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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海市蜃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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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这种工具竟然能用?居然保存了5000年?

  

 

    四、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的粮食总产量有多少?

    前面,有了粮食平均亩产和耕地面积,我们就大致可以估算出古埃及4600年以前的粮食总产量,为:

    208 × 64 + 347 × 35.2 + 215 × 21.12 = 约30067万公斤,约合30万吨

    估算说明:

    a、毋庸讳言,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古埃及的耕地面积时逐步变化的,但是,我们只估算公元前2580年左右的大致数据;

    b、在估算埃及现有耕地面积时,我们在几个统计口径中取最大值;

    c、在估算古埃及耕地数量时,我们在扣除阿斯旺大坝新增的土地面积后,只是估算尼罗河三角洲耕地面积为现代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余为二分之一;

    d、在对古埃及耕地进行分类时,我们采用了中国21世纪现代农业的分类标准;

    e、在估算古埃及平均亩产时,我们采用其后1500年中国西周时期关中平原平均亩产做标准;

    f、只估算风调雨顺的丰收年,如果是灾年的话,收成就必然会大幅度减产,甚至可能是颗粒无收;

    g、耕地只计算用来种粮食,而耕种别的植物如蔬菜、水果、动物饲料等的土地,均不计入耕地面积。

    h、有人认为,埃及的气温可以实现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实际上,在夏季,埃及干旱无雨却洪水泛滥,在冬季,虽然降雨,但气温较低,均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就算战国时代精细耕种的齐国,都只能做到一年一熟,而中国农业做到一年两熟,都是到隋唐时期才普遍实现。所以,新石器晚期、奴隶社会初期的埃及农业,能做到一年一熟已经不错了。

    我们大致估算出古埃及的粮食总产量是30067万公斤,其中消耗项目有:

    第一,损耗

    由于生产效率的低下,公元前2580年的时候,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时,在播种、收获、运输、储存、加工的各个环节中,粮食的损耗是很大的,这个损耗率在现代社会差一点都会达到20%。

    假设古埃及的损耗率为15%,那么,损耗的粮食数量为:

    30067万公斤*15% = 约4510万公斤

    第二,留种

    埃及地区主要是生产小麦,而小麦种子每亩最少需要6—15公斤,土地越贫瘠,种子越原始,需要的种子数量越多。古埃及土地面积为790万亩,以每亩平均消耗种子8公斤计算,需要种子数量为:

    770万亩·8公斤 = 6160万公斤

    第三,没有参与金字塔修建的牲畜饲料

    这一点忽略不计,我们假定牲畜饲料完全可以依靠尼罗河流域内的植物来解决。

    那么最后,4600年前古埃及能被食用的粮食为:

    总产量30067 - 损耗4510 - 留种6160 = 19397万公斤,折合约20万吨。

    五、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一年粮食产量能养活多少人?

    以每人每月平均消耗小麦20公斤来计算,20万吨的粮食总量,理论上一年最多可以养活大约81万人左右。

    20万吨小麦供养81万人,这就是公元前2580年,埃及境内从尼罗河流域和各个绿州地区的粮食总产量,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量。

    但是,人均每月消耗20公斤小麦,这个数据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统计数据,就像今天社会统计人均财富一样,马云的财富只是被“平均”到了你头上,而实际上跟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即使在人类社会实现了高度文明的今天,财富的分配方式都极不公平,那么,在最野蛮、最残忍的奴隶制时代,埃及的财富分配方式只能是更加的不公平。

    前2580年,在进入奴隶制不久,埃及的土地财富绝大多数都应该属于法老和贵族,即使有一部分自耕农,数量也会非常少。那么,法老和贵族控制的大片土地由谁来耕种?自然是由奴隶来耕种,奴隶自行解决工具和种子等所有问题,收获之后向法老和贵族上交一定比例的粮食作为地租。

    严格说来,按照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在奴隶制下,奴隶是没有资格上交地租的,因为奴隶自己都是主人的财产,所以一般情况下,奴隶除了以最低温饱线养活自己和家人以外的所有粮食,都应该上缴奴隶主。但由于埃及粮食生产水平太低,如果首先满足奴隶及家人的生活需求之后,估计也剩不了多少粮食,而奴隶主也没有那么善良大方,所以,后来封建社会的地主就给土地耕种者定了一个简单的比例,你种我的地,你交我多少粮,这就是地租。

    那么埃及奴隶的“平均地租”是多少呢?

