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旧事杂忆（3）
1980年在科研局工作时期，作为科研局工作人员，我列席参加过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
其中至今印象深刻的一次会议，是1980年6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的瞿秋白问题座谈会，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
这是一个高规格的会议。胡乔木中途到场。会议由贺敬之（中宣部副部长）主持，社科院副院长周扬做主要讲话，高度评价瞿的一生。这一天来参加会的党内外元老级大佬不少。
这个会议，社科院是主要召集单位，科研局承担了会议组织工作。在此前，我看到有关会议准备的一些传阅文件，了解到一些有关背景情况。从而目击了围绕瞿秋白平反问题的曲折政治风波。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者之一，与苏俄和联共关系甚深。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发动4.12政变清党后，中共原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被免职，共产国际任命瞿秋白以政治局常委身份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央工作。
1928年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主持中共六大，是其政治生涯的最高时期。但是1929年后苏联高层发生分化，斯大林主导苏联政治，发动联共的清党运动，也改变了共产国际及中共支部的领导和路线。王明、博古等投身斯大林主流派脱颖而出，起来批判瞿秋白代表旧的错误路线，对其夺权，此后瞿秋白被边缘化。红军长征时，瞿秋白因病被留在江西，后被俘，被蒋介石下令杀害。
据知情者的回忆，瞿秋白文人出身，为人儒雅，处世平和。他领导中共时期与毛泽东及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关系都相处不错。1926年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版序言即为瞿秋白所撰写。瞿秋白死后，被作为中共的红色先烈而受到崇敬。
但是1962年香港出版了中共变节人物司马璐写的《瞿秋白传》，其中收有瞿秋白临死前在狱中所写的遗作《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主旨是内心独白式的自我分析和忏悔。大意是：自己本是一个弱势的文化人，偶因环境和误会而卷入政治风云，而成为共产党人甚至领导人，实际自己能力并不能胜任。虽然做过的事已无从改变，潜台词似乎是——如果有来生，当不会再误入政治漩涡。
瞿秋白的这个独白，与同时期在江西被俘后也被杀的方志敏的狱中独白《可爱的中国》齐名，但是后者中表达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气节和共产党人的党性，与前者个人主义的软弱和哀怨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
据杨尚昆、陆定一等人的回忆说：毛泽东60年代看到《多余的话》后，受到很大震动。他认为瞿秋白放弃了革命信仰，“多余的话”名曰自白，实际是自首书，中共应该与之划清界限。
安子文回忆说：“1963年年初，十来个人在刘少奇会客室，由刘少奇传达主席的意见说：‘瞿秋白是叛变了，中央传达最高意见，适当的时候将宣布。’”
“毛主席对陆定一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有没有秋白亲笔写的《多余的话》？’陆定一说：‘还在解放区时，李克农同志曾说，外面有人要卖给我们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原稿，问我要不要买。我说，这是伪造的，不要买’。周总理曾对我说过，他看见过原稿，确是瞿秋白的笔迹。”
因此毛主席曾对陆定一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
可能就是听到毛泽东关于瞿秋白的评论，戚本禹在1964年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的著名文章，认为太平天国的这位忠王不忠。此文开了古为今用借古讽今的实用主义史学的先河。
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时共产党高层有一批高级干部也是曾在国民党监狱中写过自首书而后出狱回到共产党队伍的。尽管他们的集体自首，当时得到张闻天及刘少奇批准，但是对瞿秋白、李秀成自白書的评价，实际上影响到对这批写过自首书的高官的评价和使用。这个问题，后来在文革时期即爆发成为著名的“61人叛徒集团”案件。
但是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3月，《历史研究》发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学者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提出应当为瞿秋白平反。此文一出，引起轰动。
1980年1月，瞿秋白亲属写信给陈云和胡耀邦，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陈、胡都做了应当复查的批示。
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会前我听说有传言，此会也要为瞿秋白恢复名誉。但五中全会实际上并没有通过有关瞿秋白的平反文件。
我当时听局里的人说，这是因为高层华、汪等对此有不同意见。“因为毛主席定的1971十二号文件中明确说瞿秋白自首叛变，不好改。”
但不久后，我看到1980年2月29日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的一个讲话，邓小平态度鲜明地说：“历史遗留的问题要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此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2卷)
就是由于上述背景，在胡乔木安排下，社科院于4月即开始筹备在6月间举办这次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的会议。是要以这个会议的形式造舆论，推动为瞿秋白的彻底平反。
在这一天的座谈会上，有许多资深元老发言。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李维汉。李维汉是毛泽东的同乡，早年好友，后来赴苏联学习，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他没有稿子，信口而谈，那天他讲了一些很重的话。
他说：“搞民主这个话好说，但是很难做到。以我自身亲历，中共历届领导人中，瞿秋白是唯一最能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他从来不搞家长制。”他说，“多余的话不是叛变文章，瞿秋白没有背叛党。”
周扬是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会上发了几次言。他说：“要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毛思想。”
胡乔木插话要周扬组织编一套瞿秋白文集，让温济泽（当时是社科院规划局局长）配合协助。
会议上还决定，第二天，中组部、社科院、瞿的亲属瞿独伊等人，一起到八宝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前献花。
几个月后，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正式宣告了对瞿秋白的平反。
该“报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附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序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瞿秋白，一九三五于汀州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