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殊何新著译编年提要（5）四、文学

四、文学

《论于连•索黑尔——对<红与黑>的几点新认识》（1978年写。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3期。后以《论于连•索黑尔》为题，收入《何新集——反思•挑战•创造》，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本文是何新早期写作的外国文学研究论文之一（1978）。

内容提要：

在本文中，何新对于《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索黑尔给予了不同凡响的评价。他认为，于连不是一个骗子，而是一个拿破仑式的平民英雄。他与拿破仑的差别，只是因为他未出生在需要产生拿破仑的历史时代。于连以邪恶的手段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伪善与邪恶，而最终以平民挑战者的姿态勇敢赴死，从而完成了他的崇高悲剧形象。

编者按：

实际上，在早年流浪北京的年代，从青年何新身上似乎也可以看见于连的影子。1980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后，何新就住在社科院院部二楼的办公室里，每天夜晚睡在临时拼起来的办公桌上。这样，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几乎全部时间，他都在阅读和写作。后来何新回忆往事时，说自己“年轻时代确有狂气，确有剽野之气，……且素不习清规戒律，快活时则如鲁智深大啖狗腿于庙堂之上。故颇惹讥骂”。

这时的何新，正象他所欣赏的《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一样，怀抱着对荣誉和幸福的向往，既不抱怨，也不等待，决心以自己的双手去向世界索取，对生活发出勇敢的挑战。他在写给妻子的一封家信中谈到了其家庭在东北的艰难岁月，但在信的末尾却对国家前途和个人未来生活充满信心。他的《论于连•索黑尔》一文写于1978年。撰此文时，他应该是百感交集的。不仅由于自己的身世经历与笔下评论对象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且更是因为于连积极进取的人生性格激发了他拼搏奋斗的意志。在这篇文章何新既阐述了对于连文学形象的独特看法，也充分表达了他面对人生困境与厄运的态度。

《有感于歌德的几则诗话》（原载《北方文学》1979年第4期）

《巴尔扎克作品的艺术风格散论》（原载《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原载《人民日报》 1979年5月20日，国际副刊第八十五期）

《把想象的余地留给读者》（原载《北京文艺》1980年第1期）

《什么是“意识流”？》（原载《北京晚报》1980年7月28日）

《独运匠心的佳作——评王蒙<夜的眼>》（原载《读书》1980年第10期）

《独具慧眼的佳作——评王蒙短篇小说<夜的眼>》（原载《读书》1980年第4期）

《他们象征着未来——试析王蒙短篇小说<风筝飘带>》（原载《北京文学》1981年第3期）

《论典型性格的复杂性问题》（原载《上海文学》1981年第6期）

《论诗美》（原载《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3期，署名“张莉”。收入新版《何新集——反思•挑战•创造》，时事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一首以象征手法写成的古典诗歌——李商隐<锦瑟>诗试解》（原载《诗探索》1982年第4期）

《典型理论的几点探讨》（原载《上海文学》1983年第7期）

《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原载《读书》杂志1985年第11期。收入何新著《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

编者按：

本文和《“先锋”艺术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转移》、《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影响》等三篇文章，是何新80年代的重要文艺研究论文，发表前文稿清样曾送请胡乔木、胡绳、钱钟书三位前辈审阅。三老亲作校改，并作手书及通信。文章发表后，震动文坛，引起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讨论。

《双元宇宙的象征——论刘再复的散文诗》（原载《文艺评论》1985年第11期）

《“先锋”艺术与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转移——现代派、超现代派艺术研究之一》（1985年11月15日写于京西古城寓中，原载《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收入何新著《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

编者按：

此文曾经在80年代中期的文艺界引起轩然大波。盖此文稿发表前在编辑部有争议，何新乃将该文清样送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审阅。胡乔木极为重视，遂将此文转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钱钟书审读。钱钟书对此文提出评价和意见后，胡乔木批转何新。胡乔木、钱钟书的往来文件和信件已经收入在《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书中，可以参阅。

《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影响——再论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原载《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2期。收入何新著《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

《还要深入讨论——关于<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的说明》（原载《读书》1986年第2期）

