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人骂我，我也骂人

人骂我，我也骂人

郭名高

1930年，在吴昌硕去世第三个年头，齐白石作《人骂我，我也骂人》人物画一幅。此作高35.5厘米，宽25.4厘米，以简洁老辣之笔刻画了一位老翁盘膝而坐，慈眉善目，面带微笑，扭头左顾，右手二指点点，款曰：“人骂我，我也骂人。”这一时期，齐白石的人物画当属二十四开《人物册》最为精彩，也最具有代表性。其中《送学图》，画一老者送小儿去上学的场景。那小孩一手抱书一手抹泪，老者抚摸他的头，似在安慰。画侧题诗曰：“处处有孩儿，朝朝正耍时。此翁真不是，独送汝从师。识字未为非，娘边去复归。莫叫两行泪，滴破汝红衣。”而《夜读图》则画灯下一小孩伏案睡去，面贴手背，仅露娃娃头。小儿系齐白石幼子。这些作品，造型拙朴，用笔简洁有力，求神韵，得诙谐，传递了白石老人的自我意识，生活态度与情状。既如此，齐白石所作《人骂我，我也骂人》，自有其深意，那么，初衷为何呢？

翻阅齐白石年表，得悉，1922年春，陈师曾携中国画家作品东渡日本参加“第二回中日联合绘画展”，在这次展览中，齐白石作品引起画坛轰动，所带10件作品全部以高价售出，并有作品被法国人选入巴黎艺术展览会。关于这次展览，齐白石作诗记之：“曾点烟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自注云:“陈师曾壬戌年春往日本，代余卖杏花等画，每幅百金，二尺纸之山水得二百五十金。”再读1920年吴昌硕为其定的润格：“四尺十二元，五尺十八元，六尺二十四元，八尺三十元，册页折扇每件六元。”相较之下，齐白石的画卖得真不错，他的兴奋实属正常。

据《中国名画家全集--陈半丁》一书记载：“1922年，陈师曾携陈半丁、吴昌硕、齐白石、王梦白、凌直支的作品在日本展出，半丁的10幅作品被购去了6幅。”事实上，这次展览共展出中国南北画家作品400余件。陈半丁当时是中国画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其声望远高于齐白石。在此次展览中却并不及齐。也就是说，齐白石成了这次画展最大的赢家，日本人还嚷着要为他拍电影做宣传。

正当齐白石兴奋得又是作诗，又是为文的档口，画坛领袖吴昌硕发话了：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领袖发言，又在类似文人雅集的场合呼出，传播甚广，语至白石耳际，不知他当作何感想？！从吴昌硕的“一月安东令”和“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印文和人生经历来看，其品性孤冷、直率，洒脱不羁是一目了然的。他对齐白石的评价当是真实感知。若因此得出吴昌硕打压后辈，则有些牵强。事实上，这一时期，齐白石的作品与吴昌硕还有很大的差距。

关于这次展览，吴昌硕亦是参与者之一。翻阅缶翁相关文字记录，却未见片言只语。想来，展销定是未及预期效果，故而不见遗痕。而后生如齐白石者，却于此赢得大满贯。吴昌硕这时的言论不管是醋意、惊讶，或出于对后辈的当头棒喝，都是可以理解的。

1919年，齐白石移居北京。此际，他的花鸟画以八大山人冷逸、拙朴一路为多，京城少有问津者。陈师曾劝其自出新意，变通画法。当年8月，齐白石记叙道：“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誉之，余勿喜也。”同年又记：“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君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由此看来，齐白石变法初衷在于摆脱形似，这一阶段，在形式、风格、画法上借鉴最多的是吴昌硕。据《齐白石画法与欣赏》论述：“老人这个时期学吴昌硕的作品与以前的临摹大有不同，对着原作临摹的时候少，一般都是仔细玩味他的笔墨、构图、色彩等，吸收他的概括力强、重点突出、大胆删减、力求精炼的方法。”诚如胡佩衡所言：“记得当时我看到他对吴昌硕的作品，仔细玩味，之后，想了画，画了想，一稿可以画几张。画后并且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有时要陈师曾和我说，究竟哪张好，好在哪里，哪张坏，坏在什么地方，甚至还要讲出哪笔好，哪笔坏的道理来。”

事实上，齐、吴二人在传统方面，都受到徐渭、朱耷、石涛等人的影响，其风格自有相合之处。齐白石学习吴昌硕，不会漠视这一点！但在变法之初，若说他和吴昌硕画风已拉开了距离，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据张大千论述：齐白石是在陈师曾的建议和指导下，重用洋红，将菊花绘成红色，叶子用了墨，使画面形成强烈对比，开创了红花墨叶画法。我想，这一点应该得到肯定。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陈师曾从西方现代绘画色彩搭配中得来的启发。陈师曾认为：“美术者，所以代表各国国民之特征，其重要性可知矣。但研究之法，宜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遗憾的是，1923年，这位学贯中西的画家，因病离世。而齐白石便成了他这一理念的开拓者。或许，齐白石未曾获观西方绘画，但中西画理还是有许多暗合的地方。正因如此，他在北京国立艺专执教时，与法国油画家克利多畅谈时，冒出一句：“始知中西绘画，原只一理。”

当然，这是后话。若要检阅齐白石1919年到1925年的花鸟画作品，无论是构图、涉色还是题材，都流露出吴昌硕的些许影子，而在用笔的老辣方面又远逊缶翁。吴昌硕说他仅得皮毛，并非失实。

笔者以为，吴昌硕这一骂，恰巧成就了后来的齐白石。

应该说，齐白石对吴昌硕服膺至深。他曾试图拜其门下，并作诗表忠心：“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虽说二人后来未有名分，但吴昌硕为其写润格，题书签，足见对后学的提携。齐白石并没有因为挨了骂，就生记恨之心。若如此，他也就不会在1924年请吴昌硕以篆书题写书签，也不会在1932年7月出版的《齐白石画册》时，再用这几个字。

近日，读了一篇关于齐、吴恩怨考的文章，文章认为，齐白石所刻“老夫也在皮毛类”以及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所作《芭蕉书屋图》上题的：“三丈芭蕉一万株，人间此景却非无。立身误堕皮毛类，恨不移家老读书。”是对吴昌硕讥讽的回应。我以为不然，这更像是白石老人自省意识的极大膨胀。正以为有这样的意识，他才会转引石涛诗句：“书画名传品类高，先生高出众皮毛。老夫也在皮毛类，一笑题成迅彩毫。”向先贤看齐，是大家必备的品质。齐白石能够成功，他具有这样的胸怀和抱负。

齐白石深知骂的哲学。

若非吴昌硕那句“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的警示，齐白石会告诫学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吗？

再看《人骂我，我也骂人》，虽然在骂，却慈眉善目，那是长辈的教诲，包含了无尽的爱。经过十年的衰年变法，齐白石深深体会到当年的“皮毛”之讥，是何等及时和重要。

人骂我，我也骂人！

2013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