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 姚峥华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是范仲淹《岳阳楼记》开篇第一句。
历史散文家夏坚勇将“春”换成“秋”，就有了眼前这本先在《钟山》杂志发表后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庆历四年秋》。这是他继创作“宋史三部曲”第一部《绍兴十二年》三年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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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坚勇说，由春扯到秋，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文人修辞，并无深意。
在这个“秋”里，人来人往，潮起潮落，历史的幕布掀开又合上，各种与“世态人情有关的鸡毛蒜皮（夏坚勇语）”纷纷上演。看的人很中意，比如我。
说“鸡毛蒜皮”，其实是不准确的。那些个科举进士，一代名臣，唐宋思想家、政治家，流芳后世的诗词家、书法家……怎么会是鸡毛蒜皮呢？他们是书生，可能意气纷发；他们手无缚鸡之力，却也翻云覆雨；他们宦海浮沉，最终成为历史的政治壁花，可圈可点，可褒可贬。
夏坚勇以叙述为主点评相辅，着眼于“庆历四年秋”这个时间节点，杂糅了正史、外史、野史、个人史，参考、借鉴、梳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试图让庆历年间众多大名头的人物有了启承转合的因果关联。
这里边虚构与非虚构，单极与多元，隐性与显性，心理分析与合理想像，由此及彼，声东击西，将官场政治与市井生活，外交内政与国家治理，阶层矛盾与权力斗争，文学修养与道德文章……烩成了一锅元气满满的“鸡毛蒜皮”。
说白了，一千年前的人与事，在夏坚勇的笔下，恍若我们的身边日常。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丁帆就说，作品以史为镜，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林林总总的群像。通过对众多人物的生动勾勒，把整个社会的面貌烘托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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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以庆历年间的进奏院案事件开篇，不起眼的一个七八品量级的小单位，文人扎堆，因喝酒聚餐，被人检举，上报中央，惊动皇帝。监进奏院的是苏舜钦，一位身世显赫的大才子。他的朋友们也都是颇有才情的梅尧臣、王洙、王益柔……
夏坚勇为何要从这个事件出发，因为它可以牵出一干子人，比如苏舜钦是由范仲淹举荐调入京师。范仲淹和欧阳修、余靖、尹洙是蔡襄名诗《四贤一不肖诗》中的“四贤”，写诗的蔡襄自然与小团伙逃不了干系。还有梅尧臣，进士出身，因欧阳修荐，成为国子监的“直讲”，相等于我们高等学府的教授。
还有韩琦，他与范仲淹惺惺相惜，曾在宋夏之战中同是西线的副帅，并肩作战。还有石介，《宋史》里《儒林》中的人物，他的《庆历圣德诗》闻名于世，通篇近二百句指名道姓评点朝廷大贤大奸，尤其把争议人物夏竦放到奸臣里，埋下了祸根。
苏舜钦（图/网络）
沿着夏坚勇的历史路线图，我们进入宋仁宗的庆历执政历史。此时34岁的宋仁宗已当皇帝21载。前11年是见习期，刘太后垂帘听政。宋宝元元年，西夏元昊寻事，让宋朝西北边境没了宁日，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川会战，屡战屡败。
祸不单行的是平静了四十年的宋辽边境也起事端。宋朝派出特使富弼，富弼是晏殊的女婿。晏殊是神童出身，后居中枢，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皆出自其门下。晏殊两女婿一是富弼二是杨察，杨察的弟弟杨寘庆历三年殿试得了第四，第一是王安石，后杨寘阴差阳错成了状元。
退居第四的王安石在书结尾处的庆历五年，被夏坚勇当成彩蛋预告读者，“再等二十四年吧，反正历史是不在乎等待的。”当时韩琦刚被贬下到扬州，扬州府衙里的八品“签判”不修边幅，让人印象欠佳。此人正是王安石。我们由此知道了，“宋史三部曲”的第三部会由王安石领衔了。
03
扯远了，回到朝廷。夏坚勇怕读者一看到庆历年间看到范仲淹就想到庆历新政，率先声明：“老实说，我不喜欢写改革，尤其不喜欢写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我只是把庆历新政作为一个背景。”
