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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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统购统销“搞错了”的言论
1.富庶和贫穷地区的反映
浙江省平湖县地处长三角中心地带，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素有“金平湖”的美誉。当地干部的不满言论有：“粮食是搞糟的……平湖是余粮之乡，吃饭不放在心上，但目前吃不饱是普遍的，粮食""""三定""""(”三定“，即中共中央1955年3月正式试行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当时官方舆论称：“三定”使农民安心生产了。从相关“右派言论”反映，此举并没有真正解决让农民安心生产的问题。)后农民拖老携女外出求乞“。还有的发牢骚说：“人民政府死要粮，共产党好是好，三顿稀饭吃不牢，蒋介石坏是坏，三顿白饭不用忧”。(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147页)
宁波当地干部的感受也是如此。有的讲得比较政治：“粮食统购统销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是农民闹事的根源”。有的讲得比较生活：“杂粮农民一贯来当菜吃，芋艿从封建时代以来就不当口粮；现在要抵口粮，使农民实际留粮减少。因此农民吃不饱饭了”。有的还讲：“粮食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民反而吃不饱。”“粮食供应城市宽，农村紧……(国家)只管一亿城市人民吃饱饭，不管五亿农民吃不饱饭。”(同上，第146、147页。)
其他地区的意见，也是大同小异。山东、安徽、江西等地，虽然不及浙江富庶，但对统购统销的不满并无二致。再具体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虽然大家生活圈子不同，具体感受不一样，结论却是相同的，都是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
如安徽一个农业厂的技术员汪朝元总结说：“农村有四死：卖粮逼死，买粮等死，买不到粮饿死，卖粮再买粮亏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4页。)江西等地的民众说：“国家对农民的粮食限制得太死，农民无米下锅，吃青菜，还要劳动。农民种田饿肚子，种棉花没有衣服穿，牛耕田(农民)马吃谷(干部)。”(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29页。)这种牛耕马谷的言论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流传。
河南的言论说：“我现在明白了过去梁漱溟说的""""工人生活在天上天，农民生活在地下地""""，是完全正确的。”“河南统购太狠了，都统到人民肉里去了，因此河南人民很不满。”“解放初期粮食够吃，物资不紧张，可是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不够吃了，物资紧张了。”(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1957年6月22日)，第8页。)
具体接触统购统销工作的一些部门，特别是来自农业、商业和粮食等部门的言论，因为业务原因，了解具体情况比较多，对问题的感触更深刻。这在各地的“右派言论”中是比较突出的。下面两则言论是来自安徽省的出自地市一级机关干部之口的。
安徽芜湖市财贸办公室干部乐平说：“统购统销是一种主观主义，是粮食工作上的最大的错误(不能认为是缺点)。过去农村是""""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可是现在是490斤原粮，怎么叫农民够吃?……农民不够吃硬说够吃。”(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4页。)
安徽六安专署农业局副局长何少桓说：“农民480斤原粮实在太少，民生问题是大事，民以食为天嘛!”“国民党是抓壮丁搞垮的，共产党就失败在统购统销。”“粮食是农民手里种出来的，为什么不给农民一点富余呢?”(同上)
2.江西临川县地方干部的反映
作为县级的材料，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县的“右派言论”，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地方干部对统购统销的意见。
(1)统购统销搞得吃不饱饭。
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傅瑞林说：“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是劳民伤财，嘉溪区因买粮有20％的社员误工，使农民吃亏5万元。”“政府购多了，我家吃了两天糠，饿死老婆倒没关系，饿死小孩更成问题。”“480～520斤的留粮标准真不够吃，现在比过去要多吃饭，没有吃饱脚是软的。”“饿得难受……这是实际问题，不解决就反映到中央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4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胡亦昌说：“抚州市掌握粮食定量不够，米不够吃是普遍的，小孩大了也不增粮，大人只有吃稀饭”。(同上，第45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周龙光说：“统购统销搞得不好，定量过死，搞的绝大多数农民把种子粮都吃了。……我家里就没有饭吃，仔女饿的吼吼叫”(同上)。
(2)统购统销搞“左”了。
临川县温圳镇人委干部徐节元说：“我村不实事求是，逼死人，全部把口粮搜去，还不相信。冷天把人搞得打赤膊，拿风车去扇，当地主看待，结果受不了，就吊死了。……我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很左，冤枉逼死了好多人，人家没有收到，硬说人家收到了。”(同上，第46页。)
粮食局周龙光说：“五五年我在南昌开会，讨论粮食定量问题，省对吉安专区的定量很满意，并以吉安地委党校每人每天用粮十三两做典型。我认为是假的，左了。……是卡紧腰带做典型，那样长的人十三两怎么够呢?在工作方法上宁愿过左些，其实后来又要加，怎样黄鳅同黄鳝赛拉的呢?”
