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出现的文明是谁？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回顾西方近代历史著作会发现，不同的年代，答案是不一样的。
【圣经史观时期】
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学者让·博丹（1530 - 1596)认为，“从普遍历史我们可以逐渐进入个别历史，仍然以编年表所规定的顺序阅读。既然是迦勒底人、亚述人、腓尼基人和埃及人首先创建了国家管理体系、学科体系和人类文明本身，我们就应该从研究这些民族的古代史开始。”（刘小枫主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华夏出版社，2017，p10）
法国帝师博絮埃（1627 - 1704）认为，“在人类最初的分居后不久，宁录生性残暴，他通过武力成了第一个征服者，从而开启了征服的历史先河。他在巴比伦建立王国，那个地方正是巴别塔曾经开始建造的地方，该塔已建得相当高，但还没有达到人的虚荣心达到的高度。大概在那个时候，尼尼微城建立了，几个古老的王国也出现了。在古老的时候，这些王国都不大，光在埃及就有四个王朝或国度，分别是底比斯、至秦、孟菲斯、塔尼斯：后者是下埃及的首都。那个时代的主要事件有：埃及人开始建立自己的法律及警察制度，开始建造现今仍在的金字塔，与迦勒底人同时期设立天文观测台。”值得注意的是，大洪水的圣史纪年为主前2348年，设立天文观测台的圣史纪年为主前2233年。（刘小枫主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华夏出版社，2017，p23）
可见，博丹和博絮埃关于最早的文明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似乎都认为埃及人和迦勒底人最为古老。总体而言，这是一种“圣经史观”，文明都是在大洪水之后才产生和出现的，即公元前2348年之后。
在“圣经史观”之创世说、大洪水说下，各种各样穿凿附会的“研究”层出不穷。
围绕着中国象形文字和古埃及文字的比较研究问题，“自17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潜心钻研的学者们，并催生了大量研究专著和小册子，其目的是要找到巴别塔不幸竖立在西奈平原上之前人类最初使用的语言。由于无法理解这种文字的手稿，学者们就中文是否是人类最初语言展开了严肃的辩论。”
（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163页）。
辩论倒是真的，严肃不严肃只有天知道，但是，我认为，严肃的前提必须是秉持世俗史观。对于一套满口宗教神话的说辞，难以与严肃挂钩。
1667年，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i Kircher）在《中国图说》中“援引《圣经》编造了一个诺亚家族世界殖民的新神话。他认为，在大洪水之后，诺亚的儿子含来到波斯，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他认为含就是查拉图斯特拉，他的国土一直延展到印度和蒙古。其邻国中国则是最后殖民的国家。珂雪还说，第一位中国帝王伏羲从含那里接受了‘圣书体’，并将它发展为汉字。”（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第107页）
18世纪上半期，“建筑师、古籍研究家约翰·韦布（John Webb）出版了一本较为低调的专著：《有关古汉语即人类初始语言可能性之历史研究》。虽然书中的荒谬观点遭到了以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为代表的皇家学会的驳斥，它仍赢得几位饱学之士的赞同。在这场漫长的学术辩论中埃及时常被提起，1759年，法国皇家东方文献博物馆馆长约瑟夫·德·吉涅斯（Joseph de Guignes）提出惊人观点，称中国人为古埃及殖民地人的后裔。他的观点受到M.A.德索特里斯（M.A.Deshauterayes）的驳斥，但某些学者对此不无赞同之意。这一争论在英国引起广泛兴趣，从当时一些期刊如《绅士》及《评论年鉴》上对此的诸多讨论中可见一斑。”
（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164页）。
1761年，出版了“特伯维尔·尼达姆（Turberville Needham）的《在都灵发现的埃及铭文》。《文学年鉴》认为此书成功地‘证明中国的象形文字源于古埃及，并就此推翻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这是对古汉语和古埃及语年代比较研究的又一次突破。”
（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163页）
“1762年《评论年鉴》满怀希望地宣称尼达姆已最终解决这一争论，但显然操之过急。3年后皇家学会揭露此论文伪造研究成果，尼达姆对此未作出任何回应。”
（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164页）
在把圣经的宗教神话当作“历史”的情况下，仿照法国帝师博絮埃《论普遍历史》中的“圣史和俗史”的写作结构，把中国世俗历史纳入其宗教神话体系之中，各种各样的“研究”实乃穿凿附会之说，生搬硬套，荒诞不经。
