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知识分子与共济会 

作者：B. F.伊万诺夫   

【前言】

    世界上的恶总是与耶稣会抗争。在自身的发展史中，基督教处在与阻碍它的诸多异教徒运动和组织的对抗中。这些异教徒运动及组织不断更替，其中一个衰落了，另一个新的名称随之诞生，继续引领这一由来已久的斗争。由于长期不能公开宣传与基督教思想相悖的观点，使得反基督教力量集中在秘密组织中，那里产生了“抗体”，基督教社会后来就受到了异教徒运动影响。

    共济会公开出现于18世纪初，是反基督教力量中最突出的力量。在宗教层面和政治层面，它表现为基督教会和国家体制的反对者。

    关于共济会的成立时间有很多版本，甚至在共济会内部对该时间也存在争议。

    一些人说是1553年由19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团签署的科隆宪章，他们是积极的改革家。

    根据宪章说法，共济会不是源于任何其他组织，而是好像是起源于比这些团体早的施洗约翰（《圣经》故事人物）的拥护者。根据这一版本，1440年以前该组织被称为“约翰兄弟协会”（Общество братьев Иоанна）。

    一些版本声称阿德尔思贝格（音，адельсбергский）修道院院长让·瓦连京·安德烈（1586-1654）是蔷薇十字会员的无意创造者。他的小说《兄弟会传说（Fata Fraternitatis）》和《Reformation universelle du monde entier》中的主人公是基督教徒Rose-Croix发现了人类幸福的秘密，并建立了学说，旨在在国际主义基础上促进人们真正宗教的繁荣。根据小说中描述的不公开流派的形象，在德国和英国开始形成蔷薇十字会员的现实分会。 

    这些流派成立于1650年，始创者是埃利亚斯· 阿什莫尔（1617-1692），旨在建立所罗门神殿并同时建立伦敦天主教同盟总部——尽管乍看起来很奇怪。共济会在政治层面上追求复兴天主教斯图亚特王朝。

    蓝色共济会（编按：共济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发展成两派，在苏格兰，忠于伦敦总会的被称为“蓝会”）是第三种观点，否认其产生时间早于1717年。通常认为，正是在这一年共济会会员分会已经完全不是来自工人，而是主要来自知识分子。斯图亚特王朝在1715年彻底覆灭后，神学者新教徒捷奥菲尔·杰扎久利（1683-1744）成为乔治二世，并下令清除共济会与斯图亚特王朝的关系。保留着共济会分会的古老模式，一些分会的知识分子代表在1717年组建了共济会“象征主义”大分会。

    但不管怎样，实际上，只能确定共济会吸收了诸多先前诺斯替教信徒、摩尼教徒、所有中世纪邪说、圣殿骑士、所有学派新教徒、英国思想家诸如鲍林格波洛克、托马斯·莫拉、炼丹术士、希伯来神秘哲学的信徒等人的异端学说。共济会的问世吸收了这些学说的精髓要义，例如新时代反教会，这些学说在共济会中获得了诸教合一。

    作为一个神秘组织，从历史角度来讲很大程度上无法对其进行研究，因为共济会很少在历史舞台上公开活动，这样一来，没有留下可供历史分析人士使用的大量史料。

    研究邪教的基辅神学院教授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布尔加科夫（顺便提一句，他是知名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的父亲）20世纪初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及到了共济会现象，并提出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不算有益的结论，他写道：“在历史长河中，很少有一些现象像共济会那样本质上裹着一层神秘色彩。你可以反复阅读很多描写共济会的书籍，可以反复听取数以十计的人对它的讲述，但是终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共济会？无疑，只能这样回答：这是一个神秘的人类帮派，它的神秘指的不是向人们隐藏了它的活动，而是因为隐藏了自己的目标实质和达到目标的方式。”

