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元青花瓷三

元青花瓷》（28）

我认为一种陶瓷艺术类型的确认必须有它独特的、排他的艺术符号，并且它是一批现实性的存在物，而不是仅存在于一个虚拟性的概念里。

那么“张文进型青花瓷”是不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元青花类型呢？回答是肯定的。其独立成类的理由在于它蕴含有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语言、它的艺术排他性、惟一性和强烈的语言标识性。关于张文进型青花的内涵的特征我们放在后面讨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张文进型青花瓷”是一个类型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固然张文进瓶是这一类青花瓷的代表作品，但并不等于说，它上面的“至正十一年”铭文可以限定此类型青花瓷的认定时间。也就是说，张文进型青花瓷不一定都是元代至正年生产的，属于此类的青花瓷有可能早于至正十一年，也有可能晚于至正十一年。而即使是元代至正年生产的青花瓷也未必都是“张文进型”。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件在至正十一年墓出土的菊花纹三足带座青花炉（图670），就不是张文进型。

图690 元代青花开光莲池瓜果纹盖罐泰国出土（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10月17日星期五

裴说青花瓷：《元青花瓷》（29）

澄清了以上元青花的分类、分期误区，我们就可以以更清晰的思路来给元代青花瓷作如下之划分：

a.分类：

1、按瓷质、工艺精粗可分细瓷和粗瓷。（细瓷中张文进型占多数，粗瓷中非张文进型占多数。）

2、按市场（或生产目的）可分为内销瓷和外销瓷。注意不可将张文进型等同于外销瓷，将非张文进型等同于内销瓷：内销瓷中有张文进型（如张文进瓶本身从铭文就可知是内销瓷，而国内出土的一些酒瓶（梅瓶）和大罐也是典型的张文进型）；外销瓷中有非张文进型（如销往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小型青花瓷即非张文进型）。

3、按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可分为张文进型青花瓷和非张文进型青花瓷。

b.分期：

以张文进型瓷的出现为分界，可分前期和后期。实际上这条时间分界线目前还是很难划定的，因为我们至今无法考证出张文进型青花瓷最早出现的具体年份，如前所述，它有可能出现在至正十一年之前，甚至有可能在至元年间已经出现。限于目前有关元代青花瓷的文献、考古资讯还比较缺乏，这条时间分界线不宜定得太具体。但目前“至正十一年”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年份，起码它可以确定为张文进型青花瓷出现的下限。从元青花出土的情况考察，在至正十一年以前的纪年墓出土的青花瓷器中还没有发现张文进型青花瓷。

图691 元代青花缠枝牡丹纹荷叶盖罐泰国出土（泰国国家博物馆藏）

10月18日星期六

裴说青花瓷：《元青花瓷》（30）

三、张文进型青花瓷的特征

1、胎釉特征

胎土洁白纯净，致密程度明显高于宋青白瓷和白瓷。由于采用先进的“二元配方”配制工艺（据此类标本测试，胎土中高岭土约占25%，瓷石约占75%），致使胎体的白度、硬度大为提高。同样因为二元配方的采用，胎中氧化铝的含量从宋代的18.65%增至20.5%。氧化铝可以强化瓷胎的刚性，这样就减少了器体的变形率，也为烧制大型瓷器创造了条件。

瓶、罐、壶之类“琢器”的胎体是分段制作后再衔接起来，接痕比较明显，接痕处偶见剥釉、缩釉、窑缝等现象。接缝处形成一圈凸稜，凸稜高低宽窄不很整齐。（注意现代仿品也常用分段制作的手法，但器内的接缝处的凸稜非常整齐光洁，这种规整划一的凸稜在元瓷中是不见的。）高足器（高足钵、高足碗等）采用湿胎拼接，与后世的釉接不同。从管状足底部往内观察，胎接处多有渗溢的泥点，而釉接者此处则不见泥点而见釉斑，而且釉接者在器外衔接处常有缩釉现象。

图692 元代青花海水龙纹八稜梅瓶 1964年保定永华南路出土（河北省博物馆藏）

10月19日星期日

裴说青花瓷：《元青花瓷》（31）

旧说清代雍正之前的古瓷底部等露胎处都有“火石红”（瓷器的“窑红”俗称“火石红”，此一俗称与“火石”其实毫不相干。“火石”乃古代的取火工具“燧石”的俗称，其颜色呈灰白和乳白色或为各种透明颜色。），明代普遍有，元代更浓重。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正确。

