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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料:1957年的部分右派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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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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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统购统销“搞错了”的言论 

    1.富庶和贫穷地区的反映 

    浙江省平湖县地处长三角中心地带,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素有“金平湖”的美誉。当地干部的不满言论有:“粮食是搞糟的……平湖是余粮之乡,吃饭不放在心上,但目前吃不饱是普遍的,粮食""""三定""""(”三定“,即中共中央1955年3月正式试行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当时官方舆论称:“三定”使农民安心生产了。从相关“右派言论”反映,此举并没有真正解决让农民安心生产的问题。)后农民拖老携女外出求乞“。还有的发牢骚说:“人民政府死要粮,共产党好是好,三顿稀饭吃不牢,蒋介石坏是坏,三顿白饭不用忧”。(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147页) 

    宁波当地干部的感受也是如此。有的讲得比较政治:“粮食统购统销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是农民闹事的根源”。有的讲得比较生活:“杂粮农民一贯来当菜吃,芋艿从封建时代以来就不当口粮;现在要抵口粮,使农民实际留粮减少。因此农民吃不饱饭了”。有的还讲:“粮食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民反而吃不饱。”“粮食供应城市宽,农村紧……(国家)只管一亿城市人民吃饱饭,不管五亿农民吃不饱饭。”(同上,第146、147页。) 

    其他地区的意见,也是大同小异。山东、安徽、江西等地,虽然不及浙江富庶,但对统购统销的不满并无二致。再具体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虽然大家生活圈子不同,具体感受不一样,结论却是相同的,都是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糟了”。 

    如安徽一个农业厂的技术员汪朝元总结说:“农村有四死:卖粮逼死,买粮等死,买不到粮饿死,卖粮再买粮亏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4页。)江西等地的民众说:“国家对农民的粮食限制得太死,农民无米下锅,吃青菜,还要劳动。农民种田饿肚子,种棉花没有衣服穿,牛耕田(农民)马吃谷(干部)。”(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29页。)这种牛耕马谷的言论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流传。 

    河南的言论说:“我现在明白了过去梁漱溟说的""""工人生活在天上天,农民生活在地下地"""",是完全正确的。”“河南统购太狠了,都统到人民肉里去了,因此河南人民很不满。”“解放初期粮食够吃,物资不紧张,可是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不够吃了,物资紧张了。”(河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编:《反动论点摘录之二》(1957年6月22日),第8页。) 

    具体接触统购统销工作的一些部门,特别是来自农业、商业和粮食等部门的言论,因为业务原因,了解具体情况比较多,对问题的感触更深刻。这在各地的“右派言论”中是比较突出的。下面两则言论是来自安徽省的出自地市一级机关干部之口的。 

    安徽芜湖市财贸办公室干部乐平说:“统购统销是一种主观主义,是粮食工作上的最大的错误(不能认为是缺点)。过去农村是""""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可是现在是490斤原粮,怎么叫农民够吃?……农民不够吃硬说够吃。”(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4页。) 

    安徽六安专署农业局副局长何少桓说:“农民480斤原粮实在太少,民生问题是大事,民以食为天嘛!”“国民党是抓壮丁搞垮的,共产党就失败在统购统销。”“粮食是农民手里种出来的,为什么不给农民一点富余呢?”(同上) 

    2.江西临川县地方干部的反映 

    作为县级的材料,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县的“右派言论”,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地方干部对统购统销的意见。 

    (1)统购统销搞得吃不饱饭。 

    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傅瑞林说:“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是劳民伤财,嘉溪区因买粮有20%的社员误工,使农民吃亏5万元。”“政府购多了,我家吃了两天糠,饿死老婆倒没关系,饿死小孩更成问题。”“480~520斤的留粮标准真不够吃,现在比过去要多吃饭,没有吃饱脚是软的。”“饿得难受……这是实际问题,不解决就反映到中央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4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胡亦昌说:“抚州市掌握粮食定量不够,米不够吃是普遍的,小孩大了也不增粮,大人只有吃稀饭”。(同上,第45页。) 

