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关于重新认知阶级问题的20点论纲

何新：重弹“阶级斗争”、“专政”老调将撕裂社会，

会葬送改革开放

关于重新认知阶级问题的20点论纲

（改定稿）

【本文提要】

古今中外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确实存在。但政治路线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今天需要倡导阶级合作而不是煽动阶级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走向民族复兴，这是18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倡导的“中国梦”。

在这个时期，重弹过时的“阶级斗争论”和所谓“专政论”，会召唤各种反社会力量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力量（包括流氓无产阶级），在反对国内外资产阶级以及进行新阶段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集结起来。

“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不合时宜。重弹“阶级斗争”老调，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因素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将再度撕裂中国社会，葬送30年改革开放的全部成果。

【何新的说明】

我患病多年，思维能力迟钝，因此久矣不能作长论。

但是，注意到近期关于阶级问题的政治思想辩论。这个问题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兹勉为其难，略述我的一些基本看法。
   

【阶级问题论纲】

1、当前中国主流政治理论和学术思维中存在三种思想道统：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一是毛泽东思想，一是传统自由主义（包括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票选政治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思潮）。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关于社会的阶级分析、以阶级斗争为纲（简称“阶斗论”）以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

2、文革的基本目标是反修防修。“修”即修正主义，就是试图变更、改变上述毛泽东“阶斗”理论的政治路线。而所谓修正主义者，即试图改变毛泽东阶斗路线的政治代表人物，文革前被认为是刘少奇，文革中是林彪、陈伯达，文革后期和后文革时代是邓小平（他们也确有此心，并不冤枉）。

中共11届3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将中共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即“阶斗论”）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邓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毛泽东基本路线原教旨的最重大“修正”，也是邓小平以来改革开放路线的根本基础。

  邓小平1975年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就是要修正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

［附录：1975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文革已经8年，今后以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邓小平命邓力群撰文，认定这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总纲。后遭毛泽东批判曰：邓小平不要阶级斗争。］

3、中国改革在80年代是摸着石头探路的实验性改革，一度曾经以东欧国家的改革作为范本。90年代以后，基于传统自由主义（即洛克、边沁、斯密和哈耶克的理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渗透中国思想界成功，新自由主义成为市场改革的主要引导思想，而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即各种“普世价值”理论）也乘机而大肆进入。

我是国内最早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市场理论并且与其辩论的人之一。我认为近年改革政策的一些重大失误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的市场误导有关。新自由主义理论不应作为经济政治改革的指导理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学术理论毫无可取，只应当批判、抵制而不应研究、学习和借鉴。

事实上，西方自由主义的许多思想内容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对于改革开放也并非完全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

4、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70年代末国人所憧憬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与科技的现代化）目标，现在都基本实现。中国经济各项指标都已经实现“超英赶美”（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目标）。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产出的第一大国，GDP的第二大国。

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某些政策失误，导致当今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未来隐伏社会分裂、思想迷茫、民族关系复杂的风险性。

5、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引出了极其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亟待反思、总结和研究。

但是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界浅薄无能，一百年来始终无能力形成政治思想体系的新资源。因此中国至今仍然主要只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三种政治思想资源。

当前，中国的未来是沿着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路向继续前进（这个方向已经受到中国相当多数百姓的反对），还是回归传统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路向（这个方向有可能导致重蹈第二次文化革命以及极左路线的回归），再次成为当前的政治理论辩论的焦点。这两种思潮的泛起和交锋，都直接关系当今及未来中国权力、资源与财产的重新分配问题。

但是，这两条旧路都走不通。中国必须找到第三条道路。

这第三道路，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复兴中华民族之路。

 6、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思潮都是外来的，都是不切合当今中国国情与世界现实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思想系统，其中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又分为青年马克思，成熟马克思和晚年人类学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反杜林论》，《论费尔巴哈》、《自然辩证法》是三部代表作），普烈汉诺夫主义、列宁主义、托洛兹基主义，布哈林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等等错综复杂的思想脉络。

毛泽东思想体系以及邓小平思想体系，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实际都是一种异端。因此30年代的共产国际主流派，以及60——70年代的苏联学派（包括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义）都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看作异端，进行过激烈的理论辩论。