“窑红”（“火石红”）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胎土内含有杂质（主要是铁分子），在瓷器入窑焙烧过程中，露胎部位的铁分子溢出器表而与窑内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产生氧化铁，形成一层深浅不同、分布不一的氧化层。追本溯源，窑红的出现不外是胎土淘练不够精纯，以及烧窑气氛（如窑内完全缺氧也不会生成窑红）所致，这与瓷器制作的时代没有必然联系，如一些民国时代的小窑所烧制的民间日用粗瓷上也常有窑红。而张文进型青花瓷由于制作比较讲究，所以出现窑红的情况并不多见。许多器物的露胎部位一点窑红都不见。2001年夏，笔者在泉州文庙广场修复工地的元代文化层采集到30多块元代青花瓷片，其中的张文进型青花瓷片竟没有一块是带有窑红的。

图693 元代青花西厢记故事图梅瓶（英国维多利亚工艺博物院藏）

10月20日星期一

裴说青花瓷：《元青花瓷》（32）

张文进型青花瓷的釉以白中闪青的青白釉（按此言“青白釉”非等同于“青白瓷”，乃指白瓷中釉色青白者）居多，也有一些卵白釉。青白釉的质感和色泽不同于宋代青白瓷，它的釉层比宋青白瓷莹厚温润，釉层中气泡一般呈大、中、小三种错落分布，比较疏朗；而卵白釉釉色犹如蛋白石，釉层中气泡小而密集，肉眼不易察看，釉面失透，不及青白釉透亮。测试数据表明：张文进型青花瓷的釉中钙含量大为降低（只有8%——9%，而宋代湖田窑青白瓷为15%），钾、钠等碱金属含量则明显提高（由宋代的3%左右增至6%左右），说明此时釉的性质已由宋代的石灰釉变为石灰——碱釉。采用石灰——碱釉使得釉药的浓度和烧成火候都大为提高，这也是其釉层比宋代青白瓷莹厚光润的缘故（相比之下，宋代青白瓷的釉层薄而透亮如玻璃，光泽强烈）。另外这种釉药配方的改变使得釉的成分更接近胎土成分，两者分子结构更为趋同，因此在高温还原焰的烧窑环境下，胎体和釉层的交融性更强，成品较少剥脱釉现象。与宋瓷相比较，张文进型青花瓷的胎釉更给人以“块然一体”的印象，而不像宋瓷那样有一种“皮（釉层）是皮，骨（胎骨）是骨”的感觉。

图694 元代青花开光莲池三友图八稜罐（辽宁博物馆藏）

10月21日星期二

裴说青花瓷：《元青花瓷》（33）

2、青花呈色

张文进型青花瓷的青花呈色与明初永乐、宣德青花瓷的呈色在视觉上是十分相似的，有人据此推测其所用青料当与永宣青料相同，即采用“国外进口的苏麻离青”。但“苏麻离青”一词最早见于文献者是在万历年王世懋所著之《窥天外乘》，其文曰：“……我朝則專設于浮梁縣之景德鎮，永樂、宣德間內府燒造迄今為貴，其時以騌眼甜白為常，以蘇麻離青為飾，以鮮紅為寶，然回青未有。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铛镇云南，得之，以炼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在这里，王世懋并没有讲“苏麻离青”是国外进口的钴料。不妨注意一下这段引文里作者是将苏麻离青和回青并举，然后再说明“回青者，出外国……”，可见在作者是将苏麻离青作为国产钴料看待的。事实上，在古代文献中，提到的进口料只有两种：回青和石青。（如明严从简万历二年所撰《殊域周咨錄》云“蘇門答臘朝貢有石青、回回青”；《明史·列传第二百十三 · 外国六》：“苏门答剌……贡物有宝石、玛絜、水晶、石青、回回青、善马、犀牛、龙涎香、沉香、速香、木香、丁香、降真香、刀、弓、锡、锁服、胡椒、苏木、硫黄之属。”），但却找不到丝毫苏麻离青是进口料的古文献记载。其次，在现代传说中的所谓域外的苏麻离青诸产地，也没有发现“苏麻离青”实物。（个别地方发现古代因矿源枯竭而遗弃的疑似钴料矿坑，但没有钴料采样实验证实其为“苏麻离青”，更多的只是地名与“苏麻离青”的发音偶合而已。）难道可以撇开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这两项重要证据于不顾，仅凭“苏麻离青”一词颇似外国词汇的译音，以及其发音与外国某地的地名相似就认定“苏麻离青是进口货”？（蒋奇栖《 “苏麻离青”来自伊拉克》：“萨马拉在古代的发音一直是Samarra，古希腊文写为Souma，拉丁文写为Sumere，叙利亚文是Sumra。中国早期青花使用的进口料为苏麻离青、苏渤泥青，这发音与萨马拉（Samarra）及当时普遍使用的叙利亚“Sumra”这个地名发音相同。萨马拉富有钴矿，又是大量生产釉下青花陶瓷的制瓷中心，同时又距中国唐宋以来，特别是元明青花瓷贸易的最终目的地和集散地巴格达十分接近。”“从元代以及明洪武、永乐、宣德等中国早期青花瓷特殊的发色，并结合文献及现代化学分析，可以明证苏麻离青即是来自伊拉克萨马拉（Samarra）的钴蓝料。”）