《<新星>及<夜与昼>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原载《读书》1986年第7期。发表时有删节。后全文收入何新著《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

《理性与文学中的一道魔圈——对陈祖芬的报告文学<理论狂人>的几点批评》（原载《文论报》1986年10月1日）

《谈文学、文化与哲学》（原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当前文艺理论中正在兴起由文学作品研究深入到社会文化研究的溯流。这一深入是必要的，也是发人深思的。五十年代的文艺批评的弊端之一是教条主义的，把政怡价值作为评价文艺作品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唯一标准。

《侠与武侠文学源流研究（上篇）——论中国古典武侠文学》（原载《文艺争鸣》1988年第1期）

《侠与武侠文学源流研究（下篇）——论海外新武侠派小说》（原载《文艺争鸣》1988年第2期）

编者按：

以上两文，后以《武侠文学源流研究》（上、下）为题，收入《何新集——反思•挑战•创造》，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内容提要：

在本文中，何新探讨了“侠”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由来与地位。何新指出，一方面是奸臣——恶霸，另一方面是清官——侠，再加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五个极。何新指出，游侠社会，乃是隐藏于中国社会之内的一个隐蔽的黑社会。它有自己特殊的识别记号、秘密语言和交往方式，恪守自己的独立价值观念（忠——义）。当侠遵守这一价值时，侠是侠。而当其不遵守时，侠实际就是武装的流氓或盗匪。在古代历史上，每当社会在财产、政治、法律上出现广泛而严重的不公正，而这张不公正又不能通过正常法律、伦理或以其他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调整和纠正时，人民就会诉诸于“侠”。武侠与清官，分别体现了古代社会中社会正义的两大理想。从文化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侠的崇拜，映现了中国皇权专制政治下作为被奴役子民那种极可悲的弱者心态和女性化心态。诉诸皇帝——圣君——清官，是希求人民头上有一个好父亲。而崇拜侠，则是希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大丈夫”。

《谈<红楼梦>的一封信》（原载《文艺争鸣》1989年第1期）

编者按：

本文是何新1988年与著名作家王蒙的一封通信。何新与王蒙认识甚早，私交也不错。在两人80年代初的早期交往中，何新在王面前曾盛赞钱钟书小说《围城》。王此后乃推波助澜，在北京文艺界广为推荐钱著，遂引发80年代“《围城》热”兴起风靡于中国文坛。80年代末期，何新曾致信王蒙谈《红楼梦》与中国经济政治问题，隐喻自己不同意西化派的文化、政治主张与见解。王不久大倡红学，撰写出版评论《红楼梦》之专著。但80年代中期以后，何新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多有不同于王蒙的见解和观点。他撰写一系列文章，严厉批评国内文艺界时髦的“现代派”潮流，《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一文遂成为何新与西化派在学术思想和政经领域分道扬镳的分水岭。

《世事洞明皆学问——谈<培根人生论>》（2001年11月4日。本文是何新《培根论人生》2010年新版序言）

一、英姿天纵宦途坎坷

二、知识就是力量

三、《培根人生论》：一本划时代的名著

编者按：

《培根论人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非常畅销的一本哲学类译著。鲜为人知的是，这本书的译者何新在北大荒那段艰苦岁月里，自修多门学科之余，已经着手翻译培根的这本随笔文集。促使何新翻译此书的主要原因，是他对哲学的酷爱。1970年何新在北京流浪时，曾经读过水天同的译本《培根论说文集》，阅读时感觉译文很拗口晦涩。此外，培根随笔尚有玄风、高健等人的文言译本。

何新设法找到了培根随笔的英文版，为了读懂这本原著，他一面依靠查看牛津字典，一面参酌水天同的老译本，每天边读边想边译，断断续续地用了两、三年时间，把全书的意思大体搞清。为此他写了好几本笔记。由于培根随笔里征引了不少《圣经》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文学著作和神话典故，以及当时英国社会的谚语，涉及到大量西方历史文化的知识，所以这对于何新的西学功力也是一个检验。