【启蒙史观时期】
在启蒙运动之前，西方人陷入宗教神话的圣经史观泥潭之中不能自拔，在“中学西渐”、“中西礼仪之争”和“中国风”的熏陶下，西方人逐渐摆脱了宗教社会、迈入了世俗社会。即就当时的世界而言，中华文明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世俗化，世俗化即中国化。而世俗化是现代科学诞生的前提条件。
在排除了宗教神话的圣经史观之后，以世俗思维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西方研究进入了新的天地。
黑格尔说道，“历史乃是记载叙述，神话传说算不得历史。”（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105）
伏尔泰（1694 - 1778）认为，中国的历史最为悠久、世俗、可靠。
“中国的历史已由我们那些热衷于互相诘难的各个教派——多明我会、耶稣会、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英国圣公会教派——的旅行者们所一致证实。不容置疑，中华帝国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那些在杜卡利戎时代的大洪水和法埃通从天而降的神话中保存下来而又以讹传讹的有关地球的变迁、大洪水、大火灾等等的故事，这个古老的民族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素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胚上刻字时，中国人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他们还保存有这些古代的竹简，外面涂着清漆不至于腐烂，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物了……不像埃及人和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奇的自称半神的人物”，“中国没有一个读书人会怀疑《五经》是在公元前2300年写成的。因此，这一不朽巨著要比卡里斯泰纳送到希腊的巴比伦天文观测记录早400年”。（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次印刷，p84-86）
在伏尔泰《风俗论》中，第一、二章是关于中国的，第三、四章是关于印度的，第五章是关于波斯的，第六、七章是关于阿拉伯和穆罕默德的。这里，伏尔泰把中国列为第一位。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始于东方，终于西方。
“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95）
“在东方的国家生活里，我们看到一种实现了的理性的自由，逐渐发展而没有进展成为主观的自由，这是‘历史的幼年时期’。”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97）
“希腊的世界便可比作‘青年时代’，因为这里渐有个性的形成。”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98）
“第三个因素便是抽像的普遍性的领域：这就是罗马国家，也就是历史上‘壮年时代’的艰苦工作。”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99）
“于是日耳曼世界出现，这是世界历史的第四个因素。假如我们把这个因素与人类的时代来比较，便要把它看作是人生的‘老年时代’。”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100）
“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拉伯的传说固然极古，但是没有关于一个国家和它的发展。中国的传说可以上溯到基督降生前三千年。中国的典籍《书经》，叙事是从唐尧的时代开始的，它的时代在基督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110）
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第一部”中，第一篇开篇就是中国，第二篇是印度，第三篇是波斯。黑格尔的谋篇布局与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大同小异，只是把阿拉伯剔除掉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古埃及并没有单独列出进行阐述，只是在讲到希腊世界的时候稍有涉及。
【浪漫主义时期】
浪漫主义时期，西方上古历史研究最为突出的学术成果为：基于文化的圣经考古学、基于血缘的雅利安学说的印欧体系。其中，圣经考古学的关键之一是对罗塞塔石碑和贝希斯顿铭文的破解。由对死文字的“破解释读”导引出西方的研究成果：最古老的古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