    临川县粮食局干部周龙光说:“统购统销搞得不好,定量过死,搞的绝大多数农民把种子粮都吃了。……我家里就没有饭吃,仔女饿的吼吼叫”(同上)。 

    (2)统购统销搞“左”了。 

    临川县温圳镇人委干部徐节元说:“我村不实事求是,逼死人,全部把口粮搜去,还不相信。冷天把人搞得打赤膊,拿风车去扇,当地主看待,结果受不了,就吊死了。……我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很左,冤枉逼死了好多人,人家没有收到,硬说人家收到了。”(同上,第46页。) 

    粮食局周龙光说:“五五年我在南昌开会,讨论粮食定量问题,省对吉安专区的定量很满意,并以吉安地委党校每人每天用粮十三两做典型。我认为是假的,左了。……是卡紧腰带做典型,那样长的人十三两怎么够呢?在工作方法上宁愿过左些,其实后来又要加,怎样黄鳅同黄鳝赛拉的呢?” 

    (3)统购统销的价格不合理 

    临川县报社的伍攀增说:“粮食供应价格不合理。购粮按质论价是合理的,地区差价是必要的。为什么粮站供应群众的稻谷不按质论价呢?买、卖一担谷子相差五角钱,群众说是剥削,我对这个问题思想上也闹不通。”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陈清泉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说:“秋后把口粮都卖得去,以后又买回来,一反一复,非但耽误了生产,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价格上也多少有些差价,相差五毛钱一担,这使得农民对我们国家、党有不好的印象。建议政府应除下口粮来买余粮,不应把人家口粮买得去,以挽回农民对我们党的印象”。 

    临川县温圳粮食公司的喻瑞波说:“可能带普遍性都是这样:报喜不报忧,违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本来购余粮不购口粮,周转粮还要批准。农民说:""""明明我是够吃户,硬要卖粮,上半年又要买回去。卖6.25元,买6.75元,这不是国家硬要我们吃点亏!""""就拿白城乡一户农民卖粮来说,我问""""为什么要卖?""""他说:""""干部要我卖啊!""""而今年买进口粮,这是劳民伤财,耽误农民生产”。 

    临川县供销社干部沈中基的话,更是一针见血:“统购是层层扩大数字,统销是层层留指标,弄得农民吃不上饭”。(同上,第47页。) 

    临川县商业局长吴仁华反映说:“目前农民生活仍很苦,群众反映很大。有一个农民对我说:""""农民一担谷仅卖得七元多,而一担谷酿成酒则要卖我们几倍的价。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一定要和政府干一场""""。”他忧心忡忡地说:价格问题“如不及时研究解决,农民是会算账的,""""匈牙利事件""""应作为我们的教训。” 

    3.城市居民的反映 

    统购统销不仅是农民不满,城市居民也不满;不仅县城和小城市的居民不满,大城市的居民也不满。这里辑选的是天津市民的不满言论,主要是生活水平下降,买不到农副产品,生活不方便等等。 

    天津市南开区税务分局党员干部郝金耀说:“统购统销以前生活是提高了,统购统销以后生活没什么提高。我不同意人为的制度,一个月跑一趟派出所领油票、粮票。是真供应不上呢,还是人为的制度呢?”(中共天津市委整风办公室编印:《本市机关、学校右派言论辑要》,1957年10月,未刊稿,第43页。) 

    大沽化学厂共青团员邱清芳说:“统购统销搞糟了,搞的市场买不到副产品。” 

    塘沽区人民银行张伯旋说:“过去串亲戚不带锅,现在串亲戚得带锅(指粮票)”。 

    工会联合会虹桥办事处共青团员李松春说:“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太苛薄了……就是叫农民卖得多,我大舅不乐意卖,乡干部动员。买粮食去只(给)卖几天的,所以说太苛薄。……解放前粮食够吃,解放初期还可以,到了(合作化)高潮后便不行了。”他还大胆提出:“党要改变一下统购统销政策,这样买卖粮食可以不受限制”。 

