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伟、孙果达

原载《党史纵横》2013年第8期

　　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发给中共中央的“密电”，目前所知道的有两份。第一份是西安事变次日发出的，迫使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商讨对策。第二份是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著述中发表的有关内容。

斯诺所说的斯大林“密电”

　　斯诺在其著述《红色中华散记》中，引用了他1937年11月2日在上海与宋庆龄的一次谈话后所记的日记，说宋庆龄告诉他：“毛泽东在接到莫斯科的释蒋命令时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连连顿足。他们一直在打算公审蒋，并组成一个西北抗日国防政府。”宋庆龄还说，斯大林这份电报的内容是：“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把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

　　斯诺接着还叙述了1938年2月5日他与一位当时“已升任省委负责人”的顾姓共产党员的谈话：“莫斯科的命令到达时，顾一直在上海。命令的措辞毫无商量余地（顾的说法），大致如此：‘立即释蒋，不然就断绝一切关系。’”

季米特洛夫16日来电的原因

　　斯大林1936年12月13日已经致电中共中央表明了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季米特洛夫又代表共产国际于16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重申苏联的政策。这种看似多余反常的举措其实有其合理的原因，因为中共中央已经明确拒绝了斯大林的指示。

　　14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其中说：“我们已电知上海、天津、西安，执行下列：（一）推动人民、团体向国民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人民坚持内战，并压迫其部下剿共，不准红军及全国军队抗日之罪状，拥护西安义举。（二）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这份电报的内容可以说与斯大林的指示针锋相对。

　　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林祖涵、徐特立、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叶剑英、任弼时、林彪、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等，又一次联合以个人名义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政府公开电，其中坚决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致电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请他们将这封电报转给共产国际书记处。

　　14、15日的电报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坚持自主选择，并没有受斯大林13日电报的影响，但党内领导层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难以达成统一意见而不得不以个人的名义做出重要决定，就是给国民政府的公开电竟然也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于是，不仅让莫斯科，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西安事变政策的自主态度，以及这种自主态度背后的巨大分歧。

　　由于中共中央14、15日有两份电报都是给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当然不得不立刻做出回答，这才有了季米特洛夫16日的电报，而且在电文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答复你们的来电，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这份电报原件的开头表明，季米特洛夫16日的电报并非像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后所有发给共产国际电报的统一回复，而是针对14、15两日，尤其是针对15日毛泽东等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公开电，目的显然是要纠正那份公开电中所提出的、与苏联政府的态度格格不入的相关政策。为此，季米特洛夫16日电报的最后一句特别强调：“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季米特洛夫显然急于了解中共中央在收到电报后的态度。

　　由于签署15日公开电的中共核心领导层只有毛泽东与周恩来，而周恩来16日正在肤施苦苦等候张学良的飞机以便早日赶到西安，张闻天与博古没有在公开电中署名，项英留在南方，王稼祥也已经赴西安治病，这使得当时身在保安的毛泽东根本无人可以商量，更不可能执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因此，当时的客观条件使得毛泽东不得不也无法做到季米特洛夫16日电报最后所强调的“请速确认”，更何况毛泽东也根本不愿“确认”。

毛泽东对斯大林第二份“密电”不屑一顾

　　中共中央这份公开电虽然是转给共产国际的，但显然是对斯大林13日电报的公开回答。电报到了共产国际手里，自然也就到了斯大林手里。由于局势危急时间紧迫，因此在季米特洛夫迅速做出回答的同时，斯大林也立刻给中共中央发出了电报，也就是斯诺所言的“密电”。当时斯大林完全明白，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决不会起任何作用，亲自出马已经成为唯一选择。斯大林认定毛泽东是在用帮会作风代替党的原则，更是拉拢军事领导人在用枪指挥党，因此使用了“土匪”、“断绝关系”、“公开批判”等多种粗暴字眼。很明显，由于在各自党内的地位不同，当时在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心目中，对党这个字眼含义的认识也就难以一致。特别是斯大林当时根本不了解毛泽东面临的艰难抉择：其他姑且不论，单就众多公开或隐蔽地在西安工作的共产党人，当然包括高级干部，别说毛泽东公开或暗中接受苏联的主张，即使对事变的支持开始稍显犹豫或软弱，他们在张学良、杨虎城势力范围内立刻就会身陷险境，毛泽东又怎能弃之不顾？至于对两党在西安事变中各自利益的诉求，则更是大同与大异并存。

　　斯大林“密电”从其性质看，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粗暴干涉和侮辱；从其内容看，是针对毛泽东所坚持的“除蒋”政策；从其逻辑看，是斯大林13日电报的升级与强化；从其时间看，是针对毛泽东等中共党和红军领导人15日以个人名义的公开电。因此，斯大林“密电”到达的日期是12月16日，也就是与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同一天。

　　但是，收到斯大林“密电”并受到人格侮辱的毛泽东虽然面临巨大的压力，却也激起了他更顽强的斗志，历史早已多次证明毛泽东决不是在压力面前低头退却改弦更张之人。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置斯大林13日的电报于不顾，已经摸了一把老虎屁股，岂会怕再次重复？正如前述斯诺所言：毛泽东根本不是惊慌失措，而是“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连连顿足”。至于行动上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对共产国际不屑一顾的轻蔑回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这份拖延了两天的电报表面上是给季米特洛夫的，实质上也是给斯大林的，因为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不存在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根本无需单独回电。毛泽东以18日的一电回复16日的两电，其隐藏的真实含意其实就是“拒绝接受”。

　　这份回电是在18日发出的，也就是毛泽东决定改变“除蒋”政策的第二天。必须指出的是，真正让毛泽东不得不在17日放弃“除蒋”政策的主要原因决不是16日来自苏联的两份电报，而是为了红军能够在西安事变的多方博弈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摘自夏继诚著《民国热点人物追踪》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1935年底，蒋介石单独召见陈立夫。

　　一见面，蒋介石十分客气：“立夫，叫你来是想让你去履行一项特殊使命。”

　　闻听，陈立夫登时起立。

　　蒋介石让陈立夫坐下后说：“你前些日子一直在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秘密会谈，对苏联的情况心中有数。上个月我接见鲍大使时你也在座。他建议最好由我国政府派遣一名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会谈。我想这有利于尽快缔结中苏秘密军事协定，也有利于尽快找到与中共接触的联系渠道。经反复考虑，我决定派你前往莫斯科，代表我国政府与斯大林当面谈判。”

