不成熟，而没有什么价值。
第五、“古希腊”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根据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威廉·鲍斯玛，蒙田、培根和伽利略等人都严厉批判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别的希腊教条。瓦尔·达塞克教授说：布鲁诺拒绝亚里士多德模式，而亲合于中国的有机哲学；后者经过布鲁诺和开普勒的理论化，贡献于牛顿力学。原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神职学者）通过“发现手稿”，伪造“希腊智慧”，竟然都是神学老调，而与稍后的“世俗文明”的趋势则背道而驰。现今的“希腊哲学”是被用包含“中国表意”的欧洲文字，改写或重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