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雅典娜》原书摘录】

埃及希腊伪史与共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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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丁·贝尔纳

译者：郝田虎  程英

来源：《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第三章

南京大学 出版社，2020版

【本文提要】

秘密组织共济会人士与玫瑰十字会成员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 ，营造了关于 埃及和希腊的诸多伪历史的神话 。伪造历史的原因，是因为共济会会员把自己视为柏拉图理想国城邦的卫士及埃及祭司的继任者。

【原文标题】

18世纪:英国、埃及和共济会

   重农主义者倾向于中国，而更神秘的共济会会员，偏爱埃及人，会员包括启蒙运动的大部分重要人物。

共济会的所有历史都是模糊的，这一组织在18世纪初重组之前的历史更是双重模糊，因为它必须从后来的著作中摘抄出来，而这些著作被刻意扭曲了，以制造出一个神话的发展。但是，特定的部分能够得到认同。

共济会本来是中世纪欧洲建造大教堂和其它重要建筑的砖瓦匠的秘密社团。在欧洲大陆的多数地方，他们在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以后消亡了，但他们在英国存活下来，尽管具有了很不相同的性质，准许绅士成员人会，开始了所谓“思辨共济会”。

但是，甚至在这一变化(它发生在I7世纪末)之前，共济会成员就对埃及有特殊的偏爱。

 基督徒、百科全书编纂者、历史学家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写于620年代的著作《论本源或词源》(Originum slve Etymologiu-rum）包含希罗多德和狄奥多罗斯的陈述，认为埃及人为了在边界符号消失于尼罗河洪水之后丈量土地，发明了几何学。对伊西多尔来说，几何学只是七艺之一，但对砖瓦匠来说，几何学具有中心的重要性，因为它与砖石工艺等同。还有，几个中世纪共济会手稿称，欧几里得在埃及为埃及贵族创建了砖石工艺。在摒弃这一古怪的故事之前应该记得，欧几里得整个一生都是在埃及度过的。

   腓尼基人处于共济会神话的核心;在圣经中，腓尼基人被牢牢地与埃及人相联系，二者都被列为含(Ham)的儿子。希拉姆·阿比夫(HiramAbif )，所罗门神庙的半腓尼基人工匠，很可能到16世纪时是共济会传说的一部分。据信他在神庙完成后被杀害，到18世纪初砖石工艺重新形成时，他肯定是奥西里斯类型的中心人物。

   我已经提到，弗朗西丝·耶茨通过布鲁诺，观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赫耳墨斯神智论者与17世纪玫瑰十字会会员之间的联系。她还在伊莱亚斯·阿什莫尔(Elias Ashmole)这一人物中看到玫瑰十字会与共济会之间的联系。阿什莫尔是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的创建者，他请求加人玫瑰十字会，人们知道，他还被接纳为共济会会员。弗朗西丝·耶茨进一步表明玫瑰十字会和共济会的基本相似点，他们都利用建筑物——所罗门神庙或大金字塔——的测量和比例来象征宇宙的结构，都想创造一群开明的人们，他们能够领导世界进人一种更好、更和平和更宽容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她没有看到后来学者创建的联系，即这一传统和同样圈子里广为流传的千禧年主义之间的联系。许多千禧年信徒相信，在千禧年到来之前，知识必须被重新聚集起来。因此，学者可能是末世论的接生婆。17世纪末英国的“科学革命”发源于这些思想学派。

   绅士对于共济会的兴趣在1670和1680年代增加了。除了偶然因素如1666年大火灾之后伦敦的大规模重建等，共济会的发展像同时代咖啡馆和男人俱乐部的兴起一样，反映了城市化的工商和地主上层阶级的变化以及人们可以称之为复辟宫廷外“亚政治”活动的开始。在天主教徒詹姆士二世统治期间{ 1685一1688)，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激进主义复兴了，甚至唤回了一些1650年代英伦三岛共和国的幸存者。但是，在这一玛格丽特·雅各布称为——如我所说——激进启蒙的运动中，早一阶段的清教主义和粗糙的千禧年主义被更现代的概念所代替，如自然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

   在1660和1670年代，无神论主要与托马斯·霍布斯相联系。霍布斯关于利维坦的政治概念不像他的无神论那么令人震惊，其无神论的基础是德漠克利特(Demokritos)的原子论和唯物主义，并参照了在伟大的拉丁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的著作中表达最充分的伊壁鸿鲁传统。与此同时，无神论在荷兰一直发展着。但从长期来看，17世纪中期在荷兰出现的最有影响的哲学是伟大的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他受到了犹太教神秘哲学和布鲁诺的影响。