　　沉吟一会，蒋介石又说：“不过，你此行必须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走漏风声，特别不能让日本人有所察觉。”

　　匆匆整理行装后，陈立夫带了中央组织部调查室总干事张冲，在中国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陪同下，悄悄从南京抵达上海。陈立夫化名李融清，乘上德国船朴茨丹号，秘密前往柏林拟再转莫斯科。

　　陈立夫静候蒋介石指令，好去莫斯科，他们在柏林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期间，日本人侦知到陈立夫的行踪，蒋介石怕得罪日本人，急电陈立夫取消计划迅速回国。

　　几个月以后，陈立夫收到了中共代表潘汉年的一封信，要求陈派人到香港见面。

　　原来，陈立夫临去柏林前和蒋介石商定，由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出面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接触。王明指示当时正在莫斯科的潘汉年，和邓文仪作了多次会面交谈。邓文仪及时报告到国民党最高层，陈立夫对此了然于胸。

　　但王明和邓文仪都感到中共中央在陕北，要真正解决问题，双方的谈判必须到国内来进行。于是潘汉年回到了香港，按照和邓文仪事先的约定，潘给陈立夫写了这封信。

　　除了邓文仪这条线外，陈立夫又指令其亲信曾养甫设法与中共接触。当时中共在国统区已全部转入地下，陈立夫、曾养甫煞费苦心也找不到共产党的负责人。最后又辗转通过几层关系，总算与中共北方局所属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接上了头。不久后周小舟秘密来到南京，与曾养甫进行了多次会谈。

　　曾养甫每次会谈后都向陈立夫详细汇报。陈又及时向蒋介石报告。周小舟回北平后，向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作了汇报。王世英又专程到山西前线，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毛、周对此很感兴趣，并以毛、朱（德）、周的名义给曾养甫写了信，信中重申了中共《八一宣言》的主张。

　　曾养甫接信后，立即呈报给陈立夫。

　　陈向蒋请示后，特地来到曾养甫家中，和另一个参与谈判的代表谌小岑一起商谈。

　　1936年5月中旬的一天，陈立夫口述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四条意见，作为对毛、朱、周来信的答复：

　　一、Ｋ方（国民党）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Ｃ方（共产党）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Ｃ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选择；

　　四、Ｃ方可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陈立夫还向中共方面发出邀请信，希望派高层次的代表到南京来谈判。

　　周恩来回信给曾养甫：“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

　　正当陈立夫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不断有所进展之时，他又收到了潘汉年的来信。于是，他立即派张冲前往香港与潘汉年秘密接头。

　　在张冲陪同下，潘汉年于1936年7月住进了南京扬子饭店。

　　其时国民党正在南京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要不要见潘，陈立夫召集智囊研究后又向蒋介石作了请示报告，最后确定不见。因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国，只能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而谈判的对手必须是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陈立夫要曾养甫和张冲将此意转告潘汉年，希望潘能到陕北一行，取得中共中央委任的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两党合作的条件后再来南京。

　　潘汉年辗转到了陕北，见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并列席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9月下旬，潘汉年随身携带《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致宋庆龄等人的信和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以中共中央最高谈判代表的身份，于10月中旬秘抵上海。路过南京时，潘汉年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和周恩来致二陈兄弟的信，面交张冲。

　　陈立夫先看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接着逐字逐句研读了周恩来给他本人和其兄陈果夫的信。

　　早在10年前，陈立夫在黄埔军校就认识了周恩来。所以周恩来的信一开头就说：“分手十年，国难日亟。”周恩来高度赞赏二陈主持打通两党联系之举：“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周恩来还恳切希望：“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

    看完了信，陈立夫对张冲说：“你要通过潘先生，务必请周恩来先生到广州或香港会谈。南京这个地方各国大使馆云集，不容易保密。”

　　10月中旬，陈立夫在南京秘密会见了潘汉年。

　　他紧紧握着潘汉年的手，说：“潘先生，我们神交已久了。我们到处抓你，可是你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我们那帮子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呀！”

　　潘汉年幽默地说：“我今天不是主动送上门来了吗？！”

　　陈立夫笑道：“此一时，彼一时也！那时抓到你，你是我们的阶下囚，今天，你是我们请来的贵客呀！”

　　寒暄后，陈立夫和潘汉年的谈话转入正题。

　　陈立夫说：“贵党中央的信我们均已过目。但我党中央尚未就此事开展讨论，因此我只能就个人的观点谈几点看法。”

　　蒋介石这时已顺利解决了两广事变，政敌陈济棠被迫远走国外，他感到可以腾出手来解决中共问题了。这种态度不能不影响到陈立夫。他对潘汉年说：“只要贵党能将军队交由中央统一指挥，放弃割据，其他一切问题均好商量。”

　　潘汉年不禁心头一愣，正色问道：“立夫先生，你这哪里是谈判两党合作呀，这不是要收编吗？你原先提出的四条谈判意见，还算不算数？”

　　陈立夫一时语塞：“这仅仅是我个人意见。”

　　潘汉年毫不客气：“既然如此，那就等贵党有了正式意见后再谈。”

　　20多天后，潘汉年应邀再次到达南京准备会见陈立夫。可前来迎接的张冲告诉潘：立夫先生等你不及，已乘飞机赶到上海去找你了。

　　潘汉年当即和张冲一起乘夜车赶回上海。第二天（11月10日），潘陈二人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了正式会谈。

　　陈立夫说：“我这次来，是受蒋先生之命，向贵党提出的两党合作条款作出正式答复：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什么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第三，贵方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导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贵党所提各点均好办。”接着笑问道：“这条件恐怕不好接受吧？”

　　潘汉年笑着回答：“这完全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苏联活动，曾养甫派人到苏区及与我会见，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是否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抑或受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欲与日方妥协？”

　　陈立夫见谈不下去了，机敏地转换了话题：“条件是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功。不过周恩来如能代表军事出来与蒋先生面谈，或者保留的军队从三千增至一万之数。无论如何，蒋先生中心旨意必须先解决军事。但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你可否打个电报，请恩来先生出来一次？”

　　潘汉年断然拒绝：“暂时停战问题如不能解决，我想他是不会出来的。”

