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杂记】

南朝八隐士砖画​

1960年4月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出土的《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以纯线条勾勒，不施彩绘，风格典雅、肃穆、清新，是一件精彩、完整的大型人物砖画。

​荣启期是春秋孔子时期的著名隐者。魏晋七贤包括：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七位士人。

砖画由200 多块古墓砖组成，图画分为两幅，七贤中的嵇康、阮籍、山涛、王戎4 人占一幅，向秀、刘伶、阮咸与荣启期4 人占一幅。

人物之间以银杏、槐树、青松、垂柳、阔叶竹相隔。8 人均席地而坐。此砖画当为魏晋时代的作品。

魏晋时期的有很多杰出的画家名世。最杰出的如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这些绘画天将魏晋绘画推向了一个辉煌灿烂的境界。然而时代动乱以及各种原因流传于今可以直观呈现的原物极少，魏晋时期的绘画名家作品流传于世的更微乎其微。

顾恺之画作仅有若干流传已久的摹本,陆探微、张僧繇等则连摹本也没有流传下来。故此图弥足珍贵。

旧题此图为“荣启期与竹林七贤”，实际此画与竹林完全无关，这个题名完全错误。

​【附录】魏晋七士人与竹林无关

​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学界一向存在争议。

传统说法认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阳的寓所附近。嵇康与其好友山涛、阮籍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间畅饮聚会，因而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种说法见于《晋书嵇康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竹林七贤条。​

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之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

《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山阳县就是现在的河南辉县、修武一带。我们知道，竹子一般生活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地方，那么地处黄河流域的山阳县当年真的可以生长出竹林来供七贤饮酒、雅集吗？

陈寅恪先生对此就提出疑问，他认为，"竹林七贤"的活动地方实际上并没有"竹林"，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出自《论语》中"作者七人"的事数，有标榜之义。"竹林"之辞，源于西晋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竹林七贤"。

因之陈寅恪提出"托天竺竹林精舍"说：

1、竹林七贤之“竹林”乃杜撰之语。也就是说，是有“七贤”这样的说法的，而“竹林”之说乃穿凿附会。

陈寅恪引《竹林七贤论》以及《世说新语》为佐证，并认为《水经注》之《清水篇》当中的“竹林七贤”之说不过是附会地方名胜，增益其噱头罢了。

​2. 陈寅恪引证大量的史料，通过多角度地论证，将竹林七贤与魏末晋初的党争联系起来，消解了竹林七贤的文化意义。传统的历史观将竹林七贤视作放浪形骸、不屈从于权贵的文化图腾。而陈寅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切不过是政治集团的利益博弈罢了，所谓的老庄之学、放浪形骸、不阿不谀不过都是手腕和噱头罢了。

​3. 陈寅恪说，阮籍作为七贤之一，始终坚持老庄之学，却往往是玄谈空论，从未有过任何实质性议论，在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之间不偏不倚，这也是他能善终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曹氏的姻亲嵇康被司马氏集团诛杀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他站错队了。陈寅恪还谈到，“清谈之风”成于阮籍，正是阮籍这种不谈实事、空发议论的自全之策开启了后世清谈之风。

​4. 陈寅恪还谈到，清谈之风虽成于阮籍，其兴盛却应归功于七贤中另一人王戎。王戎因为家庭背景和司马氏集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晋立国之后位至宰执，在朝中呼风唤雨，与之前的隐而不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此时，王戎就需要为自己这种反差寻找一个辩护的借口，于是推出老庄之学与周孔之学无甚差异、实乃同源的学说。于是，晋朝名士纷纷效仿，上居朝堂、下存风流在清谈的掩饰下不仅成了正统，更是成为席卷整个晋朝的恶劣风气。

清谈之风在东晋时达到了顶峰。

​陈寅恪通过大量的史料与细致的论证分析，消解了竹林七贤和清谈之风的文化意义，揭露了其政治博弈的本质，颇为深刻。​

从​出土的南朝砖画看，所谓七贤人并不限于七位，隐逸之地也非竹林。可见所谓竹林七贤的说法的确可疑也！

【传说人物​荣启期】

《列子·天瑞》记，孔子游泰山时，路上遇见老者荣启期，衣不蔽体，但弹琴唱歌，怡然自得。

孔子问他：“先生所以乐，何也？”

荣启期答：“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己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

孔子说“以先生高才，倘逢盛世，定可腾达，如今空怀瑾瑜，不得施展，仍然不免遗憾。”

荣启期不以为然，说：“古往今来，读书人多如过江之鲫，而能飞黄腾达者才有几人？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而死亡则是所有人的归宿，我既能处于读书人的常态，又可以安心等待人最终的归宿，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孔子听后说：“善乎！能自宽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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