   到1680年代，从赫耳墨斯神智论和玫瑰十字会传统中，一种新的、同样激进的思想力量业已出现。新运动认为需要双重哲学，需要精英超越大众的宗教争吵。应该宽容大众从事他们特定的迷信活动，但受到启蒙的少数人应该牢牢掌握政治和思想权力。

   这一总体态度与18世纪英国社会完全相符合。但激进启蒙包括约翰·托兰(John Toland)等思想家，他们不仅从玫瑰十字会和共济会传统那里汲取了古代神学的概念，而且阅读布鲁诺。托兰吸取了许多布鲁诺关于活物质和世界精神的赫耳墨斯和古埃及宇宙观念，这些观念会导致泛神论甚至无神论。在这之前很久，牛顿本人私下里在物质的主动性或被动性问题上很犹豫，但牛顿主义不仅仅是科学的。它的相应的政治和神学教条依赖于物质的被动性，运动只能来自外部。否则，从神学上说，宇宙就不需要创造者或“伟大的建筑师”，更不用说“修表工”;而从政治上说，英国将不需要国王——托兰完全意识到他的概念的共和内涵。

   思辨共济会建立其传说、仪式和神学的过程中，约翰·托兰是一个中心人物，这其中有许多是1717年融合不同的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组织而标准化、经典化的。但到了那时，运动被可敬的牛顿学说信奉者接管了。甚至，大胆的人物如牛顿在剑桥大学的代理人和继任者威廉·惠斯顿( William Whiston )，和他的老师不一样，他公开宣称他的阿里乌主义( Arisnism )，即不相信基督的神圣性，并“蔑视和积极斗争”托兰及其观念。但是，激进启蒙的一些侧面存活于可敬的共济会制度之中，因为它保留了双重哲学的本质精英主义，并用新的形式保存了新柏拉图主义。在那一传统中，普通的，甚至多数共济会成员遵从部分的信仰，而更高贵的人们超越了基督教。

   对于共济会成员，如同对于赫耳墨斯神智论者一样，隐蔽上帝的名字太神圣，太神秘有力，不能揭示给低等的人们，即普通会员。这个名字叫Jabulon，不让人吃惊的是，这是一个三重名字，前两个音节是Ja，代表Yahwe(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和Bul，代表迦南语Ba al(巴力)。最后一个名字来自On，埃及城市Iwnw的希伯来名字，在希腊语中称为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 )，现在是开罗的一个郊区。

根据古典作家，赫利奥波利斯曾经是重要的学术中心，例如欧多克索斯曾在那里学习过。对于共济会会员来说，它因此是古代秘传智慧的缩影。更重要的是，这个城市是太阳崇拜的重要中心，尤其与太阳神拉相联系，而太阳神拉到第十八王朝时与奥西里斯相联系。赫耳墨斯文本一再指称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武斯创建的、与太阳紧密相联的完美城市;虽然太阳城(Città delSole)是布鲁诺的用语，但在他同时代人康帕内拉写的乌托邦作品中这个词更广为人知。

   康帕内拉的城市居住人口是穿白袍的、纯洁信教的太阳人(Solari-ans)，他们显而易见是埃及人，城市的建筑形成宇宙的理想模式或一种以太阳为中心的行星系统。这里应该记住，共济会意识形态围绕的中心是象征宇宙的神圣建筑物。

在太阳城中，摩西、基督、穆罕默德和其他至圣先师被推崇为魔术师，但城市的统治者是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他是太阳祭司、哲学家、国王和立法者。因此，在这一例中，共济会声称他们的传统来自古埃及有事实根据。通过赫耳墨斯文本、布鲁诺、康帕内拉、托兰和/或他的朋友，人们能够追寻一条线索，从他们不可言说的上帝的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到Iwnw，下埃及太阳神拉的崇拜中心。

   逐渐上升的谜团Jabulon—从犹太一基督教到迦南一腓尼基，再到埃及和为上等人准备的奥西里斯仪式—并不意味着埃及对共济会会员的中心性是隐藏的。

共济会神庙经常以埃及风格建造—建筑自然对这一组织非常重要—表明“地方分会”( Lodges)应该被视为埃及神庙。他们的象征是18世纪概念中的纯粹逻辑的象形文字。(其中一些，如金字塔和眼睛仍然能在美国国玺和美元一元纸币上看到，它们直接来自埃及。)

因此，没有疑问，共济会会员把自己视为柏拉图城邦卫士的继任者以及城邦卫士的模型，埃及祭司的继任者。

   如果说与埃及和一些宗教象征相认同的激励来自早一些的传统，那么18世纪共济会会员中关于埃及的一般知识则来自同时代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