　　第二次会谈也无果而终。

　　张冲将潘汉年送出沧州饭店时，喟然说：“立夫先生本人对蒋先生所提内容甚感失望，但他在这重大问题上只能听命于蒋，个人无能为力。不过他说将用尽一切力量，以促成此事。”

　　这时蒋介石已到洛阳指挥西北“剿共”作战。陈立夫匆匆赶到洛阳，向蒋报告与潘汉年会谈情况。蒋态度严厉，丝毫没有转圜余地。

　　9天后，陈立夫第三次与应约到南京的潘汉年见了面。陈立夫说：“蒋先生坚持原各点无让步可能。如军队问题不解决，停战问题也无从谈起。”

　　潘汉年一针见血：“国共的对立如不停止，蒋先生如坚持剿共甚至联日反苏，则日本势必大举进攻，蒋先生前途如何，舆情如何，全国人民对他称谓如何，不是我潘某杞人忧天，蒋先生恐不能不预为设想。”

　　晚上，张冲到宾馆看望潘汉年时再次强调说：“立夫先生本人实在是左右为难，他希望双方能继续努力，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

　　这一天是1936年11月19日。20多天后，西安事变发生，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作者：舒云，原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7期9月上

本文首次公开林彪专机坠毁的最新研究成果

感谢朝伦·达西达瓦教授和沈庆沂、孙一先老师

2007年，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朝伦·达西达瓦写了一本小册子《林彪元帅之死》，没有公开出版，仅印了三百册。我们通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有幸得到一本。读后虽然不像我们期待那样，却也读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九一三事件细节。

一、苏联人拿走了林彪飞机上的黑匣子

达西达瓦教授在书中披露：1971年9月13日凌晨1时53分至55分，蒙古边防总队第二边防哨兵乌森拜和通信中尉满德勒，发现一架大飞机自中国方向414号界标入侵，声音非常大，没有灯光，飞向苏赫巴托省那伦县。该县的贡嘎和达木丁苏伦，蒙赫汗县的帕格玛，以及乌勒巴音县的姜巴勒等四位公民发现了这架大飞机。2时，肯特省贝尔赫萤石矿警卫杜勒吉德玛、索苏尔、鲁布桑巴勒也发现了从东北向西南飞去的这架大飞机。不久听见巨响，看见火光。2时25分，在贝尔赫矿西南14.8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这架大飞机坠毁。

最早到坠机现场的是肯特省公安厅驻贝尔赫矿小组代表珠尔默德，到该矿出差的人民革命党监委工作人员林钦，矿党委主席敦德格，省委工作人员沙格达尔苏伦等人。

坠机现场燃起大火，面积有一平方公里。他们首先是把火扑灭，同时采取保护现场的措施，白布单盖着的九具尸体没有挪动。然后搜集没有烧毁的文件、物品，派人骑摩托车到省会报告。

蒙古肯特省公安厅厅长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在休养所休养，9月12日晚上他去参加舞会，2时多他听到飞机的声音，并不知道是什么飞机。9月13日一大早，县政府叫他快到省会去，中午省里派了一架双翼小飞机送他到现场。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在空中绕着坠机现场飞了两圈，用电话向公安部长德吉德少将汇报了看到的坠机现场情况。

不久，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登比列格、公安部长德吉德、情报局局长德钦将军，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坐伊尔-14飞机也来到现场视察。

9月14日零时，蒙古公安部部长德吉德接到中央电话，让去现场的人员立即返回乌兰巴托，向泽登巴尔为首的政治局汇报。可是温都尔汗机场没有夜航设备。正一筹莫展时，蒙古人民军空军司令朝克将军责成机场，准备一批小铁桶，隔一百米放一个，装上木块，浇上汽油，点上火，以此充当跑道灯。

9月14日这一天，朝克将军到坠机现场。一批苏联军事人员从俄罗斯赤塔州后贝加尔军区乘坐米格-8直升机也到了。朝克将军和苏联人在现场会晤。

云登副外长回忆，苏联大直升机9月15日上午拉走了一台发动机。

达西达瓦说，苏联人把坠毁飞机的黑匣子也取走了。黑匣子里有很多仪表，记录着工作情况和人员谈话，是比较可靠的工具。奥特根扎尔嘎勒中校认为不行，不能让他们拿走。但是朝克将军还是把黑匣子给了苏联人。苏联人拿走黑匣子之后，从来没有对蒙古讲过黑匣子里有什么内容，这给我们调查飞机坠毁原因带来了困难。

二、苏联人还拿走了“林彪手令”和航图

朝伦·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比较详细地列举了坠毁飞机的有关物品。他在担任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前，曾任蒙古国家档案馆馆长，他应该是看到坠毁的林彪飞机清单的。他说蒙古的调查人员在现场看到一些文件，如飞机低空高度仪的俄文说明书等有关材料。但他没有详细列举所有物品。

孙一先回忆：他在现场拣到一张英文注意事项，写明飞机型号Trident-IE(三叉戟IE)，据此他估计这是一架专机。再往前他看到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PIA（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缩写）。

沈庆沂发现一个红色塑料皮的小册子，64开。红塑料皮大部分烧焦，看不出书名，里面的文字只烧掉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结尾是“长时间热烈鼓掌”。看来是一个讲用报告，讲了空军的发展，其中一部分讲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国际水平，有型号和数据。孙一先把这几页拍了下来，心中奇怪为什么蒙方没有拿走？

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林立果把这个讲用报告放在上衣口袋里，里面夹着一张横写的“林彪手令”，林立果曾出示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和林办老秘书关光烈看过。看来蒙古或苏联人把讲用报告扔下，把里面的“林彪手令”拿走了。

沈庆沂看到，在两堆尸体中间，有一堆物品，明显是蒙古人搜集起来的，有两个飞行员图囊，一个烧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孙一先打开，里面只有几只黑铅笔和红篮铅笔。他问航图哪去了，蒙方陪同人员摇头。

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讲，机内发现一张标出航线的航图，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这张航图应该是有的，因为迫降在怀柔的直升机现场也发现同样的航图。

达西达瓦没有提到这张标有伊尔库茨克的航图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及讲用报告里的“林彪手令”。很可能这张航图同三叉戟主发动机、黑匣子一齐，被到坠机现场的苏联人拿走了。

