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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干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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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  2001年 第八期


  文  叶雨蒙

    前些天从报上看到一件新鲜事:“老苏联有个陕西村”。说的是一位老莫斯科学习的中国记者,遇到一位相貌与中国人无异的访客,要与这位中国记者畅叙亲情。访客操着一口一百多年前的晚清陕西方言,让记者“似懂非懂”,无奈,访客只得放弃了用他的“中国老话”与记者沟通的打算,改用俄语交谈。

    原来,这位名叫埃利克的来访者是一位“东干人”,他的祖先来自中国陕西。东干人在中亚地区已经生活了一百二十多年。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中国西北陕、甘、宁地区曾经爆发了持续十多年的回民起义。起义失败后,数千名起义军民拖家带口,一路翻山越岭,到中亚逃生。之后,他们大部份人流落到楚河岸边(现哈萨克斯坦克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处)定居下来,当地的沙俄官吏便将这些来自天山东部的中国移民称作“东干人”。此后,这批陕西回族移民就与华夏大地彻底失去了联系,成了一个栖息中亚的新民族。

    类似的中国内陆人向西迁徒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十七世纪位于新疆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西迁伏尔加河流域,以及据说汉时的匈奴部落西迁东欧形成今日的匈牙利等。

    听到关于“东干人”这件趣闻,更让我坚信中国古人不只有一次次地西迁,还有东迁,时间更早,东迁最远到达的地方是美洲大陆。

    这里,我想起以前听到的另一件趣闻:据航海史学家房仲甫先生对我讲,1983年,北京大学邹衡教授赴美洲讲学。他来信说:有一次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印第安人节日晚会。会上,他邂逅了一位印第安人中学教员。这位教员亲切地对邹教授说,他的祖先来自中国,是殷人。邹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说是汉人或是唐人,而单说是殷人?他回答:“我们是世代相传的。”

    请看,这件趣闻与前边提到的中国记者在莫斯科邂逅那位“东干人”的故事是多么相像!所不同的是,殷人的东迁,比东干人的西迁,时间更早,地点也更遥远。

    有时候,历史的秘密往往隐藏在民间口碑的世代传说中。

    在南北美洲,有关中国古人东迁的线索不止邹衡教授遇到的一件。

    譬如,维多利亚历史学会会长麦基威在其所写的《不列颠哥仑比亚掌故》一书中提到的,北美加拿大西海岸夏洛特皇后群岛的土人,大多含有中国人的血统。这些土人,自称是十三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东征日本失败,漂流至该岛的元朝水师的后代。

    譬如,委内瑞拉学者莫雷诺考证,在公元八世纪即我国唐代时,有一批居住在我国黑龙江、日本海和朝鲜之间的满族的祖先人,越过太平洋在中美洲登陆,被称为欧康人。其中一部分移入墨西哥,一部分人进入南美洲各地,后与秘鲁的印加文化相融合。据说印加王军成员之间说一种当地人听不懂的语言,与欧康人的语言相似。满族的祖先自称是(MoKo)人,而印加的统治者则自称是曼科(ManKo)族人,发音几乎相同。另外,印加人以鹰为图腾,人则驯养“海东青”(鹰)。

    譬如,1917年的《地学杂志》第2期上,有署名魏声的文章:《吉林黑斤人与美洲印第安人同系说》。文中提到:“美洲新大陆,未有余之踪迹,故以印第安人与吉林东北之黑斤人相较,其血统如何蜕衍,靡可证明。但黑斤之社会情状,则余以居东年久,见闻有素。复视近人游美记录,所述印第安人之风俗、盖与黑斤人有惟妙惟肖者。余由是知两种人之关系,加以研究,必为世界人种学上一极有趣味之事……”

    譬如,1910年清朝政府派欧阳庚为特使,东渡墨西哥,办理墨西哥革命时杀死华侨三百多人的索赔案。欧阳庚办完专案后的一天,当地印第安百余家族的代表,前来找欧阳庚请愿。他们告诉欧阳庚:“墨西哥革命时,杀死印第安人750名,这些印第安人是中国血统,殷人后裔,叫殷福布族,是三千年前从天国经天之浮桥岛到这里的。请求清政府一并保护索赔。欧阳庚闻知此事大为惊喜,恰好来墨西哥之前,王国维、罗振玉等托他到美洲后代为调查“殷人东迁”之事,只可惜欧阳庚将此事报告摄政王载沣后,载沣未予支持,查证之事不了了之。