(3)统购统销的价格不合理
临川县报社的伍攀增说：“粮食供应价格不合理。购粮按质论价是合理的，地区差价是必要的。为什么粮站供应群众的稻谷不按质论价呢?买、卖一担谷子相差五角钱，群众说是剥削，我对这个问题思想上也闹不通。”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陈清泉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说：“秋后把口粮都卖得去，以后又买回来，一反一复，非但耽误了生产，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价格上也多少有些差价，相差五毛钱一担，这使得农民对我们国家、党有不好的印象。建议政府应除下口粮来买余粮，不应把人家口粮买得去，以挽回农民对我们党的印象”。
临川县温圳粮食公司的喻瑞波说：“可能带普遍性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违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本来购余粮不购口粮，周转粮还要批准。农民说：""""明明我是够吃户，硬要卖粮，上半年又要买回去。卖6.25元，买6.75元，这不是国家硬要我们吃点亏!""""就拿白城乡一户农民卖粮来说，我问""""为什么要卖?""""他说：""""干部要我卖啊!""""而今年买进口粮，这是劳民伤财，耽误农民生产”。
临川县供销社干部沈中基的话，更是一针见血：“统购是层层扩大数字，统销是层层留指标，弄得农民吃不上饭”。(同上，第47页。)
临川县商业局长吴仁华反映说：“目前农民生活仍很苦，群众反映很大。有一个农民对我说：""""农民一担谷仅卖得七元多，而一担谷酿成酒则要卖我们几倍的价。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他忧心忡忡地说：价格问题“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农民是会算账的，""""匈牙利事件""""应作为我们的教训。”
3.城市居民的反映
统购统销不仅是农民不满，城市居民也不满；不仅县城和小城市的居民不满，大城市的居民也不满。这里辑选的是天津市民的不满言论，主要是生活水平下降，买不到农副产品，生活不方便等等。
天津市南开区税务分局党员干部郝金耀说：“统购统销以前生活是提高了，统购统销以后生活没什么提高。我不同意人为的制度，一个月跑一趟派出所领油票、粮票。是真供应不上呢，还是人为的制度呢?”(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未刊稿，第43页。)
大沽化学厂共青团员邱清芳说：“统购统销搞糟了，搞的市场买不到副产品。”
塘沽区人民银行张伯旋说：“过去串亲戚不带锅，现在串亲戚得带锅(指粮票)”。
工会联合会虹桥办事处共青团员李松春说：“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太苛薄了……就是叫农民卖得多，我大舅不乐意卖，乡干部动员。买粮食去只(给)卖几天的，所以说太苛薄。……解放前粮食够吃，解放初期还可以，到了(合作化)高潮后便不行了。”他还大胆提出：“党要改变一下统购统销政策，这样买卖粮食可以不受限制”。
二、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
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全国各地非常普遍，但大同中又有小异。大同是都反对舆论宣传对农业合作化的颂扬，不承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不承认农业合作化是自觉自愿的等等。小异是论证合作化“搞糟了”的个体经验是不同的。
1.否认农业合作化有什么优越性
来自山东的言论说：“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缺粮，要求退社，有的抢粮闹事，到底是优越不优越?”“工人每月四五十元，农民每年四五十元，我坚决说不优越。农民不参加合作社不只四五十元。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收入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2页。)
安徽的言论也是如此。如淮南市粮食局保管组长杨培成说：“农村里从贫农到上中农，都对农业合作化有意见”。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王义超说：“有农民说：现在分了地反不如以前帮工，以前还能吃饱饭”。(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3页。)
浙江基层干部的言论，除了一般性地说明合作化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对合作社和单干的优劣做了详细比较。如定海县有干部说：“合作化有七多六缺：(七多是)一、荒田多，二、粮食浪费多，三、生产懒汉多，四、盲目急躁推广先进经验多，五，砍伐森林多，六、争工分吵架多，七、负债多。(六缺是)一、养猪缺，二、粮食缺，三、产量收入缺，四、烧柴缺，五、零用东西缺，六、零用钱缺。”
