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价值的思考

作者：叶慧坚

在《资本论>与世界经济》中，何新对价值理论进行了分析。

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其实是成本价值论，生产商品的劳动量是商品的成本，是内涵价值。

但他也提出了异议：“马克思认为商品之‘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及‘价值’形成完全无关，乃是片面之论，不确。”

实际上，当何新指出，劳动价值论实际上就是指生产成本价值论的时候，就已经指出了严重的问题。一件商品的价值不可能是它的生产成本，因为成本毕竟只是为了获得这个价值的成本，成本不可能成为价值之本身。

一件商品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它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即使用价值。

马克思把使用价值分析成商品的物质特性，是客观的固定的，这也是片面的。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客观之于主观的价值或效用，是一种互相的关系，是会变的。一个面包对于不同饥饿程度的人或社会来说，使用价值是不一样的。不同数量的面包对于同样的人或社会来说，每个面包的使用价值（面包的边际效用）也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使用价值的分析也存在矛盾，他有时候会认为某一种商品有一个总的使用价值，当这种商品的生产过多的时候，总的使用价值并不变，而单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就下降了。这个时候，尽管全社会为生产这过多的商品而付出了过多的总劳动量，但是由于这也仅仅是生产了一个总的使用价值，所以这过多的总劳动量也相应贬值，只代表一个更小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所以，这里很清楚，使用价值是会变的，而且与价值形成极有关系。

所以，非常合理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一定是会变的，因为它是对于人的价值，而不是自己本身的价值。

人为了得到这个价值，而去付出成本。这个商品越稀缺，则单位使用价值越高，超出成本的部分（其实就是剩余价值）就越多，利润越高，随着商品稀缺度下降，其使用价值越来越接近成本，利润越低，当两者相等时，生产规模不再增加，因为再增加则将亏本无法维持生产。这个时候，商品的使用价值等于成本。这里从表面上看，商品的价值等于成本，可以劳动量来衡量。其实这不是本，而是末。

马克思好像说过，越是在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越是能显示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隐含的本质规律。

劳动价值论，恰恰是一个表面现象，而且是在不够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中显示出来的表面现象。

以今天的眼光会看，李嘉图——马克思时代的商品生产还是不发达的，对于他们形成劳动价值论来说最重要的一种情况是，商品种类还比较固定，新的商品种类还没有大量快速涌现，更显著的是原有的商品种类（如纱、布）获得了新的生产设备，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导致生产成本以及商品价格的显著同步下降。这个时候，用劳动价值论、生产成本价值论来解释就非常贴切。

但是，当品类繁多的各种新的商品持续涌现成为经济本身的常态的时候，这种理论就日益失去解释力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马克思是以劳动价值量来衡量财富量的话，那么这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如果劳动力数量不变，每天的劳动时间不变，那么无论实际的生产效率怎么样成倍提高，每一年所能创造的价值总量都是不变的，以此所衡量的财富总量也都是不变的！这完全不符合基本常识，完全不是对于现实财富增长的良好解释。但我们毫无疑问可以指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尽管总劳动量不变，但是创造的使用价值量是显著提高的，这才是更符合财富迅速增长的基本事实的。尽管，这一点非常重要，使用价值量的增长，并不完全等于实物财富的物理量的增长。比如，粮食产量增长一倍，不代表相应的使用价值增长一倍，前者只是粮食的单纯物理量的增长，后者是粮食之于人的使用价值的增长。

所以，何新又指出，能够创造价值的不仅仅是劳动。

而正因为，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价值增长的唯一源泉，而一个社会在一个单位时间的总劳动量是不可能快速上升的，导致这个价值量的增长非常有限，于是马克思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固定资产、技术设备在产业资本中的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劳动力（创造价值的部分）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所以利润率必然随之下降。因为，马克思认为新技术、新设备是无法创造价值的，只因为它们的运转不可能是人类劳动。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商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当一个成功的创新产品推出来时，它之所以能卖出高价，根本原因是它有高的使用价值，而不在于它有高的成本，如果没有高的使用价值，成本再高也卖不出高价，而只会是一个失败的产品无法存在于市场（这样成本就支撑价格）。这个创新产品是按高的使用价值来卖出高价，这个产品当然有成本，但其成功正在于使用价值大大高于成本。当智能手机推出来时，尽管以远高于成本的价格售卖，仍然能够碾压几乎以成本价售卖的功能机，因为消费者即便付出高价也能够得到比功能机更高得多的使用价值。而随着智能机产量不断增加，稀缺度下降，边际使用价值或效用也下降，直至趋近于生产成本，那价格也趋近于成本，但厂家又不断推出创新的功能，以不断拉升边际效用曲线。

