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退休中医对中医现状的反思2

 [原创 2009-11-30 17: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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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困惑、迷茫和焦虑之中，想到中学时代同学们关于“天狗食月”的讨论。这是古人对产生“月蚀”这一天文现象的一种神话般的解释，但古人始终不明了“月蚀”的真实原因。有同学说天狗食也好，天猫食也行，天老鼠食也罢……总之月亮不见了，被食掉了，你能说它不对？也有同学认为这是对科学的一种“无知”；还有同学认为如果没有当初这种神话般的解释就不会有现在“科学”的认知；更有同学认为这就是古代的所谓“格致知物”。大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数学老师说，这些都不是科学的解释，总之，似是而非，朦朦胧胧，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物理老师寻思着说，这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自然哲学”式的解释。

    什么是“自然哲学”？后来查了《辞海》和《哲学小词典》才知道：自然哲学一般是指产生于远古时期，到十七至十九世纪初叶发展起来的，把各门自然科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而建立的一种自然体系的学说，“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自然科学当时还处在发育阶段，还不能比较完善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界中诸多现象和过程及其客观联系。在那个时代科学、哲学与宗教混为一体，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共同发展。因此，当时一些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就企图借助于已有的认识和知识，借助于宗教、借助于哲学的抽象思辨，从而构建起解释自然界的学说。是一种所谓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包括并代替自然科学的“科学之科学”，是从整体上对自然界作思辨解释。

    把“自然哲学”推进到真正系统化阶段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而最后完成者是G·黑格尔。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批判“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同时他也客观地评价了“自然哲学”，指出它曾“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

    恩格斯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自然科学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在许多自然领域内还存在着不少尚未认识的空白区的情况下，“自然哲学”借助于用理想的、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尚未认识的过程的真实联系，用某些推理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和过程，用联想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这种作法和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当时的自然哲学家也抒发了许多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不少未来的科学发现，但同时也有着不少的谬误。在当时科学水平并不髙的情况下，要解释自然界不能不如此。

    但是，今天当科学长足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了科学本身的联系已经能比较滿意地说明自然界的时候，特别是坚实地建筑在近、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可以更完善地从总体上说明并指导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哲学”也就日益沉寂成为过时的东西而逐步消亡了。

    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记载在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上，通读过“四大经典”的人们都知道，除《神农本草经》讲的是365种药物之外，《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都是研究和发挥《黄帝内经》的。因此，《黄帝内经》历来被视作中医理论的渊薮，研究中医的人们都非常重视《黄帝内经》。而《黄帝内经》究其源头则应当追溯到伏羲创“易”，开启华夏文明了。

    《黄帝内经》把“人”摆在天地之间，放在太阳、月亮，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之间，即古人所说的“三才”“七政”这么一个宇宙背景上来进行讨论和阐述。在中国近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可以说前半段是在没有文字的漫长黑夜中渡过的，远古先民们面对并传习着一本建立在宇宙背景上描述日月、星辰、昼夜、气象、季节、天文、地理等等自然景象周而复始变化万千的自然之书——“无字天书”。通过“阅读”这本“无字天书”，开启创造性思维。

    先是伏羲创“易”，在古老的《易经系辞》有这样一段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易学就是在对自然的认识上，以阴阳、八卦、演易为基础建立了可以认识自然、模拟自然、利用自然的易学系统。伏羲易学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系统的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是当时人们认识自然的工具。继而《连山易》、《归藏易》，再到《周易》，这些易,都是在伏羲易的基本原理之上慢慢演化而来，虽说它们都是古代占卜预测之书，但也都是不同自然条件和历史时期对大自然的认识。紧接着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其中尤其是“阴阳”概念的产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在不同程度上以阴阳思想为指导。至于五行虽初见于《尚书·甘誓》，次为《尚书·洪范》，说的是五种物质各自的特征与属性和五种行事活动与管理等等，但最终形成天道运行、人世变迁、王朝更替等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理论则是汉代邹衍、董仲舒、刘向父子等士大夫和方士化了的儒生们满脑子阴阳消息、五行生胜、五德终始、转移符应、相次用事、隨方面为服的事。修炼内丹、服食外丹、弄采补及精通符箓方术等等，则是从秦始皇寻找神仙和长生不老药开始到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道士们的风采了。到了宋代易学更加兴盛，陈搏老祖、周敦颐及其后的“程朱理学”将对阴阳五行之道的探究更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髙峰。阴阳五行学说试图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统一起来，不仅建立了自然界和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还建立了人类社会的组成联系。不仅试图说明各领域内过程之间的联系，还试图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总的联系乃至人身体内部脏腑经络之间的联系。它想实现的目标可谓宏伟无比。但它的实践经验基础却显得十分之薄弱。

