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尼基人与现代民族意识的塑造

原创：约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

【原文提要】

传说中的腓尼基人是在希腊人、罗马人之前，很早就前往地中海一带从事贸易经商的传奇航海者，英国、爱尔兰、黎巴嫩都宣称自己肇始于古老的腓尼基文明。但是本文认为，古代腓尼基作为一个民族从未存在过。

通过梳理腓尼基人被塑造成一个民族的历史过程，本文发现腓尼基人的身份并不是基于国家或者民族建立的，而是基于城市和小家庭建立的。

换言之，腓尼基人是一个为了构建国家认同的政治表述，是一个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而非确实存在的历史事实。

本文2018年4月4日发表于美国《万古杂志》（Aeon Magazine）。作者约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古代历史系的副教授，著有《寻找腓尼基人》（In Search of the Phoenicians）。

腓尼基人与现代民族意识的塑造

作者：约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

翻译：吴彤

当今我们了解的历史，均为现代民族主义所塑造：我们在校园、家庭所学、所读、所知，都是脱胎于民族国家的形式与规范。由于民族主义致力于文化、有组织的专业化教育以及后民主化，现代民族主义从富有的业余历史爱好者手中夺得了发言权。作为回报，历史只好为民族主义本身以及特定民族国家存在的正当性背书。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历史之于民族主义，犹如罂粟之于瘾君子。”所有这些，都赋予现代民族主义一种魔力，用以塑造和扭曲对现代历史和古代历史的体验和理解。

以古代腓尼基人为例，他们被用来证实黎巴嫩、英国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历史，并在一些情况下被严重歪曲。尽管黎巴嫩、英国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声称，腓尼基人是他们的远古祖先，但腓尼基人从未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共同体存在，更不用说成为一个新生民族了。

腓尼基地理位置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中，统治黎凡特400年的奥斯曼帝国崩溃了。欧洲列强争先恐后地在自己的相对新兴民族国家模式下瓜分该地区，这最初是在英国或法国的监督下进行。法国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中，包括一个繁荣的地中海港口，这个港口可以连接通往黎巴嫩山的乡村高地。黎巴嫩山是马龙派教徒的传统家园，同与梵蒂冈有联系的东方天主教徒和德鲁兹教派一样，他们的信仰是伊斯兰教义与欧亚其他宗教传统的混合体。马龙派和德鲁兹派历史上打过仗，两者相去甚远。尽管如此，自1861年以来，他们一直并处于一个隶属于土耳其的单一行政区，区域别于主要居住着逊尼派穆斯林的黎巴嫩沿海城市贝鲁特、提尔和西顿。

1919年，在一次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所有领土的谈判中，一些当地基督徒、讲法语的商人和知识分子意识到有机会扩大这个高地，将富裕的港口纳入新生的“大黎巴嫩”。这些“黎巴嫩人”强调山脉与海岸之间的天然共生关系:对他们来说，拟议中的新生国家已经自成一体;它只是需要一段独特的历史来证明其政治自治的正当性。

民族国家在中东可能是新生事物，但黎巴嫩人知道，民族主义运动需要历史合法性，即建立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历史。这时，已经消亡的腓尼基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腓尼基人是古代商人，他们沿海建立城市，航行到了地中海和更远的地方，发明了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字母体系。黎巴嫩人把腓尼基人描绘成自由企业的拥护者，就像他们自己一样。黎巴嫩人认为，这些古代腓尼基人的基因使黎巴嫩人具有一种西方的、地中海式的身份认同，大相径庭于令人反感且不文明的叙利亚地区穆斯林文化。黎巴嫩人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自认并非阿拉伯人：正如俗语所说，“黎巴嫩没有骆驼”。

为了给现代黎巴嫩找到合理的源头，黎巴嫩人坚持认为，腓尼基人是由地理、文化、宗教和共同认同结合而成的一个独立族群乃至民族。正如查尔斯·科姆(Charles Corm)，这位魅力十足的投机者，同时也是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在叙利亚的独家代理，在1919年7月出版的短命的民族主义杂志《腓尼基评论》(La Revue Phénicienne)中直言不讳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存在这样一个民族，因为它是我们所有历史篇章的起点。”这种观念确实发挥了作用：从1920年起，大黎巴嫩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由法国委任统治。然而，这是真的吗？