遂昌县的干部具体说了合作社空头收入多的问题。即：“一、造水库化工分多；二、社务开会误工多；三、调换种子差价多；四、打稻机等废物花钱多；五、搞副业损失多；六、社内开会旅费多；七、旱灾减产空头收入多；八、技术推广工分浪费多。”安吉县有干部形象地说了合作化后的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诸暨县有的干部说：合作社看不到优越性，单干倒有十大优越性：“不用开会、不卖余粮、不交农业税、勿用排生活(即生产)、勿用评工分、用钱自由、休息自由，水利不做、修桥铺路不管。办好了合作社还可以坐享其福”。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也是怨言多多。如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傅瑞林讲：“转社后比过去增产我就不相信。入社前我家禾长得钵子大，过去每年都能收四十多担谷子，入社后禾长得还没点点大，收入减少了，生活不如入社前。”(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0页。)
2.关于农业合作化搞“冒进了”的言论
在整风鸣放中，各地“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提到合作化高潮搞糟了。大家都清楚，是1955年夏毛泽东批小脚女人，掀起了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所以各地都有言论，直接批评到了毛泽东的头上。
如山东的“右派言论”讲：“农业合作化过去批评是小脚女人，现在是否是大脚女人?农民要退社不允许，死逼梁山。拿一县来说好的占寥寥”。“农业合作化冒进了，这是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的结果”。“中央说农业合作化成绩是基本的，这是睁着眼说瞎话……我看缺点是基本的”。(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2、13页。)
安徽的“右派言论”也是如此。如《安徽日报》在1957年7、8月间刊登的一些言论说：“安徽合作化速度太快了，规模大了。”“入社后产量一年不如一年”。“1956年报上所载粮食增产数字是靠不住的。”安徽的谢竞成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搞大了，毛主席报告没几天，全国合作化都搞起来了。这是一阵风，哪有那么多的自愿参加的，不少都是拉进来的。”芜湖市公安局的宋治安说：“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走干部路线来的”。(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5页。)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高潮过快的问题是有切身体会的。温圳供销社的涂元怡说：“我村里原初级社都没有，而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将几个村子合并一个高级社，领导能力薄弱，缺乏经验，社里的农具经常摆在外面无人照管。过去一样农具能用五六年，而现在到社里只能用一两年。社员到田里去做事是不愿意的。……下田做事是拉夫凑数，派人下田。”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蒋金华，讲了亲身经历的农村搞合作化的情况：“五五年我在资溪搞农业合作化工作，当时去的时候还是互助组，后毛主席提出合作化的报告，批判了有些干部小手小脚搞慢了些，下面一下就合作化起来。县委书记到地委开会回来后向区委布置：你这个区限十天内要搞起来。区委书记作报告：你们发展多少社。下面不搞，怕受批评，说我们小手小脚。这样一下就合作化起来。要真正做到农民口愿、心愿、全家都自愿是不可能的。……(农民)不参加怕扣落后帽子，怕买不到东西，不得不参加。好多地方连初级社都没有建立起来，就建高级社”。(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1、43页。)这段亲历者的话，非常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各级干部贯彻上级指示，违心地强迫农民合作化的情况。
三、关于人民生活困苦的言论
山东的言论反映：“总的说农民生活是苦的，他们劳动强度大，收入比工人相差太远。如果农民负担不减轻，工农联盟就成问题。现在农民千方百计进城，国务院限制农民进城。这是消极办法，积极办法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不然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改善成问题。”“中央不关心农民生活，于心有愧，是忘了本”。(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3页。)
河南的言论反映：“从理论上说农民生活提高了，个别的有所降低，实际上大部分农民生活没提高，不但上中农没有提高，有的贫农也没有提高。”
浙江在反映农民困苦的言论中，许多言论还用数据说明了工农生活不平等，城乡差距大的问题。如金华市化工公司的一位职工说：“为什么棉布上海16尺，杭州14尺，金华12尺，农民只10尺。粮食杭州30斤，金华27斤。食油城市5两，农民2两。总的工人好，农民苦。”(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9页。)
