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的粮食总产量有多少？
前面，有了粮食平均亩产和耕地面积，我们就大致可以估算出古埃及4600年以前的粮食总产量，为：
208 × 64 + 347 × 35.2 + 215 × 21.12 = 约30067万公斤，约合30万吨
估算说明：
a、毋庸讳言，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古埃及的耕地面积时逐步变化的，但是，我们只估算公元前2580年左右的大致数据；
b、在估算埃及现有耕地面积时，我们在几个统计口径中取最大值；
c、在估算古埃及耕地数量时，我们在扣除阿斯旺大坝新增的土地面积后，只是估算尼罗河三角洲耕地面积为现代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余为二分之一；
d、在对古埃及耕地进行分类时，我们采用了中国21世纪现代农业的分类标准；
e、在估算古埃及平均亩产时，我们采用其后1500年中国西周时期关中平原平均亩产做标准；
f、只估算风调雨顺的丰收年，如果是灾年的话，收成就必然会大幅度减产，甚至可能是颗粒无收；
g、耕地只计算用来种粮食，而耕种别的植物如蔬菜、水果、动物饲料等的土地，均不计入耕地面积。
h、有人认为，埃及的气温可以实现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实际上，在夏季，埃及干旱无雨却洪水泛滥，在冬季，虽然降雨，但气温较低，均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就算战国时代精细耕种的齐国，都只能做到一年一熟，而中国农业做到一年两熟，都是到隋唐时期才普遍实现。所以，新石器晚期、奴隶社会初期的埃及农业，能做到一年一熟已经不错了。
我们大致估算出古埃及的粮食总产量是30067万公斤，其中消耗项目有：
第一，损耗
由于生产效率的低下，公元前2580年的时候，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时，在播种、收获、运输、储存、加工的各个环节中，粮食的损耗是很大的，这个损耗率在现代社会差一点都会达到20%。
假设古埃及的损耗率为15%，那么，损耗的粮食数量为：
30067万公斤*15% = 约4510万公斤
第二，留种
埃及地区主要是生产小麦，而小麦种子每亩最少需要6—15公斤，土地越贫瘠，种子越原始，需要的种子数量越多。古埃及土地面积为790万亩，以每亩平均消耗种子8公斤计算，需要种子数量为：
770万亩·8公斤 = 6160万公斤
第三，没有参与金字塔修建的牲畜饲料
这一点忽略不计，我们假定牲畜饲料完全可以依靠尼罗河流域内的植物来解决。
那么最后，4600年前古埃及能被食用的粮食为：
总产量30067 － 损耗4510 － 留种6160 = 19397万公斤，折合约20万吨。
五、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一年粮食产量能养活多少人？
以每人每月平均消耗小麦20公斤来计算，20万吨的粮食总量，理论上一年最多可以养活大约81万人左右。
20万吨小麦供养81万人，这就是公元前2580年，埃及境内从尼罗河流域和各个绿州地区的粮食总产量，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量。
但是，人均每月消耗20公斤小麦，这个数据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统计数据，就像今天社会统计人均财富一样，马云的财富只是被“平均”到了你头上，而实际上跟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即使在人类社会实现了高度文明的今天，财富的分配方式都极不公平，那么，在最野蛮、最残忍的奴隶制时代，埃及的财富分配方式只能是更加的不公平。
前2580年，在进入奴隶制不久，埃及的土地财富绝大多数都应该属于法老和贵族，即使有一部分自耕农，数量也会非常少。那么，法老和贵族控制的大片土地由谁来耕种？自然是由奴隶来耕种，奴隶自行解决工具和种子等所有问题，收获之后向法老和贵族上交一定比例的粮食作为地租。
严格说来，按照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在奴隶制下，奴隶是没有资格上交地租的，因为奴隶自己都是主人的财产，所以一般情况下，奴隶除了以最低温饱线养活自己和家人以外的所有粮食，都应该上缴奴隶主。但由于埃及粮食生产水平太低，如果首先满足奴隶及家人的生活需求之后，估计也剩不了多少粮食，而奴隶主也没有那么善良大方，所以，后来封建社会的地主就给土地耕种者定了一个简单的比例，你种我的地，你交我多少粮，这就是地租。
那么埃及奴隶的“平均地租”是多少呢？
中国清末及民国，在北方和西南部分地区，谷租每亩通常为三斗左右(每斗30斤)，钱租四五百文上下，至于地租率，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平分其粮”或“租取其半”仍然被认为是通行的标准。
