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两座共济会总会旧址：低调、隐秘

低调、神秘的外滩共济会堂

在上海外滩，曾经有一个少为人知的外国人会所，共济会总会。

“共济会”英文名为Freemasonry，字面之意为“自由石匠”，它起源于犹太人建造所罗门圣殿的石匠。后来成为犹太金融商人的秘密联盟。

随着英帝国的向外扩张，共济会向殖民地和非欧洲国家传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秘密组织。

1759年末，欧洲共济会成员搭乘东印度公司的卡尔王子号“PrinceCarl”到达中国广东，这是共济会在中国活动的最早记录。

上海开埠后，英国共济总会将原先设在香港的皇家苏塞克斯支部转移到上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北方支部和多斯加支部等十多个组织。

共济会组织在上海建立后，活动场所也随之建造。

1849年英国共济会总会授权在南京路上建造了上海第一座共济会建筑中国北方会所（theNorthernLodgeofChina）。

1861年在广东路建造了第二座建筑。

随着共济会会员逐渐增多，原有的大楼已显拥挤。

共济会北方支部、皇家索塞克斯支部和多斯加支部决定联合投资，在外滩的中山东一路29号原“东方汇理银行”大楼（现属于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北侧建造了一幢新的大楼。该大楼于1865年7月3日奠基，1867年9月27日落成，包括购地费用在内，共花费4万两银子。

1865年上海外滩建造“共济会堂”举行了宏大的奠基仪式

外滩共济会大厦外观宏伟。楼高三层，踏过大楼正中三级台阶，由左右二石梯分道而上，即进入二楼前两侧的阳台。阳台下有两扇临街的大门，为进入铺面而设。由阳台则可进入二楼和三楼。

楼内设有共济会各支部的办事处。二楼和三楼中还设置图书室、阅览室、会客室、餐厅、酒吧间和弹子房。餐厅也常作为西方人士聚会、宴请之所。

这幢共济会大楼英文名为“Masnonic Hall”。

经时任英驻沪领事麦特赫斯特建议，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规矩会堂”，象征共济会的标志“圆规和角尺”。

1882年，为了满足共济会会员集会和休闲活动的需求，在上海的多家共济会组织共同决定成立俱乐部联谊会堂——上海共济会总会所，即MasonicClub。

在这之前，外滩已有英商上海总会的存在，而共济会总会的性质和英商上海总会大致相似，所以共济会总会所又被人称为“新总会所”。

共济会总会建立之后，租用了“规矩堂”内除共济会组织办事处办公之外的设施开展活动，而要想申请成为俱乐部正式会员，首先必须是共济会会员。

1910年重建后的外滩“规矩堂”

1907年底，随着共济会及俱乐部成员再度增多，规矩堂已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共济会总会决定对原建筑实施重建。

重建由建筑师克累斯太和约翰生负责，将原先的“规矩堂”全部拆除后重新建造新楼，并于1910年11月完成，共花费白银13万两。新建后的大楼，底层较稳重而略显呆泄，往上平实和精致相织，顶部另一番特色，繁华的气息通过精雕细塑时时透出。楼高四层，一楼设有众多会议室，因其拥有当时最优良的设施而备受欢迎，楼内大厅也常出租为其他社会活动提供场所。二楼整层由共济会总会租用，设有图书室、弹子房等，三楼用作共济会组织办公，四楼设有住宿客房。

1930年，共济会将这所大楼出售给了日本邮船会社。但是后者买下这幢建筑楼后很快就把它拆除了。

1931年共济会在北京西路1623号重建共济会堂

1931年，共济会在现今北京西路1623号又新建了一座共济会堂，共济会总会也随之迁入其中。大楼高四层，米色的外表，气派的大门，以及大门两旁漂亮的爱奥尼亚立柱直达二楼，顶部的山花下，饰有六芒星图案。

在大楼每一层的公共空间里，都会有几对立柱做为装饰。这幢大楼大门两旁的那对石柱和楼内各楼层装饰的对柱，实际上都是“共济会堂”建筑内的另一个重要标志，至今仍是世界上所有“共济会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象征着”共济会”的起源。

会堂东墙下的奠基基石上，记载由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共济会领袖共同铺设。石碑上刻的“al5931”为共济会纪年历。根据《共济会宪章》中所称，共济会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这一年称为a.l.（annolucis，光明之年），所以石碑上刻的“al5931”即为减去4000后的1931年。

共济会会堂奠基石碑

新中国成立后，共济会组织以及共济会总会的活动也没有受到干扰。直到1952年后，共济会中国分会组织开始迁往香港，1956年后上海共济会总会撤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