    二、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 

    关于农业合作化“搞糟了”的言论,全国各地非常普遍,但大同中又有小异。大同是都反对舆论宣传对农业合作化的颂扬,不承认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不承认农业合作化是自觉自愿的等等。小异是论证合作化“搞糟了”的个体经验是不同的。 

    1.否认农业合作化有什么优越性 

    来自山东的言论说:“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缺粮,要求退社,有的抢粮闹事,到底是优越不优越?”“工人每月四五十元,农民每年四五十元,我坚决说不优越。农民不参加合作社不只四五十元。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收入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2页。) 

    安徽的言论也是如此。如淮南市粮食局保管组长杨培成说:“农村里从贫农到上中农,都对农业合作化有意见”。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王义超说:“有农民说:现在分了地反不如以前帮工,以前还能吃饱饭”。(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3页。) 

    浙江基层干部的言论,除了一般性地说明合作化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外,对合作社和单干的优劣做了详细比较。如定海县有干部说:“合作化有七多六缺:(七多是)一、荒田多,二、粮食浪费多,三、生产懒汉多,四、盲目急躁推广先进经验多,五,砍伐森林多,六、争工分吵架多,七、负债多。(六缺是)一、养猪缺,二、粮食缺,三、产量收入缺,四、烧柴缺,五、零用东西缺,六、零用钱缺。” 

    遂昌县的干部具体说了合作社空头收入多的问题。即:“一、造水库化工分多;二、社务开会误工多;三、调换种子差价多;四、打稻机等废物花钱多;五、搞副业损失多;六、社内开会旅费多;七、旱灾减产空头收入多;八、技术推广工分浪费多。”安吉县有干部形象地说了合作化后的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一个农民种五棵稻:一棵是给国家种的,一棵是给社长种的,一棵是给会计种的,一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一棵才是给自己种的。”诸暨县有的干部说:合作社看不到优越性,单干倒有十大优越性:“不用开会、不卖余粮、不交农业税、勿用排生活(即生产)、勿用评工分、用钱自由、休息自由,水利不做、修桥铺路不管。办好了合作社还可以坐享其福”。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也是怨言多多。如临川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傅瑞林讲:“转社后比过去增产我就不相信。入社前我家禾长得钵子大,过去每年都能收四十多担谷子,入社后禾长得还没点点大,收入减少了,生活不如入社前。”(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0页。)  

    2.关于农业合作化搞“冒进了”的言论 

    在整风鸣放中,各地“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提到合作化高潮搞糟了。大家都清楚,是1955年夏毛泽东批小脚女人,掀起了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所以各地都有言论,直接批评到了毛泽东的头上。 

    如山东的“右派言论”讲:“农业合作化过去批评是小脚女人,现在是否是大脚女人?农民要退社不允许,死逼梁山。拿一县来说好的占寥寥”。“农业合作化冒进了,这是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的结果”。“中央说农业合作化成绩是基本的,这是睁着眼说瞎话……我看缺点是基本的”。(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2、13页。) 

    安徽的“右派言论”也是如此。如《安徽日报》在1957年7、8月间刊登的一些言论说:“安徽合作化速度太快了,规模大了。”“入社后产量一年不如一年”。“1956年报上所载粮食增产数字是靠不住的。”安徽的谢竞成说:“农业合作化搞快了,搞大了,毛主席报告没几天,全国合作化都搞起来了。这是一阵风,哪有那么多的自愿参加的,不少都是拉进来的。”芜湖市公安局的宋治安说:“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是走干部路线来的”。(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编:《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资料》,第45页。) 

    江西临川县的干部对合作社高潮过快的问题是有切身体会的。温圳供销社的涂元怡说:“我村里原初级社都没有,而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将几个村子合并一个高级社,领导能力薄弱,缺乏经验,社里的农具经常摆在外面无人照管。过去一样农具能用五六年,而现在到社里只能用一两年。社员到田里去做事是不愿意的。……下田做事是拉夫凑数,派人下田。” 