在这个背景下，几起几落的范仲淹终于被派上用场，与富弼一起成了新政红人，他俩联手搞了关于改革的《十事》。按夏坚勇的话讲，用显微镜仔细看也看不出什么亮点，因为大宋王朝多年积弊，危机丛生，吏治整顿就成了首要任务。范派们的果敢与手起刀落，触碰了很多利益集团。冲突之下，“朋党”之声不绝于耳。仁宗再“仁”也决非圣人，不能无动于衷。
蓝元震上书，实为宋仁宗在敲边鼓警示众人，范仲淹却书生意气，振振有辞：“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乎？”欧阳修更是上了一份《朋党论》，维护范仲淹的观点并发扬光大，指出“小人无朋，君子有党”。这与“君子不党，结党者必有祸心”的朝廷命训相违相克。要知道，皇权大忌，“朋党”无君子小人之分。
范仲淹（图/图虫创意）
接下来，轮到心狠手毒的夏竦出场了。按说夏竦有文武才，政事、文学都有建树，可惜心术不正，为人贪婪阴险。他让女婢苦练石介的字，伪造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并伺机向皇帝上了密奏。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这个“未许”只是皇上一种姿态。此时，北辽西夏已议和，国家暂时安定，外不乱内趋静，新政已失去意义。仁宗虽有断腕之意，但顾及天下名声，暂且按兵不动。
无奈紧接着发生了书开头的进奏院案，本来可大可小的案子，哪料新仇旧恨堆积而来，让宋仁宗想起老师王遵叔提及的唐王朝走向衰亡的两大痼疾——藩镇和朋党，以及唐文宗的名言“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不由得雷霆震怒，于是乎，下令“穷治”，也就是追查到底，决不手软。
参与宴会的全部锒铛入狱。案子宣布的第五天，仁宗又发布诏书，把腐败、低效、非法组织活动等政治弊端，通通归之于“朋党”名下。
夏竦（图/网络）
不难想像，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欧阳修一伙人相继被罢被贬。
这是庆历四年秋前后的事。
04
如果此时我们把书的落脚点安放到“朋党”名下，也是不妥的。
夏坚勇说，“秋色”是《庆历四年秋》的总体色调，这里的“人”是世态人情。他力图让散文这种文体在历史的疆界中有所拓展。这在书中可以一窥痕迹。夏竦绞尽脑汁做《水赋》未果，师训“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让他脑洞大开，举凡江河湖海，雨雪冰霜，芦叶沙渚，柳絮荷塘，日月星辰，云影天光，游鱼飞鸟，舟楫桥梁，无不是“前后左右”。夏竦当即“广”成文章。
这是夏坚又“作文”的小秘笈。他自身也如是“前后左右”地在技法上侵入小说，在史识上侵入学术。“既能呈示细密精微的人情洞察，又有对于天下大势纵横捭阖的宏观把握”，遂将庆历四年秋的各式人等“鸡毛蒜皮”广言成书。
不管秋色明亮还是枯败，总之，在这里我们看到宋代的诗词文化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正是在庆历年间，文人政治得到了空前广阔的发展。
图/网络
我们进一步假设，如果不是晏殊能诗善词，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得“宰相词人”之称；如果不是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灵乌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成千古名句；如果不是欧阳修写出《醉翁亭记》《渔家傲》，与晏殊并称“晏欧”，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如果不是梅尧臣少即能诗，与苏舜钦齐名，时号“苏梅”，又与欧阳修并称“欧梅”，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如果不是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吾闻》，令欧阳修推崇他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如果不是韩琦筑“万籍堂”藏书楼，著论多多令后世艳羡；如果不是石介的《根本》《庆历圣德颂》《怪说》开宋明理学之先声；如果不是“宋四家”蔡襄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不单得宋仁宗喜爱，连米芾王庭坚都折服不已；如果不是夏竦庆历四年编著了《古文四声韵》，成为后人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庆历年间这个“秋”，断无法多姿多彩，风光至今。
这抑或是夏坚勇选取这个时间节点以文人政治“鸡毛蒜皮”言之的用意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