    易学系统中的易辞虽说很少谈及阴阳，但其卦象的推演却呈现了阴阳的变化。易学系统其最核心内容和智慧应是自然，即世界的本然，就是要随世间万事万物的演变而顺其自然，但顺其自然绝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要在掌握和领悟所谓的事物运行规律基础上，对事物的孕育、发展、成长、衰亡予以预测，找出和选择事物所谓的最佳存在方式。《易经》所有的占卜与预测之事旨在教人看清形势，并提供出所谓建言、思路，能否做到，关键还在于人的修行。

    随着演易，先后产生了气、道、阴阳、五行、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先后天八卦、六十四卦、阳爻、阴爻、三百八十四爻、九宫、河图、洛书、太极图、无极图、术数、三阴、三阳、天干、地支、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五运六气、大运、主运、客运、主气、客气、司天、在泉、客主加临、主客相得、气立、神机、算法、占候、易占、六壬、杂占、堪嶼、命相、遁甲、杂术、阴阳五行术、脏腑、经络、精气神、气血、津液、六气、六淫、七情，等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

    《黄帝内经》的作者们又根据“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人与天地相应”、“天人合一”的观念，将这些概念和理论与从人身体上所感觉到的东西相类比而构建成所谓“中医理论”，即中医药文化。用以描述人的生命现象，预测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解释人的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用于人的养生保健、避凶趋吉、防病祛病。把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与这人世间、自然界所谓的规律和复杂现象都混为一谈了。

    《黄帝内经》将人体比附为一小宇宙，将五脏六腑与行星、季节、山川、甚至官职一一对应。因此它对生命现象、对“人”、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只能囿于古人当时对自然界，即对“天之气”、对“地之形”的认识的基础上采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比类”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去认知。用“已知”的“天”、“地”来解释“未知”的“人体”，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

    《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的“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人与天地相参”、“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即高保衡、林亿等人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指出的：“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

    综上所述，可见古圣先贤们对生命的认知是先叩问自然、认识自然，同时又以对自然的认知类比于人及其疾病，从而关注人的生命。

    按清朝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中国的传统文化可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经学”为首，从六经、五经到十三经的儒家经典为主，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史学”是以廿四史为主的各种体裁的史学著作；“子学”即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及其政治、哲学、医学等著作；“集学”泛指所有诗词文赋专集等著作。

    中医属于“子学”范畴中众多类的一类，医家类。《黄帝内经》是医家类的代表作，它不仅是中医理论的经典，更是一部养生学的经典。虽然也讲了“怎样看病、治病”，例如对疾病症侯表现的描述，又如此前的占卜、画符、祝由、堪嶼等巫术，及书中所载的导引、吐纳、按矫、砭石、刺灸、房中和食物、药物的四气、五味、“十三方”〔《黄帝内经》全书中只有汤液醪醴、生铁洛饮、左角发酒、泽泻饮、鸡矢醴、乌鲗骨藘茹丸、兰草汤、豕膏、翘饮、半夏秫米汤、马膏膏法、寒痹熨法、小金丹等十三条治病处方〕等等为数不多的治病方法。但似乎讲得更多的是“怎样不得病”，是在“经学”、“史学”的指导下，教导人们如何“避凶趋吉”，寻找所谓最佳的生存方式，讲的是所谓生存智慧！即人体生命存亡的关键所在只有精、气、神充盈，生命活动才可能在健康状态中运行，只要能保持精足、气充、神全，自然会祛病延年的养生之道。

    从历史和内容上看，中医理论及其养生学的观点基本上是源自于《周易》的“阴阳学说”和《老子》的道家“抱朴守一、无为自然”思想，可见易、道、医三者有着难以割舍的血肉联系。

    要学医，当然要读医家类的书，然而，《黄帝内经》所涉及的远不止于所谓医学，它还吸收了我国古圣先贤们当时对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物候、生态以及社会、哲学等诸多学科的认知和研究成果，所谓医、卜、星、相，乃至“三教九流”，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等等人世间的事无不包罗其中，真可谓集大成也。因此要精通中医，只读医家类的书籍是不够的，还应当博览旁通其它各类，不仅要精通《周易》、《老子》、《黄帝内经》的内容，还应博览庞大的“子学”书籍，诸子百家，尤其是医家类、道家类、术数类、天文算法类的书籍。汉以来的儒、释、道三家，治国、养心、修身的道理，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

