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身毒国，我的上信德
原标题：司马迁的身毒国，我的上信德
“……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于是天子（汉武帝）乃令……指求身毒国。至滇，……莫能通身毒国。”——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最初没有打算来上信德。这里毕竟不如下信德的卡拉奇和塔塔古城有吸引力。我在一个摄影网站上，找到一些巴基斯坦人，然后发信征求他们的意见。第一个回复的是阿伽·瓦希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不来萨迦尔呢？”
印度河畔人家
于是到了萨迦尔，到了中国古籍称为“身毒”的上信德，它也是印度河进入信德之后的第一城。数不清的民族和征服者曾在这条从《梨俱吠陀》时代起就受到崇拜的圣河上熙来攘往，各显神通：希腊人、塞人、贵霜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兀儿人乃至英国人。只是不知道，在《摩诃婆罗多》中出现的那支名为“中国人”的“黄皮肤”军队，是否也曾驻扎在这岸边。
印度河边的七贞女墓，书上说是一位地方官员的墓地，而问旁边村落里的任何一个乡人，他都会告诉你如下故事：残暴的罗刹如何要霸占七位贞洁的女子，她们如何向天神祈祷恳请慈悲，于是大地裂开一条缝，吞没了七贞女，带她们脱离了这污秽的世界。
七贞女墓位于伸进河里的一个尖尖的小岬角上，虽然也多用蓝绿白色的瓷砖做装饰，却不是常见的波斯式或者蒙兀儿式。它没有陵园，只有一座高台。从下面的入口爬上几级阶梯，上到土台顶，七座古墓和一些小墓就直接端坐在几个砖台之上。墓身为黄色软砂岩，繁复的几何图案簇拥着中心的向日葵。周围几根约两米高的柱子，贴满了彩色釉砖。这种建筑样式和装饰风格，与卡拉奇附近的乔可翰狄古墓群相同，据说是伊斯兰世界所独有。
站在七贞女墓的高台之上，看广袤的印度河滔滔南去。有江河的地方就有水上人家，萨迦尔也不例外。巴基斯坦人的族群观念十分浓厚。尤其是在旧时代，从事某一职业的人往往都属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族群，而且受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影响，还属于特定的种姓。不过萨迦尔的水上人家却有些特别，他们的来源没人能说清，也没有种姓，无论在从前还是现在，都是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族群。他们是河上自由的民族，船是他们的家，印度河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人们称他们为摩诃那人。
下到河边时，差不多是正午，摩诃那人已经在船上或棚屋里休息了。蓝天白云，棚屋外面晒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河边三三两两地泊着小船，船头驾着宽大的桨片，有三个小孩子扑在船舷上，嘻嘻哈哈哗啦啦地戽水玩。姐姐发觉我走近了，招呼了两个妹妹，齐齐地回头看着我。
微笑和糖果是跟小孩子打交道最好的方式，甚至不用说话。在她们要跑开的时候，手一伸，摊开的手掌上出现几枚糖果，她们就会羞涩地慢慢向你靠近。大姐姐披着红底白圆点的头巾，拢着两个妹妹，怯生生地从我手里拿走糖果，分给妹妹们，然后低着头小心翼翼地剥着糖纸。我操着仅会的几句乌尔都语，轻轻地问起她们的名字和年龄，仍然是大姐姐代为回答，脆生生地讲着我基本听不懂的信德语。我举起相机，三姊妹就更有些僵硬和局促了，不过还是很配合地站着没跑开。渐渐地开始有大人走出棚屋来，远远地指指点点，微笑和气地看着我。连印度河仿佛都温柔了起来，脉脉地听不到水声。
失落的印度教
河心小岛上那座寺庙叫娑多贝罗庙，是一处重要的印度教朝圣地。摆渡船把我送到了岛上。寺庙其实不怎么出色，除了山门和正殿外，大多砖墙灰面。正殿是大理石的拉贾斯坦式建筑，外墙上雕刻有诸天神、经传故事和明王上师。偌大一个寺院，似乎只有一位庙祝，头戴黄色小帽，眉心一点橘黄。进山门时，他看到了我，迎上来合什道了一声“Nate”，然后领着我，打开所有大门，一间一间地介绍。他不大会英语，我也听不大懂他的乌尔都语，只是偶尔会从他温和的语音中，听到一些熟悉的神的名字“湿婆”、“悉多”、“哈奴曼”，时而还能闻到熏焚檀香的味道。
庙里来的，大多是来游园的当地穆斯林。我连比带划地问庙祝，上信德还有多少印度教徒？他肯定地告诉我：有的，不过比起从前少很多，而且大多居住在乡下。
印巴分治后，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大批迁往印度。随着他们离去的，还有古老劳鹿珈国的回忆，一个存在于上信德的强大印度教王国。劳鹿珈古国的居民主要是阿逻拉人。神话中，阿逻拉人是高贵显赫的刹帝利种姓，居住在遥远的北方。湿婆神第六次化身的持斧帕腊苏喇玛为报杀父之仇，24 次屠灭刹帝利，阿逻拉人避难逃到了上信德，在如今萨迦尔附近建起阿逻尔城，并逐渐形成劳鹿珈国。公元7 世纪前后，国力极盛，囊括整个信德和南旁遮普地区，治下有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祆教徒。玄奘大师游历至此，见有“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异道杂居”，“如来在昔颇游此国”。末代罗达希尔多次击退阿拉伯倭马亚帝国的侵略，最终败在大将穆罕默德·伊本·卡希姆手下，首级被割下送往大马士革。阿逻尔城破之后日渐衰败，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
