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青天高一尺－－宋代“两税”之害

宋代的两税（夏税、秋税）指的是农民缴纳的田赋，此法缘于唐代。从全国范围看，宋代两税的征收时间是不同的，即不仅夏税的征收时间有差异，秋税也有差异。这种时间差异可能是沿袭后唐、后周等先朝的做法，不过也做了一些调整，原本是比较适合农作物生长规律的。

起先两税在收取与完税时间上有严格规定，唐代以后统治者倾向于提前征收，人们视之为“苛敛”，于是两税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尤以南宋达其巅峰。

有宋一代，所谓的“三冗”问题始终很突出，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朝廷为了维持数量过于庞大、效率十分低下的官员和军队的开销，只好把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于是田赋或两税便派生出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这些苛捐杂税作为两税及其附加税，仅其变幻莫测的名称，就足以使不谙宋史的读者感到一头雾水，找不着北。以下试做一些梳理。

政府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上缴两税的时限原本是根据农作物生长与收获的时令制定的，提前征收必然会违背自然规律，加重农民的负担，甚至使其难以为济。因此，预催无疑是一种统治者盘剥农民百姓的苛政。正如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二月的一篇奏章所言――“近年诸郡违法预催夏税，民间苦之。”不过预催也不是宋代统治者发明的。早在宋之前，除了后唐明宗、后周世宗时期外，提前征收田赋在五代时期是非常盛行的，史料称之为“先期而苛敛”。

粗略看来，预催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其中尤以南宋孝宗以后为烈，可以说较之五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在南宋初期，夏税完税时限原本应是八月半，然而户部却规定七月底前夏税必须将之交至都城临安，于是各地便不得不擅自提前至六月甚至五月收税，在南宋孝宗时期，夏税送达临安的时间还有提前到五月或四月的。孝宗时期朝廷倒是采取过减轻预催之害的权宜之计，即动用军费临时垫交夏税的预催。不过动用军费只能是暂时的，一旦边关战事吃紧如何解决军卒的吃饭穿衣问题？事实上两宋绝非尚武的时代，普通士兵待遇往往很差，平日多从事“纲运”(即官府长途贩运)杂役，士兵织毛缎还成了长官的进财之道，更有甚者，南宋末期还出现过一个士兵一天的伙食费换不来一双草鞋的情况。孝宗之后，预催之害民愈发不可收。

提前征收本年度、下年度或以后N年度的两税，称为“预借”。南宋“绍兴和议”以后，预借的事件更是不断发生。这里提到的绍兴和议，是指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向金称臣，保证“世世子孙，谨守臣节”。

预借虽然名以上是“借”，但是农民年年预支两税，也就等于变相加税。况且前任官员预借之后拍屁股走人，后任官员便装傻充楞不认账。正如淳熙五年一位官员指出的那样――“是名曰借，而终无还期，前官既借，后官必不肯承。” 鉴于预借害民之苦日甚，孝宗不得不严令禁止――“自今后预借，官以违制论，吏以盗论”，使之一度得到抑制。预借在南宋理宗时期泛滥最盛，甚至连发生淳祐八年（1248年）预借十四年这样的事情都不能算是笑话。

“预买”在宋代也称“和买”或“和预买”。“和买”原意是指双方公平自愿的买卖交易，始见于先秦，后来才逐渐演变为官府盘剥农民的一种方式。宋代和买大多是官府向民间购买丝麻产品，目的是保证军队的服装原料供应。“预买”源于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朝廷决定在春季借钱给需钱的民户（预支），预买其绢匹，价格也高于市价，民户随夏、秋田赋（两税）一并交纳。宋代人们将“预买”与“和买”混合使用（即两词通用），或者干脆合称“和预买”。

但是“预买”的形式后来发生变化，逐渐发展成一种苛税。北宋仁宗时期官府“预买”的支付手段是三分给钱，七分给盐；之后又硬性规定预买绢匹数，而且民户还得为预支向官府支付利息；比至徽宗一朝改革“盐钞法”，“预买”已经演化得面目全非——官府不仅不支付占绢价七分的盐，甚至连占绢价三分的钱也不支付了，并且把民户上交的绢匹重量由12 两/匹增加到13 两/匹。至此，“预买”已经完全成为两税的附加税，无情地搜刮民膏。可悲的是，随着“预买”转化为“白著”（白取），北宋王朝也为自己敲响了谢幕的丧钟。

北宋末年的“预买”充其量实际上只能算是实物税，但是从南宋立国之初期（建炎三年，1129年）开始，朝廷干脆将“预买”连同田赋一道，都折算成货币命农户交纳，即所谓的“折帛钱”，而且越涨越高。这样，民户先前以实物形式交纳的实物税，就彻底演变为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货币税。