    除此之外，还要修持“气功”、特异功能，气功、特异功能与中医理论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气”与“气化”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气功实践不仅是中医理论的重要源泉，而且是中医临床的基础与精华。《黄帝内经》把“养身”、“治神”、“守神”等气功内容放在了高明医生必备条件之首。昔日之中医大师如扁鹊、华佗、张仲景、陶弘景、葛洪、孙思邈、李时珍……都精通气功、修持内丹、炼制外丹，並通过气功、修炼内丹、服食外丹来激发、强化人体内在潜力，获得异乎常人的智能。以达到“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神通、漏尽通”的“六通境界”，以及“眼、耳、鼻、舌、身、意”六者即六根清静之潜能可以互相渗透乃至相互为用的“六根互用”和诊察“脏腑内景和经络隧道”的“内景返观”等等“练气化神，入神出化”的特异功能境界，因而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可如今的中医泰斗、大师、名医诸宿，鲜有娴于此道者，只能望尘莫及了！

    《黄帝内经》较为详细地用当时的所谓理论描述了人体的生命现象、经络脏腑的联系和功能，论述了所谓“阴阳失调、邪正斗争”的致病原因、临床证候表现以及一些简单的治疗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养生方面不乏哲理性的告诫，自成一体系。也正是如此，故其较之世界上其它古文明所产生的医学更具生命力。

    中医学虽然包涵着一个巨大的医学理论体系，它承认现象、重视现象，对现象的“观察”虽然比较仔细，但仅仅停留在“象”的表面，而不往“深”里去，它的“假说”则多是想当然和自以为是的所谓实践经验，它的“验证”则做得非常之粗陋和浅薄。它的整个体系不少方面还是建立在“类比推理”之上的，致病原因、病理机制、治疗方法与效果，都未能得到充分的科学验证。其整个理论体系是直观人体、人天关系以及理想联系所构筑而成，还包括有不少猜测、臆想的东西，甚至有的还与鬼神迷信混杂在一起。概念不明晰、理论不精确、名词术语多义性突出、内容交叉、分类模糊、层次界限不明了……。所以，它毕竟是当时的认知水平，运用的是所谓整体性、直观性的古代哲学思辨方法而缺少分析性、综合性和解剖性、还原性的科学实验方法，不能不带一定的朴素性和猜测性，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记载、归纳和总结。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显得有些粗浅、笼统和不清晰了。虽然也能“治好”一些疾病，但它毕竟不懂得人体结构、生理机能、代谢过程，更不能科学地、准确地解释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本质。

    总之，设想太过而求证不足，辨证太多而实证不够。更何况自古以来人们进行真理性判断的方法极其落后，实验科学和逻辑推理至今还不发达，“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甚少，全民族的科学素养远没达到自觉自醒的水平。

    毫无疑问，中医理论具有自然哲学的特征和性质，中医是华夏民族古老的一门自然哲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看过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所写的有关中医、气功、特异功能以及人体科学方面的文章，先生也认为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不过他所说的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曾说过：“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但是这部分‘自然哲学’却万万不能让它消亡，因为现在还没有代替它的科学理论，中医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1984年6月12日，他在给湖南医学院黄建平先生的复信中指出：“什么是自然哲学？什么是自然科学？我以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臆想的东西。那么，什么叫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学问是：一方面研究一种对象的学问，但一方面又和全部自然科学有机的结合成一个整体，如现代科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电子学、机械学、水力学、海洋学、气象学等等，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所以，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它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见黄建平：《祖国医学方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钱老在给山东中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祝世纳讲师的回信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医学是“前科学”，即待进入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是很多很多的，一切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即经过整理的材料，都属于这一大类。〔见：《钱学森同志谈中医学的科学水平及其发展》，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6年第十卷第一期〕

    但是，无论如何“经典”，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医学家等等古圣先贤们只是凭自己个人的感觉来感知这个世界，是用各自不同的形式来解释世界，用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来解释生命现象。这种个人的认识、实践与经验，由于时间、地点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并不能得出“灼见真知”。其对世界、对自然现象、生命现象等等往往可以提出好些不同的解释，而且看似都有道理，能够自园其说，甚至说得神乎其神。到底哪一种解释、哪一套体系是正确的呢？人们只能在各自的说法上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直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经过漫长地摸索，人们逐渐发明了“观察——假说——验证”的方法，以及后来成为现代科学发展依靠的两个基础，即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才解决了这些纷争。通过观察，提出假说，然后用科学实验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来验证假说。一旦实证方法确立起来，也符合了逻辑检验，假说就得到了科学验证，自然哲学就变成了大家所公认的自然科学。否则就得抛弃，或者重新再来。不断地探讨，不断地扬弃，不断地求索，不断地进取。

    既然自然哲学最终不能不为自然科学所淘汰和替代，那么，作为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中医学也必然同样会被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所取代，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中医理论是一门自然哲学，它包括了很多猜想的东西，不是科学，但它还不会很快就消亡，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尚未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人类的探索将永无止境，所以它还会伴随现代医学共存下去，只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不断地发展而逐渐式微，逐步边沿化，最终消亡。〔京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