“进口说”先定“苏麻离青”是译音，然后再到国外，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寻找相同或相似发音的地名，如果这个地方历史上恰巧有开采过钴矿，则惊呼“苏麻离青的故乡找到了”。我认为，这样的论证未免失之简单武断。为什么“苏麻离”非得是译音不可呢？即使是译音，又为什么非是外国的译音不可呢？（为什么不能是国内非汉语区或汉语方言区的译音呢？）这些前提性的问题都还没有弄清，就急于到国外找“苏麻离青产地”，未免过于匆忙。

还必须提到的是，不但古籍文献没有“苏麻离青出自国外”的记载，科技检测也不支持“苏麻离青出自国外”的说法。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古陶瓷实验室自八十年代以来对来自景德镇明御窑址约 48片宣德地层出土的青花瓷片进行了测试，结果全都是高锰低铁型。检测结果显示宣德官窑青花使用的苏麻离青为国产钴料。（目前的普遍观点认为，国外中东地区的钴料是高铁低锰型，而中国国内的钴料是高锰低铁型。而我认为国内的钴料也有低锰型，只不过矿藏稀少，在元代以后就枯竭了。证据是国内出土的唐三彩所用国产钴料经检测显示为低锰型。所以关于国内外钴料之别的传统观点应有所修正。但国外钴料都是低锰型却是没有异议的。现宣德苏麻离青检测结果为高锰型，自然排除了其为进口钴料的可能。）

“苏麻离青”非进口已如上述，那么所谓元代青花瓷也使用“苏麻离青”的说法是否可信？我认为同样是无稽之谈。首先没有任何古代文献有元代青花使用苏麻离青的记载。其次，国内外有关机构对国内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元青花瓷片和中东所藏元代青花瓷的科技检测都显示为高铁低锰型，而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宣德“苏麻离青”钴料经检测是高锰低铁型。可见元代青花瓷使用的钴料绝非“苏麻离青”。

奇怪的是，近年“元代青花瓷使用进口苏麻离青”的看法却几乎成为定论。而关于“苏麻离青”的产地，也是“指东道西”，竞相猜谜。有说是出自西亚的，有说是出自东南亚的，有说是出自东非索马里的，还有人认为出自巴基斯坦的“苏麻离山区”。说出自西亚伊斯兰地区的，又有三说：一说出自波斯（今伊朗），一说出自伊拉克，一说出自叙利亚……真可谓眼花缭乱，莫衷一是。而诸说的出发点都是以“苏麻离”为外国语译音然后去寻找相似发音的国外地名，我相信如果根据这种荒谬的思路去寻找“苏麻离青”的产地，起码还可以找到十几个“苏麻离青的故乡”来。

既然古人从来没有说过“元代青花瓷使用进口苏麻离青”，那么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经过一番资料检索，我发现其发明者还是出自敦华斋掌柜。孙瀛洲先生在《我对早期青花原料的初步看法》（《文物》1959年11期）一文中说“从各种文献记载上看，永宣时期的釉下绘青花原料是由东南亚输入的苏麻离青（一作苏泥勃青，又作苏泥麻青和苏勃泥青），或说是郑和从东南亚带回来的，虽来源与名称各说不同，但都认为是明初由东南亚输入的。”，又说“使用苏麻离青料，恐怕不是从永乐宣德时期才开始的，在元代也有用此种青料描画的瓷器”。两句话，坐实了“元代青花瓷使用进口苏麻离青”的结论，而其后许多专家的同类看法就属于“人云亦云”了，却几乎没有一个人去留意一下古代文献到底是怎么说的。他们似乎认为：既然孙老先生的结论是以“从各种文献记载上看……”这样的语句开头的，那么孙老先生一定是钻研过故纸堆的了，既然孙老先生已经读过“各种文献”了，那么大家就不必再做重复劳动，只要将他的结论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却不知原来孙老先生只是“虚晃一枪”，老先生根本就没有去仔细检读相关文献，否则就不至于下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结论。