    早在1793年原英国共济会会员鲁宾逊在自己的书《反对宗教和欧洲政府的密谋证据》中讲述了共济会在除英国外的国家四下扩散的趋势，摧毁王权、圣坛（宗教）和监狱，共济会至今同样是个神秘的史实。它能够隐藏对社会的影响，并通过在分会中受过正规教育掌握共济会必要实质的教徒传递下去。共济会研究者亚历山大·谢利亚宁写道：“共济会真正的作用，只在于为迎接真正的自我剖析阶段做准备。”只有在这些阶段共济会才能有效运作，培养自己的成员。在转折、改革和其他公开活动中，共济会隐藏起来，更多通过自身具有共济会分会修行的信徒来活动。在其信徒不成功的情况下，共济会总能隐藏自身带来的不利影响，声称他们是自身行动的（与共济会无关）。这给史学家带来极大的迷惑性，使史料研究家产生相互矛盾的观点。

    列夫·季霍米罗夫写道：“想要对共济会的政治角色作出公正评价的人，不允许自身被愚弄，同时，不会赋予共济会不正当的罪名，他们在听到关于共济会的言论后，自身感到很困惑，似乎共济会原则上不属于政治事件，只致力于改造人类心灵。这些论断有时和先前的言论不符。无疑，很多共济会会员并不清楚所在组织的政治性。此外，共济会有非常复杂的制度，其中有共同的主旨，但是对此主旨却有不可避免的分歧。此外，共济会包含不同社会阶层，这些阶层的目标也都不尽相同。还有有害的神秘性，不仅局外人，就连共济会成员也不清楚共济会真正的活动，完全知晓这些活动的可能是那些神秘的领袖，而下级共济会会员和局外人对这些领袖一无所知。在这种条件下共济会的研究者追求公平正义，会陷入很多错误，或者被迫依照不完整的未经过检验的数据作出判断，因此经常会不准确。”（《历史宗教哲学基础》，莫斯科，1997年，第453页）

    在研究修会历史时，俄罗斯反共济会的作品情况复杂，由于文献贫乏，且共济会严格保守内部秘密，研究者被迫在现实数据不足的情况下勇敢作出假设，形成意见及推断。严格来讲，从历史科学角度，难以做到毫无争议，甚至是不可能做到。历史不像会计学那样有文件证明，历史数据总是不足的，历史学家总是在现实数据不足的情况下生成观点。文献中经常遗失、曲解或未保存关于某个事件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继续进行历史叙述，也不能将零散的历史拼凑起来，如果可以推测出史实，那么可以谅解这种情况。

    我们出版的俄罗斯伟大的共济会研究学家瓦西里·费多罗维奇·伊万诺夫的作品是他痛苦与智慧的结晶。这部作品中涵盖了俄罗斯共济会组织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活动。研究共济会对俄罗斯社会产生的思想政治影响时，伊万诺夫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揭示了这个秘密组织对俄罗斯的破坏性影响。在阐明共济会的宣传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影响时，伊万诺夫表示，“900年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共济会的历史。”俄罗斯知识分子界带着坚定的信仰追随这一流派，而在欧洲从未出现这种现象。

    伊万诺夫的作品曾在1934年在遥远的哈尔滨出版过，从未再版过，在俄罗斯地下出版中曾得到广泛的翻印。80年代它辗转在打字机上打印，分为四部分。在那个共济会真相及对社会作用贫乏的时期，阅读伊万诺夫的作品对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震撼，勾起了读者对历史的所有认知。作品中的叙述饱含能量和活力，引用的材料十分丰富，这对作品本身的传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那个时代所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向其友人及志同道合者推荐。伊万诺夫的作品在爱国人士圈子中获得了广泛关注，它被广泛传读，形成了世界观。大部分俄罗斯共济会的爱国研究者体验到这部作品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他们的领域中后来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有关共济会的史料研究总是带有历史学家本身对这个现象的主观态度。总体来说，没有比历史学家的研究更主观的科学，没有比其研究更具不解和疑问的科学。历史学家的主观性甚至是倾向性经常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时代思想和其研究客体的内涵。试图从研究目标中得出抽象概念，寻找目标的客观观点使历史工作索然无趣，甚至极端化——出于不切实际的顾虑被迫保守评价。历史作品中脱离了作者个体，包括其感受、信念等，只剩下数据、事实，它们相互之间只通过逻辑联系起来。

    伊万诺夫的作品是具有主观性和倾向性的：作者形象贯穿整部作品。容易看出他的君主制度信念，严格的东正教价值体系，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减少作者对世界和对世界历史的表述。

    （米哈伊尔·斯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