    上述事例,与近年来发现的西迁中亚的东干人一事相比较,显然还缺少进一步的查证。但是,发现了矿脉,距离找到矿藏已不远。缺少进一步的调查,并不能从根本上否认这些民间传说的可信性。

    怀疑者总是说,前哥仑布时期,中国人东迁美洲之事从不见诸史书的记载。那么,1988年中国记者在莫斯科遇到东干人埃利克之前,一百多年间,东干人与中国内陆彻底断绝了联系,史书上也无记载,是靠东干人代代相传的口碑,把他们的祖先来自何方记录下来的。没有历史上的记载,难道就不可信吗?

    怀疑者还说,如果是中国古人东迁美洲,为什么在美洲土著中,找不到使用中国语言和文字的部落?那么东干人所使用的“中国老话”,同样让中国记者听不懂,而东干人的文字则是用俄语字母把清代的陕西方言串联或拼音文字。如果不是东干人“自报家门”,仅凭无法听懂的语言和后来创立的东干人的拼音文字,你能确定他们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移民吗?要知道,东干人离开陕西仅只一百二十多年,而迁移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则离开故土己有上千年乃至万年以上,且历代移民来自不同部落,不只从中国黄河流域,还有来自日本、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以及南洋诸岛等,甚至也有北欧和非洲一些部落的移民。因此,美洲土著居民的语言最复杂,种类最多。

    不过尽管年代久远,变迁频频,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中找出历史遗留的些许痕迹。譬如东干人,至今仍沿用一个世纪前的发音,将政府机关称作“衙门”,把政府官员称为“大人”,称店铺老板是“掌柜的”等等。而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中,也有些词汇发音与汉语相似。比如智利等地的印第安人称小孩子为“娃娃”,墨西哥印第安人称“你、我、他”为“宁、内、侬”,称“河流”为“河”,哥伦比亚印第安人把船称为“赛舨(cham ban)”,而中国至今仍将一种轻巧的木质小船称为舢舨。据房仲甫考证,舢舨之称是中国内陆筑城垣的“三板”演变而来,起源很古。《裨海纪游》说:“海舶大,不能近岸,凡欲往来,则乘三板。”

    至于在美洲的古物中发现中国文字则早已见惯不惊了。笔者就曾亲见默兹女士拍摄的位于美国北达科他洲的“书写的岩石”照片,以及在亚利桑那州大学博物馆所拍摄的在“四角”(Four Corners)所发现的古石照片,这些古代美洲留下的石刻书法,与中国的甲骨文及金文极为相近,有些字的写法简直与中国甲骨文一模一样。

难怪北达科他洲有关机构根据这些“书写的岩石”,曾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曾一度访问过北达科他”;并且在1972年再版的《关于北达科他的种种事实》(Facts About North Da Kota)一书里,附以有关中国古代人这次探险的记载。其它在美洲发现的中国文字,仅只香港卫聚贤教授在其专著中就列出五十七个,如将重复的计算在内,达到一百三十几个。其中主要有:

    一裸体女神像坐于几条蛇缠绕的龟背上,双手各提一牌,牌上各有“武当山”三个汉字;

    一裸体男铜像坐于云端,双手各提一牌,牌上各有“或南田井”四个汉字;

    一块陶片上,有一个草书的“贯”字;

    一个陶器的神座下,有一个“天”字;

    一块陶片上,有“亚”字二十三个;

    一只陶筒上,有二十多个“凡”字;

    一块长玉板上,刻有“王”字二十二个;

    一个象牙饰物上,刻有“五、十、十七”共七个字;

    在高山石壁上,刻有“木武本”三个字。

    就其字体来看,上至殷商甲骨文,下至宋代的“瘦金”体,都有发现。可知中国古人迁移美洲,决非一时一事,而是历代不停往迁。

    那么,除此之外,一个迁移他乡的部落如果其语言文字均已失传不可考,那么,我们靠什么去辩别这个部落的“祖籍”呢?