现在来说说“和籴”。朝廷为养活军队而向百姓征购粮草，称为“和籴”，其实就是一种国家或政府采购行为。尽管两宋尤其是南宋外战败多胜少，赔款、割地、称臣几成家常便饭，但是朝廷还是需要节制数量庞大的军队。“和籴”名义上是国家出钱购买军队需要的粮草，但是官府后来是按户或家产实行强制征购的。在南宋时期，不仅“和籴”征购的配额很大，而且官府的“和籴”支付手段，除了经常贬值的纸币以外，大多是官诰和度牒。说的直白一点儿，官诰和度牒这些花花烂纸，恰好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白条子。

“支移”实际上是一种巧立名目的力役，即官府命民户将田赋由原交纳地改为运往其他地方。支移最初是迫于西北边境战事的需要而产生的，只实行于西北边境地区。在距离上，支移最远不过300里，北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改为一/二等户300 里，三/四等户200里，五等户100里。那些不愿支移者必须交纳“道里脚钱”折抵，这便是“折变”（折纳）的雏形。以后朝廷又在那些原本不承担支移的地区征收道里脚钱，其征收幅度多的占两税的三分之一还要多。北宋末年，道里脚钱正式成为随田赋两税交纳的附加税。

那么到底什么是折变（折纳）呢？民户将两税应征的谷、帛折算为现钱上交，就叫折变，其实就是支付手段的货币化。但是宋代的折变其实并非这般简单。根据需要，朝廷也可要求民户将应缴纳的现钱折变为谷、帛支付，或者命他们将粮谷与布帛相互折换。更有甚者，百姓须先将甲物折变为钱，又将钱折变为乙物，再将乙物折变为钱之后上交。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统治者可谓机关算尽。这样折变下来，民户实际交纳的赋额达到正常额度的二倍以上，结果同样是加重了百姓的税赋。官府也每每利用折变，从物――钱关系转换中渔利。民户经过“折变”的几番“洗礼”，一些终年劳作之人甚至落得个毛干爪净的结局。正如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一位臣僚指出的那样――“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七》）。

朝廷以弥补损耗的名义，要求百姓另外加纳十分之一的粮谷，是为“省耗”。省耗不是宋代统治者的发明，宋只是沿袭五代时期的做法。石敬塘创立的后晋政权不仅征收省耗，而且将额度改为十分之二，并加收十分之二的“雀鼠耗”，宋代予以继承。

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动荡时期，在这一时期，那些短命的政权不仅征收两税以外的各种实物，而且还相继将它们折变为苛捐杂税，史称之为“杂变之赋”，也叫“沿纳”。北宋建国后，对前朝的杂变之赋进行了继承、变革与发展，南宋则至极。北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朝廷下令对杂变之赋进行梳理，将之分为粗、细两类，大多随田赋征收，成为其附加税，例如省耗、雀鼠耗、仓耗、头子钱、丁米、陪钱、地钱、食盐钱、牛皮钱、篙钱、鞋钱，等等。从这些眼花缭乱的名目来看，得到减免的苛捐杂税寥寥无几。另外，在某些地区或某些时期，还有一些苛捐杂税甚至连名字都很难叫出，或者干脆与抢劫无异。例如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时任扬州知州的韩琦曾经奏请取消过一种官府以“借”的名义收取的捐税。再比如，北宋江东路民户交纳的苗米两税，名义上交一石却实付一石八斗（继承南唐做法），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而此时距离北宋亡国的时日已经是可以用一只手来计算了；又，江南西路将两税增收三成的苛法，直到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地方官也只是稍加变通，未敢奏请废除。

在宋朝版图上，苛捐杂税还呈现地区性特点，例如前南唐统治区有盐博绢、加耗丝棉、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盐博斛斗、酝酒曲钱、率分纸笔钱、析生望户钱等14 项杂变之赋；这些名称有些生涩难懂，而“酝酒曲钱”则是有点儿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宋代官府已经禁止私人酝酒了。

纵观两宋300余年，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甚高（当今的一些御用文人甚至将其篡改成GDP），另一方面朝廷为养活“冗官”和“冗兵”这些吃财政饭的，却无时不得不支付巨大的“冗费”，而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两税及其名目繁多的附加，成为牢固地套在人们颈项之上吸血的枷锁。这也是两宋农民频频揭竿落草的原因之一（其特点是点多面广）。在那个被一些别有用心者精心绘制出来的所谓的“富裕”时代，普通的劳动大众也绝非生活在天堂。

比照花样层出不穷的两税之害，诸如宋代统治者“每以恤民为先务”之类的圣诗似的赞美，就如同被高高吹起的肥皂泡泡，涨破是必然的。

请允许以一句过分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宋代两税之害使得中国的天空“青天高一尺”。（完成时间：2006年4月9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