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越南排华，规模浩大，世界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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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南国内的分裂势力还利用中越两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纠纷，大肆制造反华言论，组织群众参与反华游行示威，企图通过挑拨中越关系来动摇越共政权的稳定。

    越南排华，规模浩大，世界震惊。

    笔者亦震惊：未曾料越南国内亲美买办势力，如今竟有如此巨大之能量，打扮成民族主义的样子，煽动起越南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破坏中越关系，将越共一步步推向美国，不断瓦解越共的执政根基。若长此以往，则越共被“颜色革命”，指日可待也。 

    据越南官媒周三报道，本周二晚，越南南部爆发大规模反华排华运动，游行示威者放火烧了一些大陆以及台湾在越企业，并洗劫了数百家企业。

    游行最初只在平阳省的越南-新加坡一号工业园区进行，也仅有二百至三百名员工罢工游行，高举“中国滚出南海”、“越南万岁”、“打倒侵略者中国”、“不要偷我们石油”等标语;后来参与游行的人数增加到六千，其中五千人来自远东集团在当地的工厂。随后二号园区也爆发示威，超过三千人参与，总计有四个园区受影响。

    华尔街日报不忘煽风点火地称，这是自一九七九年中越战争以来，双边关系最险峻的时刻。

    越南台商名誉总会长陈耀奎说，“很精准，他们都先只破坏大门，很有组织。”

    陈耀奎还说，在越南集会游行有严格限制，这次事件若没有某方面的授意，很难成局。

    这次排华有两大蹊跷之处。

    第一，有组织，谁在组织?有授意，谁在授意?

    第二，中国大陆在越南投资甚少，中国台湾投资最多，占44.4%，其次是日本，占14.73%，中国大陆在越南投资，不过中国台湾与日本的一个零头[见附录]。但此次借劳资矛盾出民族矛盾的气，民族主义的情绪是真实的，劳资矛盾的情绪也是真实的，但也应该是越南劳动者与中国台湾商人、日本商人的矛盾，为何被误导成与中国大陆的矛盾?

    据称，此次排华运动正值中国近期在中国南海争议海域设置钻油平台使两国关系紧张之际。国内媒体一向习惯将越南作为一个政治意志高度统一的国家进行报道，进而将这个“统一意志”放到中国的敌对面进行攻击，从而煽动起国内的民族情绪乃至大国沙文主义情绪。浑然不知正好遂了美国人和越南买办群体的愿望：中国一旦无条件反越，越共内部的社会主义派为了维稳需要，不得不妥协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反中，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不得不寻求美国的支持，从而瓦解了自身的力量，为越共内部西化派革越南社会主义的命做好了准备。

    没记错的话，中国在2012年反日大游行之际，国内媒体是高调反对民族主义“爱国贼”的，更勿论三十多年来，每当美国严重侵犯我国国家利益之时，媒体往往是哑然无声，或出面予以斡旋美化，大喊韬光养晦。为何一碰到越南，媒体就要喊打喊杀、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呢?除了一部分媒体水平太差、毫无国际知识以外，可能相当一部分媒体自有亲美倾向，巴不得中共与越共火并，为越共内部西化派创造颠覆的条件。

    中国处理越南最好的方式，绝对不是无条件反击，而是坚决打击越共内部的西化派，而拉拢越共内部的社会主义派。

    越共的西化派，以越奸买办总理、严重贪污腐败分子阮晋勇为代表。我们来看看越共真实的路线斗争。

    越共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

    近年来，越共党内存在总书记阮富仲为代表的左翼和总理阮晋勇为代表的右派之间斗争。前者主张坚持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和公有制，后者主张私有化和推行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政治体制改革。

    由于地理结构和历史的原因，越南的政权自古以来就有南北地域之分。1930年胡志明将北部、中部、南部三支共产党组织合并后成立了越南共产党。因此，一开始党内就形成南、北、中三派。

    尤其是1991年越共八大领导杜梅任总书记以来，越共权力核心沿革一种格局：即最高领导分别由北部、中部、南部人构成。其中，党的总书记基本上由以河内为中心的北方人担任，助管政治思想工作;国家主席为中部人，即胡志明主席的故乡人;国家总理为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南方人，主管经济工作。这一现象被认为是越南共产党存在着“南北党”现象。

    一般地，北方派为相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派，对改革持谨慎态度，跟中国较为亲近;而南方则为较激进的改革派，倾向于效仿美国和西方。

    2001年越共“九大”提出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紧密相结合的党的工作制度，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三人组成了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的“三驾马车”。越共“十大”以来，国会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国会主席也成为拥有实权的人物，越南权力构架由“三驾马车”变为“四驾马车”。

    越南总书记(北派、社会主义派)与总理(南派、走资派)的斗争日趋白热化。总理阮晋勇曾在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越南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把越南建设成美国那样的民主、自由国家。