腓尼基的妇女

图片来源：Fine Art America

现代民族主义是近现代出现的一种现象，它既强调某一特定领土的政治自治，又强调其优于其他领土。现代民族主义是工业化、大众传播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影响的产物，在19世纪后期德国、意大利分别实现政治统一后达到顶峰。然而，“民族” 概念及民族特性的观念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时代，在11世纪的修道院中已经有族群观念汇集，对特定民族的人身依附甚至可能鼓励对其他民族的种族灭绝。

一些民族主义学者认为，我们甚至可以把类似的认识追溯到古代。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在其经典著作《民族的的种族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1986)中指出，自公元前3000年以来就存在拥有自我意识的民族社区，这些群体形成了现代世界国家建设的模式和基础。虽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但这些族群具有共同的文化和情感依恋，即基于特定区域，具有共同的名字、共同血统的神话、共同的历史记忆。史密斯的例子之一是腓尼基，除了“对个别城市国家的政治忠诚”之外，他还从腓尼基研究中发现了“文化和情感上的团结”，这些可以从目前基于宗教、语言、艺术、文学、政治体制、服饰和娱乐形式等共同遗产的起源和血统神话来解释。

“腓尼基”只是古代希腊学者为地中海航海者创造的一个通用标签。

腓尼基人的航海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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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包括史密斯的主张，都可能会让当时的古代腓尼基人感到惊讶。因为，腓尼基人实际上由一系列迥然不同的城邦组成，它们比邻而居并且经常交战，其中大部分城邦都被深深的河谷分割开来。古代腓尼基人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能为国家的存在提供“根基”的群体。没有一个已知的腓尼基人使用腓尼基人或类似集体术语描述自己。在古代腓尼基人的文字中，会用所在家庭和城市来描述自己。古代腓尼基人似乎也没有共同的文化:他们的带状方言区，连接了腓尼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城邦；沿海各个港口受当地环境影响，形成了独立的市民和艺术文化。例如，比布鲁斯（Byblos）看起来更像埃及;阿罗多斯（Arados）更像叙利亚;西顿（Sidonian）的建筑借鉴了希腊和波斯风格;而泰尔（Tyre）则与耶路撒冷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和商业联系。

“腓尼基”只是古希腊学者贴在他们在海上探险中遇到的地中海航海者们身上的一个通用标签。尽管这些希腊学者中有些人对这些腓尼基人形成了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很狡猾，但学者们从来不用这个词来描述一个独特的族群文化共同体。例如，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经常以相当赞赏的口吻谈论腓尼基人，但他从来没有像对待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和波斯人那样，对他们进行族群意义上的描述。

所以，史密斯不仅是把腓尼基人弄错了，更是完全搞反了。腓尼基人无法证明现代民族的古老民族起源，或者证明至少一个古代民族的现代民族主义起源。

圣比德尊者（Venerable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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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腓尼基人与现代民族主义之间的纠葛，是从20世纪黎巴嫩开始的漫长历程。在当今所称的大不列颠岛上，中世纪对民族起源的探索肇始于“英格兰”和“不列颠”的变迁。英格兰的历史表述最初在8世纪由圣比德尊者（Venerable Bede）奠定，主要聚焦于这个国家的撒克逊王；不列颠的历史表述在12世纪威尔士学者（the Welsh scholar）蒙默思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的著作中集其大成，他从特洛伊时代埃涅阿斯（Aeneas）的曾孙布鲁特斯（Brutus），追溯了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杰弗里也是第一个详细描述亚瑟王（King Arthur）功绩的学者，亚瑟王被认为是（讯速）击败了不列颠的撒克逊征服者。在亨利八世与罗马断绝关系后，这些不列颠传说又得到新生，因为当地的天主教会与“英格兰”的撒克逊人有密切关系，他们在公元6世纪统治着这个岛屿的门户。在这个时期，都铎王朝国王的威尔士渊源，使形成更大版图的大不列颠王国的愿景更具吸引力，他们对苏格兰的帝国野心也是如此。

在16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候，一位名叫约翰·韦恩（John Twyne）的小学校长和基层政客撰写了关于阿尔比恩、不列颠和英格兰事务的两卷本拉丁语评论。韦恩曾将这些评论提交到约翰·福奇（John Foche）主持的午餐会上讨论。在1538年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之后，福奇是坎特伯雷圣奥古斯丁的最后一个修道院院长。这些评论在1590年出版后，从未被翻译过，尽管当时评价甚高，但遗憾的是，现在基本已经被人遗忘。这些评论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修道院院长给客人们讲述了一些逸闻轶事，以便他们了解不列颠的渊源。

