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马克思

    1853年7月22日 星期五于伦敦

在这篇文章里，我打算归纳一下我对印度问题的意见。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提人打倒，马拉提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

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

即使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难道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即英国甚至现在仍然用印度出钱豢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个事实，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所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且它的全部历史，如果要算做它的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

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

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他们的建设性的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不过，这种建设性的工作总算已经开始做了。

    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统治下更加牢固和占地更广的政治统一，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英国人用宝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被电报巩固起来，永远地存在下去。不列颠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

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虽然十分可恶，但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那种土地占有制即私人土地占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间，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的阶层。

蒸汽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把印度的主要海港同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了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成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了。

    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一向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一点兴趣。贵族只是想降服它，财阀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他们会这样做起来，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大家知道，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各种生产品的工具，所以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自然物产是丰富的，但由于缺乏交换的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1848年英国下院的委员会曾经证明：

    “在坎迪什，每夸特小麦售价是六至八先令，而在普纳却高达六十四至七十先令，那里的居民正饿死在大街上，无法从坎迪什运粮食来，因为泥路根本不能通行。”

    铁路的敷设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筑路基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的地方供水。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农业的必需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地方饥荒的现象就可以避免。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铁路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甚至在高止山脉的山区，只要是灌溉的土地，就比面积相同而不灌溉的土地多纳两倍的税，多用九至十一倍的人，多得十一至十四倍的利益。

    铁路可以缩减军事机构的人员和开支。威廉堡司令沃伦上校曾在下院的特别委员会中作过如下的说明：

    “如果不是象现在这样，要用好些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从国内遥远地区收到情报，而是用几小时就能收到，如果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命令连同军队和给养一同送到目的地，那末，这种重要情况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驻军也可以驻扎在彼此的距离比现在更远和更合卫生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避免许多因病而死的损失。仓库里的给养也用不着储存得象现在这样多，因而就能避免由于腐烂和天气不好而造成的损失。军队的人数也将因效率提高而相应地减少。”

    大家都知道，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的组织和它们的经济基础已经被破坏了，但是，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模样相同而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一直残留着。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公社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那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公社几乎没有来往，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现在，既然不列颠人已经把农村公社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惰性打破，铁路就会使互相交际和交换的新要求得到满足。此外，

    “铁路系统的效果之一，就是它将把其他国家的各种改进办法和实际设备的知识带给它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使这些地方能够仿效，这样就将使印度世代相传的、领取工薪的村社的手工业者既能够充分显示自己的才能，又能够弥补自己的缺陷。”（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

    我知道，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只要你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的交通上，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在这个国家里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里应用机器。所以，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何况，正如英国当局自己所承认的，印度人民特别有本领适应完全新的劳动并取得管理机器所必需的知识。在加尔各答造币厂看管蒸汽机多年的本地技师们表现出来的本领和技巧，在哈尔德伐尔煤区看管各种蒸汽机的本地人的劳动情况以及其他许多实例，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事实。甚至受了东印度公司的偏见影响很深的坎伯尔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广大的印度人民群众具有巨大的工业毅力，很善于积累资本，有清晰的数学头脑，有长于计算和从事精确科学的非凡才能。”他还说，“他们的智慧是卓越的”。

    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文雅，用萨尔梯柯夫公爵的话来说，甚至最低阶级里的人民“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细更灵巧”；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的沉静的高贵品格甚至抵销了他们所表现的驯服性；他们看来好象天生疲沓，但他们的勇敢却使英国的军官们大为吃惊；他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的发源地，从他们的札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从他们的婆罗门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希腊人的原型。

    要结束印度这个题目，我不能不表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

    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的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

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当他们以保护“我们的神圣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基督教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札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面目！

    印度是一个大小和欧洲相仿、幅员一亿五千万英亩的国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英国工业的毁灭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全部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是建立在资本的万能统治上面的。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

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象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的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写于1853年7月22日载于1853年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0号

    原文是英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6—252页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