参照“平分其粮”这个标准，并且假设埃及奴隶主还要“仁慈”一点，只收取40%的收成，给土地耕种者留下60%，即12万吨小麦。那么，以平民每人每月平均消耗小麦20公斤来计算，12万吨小麦只能养活50万人左右，再加上统治阶级大约有5万人的规模，那么，在前2580年时，古埃及就只有大约55万的总人口。即使翻倍，也不过120万左右。
55万，这就是公元前2580年，埃及境内从尼罗河流域和各个绿州地区的粮食总产量20万吨小麦，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量。
五、六十万左右的人口规模，分布在尼罗河中下游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和绿洲之间，这样的社会形态最多是个氏族或者部落社会，离王国阶段还有好长一段距离。
即使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埃及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其土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实现了翻番，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尼罗河流域所能支撑的人口数量也非常有限。
有些研究埃及的学者，也看出了在粮食供应上，很难让金字塔修建队伍维持一个较大的规模，所以，又提出一个观点，说是金字塔的建造者主体部分不是奴隶而是农民，他们出于对法老的热爱，在农闲时自己携带工具和粮食来参加修建工作，属于自觉自愿，所以，埃及政府不承担他们的生活开支。这些学者指着某处的挖掘现场，然后又到各处壁画和各个石碑上找到某些依据，天马行空地解释一番，好像便为自己的观点寻找到了圆满的证据。
也许，被宗教观念忽悠的民众去“自愿奉献”的，可能会有极少一部分，但是当他们发现，“自愿奉献”的劳动的强度远远超过了自己所能承受的限度，甚至要搭上自己的生命时，这些民众也会选择“自愿不奉献”——脚底抹油，开溜。
这些学者，他们忘记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不管在埃及还是在中国，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类刚刚跨进文明门槛的时候，所经历的第一个阶段，既不是西方式的温情脉脉的“伊甸园”，也不是东方式的天下大同的尧舜世界，而是一个极其残忍、极其血腥的阶级社会，等级森严，黑暗无边，从殷墟里上千具活人陪葬的尸骨，到罗马斗兽场里的上万名角斗士的尸体（据说公元107年，为庆祝胜利，图拉真举行了23天的庆典，期间杀死了一万多角斗士和一万多头野兽），都血淋淋地证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漫长过程。那种把奴隶社会想象得像田园牧歌那般美好的论调，不是在前骗自己，就是在欺骗别人。
六、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大致有多少人口？
据说，古王国时代的埃及法老每两年就要清查一次人口和财产数量，但是，两三千年里留下了那么多的金字塔、神庙、王陵、壁画和莎草纸，却没有一个清楚的人口数据留下来，搞得后来的研究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希罗多德认为，在26王朝的阿赫摩斯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6世纪），那是埃及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有人居住的城市有20000座。而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则认为，在古埃及有18000座以上的重要乡村和城市，而在托勒密腊加的儿子统治时代，其总数在30000座以上，人口总数大概是700万人。
令人诧异的是，希罗多德据说生活在前5世纪，狄奥多罗斯据说生活在前1世纪，但是他们对自己几乎是同时代的埃及人口统计居然是那么的不靠谱。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前6世纪埃及有20000座城市，但即使每座城市只有5000人，那古埃及就有1亿人口，而狄奥多罗斯的说法就更荒唐，前2世纪，埃及的700万人口生活在30000座以上的重要乡村和城市，那算下来，每座重要乡村和城市就平均只有233个人。
这显然是在信口开河。
美国学者巴策尔认为，在前3000年，埃及有87万人口，在前2500年时，人口增长到160万，而前1800年时，又增长到了200万。而历史人口学者麦克伊韦迪则认为，在前3000年时，埃及人口就达到了100万，在前2000年时，进一步增长到了200万。