澄清了所谓“元代青花瓷使用进口苏麻离青”的谬误说法之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就是元代青花瓷（张文进型）有没有可能使用其它的进口钴料？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有一点必须强调的，就是中国在陶瓷工艺品上使用钴料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战国时的琉璃珠上就已经出现了钴蓝，而唐三彩上漂亮的钴蓝彩的使用更是众所周知的。战国琉璃珠上使用的钴蓝何来？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自然是出自国产料无疑。而唐三彩上的钴蓝也不可能出自千万里之遥的域外，因为唐三彩的性质乃是冥器，而非供宫廷玩赏的御器，其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花很大的成本去索取域外钴料。所以唐三彩的钴料也必是国产钴料无疑。而元代的青花瓷同样不为宫廷所欣赏，它的市场一在国外，一在国内民间。（国内民间市场份额不小，起码占有半壁江山。）对于张文进型青花瓷而言，无论销往国外的产品，还是销往国内的产品，其青花的呈色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有必要从万里之遥的域外高价购买进口钴料用于销往国内市场的张文进型青花瓷上吗？（这与明代回青的使用不可混为一谈，明代不惜重金进口回青，乃是基于宫廷对青花瓷的欣赏。）

或许有人会质问：你既然认为张文进型青花瓷使用国产钴料的可能性更大，那么为什么它与非张文进型元青花瓷上使用的国产钴料的发色判然两样？为什么它的钴料是与中东钴料一样的高铁低锰型，而非一般国产钴料的低铁高锰型？我认为如果有这样的疑惑，那是陷入了线性思维的误区：为什么中国的钴料就一定只有低铁高锰型一种？唐三彩的钴料不就是低锰型的吗（经科技检测：唐三彩钴料为低铁低锰低铜型）？假如唐三彩所用的钴料提纯程度低一些（也就是铁——我们知道钴矿主要的杂质是铁分子——保留的多一点）不就是“高铁低锰型”吗？如果唐三彩时代的钴矿到元代仍未枯竭，仍在小量开采而用于张文进型青花瓷之生产，又兼元代的钴料提纯技术无法恢复到唐三彩时代的水准，则其烧成品难道不就是“高铁低锰型”吗？我认为明代以后之所以不见如张文进型青花瓷那样的高铁低锰型的青花呈色，极有可能是这种相对稀有的钴矿到元代至正以后在国内已经枯竭的缘故，而非战争导致进口钴料断供所致。

那么这种在至正以后枯竭的高铁低锰型的国产优良钴料有没有文献记载，其名称是什么？其产地在哪里呢？

其实万历年王世懋在《窥天外乘》所提及的“苏麻离青”并不是中国古籍最早提到的一种钴料。在年代更早的江西《瑞州府志》（刊刻于正德十年）就提到了一种叫“无名子”的矿物，曰：“上高县天则岗有无名子，景德镇用以绘画瓷器。”这种“无名子”又名“无名异”（《天工开物·陶埏卷》：“凡画碗青料，总一味无名异。”）其实在五代时的《日华子本草》中就已经提到无名异，而后宋代本草类医书也不乏记载。如北宋天文学家、药物学家苏颂在《本草图经》（成书于1061年）中云：“无名异，出大食国，生于石上，今广州山石中及宜州南八里龙济山中亦有之。黑褐色，大者如弹丸，小者如墨石子，采无时。”（《本草图经·玉石上品卷第一》）

不过在明代正德之前古文献中记载的无名异都是作为药石使用的（《开宝本草》云：“主金疮折伤内损，止痛，生肌肉。”），而现代中医药仍用之。可见古代的无名异实际有两种：一种是药用，一种作为陶瓷的颜料。

