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谎言充斥希腊伪史——亚历山大图书馆真存在吗？
亚历山大里亚：是图书馆还是幻梦？
于是，当每个学者想通过一部著作传达其思索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时，我恐怕得说，他们已经抛弃了用时间证明的方法，这些方法为了能够避免犯下错误，通常迫使我们不会去轻信。在简略的描述了我们对这座图书馆的历史的无知之后，我会探讨三个我们对这个图书馆的幻想，欺骗了古代的或现代的评论者们：关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规模的幻想，关于意外灾难毁灭导致图书馆的幻想，关于其在灾难中的损失带来的结果的幻想。但仍有一些积极的经验教训，是我想给人们所展示的。
我们没有古代关于建立这座图书馆的记叙。只有一些概要和一些粗略的提及。时间最近的记载正好是12世纪拜占庭博学多才的john
tzetzes写在阿里斯托芬著作的序言里的简史，客气的评论者说tzetzes“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它不总是正确的转述古代文化和文本的信息。不客气的就的评价他”博学，粗心，好争辩还有极不正确的等等。他的证据未经证实，因此被怀疑”或者“毫无根据的自负”。Tzetzes，和古代传统的看法一样，把托勒密二世看作是图书馆的建造者。他描述埃托利亚的亚历山大，凯尔吉斯的lykophron，厄菲索斯的泽诺多托斯，与托勒密一起为了收集图书而努力。
然而，德米特里的文本现在已经成为了讨论图书馆最早的文献。也就是那封不寻常的“致费拉德尔甫斯的信”，一份公元前二世纪的作品声称是托勒密二世的侍臣叫做阿里斯提亚的。据我们所知，没有诸如阿里斯提亚的人。虽然一些有水平的现代学者不辞劳苦的称赞pseudo-aristeas了解托勒密的背景，能够通过他的表达扩大对2世纪真实情况的了解，而不是3世纪，但是这份作品还是充满了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实际上，宫廷的细节“只不过是确凿的细节，用它来给乏味而不可信的故事加入些艺术真实性罢了，pseudo-aristeas作为宫廷显贵，将其加了进去。根据pseudo-aristeas的说法，是德米特里为了帮助完成图书馆的贮藏，说服了托勒密二世委托人翻译了我们称作旧约的犹太经文。这个故事，事实上，核心是犹太人的宣传来的。
现在大多数语言学者，面对充满误导的文献以及年代相近却又互相矛盾的德米特里和费拉德尔甫斯的记载，通常都十分怀疑，或者认为德米特里这个角色是虚构的。除了这些。每一个主张的都有自己的支持方式。因此，几乎毫无异议的，学者们都认为是托勒密一世在德米特里的帮助下，同时也还有泽诺多托斯的辅助，真正建造了图书馆，或者在费拉德尔甫斯继位之初的时候建造。
这种观点的唯一实质基础，并非是忙不迭的要充分利用好已有的资源们，而是如斯特雷波（古希腊地理学家）所说的是亚里士多德指导了托勒密关于图书馆的建设。这个说法，基本不可能是真的（亚里士多德死于322年）。这是指，关于这样一个图书馆的构思，其包罗万象而又富有系统性，是逍遥学派通过德米特里传递给托勒密的。这并不是不合理的，但它很难表明托勒密一世有过具体的行动。诚然lykophron，泽诺多托斯，亚历山大，被tzezes提到的三人组在费拉德尔甫斯统治时期很活跃，但我们是那么缺少准确的关于图书馆的建立和图书馆早期发展的资料。它必须补充进去，因为我们几乎不能更好的描述与图书馆有关的形态，他们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
对不存在的阿里斯提亚我们也欠缺关于图书馆继续存在时最早的规模。他手上有德米特里告诉托勒密的说法图书馆有超过200，000卷书，但他希望不久之后使其拥有
500，000册书。
Tzezes告诉我们图书馆拥有40万卷混杂的书，和9万本专门的书籍。他还声称有个分馆有42，800本书。虽然仍有许多争论，很可能混杂的是指包括一篇以上著作的草纸卷，专门的是用在只有一部书的草纸卷上。不久，别的作者又给了其他的数字，格利乌斯说有70万卷（但一些质量差的抄本写着70000卷），塞涅卡指责了在亚历山大里亚之战中，李维对图书馆毁灭失去了4万卷书仅表示遗憾，现代学者做了个大扭转，怀疑40万卷这应是一个错误，依据之后的历史学家奥罗修斯的一个数字，在他的著作中再一次以4万卷代替了多数人认为的40万卷。
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写到萨拉皮雍时，告诉我们那儿包括一所图书馆，毫无疑义的证据表明古代记录声称的70万卷是由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们坚持不懈地收集起来的，毁于亚历山大里亚的战争。他当然也陷入了现代学者对萨拉皮雍和图书馆这一令人困惑问题的指责，之后指责就更多了。这相当明显的说明图书馆规模巨大但无法算出正确的数字。不管怎样，古代文献中的数字在传承的过程中容易出错，这经常出现在很多长期流传的文本中。