7、184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全面危机与世界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不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内继续发展。因此未来属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1840）。

但是事实上，近二百年里资本主义生产力一直在蓬勃发展。当今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仍然是拥有最强大资本、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经济体系。而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革，也是在引入了大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竞争性市场制度）、生产力和技术后取得的。

列宁在20世纪初认为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即一个或几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世界战争谋求建立世界帝国的时代。这种判断在20世纪初叶是正确的。但在二战以后，新帝国主义已经具有跨国性、超国家主权的整体化联盟的新的特征，即进入了“后帝国主义”或“超国家的新帝国主义”的时代。

因此，不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简单化地重新照抄、照搬旧日理论作为认识现实的工具，就看不清当今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深刻变革和真实状况。

    8、所谓阶级分析，不过是一种识别敌、友、我关系的社会分类方法。旧的分类标准，一是根据收入来源，一是根据经济地位，一是依据政治思想（康生）。

依照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是荒谬的，势必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方面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前车之鉴。

依据收入来源或经济地位划分阶级和敌我关系，也是荒谬的。

有钱人中有好人。社会的无产者中有不少反社会分子，即流氓无产者（马克思曾经说流氓无产者最反动）。

列宁对于“阶级”的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他还说：“阶级是这样一些集团，其中一个集团可以靠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为生，可以把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攫为己有。”

据此，定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分类的原则是关于经济剩余物的占有，即剥削。

但如果据此，当今非劳工阶级的众多社会集团（包括官僚集团），都有被认定为剥削者的嫌疑。

实际上，体力劳动并非创造财富与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智能财富即无形资本是创造有形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这正是剩余价值理论所忽视的一个重大疏漏。劳工阶级不是唯一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因此，传统的所谓剥削理论也需要重新估价。

9、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列宁还有这样的定义：“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

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掀起新的阶级斗争——则中国社会必将再度被撕裂，经济发展进程将中断，中国将发生新的内战和革命。这是祸国殃民之论。

10、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将消灭中间阶级（中产阶级），最终只能存在两大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根据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专政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那么现在中国的多数有产者（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成为被国家暴力专政的对象——甚至需要实行对资产阶级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张春桥理论）。

这种理论如果付诸实践后果会非常严重。不可忘记，正是这种极端理论的政治实践，在文革期间导致社会生活的法西斯化，导致文革后期政出私门、毛泽东个人专权的政治状况。

11、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新生产力的唯一先进的革命性代表，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集团。

实际上，无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穷人集合体，其中多数为缺少生存资源和文化教育背景的底层蓝领工人，也包括大量的流氓无产者。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蓝领工人地位日益降低的智能经济时代。新的产业革命（后工业革命）发展迅速，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新兴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而推进这一信息化革命的主要代表并不是蓝领劳工，而是白领技术知识精英。蓝领劳工阶级并不是当代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邓小平80年代说科技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这一论断拓宽生产力和所谓劳工阶级的概念外延，这是邓小平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12、流氓无产阶级具有强烈的反社会性和破坏性。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成为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这种论断不合时宜。

实际上，今天的多数中上层工人、劳工阶级也并不是无任何资产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多数人有房、有车、有固定收入。现代劳工属于中产阶级。而所谓无产阶级，即一无所有的赤贫无产者和流民阶级，不可能也不应当承担领导社会的责任。

因此，重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阶级专政”的旧提法，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对今天的社会现实、社会和谐并不具有任何建设性意义。相反，只可能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分裂。

   在国际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根据旧的阶级斗争理论，那么这些国家就都是中国的敌对国，是中国在国际上进行阶级斗争的对象——这种国际关系理论无比荒谬！

如果将这种阶级斗争谬论付诸外交政策，则政治经济后果将不堪设想（1968年毛泽东下令抓捕外交部红卫兵头子姚登山，表明连他当年也无法容忍这种国际问题的极左造反派）。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能通过在国内让一个阶级专政其他阶级，在国际攻击外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自绝于全世界来实现。

  13、改革开放以后，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旧提法转变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进步。“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把多数人民（包括社会各个阶级），而不是单纯把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放在政权主导者的地位上，这是符合人民民主方向的。