    省供销社临川转运站的蒋金华,讲了亲身经历的农村搞合作化的情况:“五五年我在资溪搞农业合作化工作,当时去的时候还是互助组,后毛主席提出合作化的报告,批判了有些干部小手小脚搞慢了些,下面一下就合作化起来。县委书记到地委开会回来后向区委布置:你这个区限十天内要搞起来。区委书记作报告:你们发展多少社。下面不搞,怕受批评,说我们小手小脚。这样一下就合作化起来。要真正做到农民口愿、心愿、全家都自愿是不可能的。……(农民)不参加怕扣落后帽子,怕买不到东西,不得不参加。好多地方连初级社都没有建立起来,就建高级社”。(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毒草汇编》第二集,第41、43页。)这段亲历者的话,非常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各级干部贯彻上级指示,违心地强迫农民合作化的情况。 

    三、关于人民生活困苦的言论 

    山东的言论反映:“总的说农民生活是苦的,他们劳动强度大,收入比工人相差太远。如果农民负担不减轻,工农联盟就成问题。现在农民千方百计进城,国务院限制农民进城。这是消极办法,积极办法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不然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改善成问题。”“中央不关心农民生活,于心有愧,是忘了本”。(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3页。) 

    河南的言论反映:“从理论上说农民生活提高了,个别的有所降低,实际上大部分农民生活没提高,不但上中农没有提高,有的贫农也没有提高。” 

    浙江在反映农民困苦的言论中,许多言论还用数据说明了工农生活不平等,城乡差距大的问题。如金华市化工公司的一位职工说:“为什么棉布上海16尺,杭州14尺,金华12尺,农民只10尺。粮食杭州30斤,金华27斤。食油城市5两,农民2两。总的工人好,农民苦。”(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9页。) 

    浙江平湖县的人说:“解放前除了一般残废、懒汉、受天灾人祸的以外,大部分农民都是每天吃着三餐干饭还要加点心,而现在吃粥多了”。(同上) 

    还有人把农民收入从历史上进行比较,说:“(农民)一年平均收入40元,高级知识分子一年收入3600元,相差90倍;21级干部一年收入708元,相差17.7倍。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到提高生活,过去还可以借,现在借也无处借。”(同上,第148页) 

    浙江有人从长时间的比较中说农民生活的下降:“农民的生活一代不如一代;清朝时农民生活最好,辛亥革命前比辛亥革命后好,辛亥革命后比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好,抗战前比抗战后好,现在的农民更不如过去,生活很苦。原因: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快了些,公粮征得多了些,口粮留得少了些,公家积得多了些。”(同上,第149页) 

    来自农村的干部群众的言论,对拉大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都很有些抱怨。如宁波人说:“工人是共产党的亲儿子,农民是共产党的干儿子。政府关心工人、城市,不关心农民、农村。”等等。实际上,普通工人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合作化后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都抱有深深的同情态度,基本观点与农民和基层干部并无多少差异。 

    大连造船厂始建于1898年,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的老厂,工人也是地道的产业工人,他们的言论应是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在鸣放中,大连造船厂的许多工人都反映了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 

    1.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大,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到头穿不上吃不上。 

    运搬车间相立春说:“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远,工人穿料子衣服,但农民连粗布衣穿不上,再看吃的方面,工人吃的白面、大米,有的地区农民连粗粮也吃不到。” 

    动力车间郭镜太说:“城乡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太大,农民每人一年供给360斤麦子,而城市比农村多的太多,农民辛勤劳动一年,应多供给农民粮食,城市、农村生活水平应平等。” 

    动力车间刘福贵说:“国家应把大批资金投入农民,照顾农民的生活,我们国家农民有五亿人口,而工人占极少数,农民生活很苦,一双鞋补了很多补丁。” 