他将培根随笔的主要篇章译出后，当时并没有考虑要出版或发表。1980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上海《青年一代》杂志向他约稿，他将翻译笔记中的“论真理”、“论美”等几篇整理出来寄给了杂志社，刊出后读者反应是出乎意料的好。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派人向他约这本书的译稿，这样，由何新翻译的《培根论人生——培根论说随笔选》终于在1983年2月问世。

由于是选译，这个版本共收入二十六篇译文。初版印了十五万册，同年6月第二次印刷时，总印数即达到四十万册。在哲学类的翻译著作中，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印刷数字。由此可以想见该书当年的畅销程度。

由于大受读者欢迎，1985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新版本，书名易为《培根论人生》，新增十七篇译文，总数达到四十三篇。到1999年1月第12次印刷时，这个新版本的总印数也达到了三十六万九千册。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以《人生论》为名，正式出版了培根这本书的第一个非文言的全译本，填补了培根随笔现代白话翻译的一项空白。此后的十几年间，何新多次不断参审原文而反复核校译文，国内多家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了何新以及其他译者的多种版本。据粗略统计，仅何新译本就达十余种之多。印刷数量也已逾百万册以上，如果加上众多盗版，则其为数就更巨大了。

为什么何新译本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何新当年的英语水平，相比其他专业的翻译工作者并不占优势。他自己则谦称“我是英文糟糕的翻译”。当然事实恐怕不至于此。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仅具有业余英语水平的人能够译出这样“流畅可喜，殊徵功力”（钱钟书评语）的作品呢？笔者浅陋，我认为这首先是何新坚持译文力求通俗易懂的思想，也就是“信、达、雅”中的前两个原则的结果。“信”，就是忠实原著。“达”，就是词文达意而已，不增加，也不减少。在这个基础上，译者发挥自身学识与文学修养，使之达到雅俗共赏。事实证明，在这方面何新是很成功的。

其次，何新本人生活阅历丰富。翻译培根随笔时的何新，身处北大荒的穷乡僻壤，本身就是一个遭受了不少生活磨难的人。独特而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助于他深刻理解培根著作中深邃的哲学思想与阅世之谈。黑格尔说：“每一个有学问的人，大都具有许多普遍的观点和基本的原则直接呈现在他的意识里，然而这些直接的观点和原则，也只能是反复思索和长时间生活经验的产物。”（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7月第2版，第160页）这话不仅适用于培根的人生随笔，而且适用于翻译家和其他学者。了解何新的人，在阅读《培根论人生》时，会感觉到译文中许多句子，不但精练警醒，而且也颇符合译者本人的个性与气质。这是因为，这些译文都浸透了何新自己对人生内涵的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与书画艺术评论中，有诸如“功夫在诗外”、“功夫在字（画）外”的说法，这同样适用于哲学、文学类的翻译。在不少流畅的译文后面，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何新本人的影子。例如：

“‘好的运气令人羡慕，而战胜厄运则更令人惊叹。’这是塞尼卡得之于斯多葛派哲学的名言。确实如此。超越自然的奇迹，总是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的。（《论厄运》）

当赫克里斯去解救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他是坐在一个瓦盆里飘洋过海的。这个故事其实正是对于人生的象征：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也正是架着血肉之躯的轻舟，横渡波涛翻滚的生活之海的。幸运所需要的美德是节制，而厄运所需要的美德是坚忍，后者比前者更为难能。”（《论厄运》）

这些话，似乎也正是青年何新的人生写照。

第三，何新本身已经具备了哲学家的素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对西方哲学的深入研究，对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的重视，自身的坎坷经历，都使何新比其他译者对培根哲学有更独特的领悟与理解。他不仅研读培根随笔这本书，而且也研究培根《新工具》、《学术的进步》以及洛克、笛卡尔、帕斯卡尔、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等其他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因此，在排除了文字障碍后，他在外语方面的不足，为其哲学、史学、文学等人文学术方面的深厚学养所弥补。