浙江平湖县的人说：“解放前除了一般残废、懒汉、受天灾人祸的以外，大部分农民都是每天吃着三餐干饭还要加点心，而现在吃粥多了”。(同上)
还有人把农民收入从历史上进行比较，说：“(农民)一年平均收入40元，高级知识分子一年收入3600元，相差90倍；21级干部一年收入708元，相差17.7倍。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到提高生活，过去还可以借，现在借也无处借。”(同上，第148页)
浙江有人从长时间的比较中说农民生活的下降：“农民的生活一代不如一代；清朝时农民生活最好，辛亥革命前比辛亥革命后好，辛亥革命后比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好，抗战前比抗战后好，现在的农民更不如过去，生活很苦。原因：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快了些，公粮征得多了些，口粮留得少了些，公家积得多了些。”(同上，第149页)
来自农村的干部群众的言论，对拉大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都很有些抱怨。如宁波人说：“工人是共产党的亲儿子，农民是共产党的干儿子。政府关心工人、城市，不关心农民、农村。”等等。实际上，普通工人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合作化后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都抱有深深的同情态度，基本观点与农民和基层干部并无多少差异。
大连造船厂始建于1898年，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的老厂，工人也是地道的产业工人，他们的言论应是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在鸣放中，大连造船厂的许多工人都反映了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
1.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大，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到头穿不上吃不上。
运搬车间相立春说：“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远，工人穿料子衣服，但农民连粗布衣穿不上，再看吃的方面，工人吃的白面、大米，有的地区农民连粗粮也吃不到。”
动力车间郭镜太说：“城乡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太大，农民每人一年供给360斤麦子，而城市比农村多的太多，农民辛勤劳动一年，应多供给农民粮食，城市、农村生活水平应平等。”
动力车间刘福贵说：“国家应把大批资金投入农民，照顾农民的生活，我们国家农民有五亿人口，而工人占极少数，农民生活很苦，一双鞋补了很多补丁。”
机械车间石兆英说：“农村生活有点太苦了，我回家看到大人、小孩有的没有吃的、有的没有烧的，哭哭啼啼的有的人吃不饱，但也有的人吃得很饱，我看不民主。农民都入社，有的农民说，不如不入社。所以农村男女都愿意到城市来，是否应该改善一下农民的生活才对。”
锅炉车间周平华说：“今年五一回山东，看农村生活苦极了，原因是粮食秋收后又枯了，来年三、四月就没有粮食，农民到处去要粮也要不来，结果还得饿着，生活就没有办法搞。”
电工车间刘殿明说：“现在农村生活比城市生活差得远，我头几天回家看了下，他们都早起晚归，中间还不歇息。吃的是地瓜叶、地瓜干等，而且分的粮食还不够。”
铜工车间李献贵说：“往年给四百八十斤而今年给四百斤粮，农民不给工钱，这样对农民，穿、零用钱从哪里来呢?今年八月十五日我回家去一看和工人生活完全不一样，农民吃得地瓜叶和豆饼。”
造体车间王世禄说：“我认为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大有差距，农民一年只开两回支不应该，应该和工人一样，每月开支。物品分配也不对，如油类等，农民和工人一样的劳动，但农民很苦，工农联盟应该一样才对。”
锅炉车间于贵长说：“工农相比农民生活太差，这对工农联盟来说是不好的，现在大多数的农村姑娘到城市来找工人。现在乡下农民连一文钱都很困难，这样工农生活不平等，建议应把农民生活再提高一步。”(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第165、166页。)
2.虽然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大，但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木工车间于作仁说：“我们国家往社会主义走，退回两年来说吧，我是二级工人，每月除生活吃饭以外，还能买27元的料子裤，现在生活赶不上过去了，买不起料子裤。过去大白菜2分，去年八九分钱，党号召增产节约艰苦朴素，不能从人身上节约。国家到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还不够社会主义的生活呢?”