    中国清末及民国,在北方和西南部分地区,谷租每亩通常为三斗左右(每斗30斤),钱租四五百文上下,至于地租率,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平分其粮”或“租取其半”仍然被认为是通行的标准。

    参照“平分其粮”这个标准,并且假设埃及奴隶主还要“仁慈”一点,只收取40%的收成,给土地耕种者留下60%,即12万吨小麦。那么,以平民每人每月平均消耗小麦20公斤来计算,12万吨小麦只能养活50万人左右,再加上统治阶级大约有5万人的规模,那么,在前2580年时,古埃及就只有大约55万的总人口。即使翻倍,也不过120万左右。

    55万,这就是公元前2580年,埃及境内从尼罗河流域和各个绿州地区的粮食总产量20万吨小麦,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量。

    五、六十万左右的人口规模,分布在尼罗河中下游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和绿洲之间,这样的社会形态最多是个氏族或者部落社会,离王国阶段还有好长一段距离。

    即使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埃及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其土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实现了翻番,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尼罗河流域所能支撑的人口数量也非常有限。

    有些研究埃及的学者,也看出了在粮食供应上,很难让金字塔修建队伍维持一个较大的规模,所以,又提出一个观点,说是金字塔的建造者主体部分不是奴隶而是农民,他们出于对法老的热爱,在农闲时自己携带工具和粮食来参加修建工作,属于自觉自愿,所以,埃及政府不承担他们的生活开支。这些学者指着某处的挖掘现场,然后又到各处壁画和各个石碑上找到某些依据,天马行空地解释一番,好像便为自己的观点寻找到了圆满的证据。

    也许,被宗教观念忽悠的民众去“自愿奉献”的,可能会有极少一部分,但是当他们发现,“自愿奉献”的劳动的强度远远超过了自己所能承受的限度,甚至要搭上自己的生命时,这些民众也会选择“自愿不奉献”——脚底抹油,开溜。

    这些学者,他们忘记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不管在埃及还是在中国,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类刚刚跨进文明门槛的时候,所经历的第一个阶段,既不是西方式的温情脉脉的“伊甸园”,也不是东方式的天下大同的尧舜世界,而是一个极其残忍、极其血腥的阶级社会,等级森严,黑暗无边,从殷墟里上千具活人陪葬的尸骨,到罗马斗兽场里的上万名角斗士的尸体(据说公元107年,为庆祝胜利,图拉真举行了23天的庆典,期间杀死了一万多角斗士和一万多头野兽),都血淋淋地证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漫长过程。那种把奴隶社会想象得像田园牧歌那般美好的论调,不是在前骗自己,就是在欺骗别人。

  六、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大致有多少人口?

    据说,古王国时代的埃及法老每两年就要清查一次人口和财产数量,但是,两三千年里留下了那么多的金字塔、神庙、王陵、壁画和莎草纸,却没有一个清楚的人口数据留下来,搞得后来的研究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希罗多德认为,在26王朝的阿赫摩斯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6世纪),那是埃及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有人居住的城市有20000座。而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则认为,在古埃及有18000座以上的重要乡村和城市,而在托勒密腊加的儿子统治时代,其总数在30000座以上,人口总数大概是700万人。

    令人诧异的是,希罗多德据说生活在前5世纪,狄奥多罗斯据说生活在前1世纪,但是他们对自己几乎是同时代的埃及人口统计居然是那么的不靠谱。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前6世纪埃及有20000座城市,但即使每座城市只有5000人,那古埃及就有1亿人口,而狄奥多罗斯的说法就更荒唐,前2世纪,埃及的700万人口生活在30000座以上的重要乡村和城市,那算下来,每座重要乡村和城市就平均只有233个人。