    越共十大以来，越南加入WTO，实施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战略，积极主动地与国际接轨。越南对各种海外资源敞开怀抱。一方面大量外资涌入，占领越南制造业，利用越南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监管漏洞，使越南财富大量流失，经济逐渐殖民化;另一方面也对越南的政治安全和思想领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企图对越南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的势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的反共势力;二是1975年越南统一前携带资产逃到了美、英、法、澳等国的西贡旧政权的权贵们，他们在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组建了反共组织或党派，伺机颠覆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和越南社会主义制度。这两种力量相互勾结，千方百计寻找各种时机，或明或暗地与越南国内那些被分化和西化的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宗教和民族分裂势力合谋，通过制造舆论或群体事件，大势攻击越南共产党和越南的所谓“专制制度”，瓦解人们对越南共产党和越南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近年来，这些分裂势力还利用中越两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纠纷，大肆制造反华言论，组织群众参与反华游行示威，企图通过挑拨中越关系来动摇越共政权的稳定。

    “公有制”与“法权”生死战

    2011年越共十一大会议上，围绕着“公有制”是否为越南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北派和南派爆发了一场争论。最后以北派落败告终。“主要生产资料以公有制为基础”作为原来《国家建设纲领》中的社会主义六个基本特征之一被删掉。

    总理阮晋勇一派认为，这是十一大取得的“突破性”胜利。越共十一大上的胜利使阮晋勇等人倍受鼓舞，打算利用《纲领》中新增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即法律至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规定，在2012年10月的越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实行推行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政治体制改革，一举打垮阮富仲为代表的左翼。

    亲美派一路坐大，对越共而言真乃生死存亡之秋。为了反击美国扶持的亲美势力对越共的“和平演变”，北派针对买办总理的许多肮脏交易，利用反腐给予沉重打击。

    2012年2月，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些紧迫问题的决议》尖锐指出：“党内不少党员干部思想道德蜕化，严重影响到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是当前一个全局性的和最紧迫的问题。”决议指出，在新时期下，越南共产党不但继续面临贪污腐败的严重挑战，而且不少党员由于受到西方“和平演变”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在思想上已经“自我演变”和“自我转化”，这些现象危及到了政权的稳定。

    2012年召开的越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成立由党的总书记直接担任主任的中央反腐指导委员会，取代由总理担任主任的政府反腐指导委员会，以此加强党在反腐问题上的主动性。

    2012年8月，总理阮晋勇的亲信、越南亚洲商业银行创始人阮德坚被控非法经营。消息一传出，亚洲商业银行的营业网店立刻出现了挤兑。亚洲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杜明全称，8月22日一天，储户就从银行中取走大约5万亿越南盾(约合2.4亿美元)。央行为了平息民众恐慌，两次向该银行注资17亿越南盾。同年9月，阮晋勇的另一亲信、越南海运公司董事长、越南海运局局长杨志勇潜逃3个月后在柬埔寨落网，并以经营不善等罪名被判处20年监禁。这两起事件使民众的愤怒集中地投向了阮晋勇，对越奸买办亲美势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从2013年2月1日起，由总理阮晋勇主持工作的反腐指导小组宣布解散，直属于中央政治局、由总书记阮富仲亲自担任主任的中央反腐指导小组开始全面指导反腐工作。

    宪法修正案

    作为美国扶持的越奸买办总理，岂肯善罢甘休。

    2012年11月，越南通过各种方式征集对1992年《宪法》修正草案的意见。2013年，围绕宪法的修改，越共展开了与敌对势力的激烈斗争。

    第一，敌对势力从思想理论方面着手，歪曲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企图动摇越南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越共中央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共产主义》杂志2013年6月10日刊登越南国防部政治学院哲学系副主任武光造的文章《当前的理论研究与理论斗争工作》，揭示了当前越南理论斗争的严峻形势。该文指出：当前越南的理论研究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歪曲和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胡志明思想和越南共产党的路线是敌对势力的一贯目标，但在不同时期，他们所采取的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并且手段越来越高端和狡猾。《共产主义》杂志和《越南军队报》等媒体组织了专题研讨会，并以专栏形式刊登了系列越南主要党政领导和著名理论家的文章对此加以批驳。

    第二，敌对势力纠结了一些越南籍的海内外有知名度的知识分子、离退休官员，搬出了所谓的“72知识分子宪法草案”。其内容包括：取消1992年宪法的第四条(该条规定越南共产党是越南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军队非政治化、实行多党制、实行三权分立、开放新闻媒体实行言论自由、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名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等。之后，这些人把该“草案”公布在网络上，并召集近万名知识分子的声援签名。

    越南共产党顶住巨大的压力，采取了坚决的斗争。2013年2月25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明确在富寿省调研该省关于4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时说：“有些关于修改宪法的意见，可以归之于政治、思想和道德的蜕化。”他强调，希望废除宪法的第四条、否定党的领导、实行政治多元化、主张三权分立和军队政治化，就是政治道德作风蜕化的表现。