福奇（Foche）对蒙默思的杰弗里有关特洛伊起源的荒诞故事不以为然，他宣称，阿尔比恩（Albion）是海神尼普顿（Neptune）的儿子，先在英国定居下来，然后在以他自己命名的阿尔比恩的土地上形成了穴居的巨人族。然而，最先到达这个岛屿的外国人是腓尼基人，他们被康沃尔郡（Cornish）的金属所吸引。福克这一说法的论据，包括威尔士一些妇女仍然穿着的古迦太基式裙子（Punic dress），以及该地区的古迦太基式帽子（Punic huts）。此外，修道院的修士解释称，不列颠人用靛蓝绘制人体彩绘的著名习俗，显然是腓尼基人为了恢复他们在太阳下失去的某些色彩而作出的尝试。韦温（Twyne）关于腓尼基人血统的想法很有独创性。他摒弃了古老的特洛伊假说，为新都铎王朝提供了一个新的国家历史。他小心地将腓尼基人血统与都铎王朝相关联，让大不列颠人拥有更文明、更英勇的祖先，而非福克所说“一个来路不明、籍籍无名难民”的后裔。

然而，韦温对腓尼基人的了解也似是而非，他只是重复在古代典籍中发现的东西。腓尼基人据说是以狡诈和欺骗著称的商人。韦温还强调了腓尼基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他们起源于巴比伦，然后移居到其他古老的国家，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希腊和西班牙，最后到达不列颠。毕竟，他问道，“如果不是巴比伦人，男人哪会有剃须不刮上唇的习俗?”这种做法符合当代关于民族的观念，这些民族尚未将排他性或对抗作为存在的前提。欧洲“民族”早期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就是他们拥有共同血统。《创世纪》提供了民族的图谱，学者们据此可以回溯诺亚子孙的庞大家族谱系。

显然，来自腓尼基语的词语包括康沃尔郡的名字和啤酒的名称。

英国的巨石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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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艾利特·萨米斯（Aylett Sammes）出版《大不列颠文物志》（Britannia Antiqua Illustrata）或《古代英国文物，源自腓尼基人》（The Antiquities of Ancient Britain, Derived from the Phoenicians）(1676年)时，这种观念就已经产生了。法国学者萨缪尔·博图尔(Samuel Bochart)的著作支持了萨米斯关于古代英国的腓尼基源头理论，他的《神圣地理》（Sacred Geography）(1646)追溯了诺亚的后裔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博图尔特别关注了腓尼基人，猜测他们到达了英国和爱尔兰。萨米斯声称，腓尼基人定居在英国南部，而德国的辛布里人（Cimbri）则在北部。

萨米斯写道，“是腓尼基人留下了更显著的印记:不仅是不列颠本身的名字，在古代的大多数地名都纯粹源自腓尼基语，而且语言与风俗、宗教、神像、仪式、古代英国人的精神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腓尼基式的，就像他们的战争工具一样。”对于萨米斯来说，来源于腓尼基语的英文单词包括康沃尔郡的名字和啤酒的名称，腓尼基文化的残存物包括巨石阵的遗址。他认为腓尼基人说的是什么语言?

萨米斯坚持认为，辛布里人（Cimbri）的迁移解释了为什么苏格兰人比英格兰人更高大也更勇猛，也解释了1603年王冠联合（the Union of the Crowns）为何能得以进行。他写道：“各种地区语言、风俗和习惯并非截然不同，但是，由于贵族的联合，这个国家在一个君主统治下的结盟，确实在世界范围内组成了世界上最坚固的王国。”萨米斯用移民的不同起源来解释不同的现代类型，表明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或种族关系，这是韦恩有关文化借用的故事中所没有的。由此，也体现了民族主义话语的新趋势。民族主义话语现在强调的是国家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它们之间的联系。

同样，尽管萨米斯强调了不列颠王国的共同起源，但他却将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与英国的宿敌法国和法国人区别开来。对于萨米斯和他的同时代人来说，法国人与欧洲大陆的罗马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人的血统则来自罗马人的宿敌腓尼基人，来自腓尼基迦太基的海洋贸易力量。这里强调了这两个现代国家之间的差异，并强调了英国的海上优势。