在深刻理解培根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何新得以充分发挥他的文学才华，使新译文明白流畅，同时不违作者原意。从译文脚注也可看出，为了译好这本书，何新花费了大量时间用于查考与核对相关资料，涉及了西方哲学、宗教、历史、神话等许多知识。何译风格通俗而不失典雅。许多译文的用词造语是现代白话，但同时隐涵以文言文的结构与手法。例如：

“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聪明者则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智慧乃在书本之外。”（《论求知》）

“举止优美本身就包括自然和纯真。有的人举止言谈好象在作曲，其中的每一音节都仔细推敲过。但这种明察秋毫的人，却可能不见舆薪。”（《论礼貌》）

“青年人长于创造而短于思考，长于猛干而短于讨论，长于革新而短于持重。……老年人则正相反。他们常常满足于困守已成之局，思考多于行动，议论多于果断。为了事后不后悔，宁肯事前不冒险。”（《论青年与老年》）

“炫耀于外表的才干徒然令人赞羡，而深藏未露的才干则能带来幸运。这需要一种难以言传的自制力。”（《论幸运》）

“一切幸运都并非没有烦恼，而一切厄运也决非没有希望。最美的刺绣，是以明丽的花朵映衬于暗淡的背景，而绝不是以暗淡的花朵映衬于明丽的背景。从这图像中去汲取启示吧。人的美德犹如名贵的香料，在烈火焚烧中散发出最浓郁的芳香。”（《论厄运》）

美貌的人，未必也具有内在的美。因而造物似乎是吝啬的，他给了此就不再予彼。所以许多美男子徒有其表却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他们过于追求形体之美而忽略了内心的修养。……就形貌而言，自然之美要胜于服饰之美，而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单纯仪容之美。最高的美是画家所无法表现的，因为它并非人力所能创造。（《论美》）

等等……

译笔简洁优美，表述练达老到，似乎的确是烛光下的培根坐在壁炉面前，向读者娓娓阐述他那些充满智慧之光的哲学思想与阅世经验。

关于文学翻译问题，钱锺书先生曾有一段精辟论述。他说：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钱锺书《林纾的翻译》）

以这种译学境界来看何新的《培根论人生》，我以为是接近于“化境”的。

有意思的是，何新的译文风格，如同其被剽窃抄袭的学术著作一样，也被后起不少培根译本中竞相模仿。何新自己的文学创作并不十分成功，至少他本人是不很满意的。在八十年代早期的一篇文学创作经验谈文章中，他曾表示，相比形象思维，自己更擅长于逻辑思维。他早年进行的小说创作，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试图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即哲学、科学与文学艺术间）找到某种契合点。但是对哲学、历史等其他学术方面的浓厚兴趣，使他在文学方面不可能有太多奢侈的空间。尽管如此，何新的文学才能却已充分体现在对培根和中国上古典籍的诠译之中。

《何新译<培根论人生>选读（之一）》（2010年9月25日刊于何新网易博客）

【译文选粹】

●使人们宁愿追随诡言，而不去追求真理的原因，不仅由于探索真理是艰苦的，也不仅由于真理会约束人的幻想，而且是由于诡言更能迎合人性中的那些恶习。后期希腊有一位哲学家曾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欺世诡言竟能如此迷人，尽管它们即非像诗歌那样优美，又不像经商那样能使人致富。我也不懂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人们仅仅是为了爱好虚假而追求虚伪吗？也许因为真理好像阳光，在它照耀下人世间所上演的那种种假面舞会，远不如在半明半暗的烛光下虚幻而华丽。（《论真理》）

●对世人来说，真理犹如珍珠，它要在阳光的照耀下才变得明亮。真理不是那种红玉或钻石，需要借助摇曳不定的烛光而幻化出五色缤纷的浮光。

真真假假的诡言会给人带来愉快。假如一旦把人们内心中那种种虚荣心、虚妄的自我估计、各种异想天开的揣想都清除掉，许多人的内心将会显露出原来是多么的渺小、空虚、丑陋；以至连自己都要感到厌恶。对这一点，难道有谁会怀疑吗？（《论真理》）

●尽管人世腐败，但只要人接触到真理，还是不能不被真理所征服。因为真理既是衡量谬误的尺度，又是衡量自身的迟度。神圣的教义是——追求真理而与之同在，认识真理要敢于面对，更要信赖真理而对之皈依，这才是人性的崇高境界。（《论真理》）