我们已经看到不存在的阿里斯提亚在各种文献来源中价值最低，有更好的证据能证明时才能采信，因此那些说辞不需理会。至于其余的关于图书馆规模的传统说法的准确度都不太好。但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研究一下一直以来看似合理的几个数字。有多大可能在托勒密王朝晚期和罗马时期还继续有大规模藏书，是否这些数字与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其他地方的图书馆的数字是相符合的？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建立的一个关于希腊作家作品的数据库（TLG）里，收集了约450位作者的作品，其中包括那些至少有一些文字被引用的，以及那些公元四世纪晚期的作者。毫无疑问，还有一些生活在早期希腊化时代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并非原本，因此我们无法估算他们的人数。而在之前提到的四百五十位作家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作品，我们只有部分内容记录在案。
他们中的175人我们确信他们的确生活或者出生在公元前三世纪。这些作者中的大部分，也许的确写了一些即使从现代意义上看，也可称之为完整书籍的作品。即使是那些作品量最多的作家们（例如希腊剧作家），也最多写了不超过100卷的作品。如果平均算下来，每位作家作品约写作50卷草砂纸的内容，那么以此推之，到了公元三世纪，就一共有约31,250卷的作品。然后我们必须假定，在美国这个数据库中，所存的古代图书内容中，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古典作家的作品（不论是引用还是摘录）都没包括在内，或者假定托勒密把一位作家的作品买了十几份（后面这种假设不大可能）。如果我们假设这些作者们的作品量更低些，那么加利福尼亚大学所存作品的比例就太夸张了。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种思维估算：2,871,000万字的古希腊作品得以保存，而这些现存文字的作者应该生活在公元四世纪或者更早的时候。再加上那些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的作者，那么我得到的总文字应该达到3,773,000字（用现代书籍的标准看，就是约12,600页的书籍，平均每页300字）。
如果我们用草砂纸卷作为单位，如果每卷草砂纸有1.5万字的内容，那么加利福尼亚大学那个数据库中所存的内容只有251卷。即使我们把每卷草砂纸所能书写的字数调低点，每卷1万字，那么数字也不过上升到了377卷。
而据我们估计，任何一个古希腊历史学家所著的那种历史大部头的字数，就能达到上面这个数字的40倍。如果这么推算，那么我们可以得到1万至1.5万卷的结论。这个数字也许还是太低了，但是让我们想想，之所以这么少，可能是因为那位作品三四十倍于此数字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每1,500到2,000字中，只有一个单词能现存于今？结果，我们需要这么去相信：要么我们现存的数据库中，我们无法得知古代绝大多数作者姓甚名谁（更别提他们的作品是什么有多少），要么图书馆里为每一位作者的作品都做了三十到四十份的拷贝（不仅是荷马那样的大作家，甚至名不经转的小作家也是）。
我们不能在考虑到三世纪作品量的增长后（甚至二世纪作品量的增长后），还如此保守地估计图书馆所记录的文字数量。有一件事必须重申：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显示，图书馆所采购的书籍其所著时间晚于公元三世纪，而其中大部分是托勒密二世和三世所采购并存于其中的。再之后，就开始了那个著名的课题（十分难以置信的主题），即盖伦所记载的，发生在雅典的悲剧（载着书籍原件的船只被洗劫）。这记载基本不可信，因为在那个个积极收集书籍的政策被执行之后，几乎所有图书馆学者都被驱逐了，在公元前145年。此外，如果我们信任上面所列的数字，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顺此去相信，正如不存在的阿里斯提亚所说的，Phaleron的德米特里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收藏了20万册书籍？
一块花岗岩提供了这个有趣的趣闻，这块石头的顶部被挖了一个方19.5x23cm、深8cm的洞。它在1847年被发现，现在藏在维也纳，它的表面刻有“Dioskourides，三卷”的说明，通常被认为是三个莎草纸卷的存放容器。
因为是在被认为是图书馆所在的那个位置附近发现的，所以很它快就被认定为是图书馆设备的一部分。尽管有人反对这个鉴定的结果，但几乎所有人都肯定这确实是一个书卷的储存设备。一个有50万卷书的图书馆需要166,667个这样的容器。无论有没有盖子，都很难去构思一个建筑和架子能摆放得下类似这样的花岗岩容器。