图囊旁边是一堆手枪，大多完好，有几只枪的枪把烧焦，露出空子弹梭子。孙一先数了数，子弹43发，没有空弹壳。还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手枪六支，一支苏制AK型，五支写有“59SHI”。蒙方问“59SHI”是什么意思，孙一先回答，是手枪型号，1959年中国制造。

三、坠毁飞机有一块手表定格在2时27分

六支枪（作者注：蒙古和苏联的联合调查报告中说是八支枪），有的枪上了膛，有的保险关着。还有一支微型冲锋枪，两把匕首。

中国纸币65元，一张5元，六张10元。

李平出入证，3726部队营门出入证。

林立果证件，002003号。

一张合影照片。

其他物品：钢笔、铅笔、罐头、糖、梳子、餐具。

没有烧坏的一只白色女鞋。没有烧坏的一只灰白手提包，里面有一件绿色军上衣，还有三件旧蓝布裤、胶鞋、白背心、手帕等。

物品记录本，燃油记录本，手电，轮胎压力表，逆光镜等。

飞行员包一个。

3726部队第三中队邰起良的空勤工作记录。

布票，飞行员须知，飞行专业课本。

便携式录音机一台，三盘录音带，录有毛主席语录歌曲。

手表五块，一块上海牌，表针指在2时27分。还有一块黑盘表没停，17时30分（此表确定蒙古政府官员到达的时间），与乌兰巴托时间相符。

飞机交接记录本，新疆地区飞行图，泰山机场图，油本，低空技术说明书，使用细则，华东地图，飞行时刻表，译文四页，报务制度，航空简语。

在这些物品中，孙一先和沈庆沂见到了林立果出入证，没有贴照片，但写有林立果的名字，男，24岁，干部。沈庆沂让孙一先把这个出入证拍下来。还见到达西达瓦省略的一些物品：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用铅笔写一些零散的字，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红塑料皮空白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至于白色女鞋，达西达瓦说见到一只，而沈庆沂和孙一先则见到了两只，是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完好。鞋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在迫降前，机上所有人已经脱掉了鞋。也就是说，飞机坠毁时，鞋和人不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朝伦·达西达瓦披露了飞行登记本的内容。

从1970年12月5日至1971年9月12日，每月飞行6至50次，共飞270次，1971年9月，飞行80次。

1971年1月至9月12日，每月夜航2至18次，特别是9月2、6、7、8、9、10日夜航。

8月飞行50次，9月20次。

在新疆沿苏联边界12个城市飞过，从华中8个城市，加油17次，共加油63492升。

这些数据是真实的吗？

四、关于林彪专机的有关情况

林彪专机地面机械师沈宝发说，油本应该是本飞机的，加油63492升不多，三叉戟一次就可以加20吨左右的油。至于飞行登记本，是飞行员个人的，与飞机无关，因为机组成员是临时组合。达西达瓦公布的飞行记录是飞行员个人的飞行记录，不是256号三叉戟的飞行记录。

本来林彪专机是要用254号三叉戟的，这是巴基斯坦总统座机。但因为飞行时机头被小鸟撞过，有一个小坑，显然不适合再作为一号专机。于是决定改装256号三叉戟，用作林彪专机。

四架三叉戟已经在巴基斯坦飞过好几年，一些机件老化，必要的备件买不到，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四架三叉戟的飞行时间不一，原则上把四架三叉戟上最好的零件给256三叉戟换上。西郊机场修理厂和林彪专机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维修。除把普通客舱拆掉，隔出单间，设置卧室、办公室外，还按林彪怕风、怕光和喜欢绿颜色的习惯，精心布置机舱，整整改装了三个月。

直到1971年9月6日，林彪专机才最后改装完毕。

九一三事件后派到34师的总政工作组成员刘岩回忆：1971年8月潘景寅试飞，去过山海关，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1日，潘景寅再飞东北航线，经沈阳二台子机场，再到长春，接回在长春解放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有人看潘景寅情绪不好，询问他。潘景寅回答说飞机落地还是不理想。9月12日傍晚，林立果坐林彪专机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机场，9月13日凌晨林彪第一次坐三叉戟1E型，机毁人亡。

五、蒙古政府关于林彪专机的现场调查

蒙古政府调查人员从飞机坠落地点向南500米的地方看到第一具尸体。他们开始只拍照了八具尸体，没发现第九具（飞行员潘景寅），他爬远了，后来才发现。九具尸体散布面积为50米×20米，尸体之间相隔3米至15米。烧伤程度1至2度。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谈判的蒙方人员认为，中国这架256号飞机在蒙古坠毁，可能有特殊任务。中方对蒙方提出提供飞机乘客的名单的要求，没有给予正式答复，保持缄默。如果真是民航飞机，蒙方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政府要确定这架飞机坠毁原因和人员死亡原因，必须要有一个调查报告。

蒙古政府组成由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为首的政府委员会，成员以去过现场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主，应蒙方邀请前来的苏联有关部门高级专家协助该委员会调查。

1971年10月12日，在蒙古国防部、总参谋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中，苏军驻蒙古司令官克里夫达中将介绍了苏方对坠毁飞机调查的看法。克里夫达说：坠毁的中国飞机隶属驻扎在北京郊区的第34师，中方说该机民用。我们很容易证明，这架飞机属于军用，机上人员穿着军衣，这是否认不了的。还有所有人都带了手枪，还有自动枪、飞行地图、呼号，从这些来看，完全表明这架飞机是军用的。找到的枪大部分是有子弹的，有一支上了膛。是什么原因要子弹上膛？是用于野外降落，被俘时自己使用？除此没有别的目的。估计飞机的平均时速670公里，说迷航没根据，这架飞机装备现代化，不可能不知道飞到哪里。如果说迷航，飞机应该发出求救信号，但没有这样做。克里夫达强调雷达是看不见的，当地人看见这架飞机飞得非常低，声音很响。

克里夫达认为，至于燃料用尽完全是谎言。剩多少油？还能继续飞多长？通过仪表就能知道。从着火情况看，证明这架飞机有足够的燃料，迫降也不可能，看不出是迫降，不是迫降！要迫降，大飞机必须照亮降落地点。

蒙古专家认为，当时飞机翅膀灯没有打开，根本没有考虑照明，也没有放下起落架。按一般迫降应该是尾部先着地，但不是这样，飞机头部先着地。证据是所有仪表在着地一刹那都已经碎了，降落时发动机没有熄火。飞机落地后又第二次跳起来，再着地，飞机就解体燃烧了。不过发动机没有完全烧毁。