●有一派感性主义哲学在许多方面是肤浅的，但其中一位诗人却由于向往真理而流芳于世。他曾说过：“居高临下遥看颠簸于大海中的航船是愉快的，站在堡垒中遥看激战中的战场也是愉快的，但是没有能比攀登于真理的高峰之上，而俯视尘世中的种种谬误与迷障、烟雾和曲折更愉快了！”——只要作这种俯看者不自傲自满，那么这些话的确说得好极了！是啊，一个人如能在心中充满对人类的博爱，行为遵循崇高的道德律，永远只围绕真理的枢轴而转动，那么他虽在人间也就等于步入天堂了。（《论真理》）

●读书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饰，也可以增长才干。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高谈阔论时，知识可供装饰。处世行事时，知识意味着才干。懂得事务因果的人是幸运的。有实际经验的人虽能够处理个别性的事务，但若要综观整体，运筹全局，却唯有学识方能办到。（《论读书》）

●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聪明者则运用学问。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智慧在于书本之外。这是技艺，不体验就学不到。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事物原理。为挑剔辩驳去读书是无聊的。但也不可过于迷信书本。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论读书》）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敏，写作则能使人精确。因此，如果有人不读书又想冒充博学多知，他就必须很狡黠，才能掩人耳目。如果一个懒于动笔，他的记忆力就必须强而可靠。如果一个人要孤独探索，他的头脑就必须格外锐利。（《论读书》）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学习数学使人精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论读书》）

●美德好比宝石，它在朴素背景的衬托下反而更美丽。同样，一个打扮并不华贵却端庄严肃而有美德者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论美》）

●美貌的人，未必也具有内在的美。因而造物似乎是吝啬的，他给了此就不再予彼。所以许多美男子徒有其表却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他们过于追求形体之美而忽略了内心的修养。……就形貌而言，自然之美要胜于服饰之美，而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单纯仪容之美。最高的美是画家所无法表现的，因为它并非人力所能创造。（《论美》）

●有些老人也会显得很可爱，因为他们的作风优雅而练达。有一句拉丁谚语说：“四季之美尽在晚秋。”而尽管有的年轻人少年俊秀，却由于缺乏优美的举止和修养而不配得到赞美。

美犹如盛夏的水果，是容易腐败而难保持的。世上有许多美人，他们有过放荡的青春，却迎受着愧悔的晚年。因此，应该把美的形貌与美的德行结合起来。这样，美才会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论美》）

《何新译<培根论人生>选读（之二）》（2010年9月26日刊于何新网易博客）

【译文选粹】

●狡猾是一种邪恶的聪明。但狡猾与机智虽然有所貌似，却又很不相同--不仅是在品格方面，而且是在作用方面。例如有人赢牌靠的是在配牌时捣鬼，但牌技终归不高。还有人虽然很善于呼朋引类结党钻营，可是真做起事来却身无一技。（《论狡猾》）

●要知道，人情练达与理解人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许多很世故很会揣摩人的脾气性格的人却并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这种人所擅长的是阴谋而不是研究。他们尽可以摸透几种人，但一遇到新类型的人，老一套就会吃不开，所以古人鉴别人才的那种方法--"让他们到生人面前去试试手"，对他们是不合适的。（《论狡猾》）

●狡猾的小聪明并非真正的明智。他们虽能登堂却不能入室，虽能取巧并无大智。靠这些小术要得逞于世。最终还是行不通的。因为正如所罗门说：“愚者玩小聪明，智者深思熟虑。”（《论狡猾》）

●“一帆风顺固然令人羡慕，但逆水行舟则更令人钦佩。”这是塞涅卡效仿斯多派哲学讲出的一句名言。确实如此。如果奇迹就是超乎寻常，那么它常常是在对逆境的征服中显现的。塞涅卡还说过一句更深刻的格言：“真正的伟大，即在于以脆弱的凡人之躯而具有神性的不可战胜。”这是宛如诗句的妙语，其境界意味深长。（《论逆境》）