难怪一位学者急忙向我们保证，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只有稀有的手稿需要这种定制的石头来保护。”事实上，没有任何方面的理由去认为它用来保存莎草纸卷子。传统的描绘（图1）无疑助长了这种猜想，不过冷静的看一下实物我们就会知道这块石头只有一小部分是中空的。实际上，这无疑是一个雕像或半身像的底座。
总而言之，关于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规模，或者在亚历山大里亚战争中丢失的书卷数量的那些古代数字，不应该得到任何的信赖。他们似乎没有依托于任何古代比较好的权威，仅仅是反复的从一个作者那儿传到另一个作者那儿。当他们影响被审视过之后，他们导致的是不可能性和荒谬性。实际上的数字可能要更低，也许甚至少了一个数量级。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综合其所处的年代，无论如何它的规模都是无法与20世纪伟大的研究型图书馆相比的。
人们对这段历史依旧热情高涨.当初Glen
Bowersock邀请我写这篇作文,我因为之前一段不甚愉快的经历而犹豫.我受一家叫做"The
Dial"杂志的邀请写关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文章,在Channel
13发布(出版).那位编辑并不喜欢我关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毁灭的描述,而在不通知我的情况下修改把一切都归罪于基督徒.不知道他是憎恨基督教还是仅仅是想要一篇简单通俗的文章。
问题在于，实话说，关于罗马时期在亚历山大大型图书馆的问题上，现代学者有无休止的讨论，但收效甚微，当然也有一些实质结果。很显然，Suetonius记述了多米提安皇帝由于罗马图书馆的部分书籍在火灾中损失了，因此派遣人去亚历山大复制手稿以替换。很难想象亚历山大的学术著作存留到了罗马时代却没有一个大型图书馆。作为博物馆，在罗马时期肯定依然在开放，因此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假设，在一场彻底摧毁性的灾难中图书馆被毁灭了，但博物馆没有。最近的迹象说明，大家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这个图书馆的馆体本身主要破坏在273年，奥勒良从帕尔米拉手上夺回亚历山大之际。但没有古典记载的直接证据证明这一点，这个观点，更确切的说，是指馆体被摧毁，在这个时候，大图书馆这个受害者遭受了一次更严重的破坏。
这个观点是复杂的，因为它通常认为亚历山大有多个图书馆，John
Tzetzes告诉的是有一个分库，但他没有告诉我们它在哪。现代学术研究一致通过基督教作家，萨拉米斯主教埃皮法尼乌斯（公元310–320–403），在其最出名的著作《（反异端）良药宝库》中所写：“另一个图书馆建在萨拉皮雍……它被人们称为长女”。其他的基督教作家也印证了这一说法。考古工作表面，在萨拉皮雍，确实有可以存书的地方，这已被现有的挖掘所证实。这个图书馆的年龄是不确切的，尽管按一般说法，可以追溯到托勒密三世建于萨拉皮雍，但证据并不多。无论是凯撒的大火还是奥勒良的破坏都必然没有影响到萨拉皮雍，图书馆在亚历山大能够继续下去，直到萨拉皮雍本身被毁灭。
多年前一部描写书籍脆化的影片《文火》（Terry
Sanders拍摄于1987年）并不广为人知。莎草纸是种很好的材料，不含酸，高耐久。在良好的条件下，可以存放几百年。但亚历山大很难代表这种环境。它是地中海气候，而不是撒哈拉那种，湿润的空气是对书籍有害的。不同于在埃及干燥的沙漠地带，没有古代莎草纸存留到了今天。书籍随着使用而劣化，而且谁敢说大图书馆里就没有老鼠和虫子呢？它们甚至在埃及的干燥地区的档案室也能找到。我们有充足的证据显示一些莎草纸卷存用了一个世纪，有些甚至存在了两三百年。这种限制，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到提比略时期可能只有少量的托勒密前三帝的藏书依然可用。
即使没有有敌意的行为，而亚历山大的图书馆，或者说图书馆们，也不会有幸存下来的古物。事实上，近古以前任何图书馆都基本肯定只有令人遗憾的残余，除非它的书籍不断更新复制，在第四世纪用抄本取代原本。古人已经意识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杰罗姆报告里说，在该撒利亚的图书馆发现了神学家奥力的书复原在四世纪中期的羊皮纸抄本上。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书籍更新也发生在亚历山大，也没有迹象表明罗马帝国为图书馆提供了书籍采购资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实际上也没有，但也说明不太可能一直有可以维系大图书馆的档次。