从他们的计算方式来看，这些数字也是靠敲脑袋得来的，也缺乏说服力。
实际上，要研究古埃及的人口总数，不如去研究古埃及各个历史时代的耕地数量和粮食平均亩产，相比之下，这个方法来得更为可靠。
第一节 尼罗河三角洲的地质学调查，是真实评价前10世纪埃及农业的重要依据
一、尼罗河三角洲的地质学调查，是真实评价前10世纪埃及农业的重要依据
长久以来，对于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及其冲积平原的形成时间和形成速度，一般非专业人士基本都没有多少相对确切的知识，所以长久以来，被“四大文明古国”观念长期浸润了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尼罗河三角洲是人类灿烂文明的发祥地，都是滋养古文明庞大人口数量的鱼米之乡，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样，没什么区别。
然而，现代地质学对尼罗河三角洲研究考察的结果，却完全颠覆了人们过去对尼罗河冲积平原的所有认知，让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大厦突然间摇晃了起来。
我们先来看长江三角洲。
到目前为止，整个长江流域面积180.7万平方公里，而长江三角洲的总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江在全新世向海推进速度很快，一万年前的入海口在扬州、镇江一带，一万年后就向东延伸了200多公里，形成了现今的形态。
根据有关资料计算，从唐朝开元年间（713年）到现在，长江三角洲至少增长了1万到1.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其中包括崇明岛大部、南通市大部、上海市大部和张家港暨苏州部分地区等。唐开元年间到今天是1300年，其间长江三角洲至少形成了1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至少平均每年造地7.7平方公里（其实仅仅是崇明岛每年就增加面积5平方公里）。
很多学者认为，近200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发生了加速扩张，从2000年之前的每千年扩张38公里，加速到了2000年来以内每千年80公里，而这个扩张加速出现的原因，则是因为长江中上游人口大量增加，在四川、湖南、湖北等地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农业生产。换句话说，除了海水的顶托和侵蚀作用等原因以外，长江三角洲的形成速度和面积还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
而尼罗河三角洲呢？
从胡夫金字塔开始建造的公元前2580年至今，已接近4600年，即使是尼罗河三角洲以长江三角洲的沉积速度来冲积成陆，到现在应该造地3.5万平方公里。但是，到今天为止，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总面积也才只有2.4万平方公里。
更何况尼罗河的含沙量还远远大于长江。
这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第一，全新世以来，尤其是近7000年来，尽管地中海海平面逐步升高，但对尼罗河三角洲的影响是稳步变化的，也是今人可以大致调查出来的，所以，相对比较容易搞清楚埃及各个历史时期的耕地面积变化；
第二，除了尼罗河三角洲，埃及其他地方的的地理条件变化并不大，搞清楚这些地方的耕地面积就更为容易；
第三，不管是在尼罗河三角洲，还是在尼罗河河谷地带，还是在法尤姆及其他地区，埃及耕地面积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上限，那就是1970年的埃及耕地总面积，我们只要以此倒推，就可以算出古代埃及各个时期耕地面积的最大值，从而估算出那个时期的最大人口数量。
这就是古埃及在耕地、粮食、人口等各个指标上的真实边界，超过这个边界，再宏伟的理论都是荒谬的。
我们的计算思路是这样的：
1、埃及今天的耕地面积是既定的，在不同的统计口径里取最大值5106万亩，由此，我们可以往前倒推计算；
2、今天尼罗河三角洲的耕地面积是埃及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即3400万亩；由此，除三角洲以外别的地区耕地面积也就推算出来，为1706万亩；
3、在第一节，我们了解了尼罗河三角洲的演变历史，了解到在4600年前，三角洲并不能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所以，我们估算那时三角洲上的耕地面积只有今天的六分之一，即567万亩；
4、1971年，埃及建成阿斯旺水利工程，新增耕地面积1260万亩，新增部分只能是河谷地区的，所以，在1971年前，埃及在三角洲以外别的地区的耕地面积总和也推算出来，为446万亩；