    在越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和八中全会上，阮富仲强调，越南将继续坚持《1992年宪法》中的原则性问题。在越共十一届八中全会上，越共中央对越共九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捍卫祖国战略的决议》执行十年来的情况进行总结时指出，“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继续出现深层次的变化以及复杂的新演变。和平稳定的环境尚未牢固，且隐藏着许多动荡危机。党和国家建设、社会经济发展调控及反腐败斗争等工作仍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社会思潮中出现许多新问题;部分干部党员出现政治思想、道德和生活作风衰退现象;市场经济及国际一体化的负面影响继续对社会生活造成消极影响;敌对势力以日益狡猾阴险的手段和阴谋加强破坏国家革新事业等。上述困难和挑战正给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事业提出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新问题、新要求。”因此，会议重申，保卫祖国不仅仅指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而且还要捍卫越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

    这场围绕宪法修订案的斗争，随着2013年11月28日越南十三届国会六次会议通过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1992年宪法修正草案)，以越南共产党的胜利告终。

    买办总理不下狱：继续亲美卖国路线

    不过，阮晋勇有在越南人民军服役二十年的经历，还有曾任越南内务部副部长的经历，是越共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政治局委员，自2006年6月至今连续多次当选越南政府总理。这些背景令人一望可知，阮晋勇在越南党政军和情报系统中的势力该有多大，越南网友披露，这些年随着阮晋勇政治权力的扩张，阮晋勇积累的财产已不少于100亿人民币。最主要的是，阮晋勇背后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尽管2012年在中央政治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其执政地位不可撼动。

    作为买办总理，阮晋勇继续在越南执行亲美路线，大搞金融私有化和国企私有化。阮晋勇在2014年1月7日表示,在“国内金融机构能力薄弱并且面临困难的特定情况下”,也可以考虑提高外资持股比例上限到20%以上(之前是15%)。另外，阮晋勇在今年2月份强调，越南国有企业的重组是2014和2015年重要的政治任务。2月18日，阮晋勇在河内举行的关于国有企业重组的会议上指出，国有企业重组必须认真实施，重点是国有企业股份化。他指示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在2014至2015年有效开展432家国有企业的股份化，同时考虑进一步减少国有全资企业数量，并减少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国有资本。

    2014至2015年间越南将对432家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化，这一工作被视为一项需要突破性措施的艰巨工作。到2015年，越南国有企业和集团将从非核心业务撤出22万亿越南盾(约合10亿美元)投资。

    在对外关系上，这股买办势力继续利用中越两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纠纷，伪装成民族主义分子，推动爱国主义力量帮着它们干卖国的勾当，大肆制造反华言论，组织群众参与反华游行示威，设计不断压缩越共北派的生存空间，不断蚕食越共的政治力量。

    小结

    只要了解越南国内的政治情况，就会对此次越南反华的背后势力一模了解，也会对中-越-美的三角博弈实质一目了然。越南内部的亲美买办势力以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并以中国为靶子，裹挟越共内部的社会主义派反中——不一起反中就是卖国。而近年来由越南买办总理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的国内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官员信仰丧失，大肆贪污腐败，使越共政权的合法性遭到群众极大的质疑，越共领导人也不敢戴上“将国家卖给中国”的帽子。中共如果不拉一派、打一派，而将越共作为“统一意志”体一并打趴，结果只能是将越共进一步推向美国，越共内部的西化派不断坐大，颠覆掉越南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一个完全由美国扶持的国家，造成我国南部边疆永久的动荡和威胁。

    附：越南国内外资的情况

    越南的血汗工厂之路，实际是由买办总理操纵的经济改革一手造成。总理家族亲信伙同外资与国内腐败分子，一同掠夺越南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民财富，而越南国民则被推入水深火热之中。

    2006年入世前后，越南经济对外依存度急剧上升。

    在对越的外商投资中，中国台湾占44.4%，日本为14.73%。中国大陆投资较少，前十名中并没有中国大陆投资的身影。

    制造业是主要吸收外资的领域，2011年占外资利用总额的48.93%，实际利用外资324亿美元;2012年实际利用外资378.72亿美元，占利用外资总额的46.07%。

    可以看出，到越南的外商投资中，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和制造业，因为这两行业仅需要的是本地的原来料和本地低廉的大量劳动力来发展。外资通过利用越国廉价的劳动力与土地资源，实现产能的低技术扩散转移，没有带来更有力度的技术升级。外资将一些在他本国内被淘汰或者落后的技术和设备转移到越南，会抑制越南制造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危害民族产业，拖累越南制造业向往先进科技制造发展。各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各区政绩，只重视外资的数量，而关于外资的质量则漠不关心。

    而且，570亿美元的注册资金总额中，有50%投入了不动产(写字楼居民楼、酒店旅游、新都市区、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基础设施)。投资不动产不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无法像工业、建设和农业投资项目为经济带来实际价值。

    外商投资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多采取在自由港注册后以外资企业身份到越南国投资和生产，部分外商为便于实行价格转移和国际避税而在自由港设立分支机构：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其中自由港资金流动管制松散，造成一些从内地流出经自由港周转后作为FDI流入越南的假外资，潜伏着巨额国民财富流失黑洞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