描述“王冠联合”场景的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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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出于对法国的强烈反对，萨米斯指出，英国始终是一个岛屿，而不是像事实上那样，是北欧曾经的一个半岛。他认为：“如果这个地峡被接纳，那么高卢人统治了这个国家，这是无法想象的。与把英国当作既定法律统治的领土相比较而言，将这一部分当作一个单一国家似乎更为光荣。”对于大不列颠国家的起源，这是一个与韦恩完全不同的说法。就萨米斯而言，英国一直是一个国家，他对其原始人类居民也应用了同样的原则，他是第一个将腓尼基人描述为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的人。

在爱尔兰，出现了另一种腓尼基民族主义。这方面的第一位爱尔兰学者，是与萨米斯同时代的罗德里克·奥弗莱厄蒂（Roderic O'Flaherty）。他在其名著《奥杰吉厄岛》（Ogygia）（1685年）中指出，腓尼基人是爱尔兰血统的一部分。在18世纪，奥弗莱厄蒂将腓尼基人称作爱尔兰人祖先的理论十分流行，尤其是在新教上升期和讲盖尔语的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新教徒狂热者是查尔斯·瓦朗西（Charles Vallancey），1756年他作为英国陆军测量员来到爱尔兰，并留在那里，成为了一名古董商，他也是爱尔兰皇家学院的创始成员。瓦朗西特别关注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他在关于这个主题的大量漫长研究中宣称，“古爱尔兰语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汉尼拔、哈米尔卡和阿斯德鲁巴尔的语言”。

正如英国民族主义者可以将腓尼基人与更“罗马”的法国人区分开来一样，爱尔兰民族的支持者利用腓尼基人的过去，来区分爱尔兰人和更“罗马”的英国人。按照这种观点，英国对爱尔兰的占领被描绘成一个复杂而高贵的迦太基人（腓尼基爱尔兰人）和罗马人的野蛮帝国（英国）之间的伟大斗争。同时，瓦朗西对腓尼基人在古代世界中的把握也是模糊的，他并没有将腓尼基人与其他先民区别开来：他认为腓尼基人在繁衍过程中吸收了塞西亚人（Scythians）的血统，不同时期的爱尔兰圆塔就是腓尼基人和波斯人的建筑。

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励历史学家接受存在一个古代腓尼基民族的概念。

即使在天主教徒之间，真正的爱尔兰民族主义也是19世纪的现象。虽然瓦伦西可能致力于爱尔兰的文化和历史，但他的主要工作是为英国国王效力。像他这样的爱尔兰知识分子把腓尼基人当作是一套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古老根源之一，而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单独的、独立的爱尔兰未来。他们欣赏腓尼基人的祖先，但他们并不希望认定有一个腓尼基民族的存在。

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认识到包括爱尔兰语和英语在内的印欧语系，与包括腓尼基语在内的闪米特语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寻找这些现代国家所谓的腓尼基词根是站不住脚的。北大西洋黎凡特人定居点的考古学证据明显不足，也同此理。然而，与此同时，现代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励历史学家接受存在一个古老的腓尼基民族的概念。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在《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1993年）中，将这个概念称作“民族是一个种族同质的客体”观念，以及“国家概念与文化概念的有机结合”观念。

欧内斯特•雷南（Ernest R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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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腓尼基人”的著作开始出现，包括大量关于腓尼基人文化艺术的内容。到了19世纪60年代，当法国考古学家(以及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欧内斯特·雷南（Ernest Renan）开始发表他在黎巴嫩进行的发掘工作的结果时，已经把腓尼基人称为“民族”。据雷南说，腓尼基人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和建筑，有着务实的爱好和商业头脑。不久，腓尼基人被描述为一个民族：根据1885年乔治·佩罗特（Georges Perrot）和查尔斯·奇皮兹（Charles Chipiez）著《腓尼基和塞浦路斯艺术》（Phoenician and Cypriot art）记述，“据说腓尼基人具有中世纪犹太人的一些特点，但他们很强大，而且属于一个种族，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力量和优势应该得到承认。

到19世纪末，这一过程已经完成，乔治·罗林森（George Rawlinson）开始在其《腓尼基历史》（History of Phoenicia）第三版中宣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是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三个民族，不论在政治意义或民族志意义上都明显不同”。三百年的民族主义学术积累把古代地中海地区的腓尼基人塑造成一个正儿八经的民族，使其成为一些欧洲国家自成一体的源头。

翻译文章：

Josephine Quinn, Phantasmic phoenicia, Aeon Essays, April 4, 2018.

网络链接：

https://aeon.co/essays/phoenicia-an-imaginary-friend-to-nations-in-need-of-ancestors

译者介绍·吴彤

中央民族大学2015级民族学专业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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