    人所共知的途径是:首先从人种上,其次从文化的各个层面上给以考察。

    我们就试着从这个途径来走近美洲印第安人——

    从人种上说,美洲印第安人属蒙古人种的一个支系。世界人类学家普遍认为,印第安人主要是15000年至20000年前从亚洲经白令海峡迁入美洲的。从直观上看去,很多印第安人活脱脱就像一个中国人。笔者就曾看到阿拉斯加的因纽特儿童照片,那留着垂髻的男孩,与华北小儿毫无二致。还有从一些画报上看到的中、南美洲丛林中的印第安人照片,如果不说这是印第安人,你会以为他们是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毫无疑问,大多数印第安人(包括爱斯基摩人)都具备黄种人的特点:头发色黑且直,黄皮肤,铲形门齿,以及白种人和黑色人种所不具备的婴儿出生时臀部的青色胎记。从血缘上,科学家们也发现了印第安人与中国人属于同种的证据——1986年3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题为:《我国发现一种异常血红蛋白,找到与印第安人同种“印记”》。

    该篇报道文章全文如下:

    中国新闻社南京三月二十三日电  记者蔡希平报道,近年来,中国学者在中国南部、中部及至东北部的黑龙江省发现一种异常血红蛋白——克锡塔(Hb Cousbotta),与外国学者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和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中发现的异常血红蛋白属同一类型。这说明中国人与印第安人有某种血缘关系。

    这是全国血红蛋白病研究协作组组长、广西医学院教授梁徐向记者提供的信息。

    据资料记载,两名美国科学家一九六一年曾发现在印第安人和美籍华人的血液中存在着同一种被称为“转铁蛋白——中国”的蛋白质分子。这种带有较多正电荷的蛋白质分子只分布在黄种人或同黄种人有通婚关系、具有黄种人的一些遗传特征的人群中。因此,有的学者提出美洲大陆土著印第安人的先人是亚洲移民的假说。梁徐教授说,现在中国学者的发现为此假说提供了又一血缘上的印证。

    异常血红蛋白属基因遗传现象,它是人类血红蛋白分子结构发生多异的结果。研究异常血红蛋白即是从它的分子结构来证明遗传基因,这是当代分子生物学的一个先进课题……对异常血红蛋白的研究,不但对分子生物学,而且对医学及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也都具有意义。

    与中国科学家的研究相呼应,美国的科学家也得出了相同的研究成果。据台湾《中国时报》1996年11月11日文章介绍,美国《科学》杂志报道了一位名叫梅里维瑟的学者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对一干三百个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土著群体的DNA样本采集分析后,就其带有的突变染色体可以在一些东亚人和西伯利亚土著人身上可以看到,他却不见之于欧洲人或非洲人——从而确认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是在远古时代集体由亚洲迁徒北美洲,之后渐次向南扩散的。鉴于从现代西伯利亚人(俄罗斯人)身上找不到B类变体基因,梅里维瑟和分子考古学者柯曼提出,美洲土著的祖先很可能是亚洲的蒙古人种,因为后者与美洲土著人身上的四类变体基因完全相同。

    ——中外科学家的研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从人类遗传学角度,已经证明印第安人与中国人的某种血缘关系。

    既然已确认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是来自亚洲大陆的移民,那么,从文化发展的各个层面上考察,几乎肯定可以找到亚洲大陆文化(主要指中华文化)对美洲土著文化的影响。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一定有与中华古文明相同的某些“印记”,若不如此,反而令人不解。

    还是先从东干人说起吧。

    与中国故土隔绝一百二十多年以后,东干人“不仅固守自己的口头语言,而且还全力保留着痛别故土时的生活习俗”,以致使得今天踏上中亚大地的中国记者惊奇地发现,在东干人居住的楚河谷地,竟然保存着几座晚清韵味十足的“陕西村”。

    “走进东干人的民家小院,感觉就像到了陕西农村,那粮仓、水井、房檐上的一串串老玉米……待客用的正房垒着一张大炕,正中则摆放着油渍斑驳的炕桌。盘腿坐在桌旁,吃上一碗男主人的婆姨精心拉出的面条,再伸长筷子,尝尝各种咸菜和炒菜的味道,人在国外的感觉就不知躲到了哪里。”

    东干人的村庄名也都是中国味儿十足的,有的村名叫“米粮川”,有的叫“新渠”,有的叫“马三旗”。东干人结婚时,男的依旧是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整个儿一个旧中国的乡绅”;新媳妇则“脚穿绣花鞋,头顶红花高髻,身着绣满龙凤图案的红色裙衫”……