各种看法、猜测，确定坠机原因比较难。

克里夫达说：飞机弹起又第二次着地时，机上的人还活着。为什么？因为尸体主要是在机舱左边，说明有准备，企图通过舱门下飞机。如果蒙古人到现场早一些，也可能有轻伤员被活捉。

至于飞行目的，与会者更是种种猜测。他们认为，这架飞机像是为了发现雷达兵、侦察航线。至于是训练性质还是纯侦察，搞不清楚。有人认为这次飞行仅仅是侦察目的，因为发现飞机上有只有军用飞机才有的秘密航图。飞机里有九个人，还有个女的？这太让人惊讶了，必须再核查。

克里夫达说：飞机里的灭火器、氧气瓶，这类东西要好好调查一下。飞机里的物品不要还给中方，保存在这里。可以把飞机残骸、枪支等物品办一个小型展览会。现场还要再去一下，作进一步详尽调查。起重设备，人力运输器械，可从苏军驻蒙古的建筑部队得到帮助，我们也准备帮助。

苏联克格勃任命侦查员扎格沃茨丁将军和病理学家托米林组成鉴定小组，10月中旬来到蒙古温都尔汗坠机现场。

奥特根扎尔嘎勒回忆：苏联克格勃派来的人员住在乌兰巴托大天口（蒙古国宾馆）。这个小组到现场工作，是取得蒙古有关部门批准的。派给他们一排士兵，公安部司长姜仓巴拉桑上校，国家保安总局四处化学鉴定专家班兹拉格奇少校，陪他们一块去现场。为了这些工作组，在苏布拉嘎盆地，搭了五个蒙古包。苏联来的人员中，还有苏联国防部法医局局长，克格勃侦察局长，根据头骨恢复原貌专家。1994年4月17日《红星报》提到，1971年10月19日，鉴定小组在坠机现场打开坟墓，看到两具尸体镶着金牙，怀疑是林彪和叶群，取走了两人的头骨，带回莫斯科。11月中旬，扎、托两人又冒风雪赴蒙古，将林彪的无头的尸体再挖出来，查看肺部是否有结核病症。托米林用双筒显微镜找到右肺有钙化点。

六、林彪飞机由于飞行员犯了驾驶错误而坠毁

朝伦·达西达瓦说，蒙古政府委员会进行大量工作后，于11月20日写出《查明飞机坠毁原因的报告书》。其结论如下：有民航标记的256号飞机是军用飞机，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需要。多数座位被拆除，用于特种的军事需要。中国256号飞机由于飞行员犯下了飞机驾驶错误而坠毁，不是因为某种迫降原因而降落的。

奥特根扎尔嘎勒回忆：在坠机现场，我看见有些很好看的残留小地毯，餐具碎片，当地人作为纪念品拿走了。还有到当地旅游的人找金属碎片做刀子。当地人说尤其在90年代初蒙古搞出口废铁运动，飞机金属片完全没有了。有中国国旗和飞机标志的飞机尾部，曾存放在贝尔赫萤石矿的一个院子里，90年代初把它作为废铁出口到中国去了。还有一个发动机，“雄鹰”公司经理、历史学家思赫赛汗在乌兰巴托西南26公里处建立了成吉思汗庭院旅游点，用吊车、货车把林彪出逃时坠毁的飞机发动机残骸拉到旅游点的空地展览。

朝伦·达西达瓦简介：1949年1月28日生于乌兰巴托，1971年毕业于蒙古国立大学历史系，1984年获副博士(PH.D)，2002年获博士学位(SC.D)、教授。1971年至1986年在蒙古国历史研究所工作。1987年至1993年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工作。1993年至1996年任蒙古国家档案馆馆长。1998年至2003年任蒙古艺术学院教务处主任。现任蒙古国历史研究所所长。从事史学研究多年，出版8本历史专著，发表研究论文150多篇。其中《蒙古国红色史》被评为2004年蒙古国科学优秀作品。

沈庆沂，1937年生，上海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到温都尔汗坠机现场的四人之一。1959年赴蒙古学习、工作近27年，四进四出蒙古。

作者：孙果达

来源: 《北京日报》2013年7月11日

    此前对西安事变的研究都着重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似乎忽视了当时的张学良其实更有求于苏联的历史事实。这一忽视直接导致了研究中的某种错觉，即认为张学良在发动事变前与苏联毫无联系，但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张学良曾在莫斯科秘密设立代表处

    1936年6月底，中共中央派出专人陪同护送张学良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对此，有当年的“伯林同志”，即潘汉年给王明的密码信为证：“现在冯雪峰同志同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一起派李杜与张学良的代表取道法国去苏联，与他们一起去你们那里的还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共产党员。30日他们已动身(或将动身)绕过香港前去。”(“伯林同志的密码信”，1937年7月1日于香港，绝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在目前所能看到的绝大部分相关资料里，都提到了李杜、两个小孩与一个女共产党员，唯独缺少那个最重要的“张学良代表”。潘汉年的密信清楚显示，李杜的主要任务是送“代表”，其余人员是附带或是掩护而已。

    鲍格莫洛夫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大使，但潘汉年的密信表明其秘密身份是斯大林在华的全权代表，就像大革命时期的鲍罗廷。他亲自批准“张学良的代表”去苏联，当然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

    此后张学良与苏联的关系迅速发展。1936年7月底，张学良在南京会见了苏联大使馆武官雷平中将。8月，张学良又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会谈中提出了与苏联订立《中苏军事同盟》问题，张学良认为：“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最终难免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鲍格莫洛夫回答说：“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你的意见。”(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

    对于张学良与苏联迅速升温的秘密关系，国民政府也有所警惕。12月14日，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致电国民政府秘书长翁文灏：“张学良有代表驻莫斯科。”(鱼汲胜：“共产国际、苏联及各国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事记”，陕西省档案馆：《理论导刊》1986年11期)蒋廷黻回忆他对苏联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是这样说的：“我提醒他，张学良的确有位代表驻在莫斯科，我将名字告诉他。”(《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第二十九卷第五期，第96页)由于蒋廷黻撰写回忆录时张学良的这位代表还是台湾的显贵，因此蒋廷黻不便直接写出他的姓名。