“直到十九世纪之前，人们还认为最古老的历史是古希伯来史，这在《旧约》中有文字记载。至于古代埃及、巴比伦、亚述、腓尼基和波斯等地的历史，除了《旧约》偶尔有所记载外，希腊作家也保存了这方面一些知识，但这些史料加在一起，依然异常贫乏。”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1页）
“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的情况。直到十九世纪初，罗塞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5页）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金寿福教授说，希腊作家的“很多记述与事实不符，尤其未曾到过埃及的亚里士多德的记述含有更多的臆测成分”，“史料对古埃及文明的记载是碎片化的”，“古埃及文明较全面、真实地走入现代人的视线，与拿破仑远征埃及密切相关”，“丹麦人索伊加（Jörgen Zoëga）提出象形文字当中包含表音符号的见解”，“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开始解读象形文字，认识到大众体只不过是圣书体的简写，二者的语法规则相同；大众体是比圣书体和祭司体更加简略的书写形式；象形文字从本质上说是字母文字。他通过对若干王名圈里面的王名的研究，最终释读出若干单音字母，进而解读出若干短语和段落的含义，实现了象形文字解读的真正突破”，“1822年，商博良发表了其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结果，埃及学由此诞生”。
（详见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6年10月10日文《埃及考古系列学术讲座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发现和重构古埃及文明”讲座纪要》）
以1798年拿破仑远征为开端，通过考古学，以19世纪20年代商博良破解古埃及文字为契机，尤其是1840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终于鼓起勇气，“成功而科学”地使古埃及超越中国成为最古老的文明。
1850年，约翰·肯里克在出版的《法老统治下的古代埃及》中写道：“埃及考古学和历史学从这个世纪开始，特别是发现了象形文字以后，就发生了一场革命。上古历史应该从哪个国家开始，确定这个问题已不费吹灰之力。埃及的古物、文献记载和文献比印度和中国的年代都要早上几百年。”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页）
受到商博良“成功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鼓舞，罗林生也“成功破解”了古波斯文字和“贝希斯顿铭文”。
“成功”释读铭文激发了公众对近东考古学的热情，关于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苏美尔文明的古老和辉煌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蔚为壮观。
“爱德华·欣克斯极其敏锐地指出，操闪米特语的巴比伦人不可能是楔形文字的创造者。他说，楔形文字肯定是他们从更古老的一支民族那里借用来的。1869年朱尔·奥佩尔断定这种非闪米特的前巴比伦人就是苏美尔人……但是在德·萨泽克发掘泰罗之前，苏美尔人还未能确定为一支古代民族。”（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68页）
于是，由“破解死文字”和早期不成熟的考古学建构出了苏美尔文明。
“德·萨泽克1877年开始在那里发掘，工作时断时续，在卢浮宫博物馆的赞助下一直坚持到1900年。他的发现表明：这个遗址是苏美尔的城市拉伽什……我们能如此详细地了解苏美尔的艺术、历史和语言，这要感激德·萨泽克的发掘工作。人们基本上可以用德·热努亚克的话这样说：‘是泰罗遗址向我们揭示出苏美尔人的历史。”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28页）
“德·萨泽克的发现一时轰动，颇像当年博塔和莱亚德的发现。奥佩尔在柏林召开的东方学者国际会议上说：‘自尼尼微发现以来……没有什么发现可以比近来在迦勒底的发掘更为重要。”
（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28页）
虽然苏美尔研究取得成果，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并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文明、最早出现的文明，荣获此桂冠的是古埃及文明。但是，随着种族主义思潮的发展，西方的“研究”跟着发生了变化。
“19世纪上半期，欧洲人能够得到的古埃及人图像表现大大增加，这些图像表明埃及人是彻底混合的人口，结果埃及人日益倾向于被视为非洲人和黑人。”
（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200）
当西方人意识到古埃及文明有可能是非洲黑人创造的时候，他们难以接受，想方设法欲摆脱这个魔障。
“有两个，或者说三个，解决办法。第一个是否认古埃及人是黑人；第二个是否认古埃及人创造了‘真正的’文明；第三个是两者都否认，以双倍地确定。多数19和20世纪的历史学家更喜欢第三种方法。”