5、考虑到埃及属于沙漠地区的地质条件和灌溉条件的历史局限，我们估算前2580年时，埃及在三角洲以外别的地区的耕地总面积为今天总面积的一半，即223万亩，这个数字没有低估；
6、两个数字相加，由此，我们估算前2580年时，埃及全国的耕地面积大约是770万亩，这个结论是有根据的；
7、我们估算前2580年时，埃及小麦的平均亩产（30817万公斤÷790万亩＝39.02公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西周时期关中平原的生产水平，考虑到尼罗河流域恶劣的自然条件，再考虑到古埃及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奴隶制早期的农业生产水平，这个平均亩产也是合理的；
8、有了耕地数量，有了平均亩产，所以自然得到了1年的粮食总产量，有了总产量，扣除必然支出，自然就得到了大致的人口数量。
9、即使把估算数据放大一倍，即尼罗河三角洲的耕地面积达到了现今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他地区的耕地面积达到了1971年前的规模，那么在前2580年时，埃及的人口数也只有60万人左右的规模。如果我们再把粮食平均亩产翻一倍，人口总数也只有120万左右，也都达不到巴策尔和麦克伊韦迪估计的那个人口规模。
实践证明，几百万年来，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类的进化与发展，是不可能脱离生存资源而任意跨越历史阶段的，人类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所生存的那个环境，在生存条件极其艰苦的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没有充足的粮食基础，人口大规模繁衍是不可能想象的。
麦克伊韦迪在《世界人口历史图集》中估算：
公元前5000年，埃及达到10万人；
公元前3000年，埃及达到100万人；
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口达到250万；
公元前200年，埃及人口为400万，中国为4200万；
（其实，直到公元前220年，中国自己估计总人口2000万左右，仅为埃及的5倍）
公元元年时，埃及人口为450万左右，中国为5300万；
1000年时，埃及人口500万，中国5600万；
1300年，埃及人口为475万，中国8600万；
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的1600年，埃及人口300—500万，而同期中国为1.6亿。
法国人统治的1848年，埃及精确统计人口为450万（最小值），而中国为4.1亿左右。
在尼罗河三角洲提供的耕地越来越多、农业技术越来越先进的情况下，公元1848年时候的人口数跟1800多年前差不多，500万好像就成了埃及人口的上限，无论如何也突破不过去，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对埃及过去的人口数量估计太高，这也就是说，在公元前的各个历史时期，埃及都远远达不到那么多的人口总数。
另一方面，2000多年来人口数量的演变，也充分说明，在埃及这个沙漠绿洲地带地区，在农业耕种没有实现现代化之前，不可能承载太多的人口。否则，按照王陵壁画上显示出的古埃及那么发达的农业生产水平，在3000年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埃及人口数量就应该呈爆炸式增长，公元前2000年达到250万，进入公元1世纪就应该跨过千万大关，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人口版图就应该是埃及人口向四周蔓延，逐渐占据人烟稀少的西亚和中东地区，而不是倒过来逆向流动，由阿拉伯人最终统治了埃及，而埃及本土民族最后则不知所终。
反观同样是文明古国的中国，尽管从北宋开始就进入了漫长的文明衰退过程，但中国的人口数量却反而在逐渐增长，即使是在差点亡国灭种的清朝和民国时代，中国人口在1949年时也差不多到了6万万左右。
二者相比，如同天上地下。
纵观公元1500年前的整个地中海地区，无论是北非还是西亚，无论是巴尔干半岛还是亚平宁半岛，从来都是地广人稀，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地中海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不适合农业生产，落后的粮食生产水平无法养育太多的人口。
因此，条件更差的埃及更不可能作为一个违背规律的特殊案例而出现，并且是出现在地球上其他绝大部分地区都还在蒙昧中沉睡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