    “人民民主专政”一词，最初是中共在40年代构筑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理想时所提出的。但在1949年，毛泽东将这个提法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简单合一，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在当时可能有意义，但今天已经不能适合当今中国混合经济的新现实情况。

14、人类社会确实是不平等的。社会中的人群，存在不同的等级、阶层和利益集团，这是几千年来一切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

改革前的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体制虽然名曰“社会主义”，也并非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社会中也存在各种特权制度和“资产阶级法权”。

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试图消除这种不平等。但是，这个目标即使在文革过程中也没有实现（所谓“走后门”就也是特权现象）。文化革命与极权专政，都不是消除社会不平等的方法。

15、社会的不平等，当然会导致阶层的划分、利益集团的区分以及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存在。

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矛盾和对立到不可调和的产物。这种论断符合历史。

国家机器的建立不仅是为了镇压，也是为了避免激烈的内部阶级斗争，导致社会的自我毁灭。国家不仅是一个暴力的强制机器，同时也是一个利益分配的调解机构，即各个阶级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调节机构。

而列宁将恩格斯的论断极端化，提出国家调节社会矛盾的功能是虚伪的，国家机器只能属于统治阶级。列宁关于国家即暴力专政机器的理论，片面地强调了国家的阶级镇压职能（《国家与革命》），这一点后来被林彪简单化为一句话——“政权就是镇压之权”！（1966年518林彪政治局讲话）

但是这种片面强调国家专政暴力性的镇压理论，就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在今天鼓吹这种理论，实质是对改革开放和人民民主潮流的逆反，是极其危险的。

16、现在少数极左分子仍要为文革翻案，甚至鼓吹发动第二次文革。

然而文革的理论目标是完全错误的。文革的指导理论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线”，核心目标是“反修防修”。

究竟什么是“修”？50——60年代以来，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刘邓路线，曾经被毛泽东认为就是“修”，就是文化革命的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就是改革开放路线，是对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撕裂社会的斗争路线的修正——这种修正是完全必要的、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是真正的革命运动。

17、90年代邓小平提出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不争论”的方针。

不争论，就是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从而避免由此导致严重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分裂。这一方针大智若愚，极其英明。不如此，就不会有近三十年来中国的进步和经济发展。

继续避免陷入和纠缠于错综复杂、永远难以理清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路线争论，以至使社会再度分派、分阶级而陷入严重分裂，在今天也仍然是明智的方针。

当今中国仍应坚持邓小平的务实方针。中国应当按照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的向建立现代法制社会和人民民主的国家的方向前进。

18、社会中有什么问题，就应当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不要用意识形态的虚拟政治帽子去上纲上线（什么反动啊，什么反革命啊等等），更不要随意戴什么阶级帽子。

任何国家的国内外，都会有反社会分子和集团，都会有敌对势力。国家机器有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对之进行暴力镇压的权力和职能。但是对这种反社会势力打击就打击，镇压就镇压，不必援引疑义纷纭的意识形态去戴什么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帽子。

19、中国今天应当重视研究1940——195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团结全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和力量，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列宁曾经说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苏维埃搞资本主义。建国初期不那么左的毛泽东也曾说，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共产党可以搞资本主义。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是可以调和的，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详论见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经济学》、《奋斗与思考》）。

20、我认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时的口号。让现实中的无产阶级（无业流民）对全社会实行专政既是不可能的，也极其荒谬。应该充分发展人民民主，仅仅对少数反社会的恐怖分子、各种犯罪分子包括腐败分子和破坏国家安全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

走向民族复兴必须”团结全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不是仅仅由任何一个阶级垄断权力的国家。国家对公民利益应当一体公平维护，依法行政，不应区别违法者的地位、阶级和身份。

古今中外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确实存在。但政治路线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今天需要倡导阶级合作而不是煽动阶级斗争。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需要全中国各个区域、各个阶级的和谐合作，共同奋斗——这也正是18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倡导的“中国梦”。

在这个时期，重弹过时的“阶级斗争论”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论”，会召唤各种反社会力量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力量（包括流氓无产阶级），在反对国内外资产阶级以及进行新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集结起来，否定30年来的改革开放事业。这种老调，实际是对11届3中全会以来中共改革开放路线的逆动。

予非好辩，不得不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