很难放弃反面人物破坏论，但看起来貌似我们必须摈弃一些个人或小团体惹祸的观点。图书馆的消失是必然的结果，动力和兴趣衰退导致缺乏持续的管理维护，物理介质的连续变化让书本都玩完了。被闲置，就是这样的现实，正如沉醉在吉本的思考里的休·劳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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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所声明的那样：“如果这个图书馆幸存了下来，黑暗时代，纵然基督教有着主导地位，但也很可能光明的多，它的毁灭是伴随着古典时代的毁灭中最惨重的损失之一。”这是幼稚的想法，不是因为一个图书馆消失而带来了黑暗时代，其境遇也不会在黑暗时代得到改善。相反，在黑暗时代，如果他们还有这么个图书馆，在东罗马，他们也许会怀疑这样一个体现出自己黑暗落后的事实，东部和西部的当局缺乏意愿和手段来维持这样一个大图书馆。腐烂的书籍塞满还没烧干净的房子不会有什么和灰尘不同的价值。
实际上，没有更多古代书籍保存了下来，即使这个图书馆没有被毁最终反正也还会是这样。简单的破坏并不重要。这可能看着是个悲观的评估，但其实不是。这说明，我们应该把注意力从某些戏剧性的单一事件转向那些创造和维持文化机构的势力和人物，罗马时代因为他们的缺席，而不是什么破坏性的力量，决定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书籍的命运。为什么有人能醒悟，认识到创造性成就的生存只有在我们培养了重视他们的文化环境时才行。大多数书籍都有多个副本，可大多数都没有延续下去，这是最重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珍宝们的消失也归功于对他们价值的疏忽。
我花了不少时间来告诉大家，是谁用不可靠的方法得出不可靠的结论，并追求我认为虚幻的梦想。但亚历山大依然有很多切实的关于图书馆的梦想，我将接近并唤醒其中一些。首先，最直接的是，图书馆和学园带来了第一次文献学事业，学者们试图建立正确的修订本，并思考该怎么将之进行的艺术。以我们的标准看了他们的工作并不非常复杂，但他们奠定了以后的基础。这项工作卓有成效：在埃及的莎草纸图书馆，我们可以看到不标准的传统荷马的文本被替换为标准文本，这要归功于萨摩斯岛的Aristarchos，他奠定了公元前第二个世纪以来荷马文本的传统。虽然我们现在的古典文学文本并非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那些，但它们之中大多数的延续无疑归功于学者们的素质，如果没有学园学者们它们将不可能流传下来。
第二，图书馆为广泛的其他学术活动提供了支持，没有大量的藏书这是几乎没有可能的。我不指望这个图书馆能支持对一切知识的探求，但它们确实包含了许多对不同门类信息进行汇总的尝试。其中一个例子是地理学，埃拉托色尼在建立这个门类的数学基础以及制图发展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亚历山大图书馆馈赠的它本身的形象，一个巨大的、综合的知识库，包含所有的知识的想法。正如詹姆斯·奥唐奈所说的那样，“在我们的文化地平线上，亚历山大图书馆早就蒙上了一种幻想的力量和神秘感。”其出处告诉我们，他们达到了超越其所有邻居们希腊文化的文献量，也包括从犹太人到印度人。他们可能有所夸大，但这仍然是显著的，在它建立的一个世纪左右它以成为普遍的智慧钻研和书籍收集的象征。即使Pseudo-Aristeas的故事是虚构的，但它依然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人们对此公认的渴望。这个图书馆远远超出其他任何我们已知的古代图书馆，这一点体现了书写这些内容的人的愿望和呼吁。在人们头脑中对预期里它就是像它后来的那样伟大，究竟用什么数字来表现他的巨大并不稀奇。虽然作家的作品流传下来告诉后人只有一点关于这个图书馆的实质内容，但依旧传达了在其想象中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一形象被传达到了文艺复兴和现代世界，我们每一个巨大的现代图书馆都和它有一定关系。举个例子，我的同事Carmela
Franklin的论文介绍了梵蒂冈图书馆15世纪一个拉丁文版Tzetzes的图书馆简史写在普劳图斯手稿的空白处。当代试图在亚历山大创建一个新的综合图书馆，它已经被大量的新闻报到过，是这一传统的最新代表。这个项目的很多地方都被批评，也许有原因，但只有当我们放弃追求亚历山大之梦的时候我们才有权来贬低它所体现的愿望。庆幸的是，我没发现有这种放弃的迹象。虽然已经来不及了解更多真实的托勒密的图书馆的情况，但它的梦想终与我们同在。
一个传说被烧毁的这麽大的图书馆,竟不能找到一块石头,就连文化层也找不到，这是不可能的。
我国的秦阿房宫也在原址文化层找到大量的碎瓦,烧毁的咸阳宫至今还可找到炭化物。
谎言，伪史，全是假的。一个巨大的文化骗局，骗得中国无脑西奴傻２们下跪礼拜团团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