    这显然是在信口开河。

    美国学者巴策尔认为,在前3000年,埃及有87万人口,在前2500年时,人口增长到160万,而前1800年时,又增长到了200万。而历史人口学者麦克伊韦迪则认为,在前3000年时,埃及人口就达到了100万,在前2000年时,进一步增长到了200万。

    从他们的计算方式来看,这些数字也是靠敲脑袋得来的,也缺乏说服力。

    实际上,要研究古埃及的人口总数,不如去研究古埃及各个历史时代的耕地数量和粮食平均亩产,相比之下,这个方法来得更为可靠。


第一节 尼罗河三角洲的地质学调查,是真实评价前10世纪埃及农业的重要依据

    一、尼罗河三角洲的地质学调查,是真实评价前10世纪埃及农业的重要依据

    长久以来,对于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及其冲积平原的形成时间和形成速度,一般非专业人士基本都没有多少相对确切的知识,所以长久以来,被“四大文明古国”观念长期浸润了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尼罗河三角洲是人类灿烂文明的发祥地,都是滋养古文明庞大人口数量的鱼米之乡,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样,没什么区别。

    然而,现代地质学对尼罗河三角洲研究考察的结果,却完全颠覆了人们过去对尼罗河冲积平原的所有认知,让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大厦突然间摇晃了起来。

    我们先来看长江三角洲。

    到目前为止,整个长江流域面积180.7万平方公里,而长江三角洲的总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学术界普遍认为,长江在全新世向海推进速度很快,一万年前的入海口在扬州、镇江一带,一万年后就向东延伸了200多公里,形成了现今的形态。

    根据有关资料计算,从唐朝开元年间(713年)到现在,长江三角洲至少增长了1万到1.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其中包括崇明岛大部、南通市大部、上海市大部和张家港暨苏州部分地区等。唐开元年间到今天是1300年,其间长江三角洲至少形成了1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至少平均每年造地7.7平方公里(其实仅仅是崇明岛每年就增加面积5平方公里)。

    很多学者认为,近200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发生了加速扩张,从2000年之前的每千年扩张38公里,加速到了2000年来以内每千年80公里,而这个扩张加速出现的原因,则是因为长江中上游人口大量增加,在四川、湖南、湖北等地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农业生产。换句话说,除了海水的顶托和侵蚀作用等原因以外,长江三角洲的形成速度和面积还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

    而尼罗河三角洲呢?

    从胡夫金字塔开始建造的公元前2580年至今,已接近4600年,即使是尼罗河三角洲以长江三角洲的沉积速度来冲积成陆,到现在应该造地3.5万平方公里。但是,到今天为止,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总面积也才只有2.4万平方公里。

    更何况尼罗河的含沙量还远远大于长江。

    这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第一,全新世以来,尤其是近7000年来,尽管地中海海平面逐步升高,但对尼罗河三角洲的影响是稳步变化的,也是今人可以大致调查出来的,所以,相对比较容易搞清楚埃及各个历史时期的耕地面积变化;

    第二,除了尼罗河三角洲,埃及其他地方的的地理条件变化并不大,搞清楚这些地方的耕地面积就更为容易;

    第三,不管是在尼罗河三角洲,还是在尼罗河河谷地带,还是在法尤姆及其他地区,埃及耕地面积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上限,那就是1970年的埃及耕地总面积,我们只要以此倒推,就可以算出古代埃及各个时期耕地面积的最大值,从而估算出那个时期的最大人口数量。

    这就是古埃及在耕地、粮食、人口等各个指标上的真实边界,超过这个边界,再宏伟的理论都是荒谬的。

    我们的计算思路是这样的:

    1、埃及今天的耕地面积是既定的,在不同的统计口径里取最大值5106万亩,由此,我们可以往前倒推计算;

    2、今天尼罗河三角洲的耕地面积是埃及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即3400万亩;由此,除三角洲以外别的地区耕地面积也就推算出来,为1706万亩;

    3、在第一节,我们了解了尼罗河三角洲的演变历史,了解到在4600年前,三角洲并不能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所以,我们估算那时三角洲上的耕地面积只有今天的六分之一,即567万亩;