造钳车间张本须说：“我们现在生活没有1949年的生活好，现在我们工人的工资高，但商品价格比1949年的高，物价涨得太多了，不如1949年的生活好。”
造体车间崔凤瑞说：“工资改革是好事，但改革后物价也涨，不合理，和没有改以前一样，如果物价这样涨下去，人民币就很快和以前一样了，过去人民币一万元一张，这得十万元一张，工资改革是：有其名无其实。”
蒋广海说：“工资改革是好事，但有的提高了，有的降低了，这次工资改革不但生活没有提高，而且倒苦了，工人工资多了的时候就给割掉工资，改革叫工人增加工资，我们没有增加倒减少，我看这样做是不对头的，上级给改革时，都不通过工人，到开工资时工人才知道，我希望今后工资改革，不给工人减就行，物价稳定就不行了。”(同上，第167、168页)
四、几点认识和体会
上述这几份材料，有贫有富，有城有乡，有南有北，有工有农，有干有群，有点有面，应是具有时代的典型性。给人印象很深的有以下几点：
1.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不满，在全国各地都是普遍的，在社会各阶层也是普遍的。无论贫瘠地方、富庶地方，城里人、乡下人，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学生都有自己的不满，但感受有所不同。农民向政府卖粮贱，向政府买粮贵，价格明显不合理，引起农民不满。统购统销不仅明显让农民吃了亏，市民也同样是吃亏者。特别是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供应，一开始就显现出了不同等级差异。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形成了一个供应链条上的不同级差。小城镇的居民粮食供应也是很紧张的。
在农村，敢于公开反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农民，不是地主、富农，甚至也不是中农，喊得最响的是贫农。原因正如浙江吴惟平调查所得结论：“贫农因为成分好，不怕大帽子压，所以敢喊。”(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页。)这是符合实情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收集了农村反动歌谣四十则，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编的。
另外，在社会各界人士的言论中，县区机关干部的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他们自己都是体制内的人，清楚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是政治高压线，很少会有人直接提出否定。但他们对政策落实的具体过程是很了解的，在当时鸣放的氛围下也还能在具体问题上讲一些真话。特别是县区的干部，他们是落实政策最直接的执行者，对政策的利弊问题都非常清楚。他们反映的民众生活情况，一般都比较生动具体，又有归纳提炼，很少有废话空话，应该说也是比较具有客观性的。他们的言论可以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互为参照。
2.195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是普遍的。从这几份材料反映，从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村就开始饿肚子了。当时报刊说合作化增产粮食，这从人们的生活经验上是不支持的。从各地“右派言论”中反映，大家都认为这是造假撒谎，纷纷从自己亲身感受予以反驳。毕竟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和官方媒体的宣传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大家连同中央制定的农村12年规划，也认为是欺骗人的，并不相信会真的实现。所以，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官方报道，其真实性都是大可存疑的。
另外，我们一般对上世纪50年代人民生活的认识是：在统购统销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急速恶化的，而工人则是长工资比较快。在1956年工人还普调了工资。但从上述材料的工人生活感受来看，这个认识并不完全。工人虽然长了工资，但物价也都涨了，实际生活水平还是下降的。由此可以得出新的认识：19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拉大了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但这个差距的拉大，不是由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工农生活水平都在降低，只是农民的生活降低的更快更大，工人的生活是明长暗亏，由此产生的落差。所以过去一般说的，1950年代工人生活有多么好，这是和农村生活比较的说法，实际上未必如是。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材料说明。
3.合作化使党在农村基层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统治危机。在1957年的鸣放言论反映，当时人们生活对比参照系主要有二：一是合作化前，一是1949年前。老百姓因为生活困苦而口出怨言，动辄与解放前比，有的直接骂到毛泽东、党和政府头上。如：浙江象山县的老百姓说：“毛泽东法宝大勿过。当初哄大家分田地，现在又叫阿拉进合作社。……过去给地主做长工吃饭还要愁吗?共产党领导办合作社，到社会主义弄得人没有饭吃，牛没草吃，猪没糠吃。这样下去，宁可蒋介石回来，宁可给美国人一个原子弹炸死。”(同上，144页)江西萍乡县是中共革命老区，流传歌谣说：“毛主席领导好是好，再过两年有米讨；毛主席万万岁，买什么东西都站队”。新建县流传歌谣说：“总路线在过渡，老百姓在饿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58页。)也都表示了对共产党领导的牢骚和不满。
许多基层干部也都感到了党在农村社会出现了统治危机。用浙江安吉县的一位基层干部的话说：农村党员中，“积极可靠只占40％，有50％的动摇，有10％的也反对共产党”。群众中“实足有70～80％的人反对共产党”，“现在走路也讲共产党不好，吃饭也讲合作化不好，甚至在大街上公开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5页。)其他地方的基层干部也都有类似性的语言，认为中国要出“匈牙利事件”，一定出在农民身上。
从这些“右派言论”中可以看到，新中国在搞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让老百姓走到了普遍贫穷的地步。工农群众和普通百姓的利益都受到了伤害，又以农民的利益伤害最大，广大民众对此是不接受的。当这些来自民众社会的不满情绪在整风运动中被释放出来，立刻产生了连锁反应，形成了反映民间疾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潮流。相比那些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知识精英的煌煌大言，这些来自民众切身感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对共产党的统治可能是更具挑战意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对这类人心汹汹的民众言论自然有特殊的敏感性，因为这才是真正最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言论。毛泽东之所以对整风运动紧急刹车，迅速转到了“反右”运动，担心民众会借机闹事造反，可能是比听不得“右派”逆鳞之言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整治民主党派的“引蛇出洞”的钓鱼说，与“蛇无头不行”的法、术、势，实在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所以也可以说，这些“右派言论”中反映的民瘼疾苦，不仅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舆情，也可以对“反右派”运动发生的多因背景有更大纵深的了解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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