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堃
近期，中港传媒出版社以独到眼光，周密策划，倾力编辑，精心设计，出版了四卷本《何新学术年谱初编（1949—2017）》（精装繁体版，2018年8月）。这是国内首部何新年谱。何新先生乃当代名震中外之学者，则此书标志着何新学术体系已获初步整理，实属当代学界之一大事。
近年来中港传媒出版社杰构迭出，出版了何新先生的《汇率风暴》、《命运与思考》以及五部神秘共济会之历史研究等多部巨著，而皆畅销多次再版，大行于海内外，其于学术正能量传播之大功德不可谓不居功至伟。现在该社又推出许多读者翘首以盼的《何新学术年谱》，诚为学术界所瞩目。作为一个关注何新书籍的老读者，我竟不期而有幸获得此书，乃先睹为快。披读之余，自不能不为何新先生和读者馨祝以庆也！
手抚此数卷，感到该书之装帧风格，显得庄谨厚重，排版独特，印刷精美。各卷的封面封底均显简朴，而以不同色彩和线条设计之，由浅及深，以明淡清澈之蓝始，终于深邃无涯之暗褐色。这种格局，应是分别象征着何新先生学术思想发展演变之风貌吧。
全书共分四册，凡一百一十余万字。以编年为体例，以各学术领域为经，以著述发表时间为纬，比较系统地汇集编述了何新先生的生平、著述和思想。综观全书，每一卷都以简约之标题，作为何新先生学术分期之概括。每一时期中，则以年月总其次序，以治学领域为区分，做到在编年之下有分类。因此，这种处理有利于读者按图索骥，不仅可以了解何新学术不同时期之面貌，而且可视作一部翔实丰富的何新学术提要及目录资料库。
《何新学术年谱初编》卷帙巨大，内容浩瀚，全书将何新先生的学术大致划分为哲学逻辑、古典学术和现代学术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指的是方法论和工具论，第二层面指的是文史研究的新考古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第三层面指的是经政战略的新经世之学。而对何新思想之体系，全书提炼为四大方面：一、中华复兴；二、国家至上；三、文化自尊；四、新社会主义。
第一卷自何新先生出生之年起，迄于1980年代中期，缕述了早期何新人生和学术之情况。
第二卷自1980年代末期起，迄于2010年代，反映了中年何新学术之概貌。
第三卷则自2010年代初起，迄至于现在，展现了何新先生晚近以来学术思想之发展变化。
第四卷为全书之附录，收录了何新先生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诸领域一系列最新之思考和研究著述。并附录了本书编者研究何新学术的若干文论。
除此之外，全书在何新先生学术每一转折期，编者皆作了简要之说明、考证、注释及评述，总体而言，行文是比较客观平实的。书后还附录了详细的何新著作版本年表，以及大量国内外关于何新学术评论资料之细表。
翻检此书，感到它有几个主要特色：一是覆盖面广。基本涵括了何新先生迄今为止见诸于世的著述篇目。二是信息量大。不仅择要附录了何新先生各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章、学术信札及大量珍贵图片，还经何新先生授权披露了不少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章与信件。三是分类明确。全书视野宽广，大线条而较真实地反映了何新先生治学渊源、涉猎领域及发展脉络。四是校勘精细。书中凡所涉及何新著述之不同版本，都基本注明了具体的撰写发表时间、发表载体及修订情况。故而此书不失为一部较可靠的何新著述研究之索引。
浏览此书，我从中获得的对于何新先生一个最鲜明的印象是：他是一个不守常规，童心未泯，然而却始终保持着对知识和真理未见渴止之追求的探索者、思考者和求道者。诚如该书编者黄世殊先生所言，在当代学术史上，何新是一个睥睨世俗而“富于挑战性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是一个“超出三界五行的孙行者”。因之，对于希望深入了解何新思想渊源的读者，是不可不注意书中所收录的何新先生大量自述与自评性文字的。而此书编后记，则较为宏观地概述了何新学术思想。黄先生认为，何新先生探索新知、追求真理，其青年时期所走过的，“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却是一条布满荆棘的痛苦之路”，证诸年谱，信哉斯言也！
早期的何新，是作为一个对时局问题和国际形势常做精辟分析与预测而著称的人物。比如八十年代后期，何新先生曾经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对苏联东欧政局、欧美日战略、国内经济问题及社会政治形势，以至1989己巳之乱等许多问题的一系列前瞻性分析，其惊人的预测在被目为“危言耸听”时，却往往证验于接踵而至的时局之演变，以至登载何新文章之刊物很快引起欧美日情报界的重视而被搜罗一空。关于这种近乎神秘预测的不可思议，面对记者的询问，何新的回答是：“我运用的是理性主义的工具，就是黑格尔所谓辩证逻辑。我有时也有灵机，就是对事件发展趋势和走向的直觉。但我洞察未来主要是根据理性主义的方法，根据历史预察未来，从现象中寻绎对象演化的内在必然逻辑。而这种逻辑就是黑格尔的逻辑方法。……人类系统化的理性能力极为复杂，但最根本的是两点：一是对事物分类而形成概念。二是发现因果关系，从而预知行为和过程的结果和未来。”