    机械车间石兆英说:“农村生活有点太苦了,我回家看到大人、小孩有的没有吃的、有的没有烧的,哭哭啼啼的有的人吃不饱,但也有的人吃得很饱,我看不民主。农民都入社,有的农民说,不如不入社。所以农村男女都愿意到城市来,是否应该改善一下农民的生活才对。” 

    锅炉车间周平华说:“今年五一回山东,看农村生活苦极了,原因是粮食秋收后又枯了,来年三、四月就没有粮食,农民到处去要粮也要不来,结果还得饿着,生活就没有办法搞。” 

    电工车间刘殿明说:“现在农村生活比城市生活差得远,我头几天回家看了下,他们都早起晚归,中间还不歇息。吃的是地瓜叶、地瓜干等,而且分的粮食还不够。” 

    铜工车间李献贵说:“往年给四百八十斤而今年给四百斤粮,农民不给工钱,这样对农民,穿、零用钱从哪里来呢?今年八月十五日我回家去一看和工人生活完全不一样,农民吃得地瓜叶和豆饼。” 

    造体车间王世禄说:“我认为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大有差距,农民一年只开两回支不应该,应该和工人一样,每月开支。物品分配也不对,如油类等,农民和工人一样的劳动,但农民很苦,工农联盟应该一样才对。” 

    锅炉车间于贵长说:“工农相比农民生活太差,这对工农联盟来说是不好的,现在大多数的农村姑娘到城市来找工人。现在乡下农民连一文钱都很困难,这样工农生活不平等,建议应把农民生活再提高一步。”(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第165、166页。) 

    2.虽然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大,但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木工车间于作仁说:“我们国家往社会主义走,退回两年来说吧,我是二级工人,每月除生活吃饭以外,还能买27元的料子裤,现在生活赶不上过去了,买不起料子裤。过去大白菜2分,去年八九分钱,党号召增产节约艰苦朴素,不能从人身上节约。国家到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还不够社会主义的生活呢?” 

    造钳车间张本须说:“我们现在生活没有1949年的生活好,现在我们工人的工资高,但商品价格比1949年的高,物价涨得太多了,不如1949年的生活好。” 

    造体车间崔凤瑞说:“工资改革是好事,但改革后物价也涨,不合理,和没有改以前一样,如果物价这样涨下去,人民币就很快和以前一样了,过去人民币一万元一张,这得十万元一张,工资改革是:有其名无其实。” 

    蒋广海说:“工资改革是好事,但有的提高了,有的降低了,这次工资改革不但生活没有提高,而且倒苦了,工人工资多了的时候就给割掉工资,改革叫工人增加工资,我们没有增加倒减少,我看这样做是不对头的,上级给改革时,都不通过工人,到开工资时工人才知道,我希望今后工资改革,不给工人减就行,物价稳定就不行了。”(同上,第167、168页) 

    四、几点认识和体会 

    上述这几份材料,有贫有富,有城有乡,有南有北,有工有农,有干有群,有点有面,应是具有时代的典型性。给人印象很深的有以下几点: 

    1.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不满,在全国各地都是普遍的,在社会各阶层也是普遍的。无论贫瘠地方、富庶地方,城里人、乡下人,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学生都有自己的不满,但感受有所不同。农民向政府卖粮贱,向政府买粮贵,价格明显不合理,引起农民不满。统购统销不仅明显让农民吃了亏,市民也同样是吃亏者。特别是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供应,一开始就显现出了不同等级差异。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形成了一个供应链条上的不同级差。小城镇的居民粮食供应也是很紧张的。 

    在农村,敢于公开反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农民,不是地主、富农,甚至也不是中农,喊得最响的是贫农。原因正如浙江吴惟平调查所得结论:“贫农因为成分好,不怕大帽子压,所以敢喊。”(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页。)这是符合实情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收集了农村反动歌谣四十则,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编的。 