张学良特殊的情报来源于驻莫斯科代表莫德惠

    仔细考察张学良庞杂的回忆，虽然提及了与西安事变相关的许多人和事，却始终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一个非常关键也非常神秘的人，那就是他极其秘密地派驻莫斯科的首席代表莫德惠。

    莫德惠是张学良的心腹，曾作为张学良的首席代表赴莫斯科谈判中东路事件。他作为张学良安置在莫斯科的关键联系人，究竟传递了多少重要情报，如今已经难见电报档案。当时苏联已经在莫斯科与乌鲁木齐、兰州之间建立了直通航线，兰州与西安的通道则由张学良的波音座机完成。因此，莫斯科与西安的距离虽然看似遥远，但对莫德惠来说毫无困难，目前有确凿证据表明莫德惠起码有两次从莫斯科回到西安。其中一次可见于蒋介石得到的密报之中。1936年9月18日，南京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致蒋介石密电，其中提到：“莫德惠十三日由俄抵西安，业与张学良会晤，任务不明。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此时的莫德惠显然是为了向张学良面陈苏联最新的联蒋政策。

    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与莫斯科其实还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斯诺说：“当时张学良在莫斯科派有自己的代表，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国籍妻子)的一位朋友，安娜说他想尽办法见到联共中央的人，好请他们在能够得到更可靠的消息之前，先别做出对张学良不利的决断。”(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张学良与苏联这种极为隐秘的关系，对研究西安事变，特别是研究张学良当时的行动极其重要，也是以往所有研究者都忽略的。

张学良在听取莫德惠汇报后实施了三项重大措施

    莫斯科代表处的设立使得当时西安与莫斯科之间有了频繁互动的热线通道，张学良既能直接向苏联表明态度，又能直接从苏联得到第一手情报，以保证自己的行动符合苏联的政策，完全得到苏联的支持。当时莫德惠究竟向张学良传递了什么重要信息，虽然也同样没有文字记载，但完全可以从张学良随后采取的三项重大措施中加以确认。

    一是迎接叶剑英。1936年9月下旬，就在张学良与莫德惠见面后不久，叶剑英应张学良之邀担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党代表。“张学良对于叶剑英的到来非常重视，事先对安全保卫工作做了周密的布置，让他住在自己的亲信、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对外化名‘杨先生’，要求孙铭九绝对保证‘杨先生’的安全，同时，安排好‘杨先生’的生活。”(《叶剑英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叶剑英的到来迅速加强了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关系，标志着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合作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是尽力援助红军。在《西安事变新探》中有一段描述非常典型：“当叶剑英告诉张学良红军目前‘经费困难已极’，冬衣解决更难，莫斯科虽可援助，但不能应急，因此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借款30万元时，张一口答应，但表示西安只能办到5万元，多不可能，其余25万可考虑到上海去办；棉衣可提供1万套，由西安送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而在军事部署和战役行动上，张学良更是积极配合，并出谋划策。凡有他能够办到的，他几乎无不尽力去做。”(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10月7日，叶剑英与潘汉年致电毛泽东：“棉衣一万套可由西安送兰州，要我方半路去取，不便送人。”(《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38页)11月5日，叶剑英从西安动身回保安，“随身带有张学良借给红军的十万块银元。”(《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44页)张学良的“无不尽力”标志着张学良对红军的援助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是全力“驻蒋”。10月29日，叶剑英与刘鼎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张学良劝蒋的结果，其中提到“有主驻蒋说”。(《西安事变新探》，第283页)有学者认为“驻蒋”是“捉蒋”的谐音。其实所谓“驻蒋”，就是驻留蒋介石军事进攻的步伐而已。当时国共双方的和谈已经很有成效，193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接到中共谈判代表张子华从西安发的电报，电报说，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周恩来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为了配合谈判进程，毛泽东迅速于10月15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表示“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页)但意想不到的是“从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甘肃、宁夏边境地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8页)20日，叶剑英急电毛泽东：“蒋介石令胡宗南急进”，“毅(张学良)之估计正(蒋介石)先打而后和，图得便宜而已。”(《叶剑英年谱》上册，第140页)因此，当时认为蒋介石只是“先打而后和”的张学良决不可能就此产生“捉蒋”的念头，而劝阻蒋介石进攻倒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驻蒋说”标志着张学良阻止蒋介石内战脚步的决心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莫德惠在关键时刻的回国，使得张学良起码发生了两大变化：联共、援共升级；反蒋变“驻蒋”。这就足以表明张学良在听取莫德惠的汇报后不仅完全确信联俄联共政策的正确，还完全确信蒋介石必然也会顺水推舟，迟早实施联俄联共的“后和”。当时的张学良显然已经把援助红军与尽快“驻蒋”作为自己帮助建立统一战线的两大任务。

张学良为何对苏联的抨击哑口无言

    尽管西安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张学良却匪夷所思地发动了使莫斯科暴跳如雷的西安事变。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时苏联认定张学良欺骗了莫斯科。《真理报》12月14日的社论说：“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所以理所当然地被中国人民斥之为叛徒……过去，在他统治满洲的时候，他几乎毫无抵抗地将中国东北最富饶的几个省份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今，他又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马宝华、乌传衮：“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阴谋”、“叛徒”等字眼表明莫斯科似乎受了张学良的蒙骗，但自相矛盾的是苏联同时又坚决否认与张学良有任何关系。苏联驻国民政府外交代办斯皮尔瓦涅克奉命发表声明说：“自‘满洲’事变以来，苏联政府无论直接或间接，皆未与张学良发生任何关系。”(《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对苏联政府的自我标榜，国民政府作了含蓄的反击。12月19日，斯皮尔瓦涅克向苏外交人民委员部报告：“当日晨张群接见了。在听取苏政府抗议后，张群作了如下答复：(1)还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就曾散布消息，说他与苏联有联系，与中国红军建立了联盟关系，他在莫斯科派有代表，中共则在西安派有代表；(2)张群本人以及其他政府成员和首脑十分清楚，这类传说纯系谣言和捏造。”(马宝华、乌传衮：“苏联及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应”，《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苏联极力撇清与张学良的关系，虽然与事实相去甚远，却也完全可以理解。但令人奇怪的是，张学良不仅在当时忍气吞声强咽苦果，甚至终其百年之身也依然三缄其口。这种完全不符合张学良个性的反常现象正好表明，张学良确实有难言之隐。

