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同志说：1933年5月，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他经过调查研究，很快弄清情况，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一些错误，将王首道、张启龙等一批干部解放出来。他没有撤王首道等同志的职，而是把他们调回中央苏区学习去了。这在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
王震同志说：任弼时主持湘赣苏区工作后，组成红六军团，辖十六师、十七师和十八师。红十七师，萧克任师长，蔡会文任政委，我是政治部主任。军团首长由红十七师领导兼任。不久，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了。
1934年1月，中央军委电令红十七师北上，会合湘鄂赣的红十六师，出击南浔路，只留下红十八师坚持斗争，形势日趋严重。这时，我开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瑞金回到湘赣苏区，向省委汇报了中央在军事上的两种不同意见。省委开会讨论，分歧很大。任弼时没有说李德的意见不对，实际上是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他在中央苏区经历了二、三次反 “围剿”战争，晓得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央红军起队伍是怎样打胜仗的。他说服省委和军区的其他领导同志，放弃单纯防御，而采取集中兵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运动战方针。
他任命我为代理湘赣军区司令员和红十八师政委，全面负责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战争。3月底，红十七师南归与红十八师汇合。4月5日，红军集中主力在永新的沙市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一举歼灭敌十五师的一个旅，活捉旅长侯鹏飞。这是湘赣苏区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胜利。据地受到很大损失，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 王明路线又派夏曦来，否定创建根据地的领导人，搞肃反扩大化，杀害了许多优秀干部。贺龙一直坚持斗争，他们还企图加害于贺龙，斗争很残酷。
红三军被迫退出洪湖和湘鄂西，转移到黔东。有人企图把这些严重错误和失败，加在贺龙头上，是完全不对的。 王震同志说：我和贺老总是在1934年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时认识的。会师后，成立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湘鄂川黔省委、革命委员会、中央军委分会和省军区也陆续成立了。
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任军委分会主席、革命委员会主席和省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很快纠正了夏曦的严重错误，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的番号。
王震同志说：贺龙和任弼时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任弼时很重视团结问题，他高度评价了贺龙和红二军团在洪湖、湘鄂西、黔东地区的英勇斗争、历史贡献和群众中的深厚基础，号召六军团的同志向二军团的同志好好学习。他提出今后两个军团的活动，要由二军团统一，他自己搬到二军团部，同贺龙住在一起。
贺龙对团结问题想得很周到，他说：任弼时是中央代表，他的到来，使我们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带来了中央红军的宝贵经验，给我们以无限的兴奋和力量。 王震同志说：我与贺老总初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很深。他是一位杰出的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统帅与战士同甘苦的表率；是一位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军事家。
他党性强，大公无私，表里如一，对革命坚信不移，对困难从无畏惧，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在1934年底，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我们占领湘西五座县城，调动和钳制了敌人11个师又两个旅，出色地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的历史使命。
长征路遇张国焘
1935年1月，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4月，胜利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中甸地区。王震同志说：那时，因为同党中央失掉电讯联系，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活动，我们都不知情，张国焘是以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朱、张的名义，电令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的。
5月，我们分两路北上。任弼时、贺龙随二军团走左路，六军团走右路。 6月3日，六军团于理化的甲洼，首先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会师。张国焘派罗炳辉、刘型来做工作，“工作团”送来《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大讲反对“毛、洛、周、博”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有人要发下去，我说不能发，当场就烧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