    4、1971年,埃及建成阿斯旺水利工程,新增耕地面积1260万亩,新增部分只能是河谷地区的,所以,在1971年前,埃及在三角洲以外别的地区的耕地面积总和也推算出来,为446万亩;

    5、考虑到埃及属于沙漠地区的地质条件和灌溉条件的历史局限,我们估算前2580年时,埃及在三角洲以外别的地区的耕地总面积为今天总面积的一半,即223万亩,这个数字没有低估;

    6、两个数字相加,由此,我们估算前2580年时,埃及全国的耕地面积大约是770万亩,这个结论是有根据的;

    7、我们估算前2580年时,埃及小麦的平均亩产(30817万公斤÷790万亩=39.02公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西周时期关中平原的生产水平,考虑到尼罗河流域恶劣的自然条件,再考虑到古埃及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奴隶制早期的农业生产水平,这个平均亩产也是合理的;

    8、有了耕地数量,有了平均亩产,所以自然得到了1年的粮食总产量,有了总产量,扣除必然支出,自然就得到了大致的人口数量。

    9、即使把估算数据放大一倍,即尼罗河三角洲的耕地面积达到了现今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他地区的耕地面积达到了1971年前的规模,那么在前2580年时,埃及的人口数也只有60万人左右的规模。如果我们再把粮食平均亩产翻一倍,人口总数也只有120万左右,也都达不到巴策尔和麦克伊韦迪估计的那个人口规模。

    实践证明,几百万年来,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类的进化与发展,是不可能脱离生存资源而任意跨越历史阶段的,人类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所生存的那个环境,在生存条件极其艰苦的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没有充足的粮食基础,人口大规模繁衍是不可能想象的。

    麦克伊韦迪在《世界人口历史图集》中估算:

    公元前5000年,埃及达到10万人;

    公元前3000年,埃及达到100万人;

    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口达到250万;

    公元前200年,埃及人口为400万,中国为4200万;

    (其实,直到公元前220年,中国自己估计总人口2000万左右,仅为埃及的5倍)

    公元元年时,埃及人口为450万左右,中国为5300万;

    1000年时,埃及人口500万,中国5600万;

    1300年,埃及人口为475万,中国8600万;

    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的1600年,埃及人口300—500万,而同期中国为1.6亿。

    法国人统治的1848年,埃及精确统计人口为450万(最小值),而中国为4.1亿左右。

    在尼罗河三角洲提供的耕地越来越多、农业技术越来越先进的情况下,公元1848年时候的人口数跟1800多年前差不多,500万好像就成了埃及人口的上限,无论如何也突破不过去,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对埃及过去的人口数量估计太高,这也就是说,在公元前的各个历史时期,埃及都远远达不到那么多的人口总数。

    另一方面,2000多年来人口数量的演变,也充分说明,在埃及这个沙漠绿洲地带地区,在农业耕种没有实现现代化之前,不可能承载太多的人口。否则,按照王陵壁画上显示出的古埃及那么发达的农业生产水平,在3000年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埃及人口数量就应该呈爆炸式增长,公元前2000年达到250万,进入公元1世纪就应该跨过千万大关,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人口版图就应该是埃及人口向四周蔓延,逐渐占据人烟稀少的西亚和中东地区,而不是倒过来逆向流动,由阿拉伯人最终统治了埃及,而埃及本土民族最后则不知所终。

    反观同样是文明古国的中国,尽管从北宋开始就进入了漫长的文明衰退过程,但中国的人口数量却反而在逐渐增长,即使是在差点亡国灭种的清朝和民国时代,中国人口在1949年时也差不多到了6万万左右。

    二者相比,如同天上地下。

    纵观公元1500年前的整个地中海地区,无论是北非还是西亚,无论是巴尔干半岛还是亚平宁半岛,从来都是地广人稀,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地中海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不适合农业生产,落后的粮食生产水平无法养育太多的人口。

    因此,条件更差的埃及更不可能作为一个违背规律的特殊案例而出现,并且是出现在地球上其他绝大部分地区都还在蒙昧中沉睡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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