    当时苏联其实用了只有张学良才心知肚明的隐晦语言，有针对性地谴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破坏统一战线，是对苏联的阳奉阴违与背信弃义。张学良日后英雄气短的表现更是有了合乎逻辑的解释：无论作为东北军的领袖、国民政府的重臣还是力图重返家园的爱国者，投鼠忌器的张学良都无法为自己与苏联的秘密关系做任何辩护，沉默、回避与掩饰就是唯一的选择。

    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尽管如张群所言，其实对张学良与莫斯科的秘密关系早有所掌握，却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也同样只字不提。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与苏联政府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作为有求于苏联的弱势一方，尤其是希望早日促成统一战线的张学良自然不敢，也不必欺骗莫斯科。至于张学良为何突然发动使得苏联勃然大怒的西安事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与求证。

作者：孙思源

原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 

    1908年12月24日（光绪34年12月初二），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在其父摄政王载沣的摄护下哭哭闹闹登基，刚满3岁便做了清皇朝入关后第十位皇帝，改元宣统。宣统年号的意思是要宣扬光大列祖列宗的文治武功，使清王朝得以万世一系，长治久安。但这只是梦想了。进入20世纪，要求改革和鼓吹革命的声音已经不可遏止，腐朽的清王朝再也不能维持。1912年2月12日（宣统3年12月25日），才6岁的溥仪在隆裕太后的监护下，举行最后一次朝仪，正式宣告退位，演出了清王朝的落幕，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冯派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带领20人的手枪队进宫，限溥仪在3小时内全部搬出紫禁城。溥仪一行丧魂落魄地被国民军赶出宫后，暂住后海载沣醇王府。12月10日，溥仪逃入日本使馆。1925年2月23日，由日本使馆策划和护送，秘密转移天津张园。

    1931年，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至东北。1932年2月末，在日本关东军的一手导演下，在沈阳（当时称为奉天）举行的所谓“全满洲会议”上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3月8日沐猴而冠，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礼，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1日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退位，16日被苏军俘获，送往苏联。先后被囚苏联赤塔、伯力监狱。1950年8月1日，苏联政府把以溥仪为首的58名伪满俘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本文拟依据若干当事人撰写的文章所提供的材料和主要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有关资料，对溥仪被苏军俘虏经过及中苏两国政府交接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战俘始末，向读者作出介绍。

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10日，最末一任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参谋长秦彦三郎向溥仪宣布日军要退守南满，伪满的“国都”要迁往通化，必须当天动身。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危言胁从：“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苏军的杀害！”经溥仪再三要求，总算给了三天宽限。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为了躲避空袭，绕道吉林至梅河口线路，走了两天两夜，于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凄凄惶惶投宿在栗子沟煤矿原日本矿长的住宅。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溥仪在伪满大臣、参议面前宣读了“退位诏书”，历时十三年零五个月的伪满洲国结束了它的生命。据溥仪之弟溥杰回忆：从新京捧来的清皇朝历代祖先的牌位，也在这里烧毁，随着烟消灰尽，说明清皇朝确实灭亡了。

    1945年8月16日，吉冈安直通知溥仪即刻动身去沈阳，再从沈阳转机飞赴日本，只允带几名随行人员。溥仪惧怕日本人会杀他灭口，装出高兴样子，挑选了弟弟溥杰，两个妹夫润麒、万嘉熙，三个侄子毓嶦、毓嵒、毓嵣，医生王子正和随侍李国雄。临行时溥仪对哭哭啼啼的皇后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安抚说，我等着你们到日本来。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前途和命运将是怎样的呢。慌乱中溥仪一行随即乘火车到通化县转乘飞机去沈阳。16日上午11时，溥仪、溥杰和吉冈等所坐的飞机先抵沈阳机场。就在他们在机场休息室等候毓赡等人所坐的另一架飞机到来的时候，传来一阵震耳飞机声，但是着陆的却是苏联飞机。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立即将机场上的日军缴了械。正等待换乘大飞机逃往日本的溥仪，被苏军不期而俘。

    过去的许多文章书著对溥仪的被俘大多语焉不详，没有深涉。这事甚至连身临其境的溥仪的随侍李国雄也都颇存猜疑，在他口述的《伴驾生涯》一书中称溥仪被俘是个谜，怀疑这是日苏之间的秘密交易：“溥仪在沈阳机场被俘，难道是偶然间遭遇了苏联伞兵吗？我亲身经历了这次被俘过程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溥仪是作为日本献给苏联的投降礼物而去沈阳的，不过这是上层之间的事，吉冈和桥本当了陪送品而不自知。”

    1945—1946年出任沈阳卫戍司令的苏联少将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在他所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详细描绘了鲜为人知的关于俘虏溥仪的经过。1945年8月20日他到沈阳，时任远东方面军司令的普里图拉将军十分高兴地对他说：

    “我把皇帝从日本人鼻子底下运到了赤塔。”“我们飞机在机场降落时，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在这里，在沈阳竟有个溥仪。种种迹象表明，他准备飞往日本。不管怎样，我们在机场上见到了准备起飞的飞机，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此时，一位身材端庄，还十分年轻，身穿军服的人向该机走去，我们拦住了他。经过详细追问才搞清，这正是皇上，我决定捉住他，刚好我们的飞机正在起动。通过翻译，我开始与溥仪谈话，不露声色地将他挤向我们的飞机。当他走向我们的‘利—2’号飞机时，我们有礼貌地缴了他的枪，让他坐上飞机，把他护送往赤塔。一切做得如此神速，以至于溥仪的警卫和机场工作人员在我们飞机升空后，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傀儡的活动就此结束了。”

    以上陈述，表明溥仪一行是准备逃往日本，在沈阳机场转机时被刚降落的苏军恰巧碰上而被俘虏的，并不是像有些文章称溥仪被俘是个谜，怀疑这是日苏之间的秘密交易。要是依有预谋的说法，苏军则会严密监控机场，而决不会出现溥仪已在机场候机，苏军飞机才降落，经详细询问才知道谁是溥仪这等事的。

    《溥杰自传》里对被俘经过也有所记载：“吉冈在沈阳机场曾请求苏军网开一面，允许溥仪赴日逃命。”并曾说到飞机到达通辽机场后，在溥仪的要求下，苏军把死缠溥仪11年之久的吉冈安直同溥仪一行分开了。