●古代诗人在他们的神话中曾描写过：当赫克里斯去解救盗火种给人类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他是坐着一个瓦罐漂渡重洋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正是人生的象征：因为每一个基督徒，也正是以血肉之躯的孤舟，横渡波涛翻滚的人生海洋的。（《论逆境》）

●一切幸福都绝非没有忧虑和烦恼，而一切逆境也都绝非没有慰藉与希望。最美好的刺绣，是以暗淡的背景衬托明丽的图案，而绝不是以暗淡的花朵镶嵌于明丽的背景上。让我们从这种美景中去汲取启示吧。（《论逆境》）

人的美德犹如名贵的檀木，只有在烈火的焚烧中才会散发出最浓郁的芳香。正如恶劣的品质会在幸福而无节制中被显露一样，最美好的品质也正是逆境中而灼放出光辉的。（《论逆境》）

●在人类的各种情欲中，有两种最为惑人心智，这就是爱情与嫉妒。这两种感情都能激发出强烈的欲望，创造出虚幻的意象，并且足以蛊惑人的心灵--如果真有巫蛊这种事的话。（《论嫉妒》）

●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把“嫉妒”叫做一种“凶眼”，而占星术士则把它称做一颗“灾星”。这就是说，嫉妒能把凶险和灾难投射到它的眼光所注目的地方。不仅如上，还有人认为，嫉妒之毒眼伤人最狠之时，正是那被嫉妒之人最为春风得意之时。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嫉妒之心更加锐利；另一方面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被嫉妒者最容易受到打击。（《论嫉妒》）

●无德者必会嫉妒有道德的人。因为人的心灵如若不能从自身的优点中取得养料，就必定要找别人的缺点作为养料。而嫉妒者往往是自己既没有优点，又看不到别人的优点的，因此他只能用败坏别人幸福的办法来安慰自己。当一个人自身缺乏某种美德的时候，他就一定贬低别人的这种美德，以求实现两者的平衡。（《论嫉妒》）

●嫉妒者必须是好打听闲话的。他们之所以特别关心别人，并非因为事情与他们的切身利害有关，而是为了通过发现别人的不愉快，来使自己得到一种赏心悦目的愉快。其实每一个埋头深入自己事业的人，是没有功夫去嫉妒别人的。因为嫉妒是一种四处游荡的情欲，能享有他的只能是闲人。所以古话说：“多管别人闲事必定没安好心。”（《论嫉妒》）

●那种在饱经艰难之后才获得的幸福是不太招人嫉妒的。因为人们看到这种幸福是如此地来之不易，以至甚至产生了同情——而同情心总是医治嫉妒的一味良药。所以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当他们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时，总是在向人诉苦，吟唱着一首“正在活受罪”的咏叹调。其实他们未必真的如此受苦，这只是钝化别人嫉妒锋芒的一种策略。（《论嫉妒》）

●公众的嫉妒比个人的嫉妒多少有点价值。公妒对于大人物，正如古典希腊时代的流放惩罚一样，是强迫他们收敛与节制一种办法。

所谓“公妒”，其实也是一种公愤。对于一个国家是具有严重危险性的一种疾病。人民一旦对他们的执政者产生了这种公愤，那么就连最好的政策也将被视为恶臭，受到唾弃。所以丧失了民心的统治者即使在办好事，也不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因为人民将把这更看作是一种怯懦，一种对公愤的畏惧--其结果是，你越怕它，它就越要找上门来。

这种公妒或公愤，有时只是针对某位执政才个人，而不是针对一种政治体制的。但是请记住这样一条定律：如果这种民众的公愤已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大臣身上，那么这个国家体制就必定将面临倾覆了。（《论嫉妒》）

●犹如儿童畏惧黑暗，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也由于听信太多的鬼怪传说而增大。其实，与其视死亡为恐怖，倒不如采取一种宗教性的虔诚，从而冷静地看待死——视之为人生必不可免的归宿，以及对尘世罪孽的赎还。（《论死亡》）