    与中国记者在前苏联境内发现“陕西村”的感觉相似,不少中国人初到美洲,看到印第安文化的种种现象,都感到亲切异常。

    一百年前,康有为到美洲亚士瑞时,见到一处印第安古迹,有几十栋石屋,由来已两千多年,原本二三层,大部分已倾圯,但结构形似中国的房屋,他写诗说:“遗民似是自华来。”

    康有为到了墨西哥、秘鲁,发现遗殿器物,都像中国人的遗殿器物,黑发黑瞳的人民见了他,以酒食招待,视为同胞。石刻遗物,与西伯利亚博物馆相同,就确信美洲原住民是从中国鲜卑移来的人种。他认定:“南北美洲,皆吾种旧地。”

    台湾金荣华教授1972—1973年曾在墨西哥一所大学教书,常到墨西哥各地考察古迹,发现很多与中国有关的古迹和民俗。他还发现一些秘鲁印第安人的村庄为中国村名。他找到叫“王家窑”的有四处,叫“齐家老窑”的有七处。他还发现,北美洲土著人吃玉米,南美洲土著人吃玉米兼吃面粉,但秘鲁却有九十多个村庄的土著人吃大米。卫聚贤教授认为,一般民间饮食习惯不易改变,加之秘鲁山区并不适宜种植水稻,经考证,卫聚贤教授发现元朝水师攻爪哇时,逃到爪哇的南宋宰相陈宜中为避元军,率南宋水师由大溪地转而漂泊秘鲁,现今这些食米的秘鲁土著人是南宋人的后裔。

    徐松石教授旅居美国后,发现昔日印第安人盛行扁头习俗,他们或将婴儿前额和后枕骨都压平,或只压平婴儿的后枕骨。徐氏认为,印第安人昔日这种崇尚扁头的习俗,发源于远古时中国东北。直至辛亥革命时,许多人说,只要用手摸摸后枕骨,便知谁是满洲人,由此可见平头风俗昔日在东北之盛。

    《后汉书》谓:三韩“生儿欲其头扁,皆押之以石。”三韩者,乃马韩、辰韩、弁韩,皆古时朝鲜半岛部族名称。韩,则为古国名,在今河北固安县东南。汉之三韩即其后。位于燕地的古韩国,此后一部移朝鲜半岛,一部移东北。徐松石由此认为,昔日韩人扁头习俗又与河北地区深有关系。笔者在此证明,徐氏作为江浙籍人,对此事的推断极为准确。笔者的岳母为河北中部高阳人,昔日笔者小女初生时由岳母帮助照管,岳母亦沿习旧俗,为将婴儿后脑睡平,将一枕头内填充小米,笔者当时不知其所以然,今日才知这个风俗竟是如此古老。

    印第安文化与中华古文化之间相似乃至相同之处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灵台文化;丘墩文化;玉石陪殓下葬风俗;还有关于天狗吃月亮的传说;相似的洪水故事;共同的龙文化和羽蛇文化;共有的太极图和饕餮纹饰和云雷纹饰;相似的乘轿出行和击鞠游戏;相同的草药和骨针治病方式;相同的七孔笛子和音乐上的五声音阶;甚至连喝童便养生、喝蝌蚪以败火的民间偏方都相同……

    我想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写此拙文的目的,所谓“抛砖引玉”吧。

    二百多年来,由国外学者引起继而近百年来在中国讨论的这个问题,始终在“民间”的层面上进行,从没有派出有目的的专业考察队伍。应该明白,我们并非要耸人听闻地找出一个什么中国的哥仑布,哥仑布之后美洲大陆印第安人惨遭灭绝的“成果”也并不令人羡慕。从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比较文化学上,认真研究这一历史课题是有多方面意义的。

    贾兰坡先生《关于谁最早到达美洲之我见》一文中说:“既然和中国有关系的文化材料,都发现在北美洲南部和拉丁美洲北部的沿太平洋岸,的确是令人深思的事。为了寻找更多使人信服的证据,应和有关国家的学者密切合作,有目的地进行综合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问题终究会得到解决的。”

    ——应该记住这老一辈考古学者的殷殷期望。

《大地》 (2001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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