（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217）
比较有意思的是，当从语言学和体质学意识到难以彻底否定古埃及人是黑人的时候，有学者根据雅利安学说，设想出印度人殖民古埃及。
“雅利安种族的概念也可以追溯到施莱格尔。他的浪漫主义激情和对古代印度种族高人一等的信念足够克服证据的完全缺失，对现在所谓‘埃及问题’提供了一个简单答案。这个问题是：非洲人怎么能够创造出如此高度的文明？施莱格尔认为，答案是埃及被印度人殖民化和文明化了。他对这一点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他援引建筑的壮观来证明印度种族的伟大。这一埃及源自印度的概念将在整个19世纪保持它的力量，我们将在戈比诺那里再次遇见它。”
（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206-207）
西方学者的民族主义心态不是一般的偏执，乃至极端变态，使我哭笑不得：这是学术研究吗？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解释，一种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学术。
直到1958年，克雷默(S.N.Kramer)出版《历史始于苏美尔》，罗列出人类有史以来苏美尔人的39个“第一”、“之最”，历史始于苏美尔。自此之后，苏美尔是最早出现的文明在学术界逐渐赢得共识。
终于，西方人摆脱了“黑非洲”的古埃及文明对西方造成的压力和挥之不去的心魔，而且无须像施莱格尔那样大费周章。尽管西方人不断强化以雅利安学说的体系建构，但是，基于基督教发源于亚洲以及希腊文明发源于亚非的文献事实，基于文化认同，也就勉强接受了。
之所以，要经过这么长时间，是因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不但反黑非洲，还反犹太人，造成对近东地区失去亲和力，而且，当时雅利安学说的印欧体系还处于成长状态。否则，雅利安文明很可能就要成为最早出现的文明了。
总之，从此以后，西方学术界以苏美尔为尊，当然，民间的接受还需要时间。2017年特朗普访问北京，依然认为古埃及文明是最早出现的文明。
我们现在看到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以苏美尔为最早文明。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9页）
搞到最后，苏美尔依然是圣经体系“史”观。
【结 语】
总体而言，西方的历史是近代“研究”出来的，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按照马丁·贝尔纳的说法，是“Fabrication”，即制造、捏造、建构；按照中国的历史话语，这叫今文经学。
既然是“研究”，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研究成果，这是事实。西方关于最早出现文明的“研究”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试图冠以“科学”的名义而使某种符合西方利益的“研究成果”定于一尊，这就是民族主义和政治的范畴了。
在我看来，西方的历史学、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体系不是基于纯粹学术，而是基于亲缘关系，包括：血缘亲缘关系（语言、体质）、文化亲缘关系。即谁和我亲，就进行正面歌颂性的研究，相反，则贬低诋毁。
由于西方（欧洲）是欧亚大陆最晚产生的文明，在13世纪之前仍然处于原始部落社会（详见本公众号文章《古希腊伪史是如何炼成的？》），因此，为了其种族生存和发展，贬低诋毁依然存在的、与其并立的文明就是其“研究”的目标。西方采取的策略就是，以死文明（是否存在呢？）来寒碜贬低活文明，即拿死人来压活人。
以死掉的“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压中华文明，以死掉的“古希腊文明”压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
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到萨义德的《东方学》，我们了解知识生产的问题，学术存在于学术江湖之中，而学术江湖存在于国家/国际的政治大环境之中。
1976年出版了伦纳德·宾德主编的《中东研究》，该书序言明确指出，美国发展地区研究的基本目的是政治原因。
（Said. Covering Islam:133）
萨义德指出，“东方学归根结底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除了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别的东西”。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260页）
让·博丹（1530 - 1596）说，历史分成三类：属人的历史，自然历史，神的历史。这三类历史关乎三种“德性”，其中“属人的历史”的德性关乎“卑劣与荣耀”。
（刘小枫主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华夏出版社，2017，p2）