而药用无名异的产地据苏颂的记载也有两种：一为域外的大食国（今阿拉伯国家），一为国内广州等地。

那么苏颂所说的“出大食国”的药用无名异有没有可能用来做青花瓷的钴料？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药用无名异与陶瓷用无名异在化学成分和物理构成上还是有区别的，两者并不能通用。即使在今天，药用无名异与烧制青花瓷的钴料仍不可互用，就是说，药用无名异不能用来代替青花钴料，青花钴料也不能拿来药用，代替药用无名异。退一万步说，即使药用无名异可以拿来当青花钴料，也有成本的考虑——起码在明代青花瓷被宫廷看中之前是不可能的，原因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而作为药材的无名异从大食国进口则是完全可能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古代“无名异”根据产地可分进口无名异和国产无名异两种。进口无名异为药用无名异，出自大食国；国产无名异又分药用和陶瓷用两种，国产药用无名异产自广州等地；国产陶瓷用无名异产自瑞州上高县等地。

理清了两种无名异的区别，我们就排除了进口无名异用于青花瓷的可能，那么国产无名异是否运用于元代青花瓷（乃至宋青花、唐三彩）上？典型元青花瓷（张文进型）上使用的钴料是否就是某种在至正以后即告枯竭的优质国产无名异？这些问题就凸显出来而显得饶有兴味。当然以目前的条件，这些问题还很难有明确的答案，但是这两个问题最终获得肯定答案的可能性我认为还是存在的。

图695A 元代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 1986年江西上饶市出土（上饶市博物馆藏）

图695B 元代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 1986年江西上饶市出土（上饶市博物馆藏）

10月22日星期三

裴说青花瓷：《元青花瓷》（34）

如上所述，张文进型青花瓷使用的是一种高铁低锰的国产优良钴料。通过科技检测，其钴分子含量高达10%——19.05%（云南珠明料为6.02%，未煅浙料5.06%，江西上高青料4.15%，赣州钴土矿1.26%），故其青花发色十分浓艳（因尚未知其产地，不妨暂称其为“浓艳型钴料”）。又这种“浓艳型钴料”因含较多的氧化铁，故青花色浓处产生铁锈瘢，瘢痕凹入釉面，凹处常现蓝色或银色的镜面光泽，俗称“锡箔光”（现代一般仿品多呈现极难看的干涩的黑色小片，正视为黑灰色点片，不见“锡光”，须迎光侧视才见银色“锡光”。高仿品则没有难看干涩的黑色小片，铁锈瘢正视可见“锡箔光”，但不自然。）

晕散也是张文进型青花的一大特色，其晕散的程度大于非张文进型青花。其晕散程度与色彩浓艳的程度成正比，即越浓艳处晕散程度越重。这种晕散如果恰到好处，极似中国水墨画的墨韵，与在生宣纸上挥毫泼墨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如果青花的晕散程度过重，将使青花纹饰模糊成一片，故纯用这种“浓艳型”钴料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元代工匠多是根据纹饰表现的需要将浓艳型钴料与其它产地的非浓艳型钴料（一般国产青）配伍使用。如画缠枝莲、缠枝牡丹等大花大叶的花卉时，欲表现其含露绽放和鲜艳欲滴，则浓艳型钴料的用量多一些，非浓艳型钴料的用量少一些。画人物故事等“细画”，欲表现人物五官、衣纹等细腻笔触，则不能使浓艳型钴料用量太多，而应以非浓艳型钴料为主，甚至纯用非浓艳型钴料。

我发现不少张文进型青花瓷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即在同一件器物上，其使用的青料并不是一种配方。例如主纹和辅纹、开光内纹饰和开光边饰、人物草虫和植物蔓草、勾线部分和涂染部分等均使用不同配伍的青料，频频换笔，足见其画工之精究。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元青花仿品中是没有的，伪者只一味晕散，唯恐见者不知其为“元青花的发色特征”。而实际上这种浓艳型钴料在至正以后已经难觅，现代仿者最多只得形似，绝难得其神韵。我所见一些张文进型元青花高仿品绘画可谓“一流”，其明显的露馅处往往不在细画部分，反而在晕散严重的大花大叶处，其青料晕得一塌糊涂，而缺乏层次感和分寸感；而其大笔触处比较近似者，其细画部分又露马脚，不是过于拘谨细弱就是过于荒率潦草。真可谓“捉襟见肘”。因此不免感叹真正的张文进型青花瓷早已为广陵散矣，后人极力效颦，无乃徒劳乎！