●人类的心灵并非真的如此软弱，以至不能抵御和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人类可以召唤许多伴侣，帮助人克服对死的恐怖——仇忾之心压倒死亡，爱情之心蔑视死亡，荣誉感使人献身死亡，哀痛之心使人奔赴死亡。而怯懦软弱却会使人在死亡尚未到来之前心灵就先死了。（《论死亡》）

●死亡与生命都是自然的产物，一个婴儿的降生也许与死亡同样痛苦。在炽热如火的激情中受伤的人，是感觉不到痛楚的。而一个坚定执着、有信念的心灵也不会为死亡畏惧而陷入恐怖。

●人生最美好的挽歌，无过于当你在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后能够说：“主啊，如今请让你的仆人离去。”

死亡还具有一种作用，它能够消歇尘世的种种困扰，打开赞美和名誉的大门——正是那些生前受到妒恨的人，死后却将为人类所敬仰！（《论死亡》）

《何新译<培根论人生>选读（之三）》（2010年9月26日刊于何新网易博客）

【译文选粹】

●爱情在舞台上，要比在人生中更有欣赏价值。因为在舞台上爱情既是喜剧也是悲剧的素材，而在人生中，爱情常常招致不幸。它有时像那位诱惑人的魔女，有时又像那位复仇的女神。（《论爱情》）

●你可以看到，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因爱情而发狂的人。这说明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事业可以摒除过度的激情。然而罗马的安东尼和克劳底亚是例外。前者本性就好色荒淫，然而后者却是一个严肃明哲的人。这说明爱情不仅会占领没有城府的胸怀，有时也能闯入壁垒森严的心灵——假如守御不严的话。（《论爱情》）

●过度的爱情，必然会夸张对象的性质和价值。例如，只有在爱情中，才总是需要那种浮夸诌媚的词令。而在其他场合，同样的词令只能招人耻笑。古人有一句名言：“最大的奉承，人总是留给自己。”——只有对情人的奉承要算例外。因为甚至最骄傲的人，也甘愿在情人面前自轻自贱。所以古人说得好：“人在爱情中不会聪明。”情人的这种弱点不仅在外人眼中是明显的，就是在被爱者的眼中也会很明显——除非她（他）也在爱他（她）。所以，爱情的代价就是如此，不能得到回爱，就会得到一种深藏于心的轻蔑，这是一条永真的定律。由此中可见，人们应当十分警惕这感情。因它它不但会使人丧失其他，而且可以使人丧失自已本身。（《论爱情》）

●当人心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最容易入侵，那就是当人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和处境窘困孤独凄零的时候，虽然在后一情境中不易得到爱情。人在这样的时候最急于跳入爱情的火焰中。由此可见，“爱情”实在是“愚蠢”的儿子。但有一些人即使心中有了爱，仍能约束它，使它不妨碍重大的事业。因为爱情一旦干扰事业，就会阻碍人坚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标。（《论爱情》）

●成了家的人，可以说对于命运之神付出了抵押品。因为家庭难免拖累于事业，使人的许多抱负难以实现。所以最能为公从献身的人，往往是那种不被家室所累的人。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够把他的全部爱情与财产，都奉献给唯一的情人——公众。而那种有家室的人，恐怕只愿把美好的祝愿保留给自己的后代。（《论婚姻》）

●对家庭的责任心不仅是对人类的一种约束，也是一种训练。那种独身的人，虽然在用起钱来很挥霍，但实际上往往是心肠很硬的，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去爱他人。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所以在人的一生中，只要有合适的对象选择，任何时候结婚都是有理由的。

但也有一位古代哲人，对于人应当在何时结婚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年纪少时还不应当，年纪大时已不必要。”（《论婚姻》）

●美满的婚姻是难得一遇的。常可见到许多不出色的丈夫却有一位美丽的妻子。这莫非是因为这种丈夫由于具有不太多的优点，反而使他的优点更值得被珍视吗？也许因为伴随这种丈夫，可以考验一个妇人的忍耐精神吧？如果这种婚姻出自一个女人的自愿选择，甚至是不顾亲友的劝告而选择的，那么就让她自己去品尝这枚果实的滋味吧。（《论婚姻》）