技术创新的真正目的和能力在于，能在某个成本水平上创造高得多的使用价值，后者减去前者相当于财富的增加。即便这个过程中，劳动量并没有增减，也是如此。

马克思认为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不同质的，是无法进行量的比较的，所以使用价值不可能作为商品的价值通约。但实际上，使用价值本质是商品对于人的使用价值，实质都是人的需求，于是它可以统一于这个“人的需求”。不同的使用价值，可以以“人的需求量”来进行比较。这是真实的，比如当一个人（一个社会也同理）在食物方面充足，而衣物方面短缺的时候，衣物的使用价值更高，即需求更高，所以他会优先购买衣物，并且愿意支付更高价格。或者有人会说，这种情况下，衣物之所以短缺，是因为生产难度大成本高，所以才会价格高，所以还是成本决定价格；即便如此，但是问题在于，衣物之所以短缺首先是因为人们的需要多，首先是因为人们需要多，才会愿意花更多的成本去生产，以更高的价格去购买，所以还是使用价值/需要决定商品价值和价格。这里有一个先后和本末的问题。

何新说，“需求度，决定于商品之使用价值，即效用”“所谓‘边际效用’，亦即‘边际需求’。”

把成本当成商品价值，恰恰是以末观本，尽管由本可达末。

把成本当成价值，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恰恰给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造成一个严重问题。以为在一件产品中付出了劳动时间，这件产品就应该有相应的价值，劳动者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以为这样的生产越多，创造的价值量、财富量自然就越多，所以反而造成一种现象，追求实物产品的数量增长，把钢铁、水泥等等的实物产品的数量增长当成价值量、财富量的增长。但是忽视了需求，越是到了整个产业产品体系日益丰富化复杂化的时候，这个问题越严重。因为，需求，越是摆脱了最基本的需求，越往上，主观化、个性化就越强，越难以被计划。忽视需求的结果是，产品结构不合理，造成一些产品生产相对过多造成单位使用价值打折，同时另一些产品生产严重不足。这也是何新批评过的，曾经很多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思维就是如此，只问生产增长、大搞重复建设，而不问需求何在。所以，何新很早就提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生产过剩的问题。何新指出，实物产品本身的增长不等于就是财富的增长，在出现过剩时甚至是财富的消耗。

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必然的，在经济运行中加强需求导向、市场导向是必然的，使生产更加精准为国民需要的使用价值而生产。（前三十年从宏观上解决生产能力的问题，接着才解决生产什么的问题。）

马克思提出的价值“实现”的问题，其实根本在于，生产者是否能够以某个成本之创造一个更高的使用价值。实际上，可以把成本当成使用价值的消耗，当成负的使用价值。这之所以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在于市场上产品的使用价值是不断变动的，尽管你的成本没变产品没变，但是你产品的使用价值可能会变，会下降；更不用说，成本本身也会变，也会上升。这些变数就造成风险。

何新批评道：“李嘉图——马克思之价值论，着眼于商品之内涵价值，即成本——劳作所形成之商品内在价值，而忽视了市场需求形成的价格。”“马克思之价值论是内涵价值分析，而不包涵市场价格分析。这是马克思价值论的主要片面性所在。”

何新也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微观经济学，“其价格理论完全忽视了商品之内涵价值（其理论框架中没有价值论和价值分析），忽视了生产成本即内涵价值之形成”。

他还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商品价格是运行在所谓‘均衡分析’的真空之中，因此，不承认存在客观‘价值规律’。”

实际上，“边际效用论”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是一张好牌，也是一张实牌，但是到了新自由主义，它被玩坏了，玩虚了，变成了只剩“边际”分析的数学游戏，而把商品实在的“效用”即使用价值给丢掉了。“效用”成了悬浮于真空的相对概念，而失去了实在的基础，无法分析社会真实财富的积累。

所以，何新一方面批判忽视需求而单纯求事物产品数量增长的实物经济思维，另一方也批判忽视实物而单纯追求GDP数字增长的虚拟经济思维。

他说：“让人迷信GDP的西方经济学本身就是在蛊惑人心。它让人们迷恋于一些抽象的数字，迷恋于虚拟经济，而忽略了关系国计民生的真实的经济物质实体。”

关键在于，商品的价值，在其使用价值，它既不是抽象的数字，也不是单纯的物质，而是商品与人之间的一种现实的关系，两方缺一不可而形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真实的有力的。这是财富增长、变化、积累的真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