阿逻尔古城遗址在萨迦尔郊外，车开半个小时的样子才到。司机领着走过一段土路，然后猛不丁往前一指：“阿逻尔。”我就这样一头撞进了阿逻尔城。这里与路上看到的普通乡间景致没什么两样：据说是城墙和屋脚的土埂横七竖八地交错着，丛生的杂草中，堆着残砖断石。古代旅行家记述的那些美轮美奂的万千宫室，都已化作了尘土。
唯一有古意的遗迹，是两堵残破的墙，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土丘上，白云默默。前面立了一块混凝土碑，说明是巴基斯坦国家保护文物，是那位少年将军卡希姆修建的“ 伊斯兰之门”清真寺。寺院原有的规模已经无迹可寻，残存下来的拱门朴素无华，墙上的格窗用泥砖简单堆成，可以猜想，在当时这是一座实用大于旌表意义的清真寺。
据说在战场上，卡希姆亲手枪挑达希尔王于马下，而不久以后，达希尔王的女儿们以自己的方式复了仇：她们充入哈里发的后宫之后，谎奏已被卡希姆玷污过。哈里发龙颜震怒，下诏赐死了卡希姆。他的声名也同失落的劳鹿珈国一样，渐行渐远。征服者与被征服者，都成为古老阿逻尔山丘上消散了的云烟。
5000 年前的城市
可能是来之前对上信德期待太多，当阿迦问起第一天感觉如何时，我的礼节性让他在电话那头都听出来了。“明天会有趣得多，”他这样说，“我安排好人了，带你去摩亨佐达罗看看。”
巴基斯坦曾经孕育了印度河谷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肇始于公元前5500 年，止于公元前1300 年。目前发掘出来的规模较大的遗址，主要是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境内的哈拉帕古城，以及上信德的摩亨佐达罗，后者更有名。
摩亨佐达罗离萨迦尔大约200 多公里。路况不大好，颠颠晃晃足足五个小时才到。欢迎我们的是一座3 米高的“祭司王”塑像，是摩亨佐达罗出土的著名小雕像的复制品。不远处的小丘上，高高耸立着最显眼的建筑——贵霜时代（约公元前2 世纪）的大佛塔。佛塔是发现古城的机缘。当年印度考古官员寻访古迹，一位佛教僧人引着他来到这座几乎完全坍塌的佛塔前，希望重修。正是在随后的修复过程中，发现了佛塔下这座雄伟的古代城市。
印度河水六次淹没这里，数千年的冲积，早已将当年那座悬在半空中的夺目城市洗尽铅华。普通砖石砌成的房屋，一间连着一间，窗户都背街开，每一户或每几户都有一口水井。民房之间，纵横着许多两米来宽的街道，乍一看并不起眼。但，如果这是将近5000 年前的城市呢？
摩亨佐达罗整个城市经过完善规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山丘上的内城，有城墙护卫，另一部分则是低地的外城。这里的古人十分注重公共卫生，每户人家都有单独的浴室，废水引排到街道两旁的公共排污阴沟，最后流出城市。其中最大的一段阴沟，居然有一人来高。光是这统一的市政排污系统，就比现在印巴许多地区都要先进了。
信德人与茶
阿伽有一张照片，一块平地而起的巨石，30 多米高。不是景点，阿伽却有心地发现了这里。我也因这张照片选择了巨石作为最后一站。
在巨石下，我遇到了几位牧羊人，黝黑的脸，粗大的手脚，乱蓬蓬的头发和扑满了灰土的库尔塔长袍。他们笑眯眯地打量着我，我也报以微微的笑，都有些拘谨，似乎不知道怎么克服语言的障碍。终于，其中一位迸出了一句“Chine ？（中国）”，我赶紧点头回答“je je（ 是是）”。于是他们一起点点头“acha acha（好好）”，气氛融洽了很多。
我抬手抹了抹汗，一位花白胡子大爷马上站起来，打个手势问要不要喝水。我点点头，结果大家就马上张罗起来。打水，洗茶碗，劈柴生火，烧水煮茶，忙碌了十多分钟。最后大爷亲手在碗里加了几勺蔗糖，倒好茶，端到我面前。
“Chai（茶）。”他说。
就在这一瞬间，我觉得心紧了一下，然后舒展开到无限大，把荡漾的红茶、牧羊人、大石头，以及透过车窗看到的牛羊群、小邋遢孩子、红棕色大胡子都包了进来，通电一般欣欣然从记忆的二维平面上站起，围在大爷背后，热切地看着我，一起殷勤地说：“茶。”
大爷找出块红披肩，披在我身上，说：“这样你就像个信德人了。”
信德人！
我眼前闪过了一张一张的面孔：卡车窗里的年轻小哥，问我会不会讲信德语的和气老人家，马素木塔下帮我找了半个多小时钥匙的看门人，举着彩色风筝却在跟同伴兴高采烈玩玻璃弹珠的小男孩，镜头前露出豁牙嘻嘻笑的小女孩。这些我以前忽视了的脸，如今全都站在我遇见他们的地方，印度河边、尖塔下、娑多贝罗庙里、古堡的望台上，在阳光下清晰地笑。
邂逅是一种惊喜，缘分让我对本是异国他乡的上信德倍感亲切。
黄昏，阿伽陌生而亲热的声音再次在电话那头响起：“回来吧，很多人等着要欢迎你。”他背后有清脆的恰帕尔响板、欢快的雅可塔罗琴、嘭嘭的加哈尔瓮，还有呜呜短促的博林多陶埙。
西边山背后，晚霞烧得通红。
路边掠过的排排树影，好像是围着火堆跳舞的快乐人们。
晚上好，上信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