还须注意的是，现代仿品也追求晕散效果，但仿品的“晕散”所在的色浓处不是一笔所成，而是多次复笔添加而成，其浓处的钴料往往因堆积过多而产生垂流，其视觉效果不是真品那种放射状的晕散，而是“流散”。（“晕散”和“流散”一字之差，真赝之别在焉。）

图696A 元代青花蒙恬将军图玉壶春瓶（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696B 元代青花蒙恬将军图玉壶春瓶（湖南省博物馆藏）

10月23日星期四

裴说青花瓷：《元青花瓷》（35）

3、造型特征

张文进型青花瓷按其生产目的可分外销和内销两种。外销多大器件，体形硕大雄伟。如大瓶、大罐、大盘、大碗之类。（外销元青花瓷中还有一类以非浓艳型钴料装饰简单纹样的小瓶小罐、小盘小盏之类，主要销往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此类青花瓷属非张文进型。）内销多中小器件，如玉壶春瓶、梅瓶、凤首扁壶、觚、高足杯等。但也有少数大器件者，如著名的张文进瓶就是内销瓷。此对大瓶乃至正十一年张文进在景德镇定烧捐给道教星源祖殿的供器。据其上的铭文“喜捨香炉花瓶一付”，则属“三供”组合，应还有香炉一个与之配伍。但大香炉的下落至今不明。景德镇曾伪造了一个“张文进炉”，“走私”到海外。

图697A 元代青花追韩图梅瓶江苏江宁县沐英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图697B 元代青花追韩图梅瓶江苏江宁县沐英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10月24日星期五

裴说青花瓷：《元青花瓷》（36）

张文进型青花瓷造型可分三种风格：

甲、传统型：如梅瓶、玉壶春瓶等。

乙、创新型：如狮钮盖罐、荷叶盖罐、菱花口折沿盘、凤首扁壶、四系扁壶等。这些元代创新的器型在同时代龙泉青瓷、卵白瓷（“枢府瓷”）和磁州窑瓷器中多能找到相同的器型。但也有的是张文进型所独有，如凤首扁壶即是。

丙、异域型（异国风情型）：多为适合外销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而制作，如花口大碗、大盘、、四系背壶（即四系扁壶）、军持等。

图698A 元代青花昭君出塞图罐（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图698B 元代青花昭君出塞图罐（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10月25日星期六

裴说青花瓷：《元青花瓷》（37）

张文进型青花瓷的器类有：

A.瓶类

盘口象耳瓶

盘口，长颈，溜肩，肩下渐收至胫足交际处，高圈足。颈两侧对称贴塑一对象首。主纹画云龙，辅纹画云凤，自上而下纹饰多达八层。高度达60公分以上。目前此类瓶真品只有一对，即藏于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张文进瓶。近年披露澳洲华人藏有无款的一对，高度略低于张文进瓶，被张英所著《元代青花与五彩瓷器》一书收录。张英先生称其为“实乃继20世纪20年代国内流失至正十一年铭青花龙纹象耳瓶后之又一发现”，可是此对花瓶造型比例失调、画工拙劣，其底部形态与张文进瓶完全不同且显露现代特征更是破绽。但此对克隆品竟然通过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三家“权威机构”的胎釉微量元素分析测试（《文物》1999年第6期宁志超《介绍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不禁令人称奇！这说明现代仿古早已引进高科技手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若一味迷信科技检测，势必陷入科技作伪者套中而迷失求真之路。

梅瓶

小口，短颈，丰肩，圈足外展。有苞纽盖，盖内带管状榫可插入瓶口内。另有八棱型梅瓶，十分别致，数量较少。

玉壶春瓶

撇口，细长颈，圆垂腹，外撇高圈足。另有八棱型者，数量较少。（按“玉壶春”原为酒名，。《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酒保取过两樽玉壶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后大概因为“玉壶春”这种名酒长期装于这种造型的酒瓶，遂“瓶因酒名”了。）

戟耳瓶

洗口，细长颈，圆垂腹，外撇高圈足（器身近似玉壶春瓶），颈部贴塑一对带环戟耳。另有一式为扁圆腹，台阶式外撇高圈足（器身略似琵琶尊），肩部贴塑火焰型戟耳。均为元代新创器型。

葫芦瓶

有圆体和八棱体两种。体型高大，多在60厘米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