那么我认为，对于想求得何新为什么能够经常作出这种神秘预测却又大概率地应验之答案的读者而言，是不能不对本书第一卷“逻辑”部分多加留心的。
黄先生的编后记认为：
——何新先生是中国思想界80—90年代转变的重要枢纽性人物。1980年代，何新率先在学术界呐喊出“东方的复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之音，以之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相抗衡。他在经济政治、外交策略、国际形势、世界战略以及中国古典文史诸领域，皆进行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系统化研究，发表了大量不同于主流的新观点、新思维和新理念。这些著述大多有批判，有借鉴，有吸收，创树新说，得风气之先，或拓荒辟莽，或集前人之大成，或开思潮之端绪，质疑西方主流价值体系，批判陈旧僵化思想观念，为近二十年来中国政经思潮向以新爱国主义、新民族主义、新中华主义为核心的转向，奠定了广受社会民众认同的深厚基础。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何新学术重心由文史哲研究，转入经济学、政治学、战略学领域，因此备遭论敌以及某些学界主流的嫉妒、非议与批判。西方及海外媒体更曾掀起多轮曲解、丑诋以至抹黑何新的人身攻击浪潮。然而何新先生对新中国外交史、当代经济及政改问题、政治学、现代化理论和西方地缘政治学等领域，皆开辟了领先性的研究。这些研究，使得何新曾经深深介入当代政治活动领域，一度影响国家重大决策，是何新个人政治智慧与学术思想体系全面趋于成熟的体现。
这可以说是对早期何新先生学术思想风格比较简明的概括。
编后记认为：
——何新先生批判当代经济学与政治学的食洋未化，反对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货币主义、现代重商主义与新古典主义，而且明确提出应当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新国家主义（实质是新爱国主义）为号召，凝聚意识形态的向心力，抗衡披靡一时的弱肉强食的“全球化”、“世界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重建民族价值体系，重建新型社会主义，呼唤21世纪的中国魂，迎接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何新先生的这一学术宗旨与追求，与我国当前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思想理念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呼应性。
这正是对何新学术积极报国、经世致用性质的扼要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黄先生通过分析何新思想特别是其历史学术自2010年起发生的深刻转变，对何新引起西史研究的巨大变革，作了较客观的评述。他认为，虽然早期的何新先生由于时代的局限，而不免对西方历史文明存在“理想主义”，但是他晚近以来出版的多部共济会研究和希腊伪史考著作，则“揭开和拆穿了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虚构伪造的一幅幅诡异神秘、颠倒黑白而秘不示人的世界历史之图景”，这些“彻底推翻西方文明中心论、颠覆晚清以至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的世界史观念体系的批判性著作”，“在二十世纪初叶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巨大意义”。而目前由何新所开创的新历史主义，已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之重视和呼应，各种反思与批判西方伪史的著述亦层出不穷（详见本书附录）。
那么，由此看来，何新先生不仅是中国思想界80—90年代转变的重要枢纽人物，而且也是新世纪以来导夫先路而引起中国知识分子观念反思与巨大变革的前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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