西方历史写作是关乎卑劣与荣耀，求仁得仁，西方终于赢得了“荣耀”！以此作为写史的精神和目的，伪造当为应有之意。中国人写史的，司马迁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概括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以此作为写史的精神和目的，求实当为应有之义。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写作的分野或许就此注定了！或许，我可以承认西方的“研究成果”为故事，但请不要用“历史”二字，因为它不配！
西方古代伪史的基本逻辑——变色龙
我们中国人对西方历史如数家珍，非常熟悉，可是，对自己的历史却稀里糊涂，乃至连中国历史朝代年表都背不完整。
其实，西方“历史”在近代历史上屡屡发生“川剧大变脸”。
刘家和先生在拱书玉所著《西亚考古学》一书的《序》中指出：
“我们过去常会参考《剑桥古代史》（第一版)，以后此书以单册的形式出第二版，以后又陆续出了第三版。关于近东、因亚的史料及论断，新本对于旧本的补充和纠正的地方真太多了，简直令人要刮目相看。”
《剑桥古代史》第一版于1924 - 1939年出版，共12卷；第二版于1970年开始着手编写，至2006年全部完成。第一版中每卷的文字、地图、插图、数目，完全被重新改编， 某些卷不得不扩大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册，最后形成第二版的14卷19册，古代埃及、西亚文明与早期希腊历史的篇幅更是成倍增加，还将第一版中公元3世纪的古代史下限推到了公元7世纪左右。
可见，直到2006年，西方古代历史还没有定型（之后还有第三版），还在飘忽不定。
其实，在《剑桥古代史》之前，大约在18世纪前后，还有一次更大的变脸，可谓沧桑巨变：基督教历史写作变脸为世俗化历史写作。这一历史背景是：残酷的宗教战争结束，以及“中西礼仪之争”、“中国风”使得中国世俗主义思想西传欧洲。
根据对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外交文件的研究表明：
从17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用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先长期沿用且不可替代的官方术语“基督教世界”，开始被术语“欧洲”所替代。这说明世俗化的古典希腊阔步向前（详见下文）。到1714年，术语“基督教共和”完成了在官方文件——乌德勒支和约上的最后一次谢幕。从此，这一术语在官方文件上彻底消失。这表明，西方社会基本完成了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型。（参阅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刘瑞洪译，花城出版社，p28-29）。
1681年，博絮埃作为基督教历史写作的集大成者完成《论世界历史》之后，西方就没有写过类似通史，博絮埃的这套历史体系是以基督教罗马为核心逻辑的基督教圣经历史写作，没有古典希腊。
从1670年代起，西方开始酝酿希腊古代历史，以下列事件为开端：强行认定今天希腊半岛雅典在当时的一座无名破庙（后被奥斯曼土耳其改称为“米纳瓦庙”）为巴台农神庙，而把该庙所在的城堡强行称为卫城，无视当地说法和传统其他文献说法，可谓指鹿为马（参阅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花城出版社，刘瑞洪译，p192-204、267、28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前对希腊古代历史的理解为基督教早中期的希腊、基督教之前偶像崇拜时期的希腊，至于古典希腊，则是1670年之后建构出来的，此前是不存在的。
以1756年伏尔泰《风俗论》为开端，反基督教主义和世俗化历史写作崛起，取代基督教（宗教版）历史写作，西方开始重写其历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基督教罗马”的载体已经不再能承受，于是，世俗版的古希腊应运而生，直到19世纪，西方才再次出现这种通论性的历史写作，此时的历史体系已经变成了古希腊罗马为双核心逻辑的世俗化历史体系，而古希腊的年代被置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并略有超前的时期，然后再以轴心时代冠之。
虽然古希腊是世俗化的，但是，其源头却是以反基督教为基础，古希腊的核心载体雅典在《圣经新约》中就是以反基督教的面目出现的，也因此被西方某些个人“遴选”出来写作，并不断层累而建构出来的。
那为什么以希腊半岛作为古希腊的载体呢？因为罗马帝国又被拉丁人成为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在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后，东部亚洲地区已经已经严重伊斯兰化，东部亚洲地区的希腊基督教徒处于屈辱的被奴役地位，已经彻底沉沦，而欧洲部分的希腊基督教徒相对自由，赢得西欧共鸣，所以，选择欧洲部分作为古希腊的载体。