●一个年岁不大的人也可以是富于经验的，假如他不曾虚度生活的话；然而这毕竟是罕有的事。……青年人长于创造而短于思考，长于猛干而短于讨论，长于革新而短于守成。老年人的经验，引导他们熟悉旧事物，却蒙蔽他们无视新情况。青年人敏锐果敢，但行事轻率却可能毁坏大局。（《论青年与老年》）

●青年的性格如同不羁的野马，藐视既往，目空一切，好走极端。勇于革新而不去估量实际的条件和可能性，结果常因浮躁而改革不成却招致意外的麻烦。老年人则正相反。他们常常满足于困守已成之局，思考多于行动，议论多于决断。为事后不后悔，宁肯事前不冒险。（《论青年与老年》）

●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青年的特点与老年的特点在事业上结合在一起。这样，他们各自的优点正好弥补了对方的缺点。从现在的角度说，他们的所长可以互补他们各自的所短。从发展的角度说，青年可以从老年身上学到他们所不具的经验。而从社会的角度说，有经验的老人执事令人放心，而青年人的干劲则鼓舞人心。但是，如果说，老人的经验是可贵的，那么青年人的纯真则是崇高的。（《论青年与老年》）

《何新旧诗抄》（2011年3月5日刊于何新网易博客，附于博文“何新学术自述《命运与思考》在香港出版”之下。）

《读萨都剌 木兰花慢•彭城怀古》（2012年3月22日刊于何新网易博客）

《陈亮壮词二首解译》（2011年4月24日刊于何新网易博客）

《何新讲诗：宋词中的存在主义“意识流”——解释周邦彦<兰陵王•柳>》（本文是何新1988年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讲课，据录音整理改写而成。2010年7月15日刊于何新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hexinbbs）

《一部中国史的荒诞化解构：木皮道人<历代史略>鼓词》（2012年2月15日刊于何新网易博客）

《何新读书杂记：<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简驳胡适之<红楼梦考证>》（2012年10月5日刊于何新网易博客）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五大名著作者皆难明

●《红楼梦》产生于清季盛世时期，而暗寓悲哀之音

●20世纪红学根基不牢积非成是，完全不足凭信

●胡适立论建立在清人袁枚一条有讹夺之词的笔记上

●清宗室贵族公子的家族自述并非无根之谈

●前80回无非是大乘禅学关于人生空相的描绘与感慨而已

●纳兰性德平生经历与《红楼梦》中贾宝玉颇有近似

●关于《红楼梦》之作者，《红楼梦》本身有明确交代

●无关曹家自传和阶级斗争，《红楼梦》是一部玩世之作

●《红楼梦》徒有虚名误人子弟，其实烂书一部

（注：本提要由编者根据文章内容归纳整理。）

《何新玩《红》杂记（之二）：薛宝琴托古咏物诗十首谜底之揭破》（2012年10月6日刊于何新网易博客）

内容提要：

【何新按语】余早年躬耕在东北农场，少书读。时伟大领袖指示宜多读《红楼梦》，因常翻阅其书，求猜谜解闷之娱乐耳。《红楼梦》第五十至第五十一回有妙女薛宝琴所作《怀古》灯谜诗十首，每首各隐喻一物，十首皆为谜语。然而此十首诗所喻究竟为何史事及物事？三百年来说者见仁见智，迄今未得确论。余早年在田亩间时曾好奇而试解之。惜乎昔日考订旧稿已残，仅略存数纸片段不全，兹据记忆并重新寻书查典故而理之如次。余颇自信，认为这个三百年的哑谜已经破解。此解余将收入拙新著《何新论诗》一书中，在此先行发表，以博同好者一粲耳。其实所谓”红学“者，不过皆类此，文字游戏而已。惟自胡（适）、王（国维）以来百年红学，连这么简单之十首怀古诗都不能破解——此学不是屁学又是什么？徒博老顽童一笑耳！

老顽童新解旧诗词（之五）：解析《菩萨蛮》二首（2012年11月27日刊于何新新浪博客 )

何新新著《何新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