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夏小正》考释

何新：《夏小正》考释

一

《夏小正》，相传为夏代遗留之物候及农事历也，文极简奥，古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戴礼记》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夏小正》篇原收入于《大戴礼记》，即汉代学者戴德所传之《礼记》。^①戴德，西汉元帝（前48—前33年）时人。其侄戴圣，亦传有《礼记》（又称《小戴礼记》）。

《大戴礼记》，今存三十九篇（佚四十六篇），《夏小正》亦在其中。^②《夏小正》经文连同传文，今存本共约四百余字。

二

正者，政也。小政者，农事也。“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古以祭祀及战争为“大正”，而以农事渔猎及经济生活为“小正”。^①《夏小正》中分12个月记载了每月的天象、物候、农事、经济活动等等，可以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关于季节变易之物候历、农事历法。其功用相当于后世之《月令》。历来传说《夏小正》乃夏代之历法，篇中有“剥鼍”，鼍（扬子鳄类）生活于黄河中下游，年代应在西周之前。西周后期，中原干旱，气候变寒，鳄类亦南迁江淮，不复见于黄河流域。。

传说大禹曾颁“夏时”于邦国。（今本《竹书纪年》）《礼运》记孔子言：“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史记·夏本纪》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据此，戴氏所传之《夏小正》，原应来自孔子所传，而孔子则是得之于杞国所存的故夏朝遗典。

古书体例，正文曰“经”，注文曰“传”。《博物志》：“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今传本《夏小正》中之经文与传文相混淆不分，致难卒读。

传文之作者则不详。但《夏小正》经传之语气与《公羊传》《谷梁传》相似，前人或说为子夏所传，或说为戴德所传。我观其传注多失古义，传义或与经文本文牴牾。其传者不似子夏，似当为汉代儒者。^②而戴氏礼学受之于武帝时人后苍，或为后苍所传耶？

其经文多存古事古语。蔡邕《明堂月令》记：

“《戴礼·夏小正传》曰：阴阳生物之后，王事次之，则夏之《月令》也。殷人无文，及周而备。文义所说，博衍深远，宜周公之所作也。”

清儒认为，《夏小正》所记官号职司，与《周官》合。《周书》七十二篇，其中《月令》（第五十篇）亡佚。《夏小正》之体裁于春秋战国后演变为《月令》。秦相吕不韦撰著《吕氏春秋》，收入《月令》称“十二纪”，汉初淮南王刘安亦拟之而作《淮南王书》之“时则训”。此体裁皆

效仿古周书之“时训”——“月令”。而《夏小正》正乃夏朝之“月令”书也。

三

我在1984年研治中国上古史时，曾注意到两个重要而为前人忽略的情况：

1.史官起源于天官。天文历法之学对中国上古文明的形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中国的天文观念，在上古则经历了由太阳崇拜到北斗及北极崇拜的演变，事实上即是以太阳、北斗、北极枢星为不同天文坐标的不同天文历法体系。

2.上古中国存有多种天文历法，远不止于“三正”，更非可以仅据战国后阴阳合历的新夏历所提供的统一范式所能涵括。在《诸神的起源》中，我从对后羿射日神话的分析，推想这一神话背后可能具有历法改革的意义。并从干支之十干与十日的关系，推测上古曾存在以十干为季月之名的十月历历法。^①

此书出版后，天文史家陈久金先生甚以为然，他曾评论指出：

“何新教授从羿射十日的故事，联系到天干十日，便立即认识到古人发明十日并不是为了纪日，而是用于纪月的。即天干十日是太阳月名，一岁分为甲月、乙月、丙月??癸月等十个不同热度的太阳在天空运行，便形成了不同季节不同的温度。这是一种杰出的认识。古今天文学家随时随地都在与干支打交道，为什么会想不到呢？这叫做熟视无睹，囿于成见。

而灵感和推理是建立在深厚的学术功底基础之上的。彝族十月历的发现和上古十月历文献的发掘，证实了何新这个推理和判断是正确的。”^②

四

近年有一种所谓“火历”说。其说据《左传·昭公元年》中的一段话：“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争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参为晋星。”这里“辰”指大火星。由此推论上古存在以观测大火纪时的“火历”的存在。

殊不知，戴震曾言，古事之最难明者，即以何为“辰”。盖太阳、月亮、北斗、水星及多种恒星星座，在古人眼中都曾被认为“辰”星。实际上，古以“大火”星座为观象测时之坐标，并不意味着一种以“大火”星方位为纪时的所谓“火历”存在。其实，上述引文本身就是所谓“火历”的反证。因为此文中明确指出，被引为坐标的并不是单一的“辰”（大火），还有另外一个星座“参”星。那么，所谓“火历”岂不亦是“参历”乎？（大火，龙星之心。参，虎星也。）