为什么又要选择希腊半岛而不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地区呢？因为希腊半岛的地缘状况类似于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历史的地理特征。
大卫·休谟在其《论文选集》第65-66页写道：
“倘若我们环视这个地球就会发现，世上所有的地方，欧洲被海洋、山川及河流分割得最为惨烈，而希腊又位居欧洲所有国家的榜首。”
于是，宗教版的“上帝之城”——基督教历史被世俗版的“上帝之城”——古典希腊历史取而代之。
龙、黄色、历史，同一个词汇，其实在中西方文化中的涵义是不同的，乃至相反。
因此，千万不要以为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历史”一词的涵义是相同的，千万不要以中国历史的概念标准去理解西方历史。
从中国历史的标准看，西方的“历史”不是历史，是伪史；从西方“历史”的标准看，中国的历史就像宇宙规律一样严谨，完美无缺，白璧无瑕，至臻至善。
西方伪史基本成型于1951年碳14测年被发明出来之前，不以碳14测年来编排年代，而是以所谓“破解死文字的记载”来断代。这是极为靠谱的，乃至荒诞不经的。
实际上，中国历史编年是西方伪史参照的唯一标准。1600年前后，被称为科学的西方现代编年史的建立者的法国神职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年）跑到荷兰（莱顿当时为欧洲的精神文化中心）研究中国历史编年，并以中国历史编年为参照草拟了一套西方历史编年（圣经编年），奠定了今天的西方历史编年的基础。详见斯卡利杰的《时间校正篇》（1583年）和《日常同类词词库》（1606年，又名《年代学宝典》）。
西方没有官修历史的传统，都是大量个人历史写作（没有官科、民科之分），良莠不齐、菁芜难辨，各种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说法、学说、假说、理论、模型都有，真知灼见淹没于茫茫“信口雌黄”之中，最终由时代思潮从“茫茫说法”中选择某一种说法成为西方主流历史。
从西方近代历史看，以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为核心的欧洲中心论是西方主流的思潮。可想而知，以欧洲中心论为思潮厘定的西方当前“历史”中会选择哪些个人说法成为主流历史，而真知灼见必被束之高阁而珠玉蒙尘。
同时，西方运用近代对于人类起源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对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认识，建构出所谓科学的古希腊民主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帝国历史。虽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1877年出版，但是，实际上对于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西方早已酝酿中，摩尔根只不过是集大成者而已。西方在17世纪上半叶的荷兰共和国就开始类似的实践，但此时的认识处于比较朦胧的状态，直到17世纪下半叶对强大土耳其的恐惧消失、对专制土耳其腐败衰弱的深刻认识、对清朝专制体制的研究、以及反抗路易十四等独裁专制统治的需要，才开始引入印第安人部落/联盟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来建构西方的现代政治体制，同时，伪托于古典希腊罗马及其相关“历史人物”。所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思想，其实都是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全球视野的产物并伪托于其“古人”而已。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理性、哲学等，莫不如是。比如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就能撬起地球。”
当古典希腊历史建构基本完成之后，让-皮埃尔·德·布干维尔在其首版于1764年的《远古时代希腊遗迹以及希腊民族远古史总览》中写道：
“希腊是世界的缩影，而希腊史是世界史的缩影。”
一座世俗版的“上帝之城”诞生了——古典希腊“历史”，取代了宗教版的“上帝之城”——基督教圣经历史。
综上所述，西方古代伪史形成的基本逻辑是：中国编年，个人写作，时代选择，科学建构，伪托古人。
最后，说个题外话。西方以中国历史编年建构其古代伪史体系，却反过来以其伪史逻辑来质疑中国古史：古史是伪造的、文献是伪托的、夏朝是周人建构的等等（倒打一耙）。可是，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所有学者（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也不懂），不了解西方伪史，不明就里，也不质问西方人何来此说，导致反驳没有任何针对性而显得苍白无力。呜呼悲哉！必须明确，中西方历史形成的基本逻辑是不一样的：中国古代历史是实录史，西方古代“历史”是建构史。不揭露西方古代伪史，就难以彻底终结疑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