    另外,在社会各界人士的言论中,县区机关干部的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他们自己都是体制内的人,清楚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是政治高压线,很少会有人直接提出否定。但他们对政策落实的具体过程是很了解的,在当时鸣放的氛围下也还能在具体问题上讲一些真话。特别是县区的干部,他们是落实政策最直接的执行者,对政策的利弊问题都非常清楚。他们反映的民众生活情况,一般都比较生动具体,又有归纳提炼,很少有废话空话,应该说也是比较具有客观性的。他们的言论可以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互为参照。 

    2.1950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是普遍的。从这几份材料反映,从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村就开始饿肚子了。当时报刊说合作化增产粮食,这从人们的生活经验上是不支持的。从各地“右派言论”中反映,大家都认为这是造假撒谎,纷纷从自己亲身感受予以反驳。毕竟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和官方媒体的宣传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大家连同中央制定的农村12年规划,也认为是欺骗人的,并不相信会真的实现。所以,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官方报道,其真实性都是大可存疑的。 

    另外,我们一般对上世纪50年代人民生活的认识是:在统购统销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急速恶化的,而工人则是长工资比较快。在1956年工人还普调了工资。但从上述材料的工人生活感受来看,这个认识并不完全。工人虽然长了工资,但物价也都涨了,实际生活水平还是下降的。由此可以得出新的认识:19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拉大了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但这个差距的拉大,不是由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工农生活水平都在降低,只是农民的生活降低的更快更大,工人的生活是明长暗亏,由此产生的落差。所以过去一般说的,1950年代工人生活有多么好,这是和农村生活比较的说法,实际上未必如是。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材料说明。 

    3.合作化使党在农村基层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统治危机。在1957年的鸣放言论反映,当时人们生活对比参照系主要有二:一是合作化前,一是1949年前。老百姓因为生活困苦而口出怨言,动辄与解放前比,有的直接骂到毛泽东、党和政府头上。如:浙江象山县的老百姓说:“毛泽东法宝大勿过。当初哄大家分田地,现在又叫阿拉进合作社。……过去给地主做长工吃饭还要愁吗?共产党领导办合作社,到社会主义弄得人没有饭吃,牛没草吃,猪没糠吃。这样下去,宁可蒋介石回来,宁可给美国人一个原子弹炸死。”(同上,144页)江西萍乡县是中共革命老区,流传歌谣说:“毛主席领导好是好,再过两年有米讨;毛主席万万岁,买什么东西都站队”。新建县流传歌谣说:“总路线在过渡,老百姓在饿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58页。)也都表示了对共产党领导的牢骚和不满。 

    许多基层干部也都感到了党在农村社会出现了统治危机。用浙江安吉县的一位基层干部的话说:农村党员中,“积极可靠只占40%,有50%的动摇,有10%的也反对共产党”。群众中“实足有70~80%的人反对共产党”,“现在走路也讲共产党不好,吃饭也讲合作化不好,甚至在大街上公开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5页。)其他地方的基层干部也都有类似性的语言,认为中国要出“匈牙利事件”,一定出在农民身上。 

    从这些“右派言论”中可以看到,新中国在搞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让老百姓走到了普遍贫穷的地步。工农群众和普通百姓的利益都受到了伤害,又以农民的利益伤害最大,广大民众对此是不接受的。当这些来自民众社会的不满情绪在整风运动中被释放出来,立刻产生了连锁反应,形成了反映民间疾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潮流。相比那些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知识精英的煌煌大言,这些来自民众切身感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对共产党的统治可能是更具挑战意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对这类人心汹汹的民众言论自然有特殊的敏感性,因为这才是真正最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言论。毛泽东之所以对整风运动紧急刹车,迅速转到了“反右”运动,担心民众会借机闹事造反,可能是比听不得“右派”逆鳞之言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整治民主党派的“引蛇出洞”的钓鱼说,与“蛇无头不行”的法、术、势,实在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所以也可以说,这些“右派言论”中反映的民瘼疾苦,不仅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舆情,也可以对“反右派”运动发生的多因背景有更大纵深的了解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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