实际上，上古根本不可能存在单一观测“大火”以定四时的“火历”或“火正”。但是，存在过以大火及五星、四辰为坐标，借以占候观象及制历的五行历、四辰历。

上古历法最早起源据说是“黄帝历。”“黄帝”本为太阳神帝之名，后乃转变为人王之名。黄帝“治五气以治历”，建立了五行十月的太阳历法。

其次是颛顼历，颛顼（玄英）是司夜（“昼夜”），所谓司阴者。故颛顼历似即是太阴历，以观测月亮为中心坐标。二十八宿体系亦源于太阴历，月行周天约二十八日为一周，每日所行一辰即一宿或一舍。

而到帝尧时代制定了观象校时以多种星辰为坐标的混合星象历法，这种历法沿用于夏代，即《夏小正》所记述的“古夏历”（不同于战国后之“新夏历”）。殷商所行是以祭祀为中心每年两季的太阳历法。周代至春秋战国，可能是历法的一个大综合期，形成了阴阳合用的新夏历体系。

而从《夏小正》的星象看，它是一个以综合观测采用多种星位坐标观象制历的体系。

五

《夏小正》经文中描述的星象如下：

“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

［二月：斗柄悬在下。］^①

三月：参则伏。

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

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悬在下，则旦。

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

九月：辰系于日。

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

所当注意者，《夏小正》虽著十二月文，但星象则仅记至十月。

今人多试图通过对《夏小正》星象的计算估测该历可能之年代。^②结论是：

由于《诗经》中已出现参、昴、织女、北斗、火等星名，《豳风·七月》中的“七月流火”又与《夏小正》七月星象相符，其中物候也与《夏小正》有不少一致之处。因此《夏小正》曾在西周或春秋时使用，是没有疑义的。

六

天文史家陈久金曾对《夏小正》和彝族的太阳历作对比研究。他指出：《夏小正》星象本原是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而今传本《夏小正》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是后人添加的。其主要论据如下：

1.《夏小正》有星象记载的月份只有1—10月，11月和12月没有星象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各月太阳所行经的经度大致相等，大致平均每月日行35度多；表明它是把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如果一年分为十二月，每月日行应为30度。（太阳一年在黄道上运行一周，行经360度）

2.从参星出现的情况看，从“正月初昏参中”日在危，到三月“参则伏”日在胄，再到五月“参则见”日在井，每月日行都是35度。从五月“参则见”日在井，到下年正月“初昏参中”日在危，相隔210余度，若以一年十个月计，相隔六个月，每月日行也是35度余；若以一年十二月计，则相隔八个月，每月日行26度，显然相悖。

3.从北斗斗柄之指向看，《夏小正》正月“悬在下”，六月“正在上”；从下指到上指为五个月。由于一年四季斗建辰移是均匀的，斗柄由上指回到下指也应是五个月。这也说明《夏小正》是十月历。

4.《夏小正》五月物候与农历六月物候一致，以后渐渐出现差距，七月中已经出现了农历之八、九月才有的物候，如“秀雚苇”“寒蝉鸣”。九月“王始裘”，则相当于农历的十月底十一月初，所以十月已进入全年最寒冷的季节了。

5.《夏小正》五月“时有养日（白昼最长之日，即夏至日）”，十月“时有养夜（黑夜最长之日，即冬至日）”；从夏至到冬至只间隔有五个月。那么，从冬至到夏至也应该是五个月。合起来，一年则是十个月。

陈氏还认为，《管子·幼官图》中的五方星、十图、三十节气，也是古所遗存之十月。

我认为陈说可发千古之覆。在此我可补充两则材料而证其说。

（1）《逸周书·周月》篇记：

“周正岁首，数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一则然。”

古周历曾有以正月为岁首，而以十月为岁终。

（2）汉道经书《太平经》有“三合相通诀”记：

“十号数之终也，故物至十月而反初。

天正以八月为十月，故物毕成。地正以九月为十月，故物毕老。人正以亥为十月，故物毕死。

三正竟也，物当复生，故乾在西北。凡物始核于亥，天法从八月而分别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实该（概）之。故天地人之三统俱终，实该（概）于亥。”^①

其说“物至十月而反初”，“人正以亥为十月”，“故天地人之三统俱终，实该（概）于亥。”此应是汉代人记述上古十月历的重要证言。

本书于2007年收入《何新国学经典新解》丛书（时事出版社），2009年收入《何新国学经典新考》丛书（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此次新版，作了重要的补充与修订。是为序。

何新

2010年5月新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