    在通辽机场，一群苏联士兵听说俘虏了“中国皇帝”，围拢过来看，还有好奇者要求和溥仪握手。一个军官模样的打趣说：“红军士兵和皇帝握手，这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说罢哈哈大笑不止。溥仪一行在通辽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下午被押上大型军用飞机送往苏联赤塔。

    溥仪的偶然被苏军俘虏，对苏联来说是它对日宣战，进入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粉碎伪满洲国的一个最大、最象征性的战利品。他们有了这个日本扶植的傀儡、身份特殊的知情人，无疑是可以在尔后的对日交涉中以至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谈判中起其所希冀的重要作用。

    对溥仪来说，被苏军俘虏是他意外的生路。如果逃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下的日本将会把他立即引渡回中国，落入国民政府手中。溥仪很可能遭到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

二

    1945年8月17日晚9时许，押送溥仪一行的飞机到达赤塔机场，随即被苏军送赴拘留地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溥仪等人刚感到已获生路，很意外的是听到车外传来一声中国话：“要解手的，可以下车！”不觉一惊，以为最坏的情况出现，要在这里把他们移交给中国政府了。下车一看，原来讲中国话的是一个苏联少尉，虚惊了。在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卫戍司令向他们宣布了“从现在起将你们拘留”的命令。溥仪听了虽觉刺耳，但仍为能留在苏联幸免一死而感到高兴。经过初审交待问题，一个月后被迁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第45收容所。

    溥仪在苏联拘留期间，一直享受优待，一日三餐丰盛俄餐，还供应有面包、果品、奶油之类的午茶。配有医生、护士为他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他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起居一应都由三个侄儿和原随侍侍候。溥仪也从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他虔诚诵佛念经，每天跪床修行功课，还让随侍和侄辈放哨，好让他摆弄诸葛神课、金钱卦等玩意儿，占卜自己的不测命运。这些做法，从未受到苏军干预。又看到让他揭发日本帝国的罪行，于是他认为苏联主要是要严惩日本战犯，不会对他怎么样，便生出一个想在苏联偷生、逃避祖国人民惩罚的幻想：苏联和英美是盟邦，先设法在苏联留下来，再伺机从苏联迁往英美去做寓公。他带着的大批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也足够他后半生花销的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溥仪在苏联的五年间，除了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以外，还三次上书苏联当局，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

    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伯力监狱写了一封给“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请愿书”，其中写道：

    “余兹再三以最大诚意与热烈之希望，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余惟一之夙愿，故不顾繁渎。更申言之……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邦之仗意（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出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苏联邦当局允许余赴东京而为对裁判日本战争犯罪人法庭之证人，因得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可耻。此更余所引为意外之欢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苏联邦之所赐也。”“故余对于既拯救余之生命并允许余为精神上之刷洗两事，实为余极端感激而不能忘者。是以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尽余全心全力，而努力前进。”“以上乃余之至诚决意，是以再三申请，敬候核夺焉。”

    等了许久，未获回音。1949年7月29日，正是中国人民革命以巨大的节节胜利告示世界的时候，怀着更加急不可耐心态的溥仪便直接向斯大林大写出“申请书”，其中说：“我衷心对您素日的爱慕和我至深感谢之意并且我最希望居住苏联邦，所以我再三向您表示我的心怀。”“我在满州名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俘虏。当我回忆到一九四五年苏联邦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举的第一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往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的心中想虽然是所谓的‘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因为谁能驱逐了日本的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军阀更强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为苏军所解救。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年第一次读您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中国人民依共产主义方得到今日之民族解放自由极（及）独立。即以满洲人民和我个人而论，如不蒙您的援救，早为日本军阀所覆吞。又蒙苏联政府允许我赴日本在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言人，说明满洲人民十三年中所受之种种痛苦和耻辱。所以我对于政府和您的衷心感谢和钦佩那是极当然的，真是说不尽的。在前曾提出请求愿留居苏联邦，虽尚未蒙答复，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

    溥仪的这两份亲笔上书，可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查到，其急迫的心情跃然纸上。

    为了达到留在苏联的目的，能为他向上说好话，溥仪还不惜讨好苏联的官员和看守所人员。对他们的一言一语都恭敬从命，对他们的一再索取都是有求必应。在恐吓和敲榨面前，溥仪更是战战兢兢地把携带身边的贵重物品大把撒出去。伯力第45收容所的一位苏联翻译抓住了溥仪的心态，屡屡得手。有次故意对他说，第一批送回中国的人已全部被判了刑，有的判了死刑，如何如何等。吓得溥仪一下送了他好多东西，以求他帮忙不被送回国去。

    其实苏联政府对溥仪的申请还是非常重视的，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在先后收到申请书后，分别于1947年12月和1949年9月9日、9月20日三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作书面报告。他在1947年12月的报告中称：

    “被拘留的前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关押在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内务部第45号特别看守所内，现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他在苏联生活。”“连同溥仪向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信，还送来了溥仪的侄儿的请求信，要求留在苏联，”“以求有可能研究最新科学成就和溥仪一道工作。”

    在1949年9月9日送呈溥仪1949年7月29日请求信译文的报告中又称：

    “溥仪请求允许他在苏联永久居住，他希望在这里‘像苏联人一样，为苏联的发展和繁荣而工作。’现向您报告请定夺。”

    1949年9月20日的报告中再次称：

    “溥仪在他的请求信中感谢苏联政府对他很好和将中国人民从日本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时请求允许他永久居留苏联，他解释他的动机是渴望为苏联以后的发展而工作、劳动。”

    1946年国内报刊上关于中国政府要求引渡溥仪的说法，发过消息。3月28日《中央日报》曾以“傀儡溥仪将交我国”为题，报道说：“宣传部长吴国桢今日声称，伪满傀儡溥仪，已被苏联当局拘捕，即将移交中国方面。或问华方拟如何处置溥仪，吴部长笑称：‘我人自有计划’。一般人士均认溥仪将以战犯资格受审问。中苏双方经长久谈判后，始商妥引渡溥仪。”尔后还曾有一条短讯报道说：“中国希望引渡溥仪，苏方并已一度允诺。然目前复予保留，这显然是作为讨价还价的依据。”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也记载了1946年3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来访，询问国民政府对溥仪之命运是否注意。以试探国民政府对溥仪的态度，想以溥仪作为当时苏联撤兵东北和中苏经济合作会谈中的一个筹码。

    1946年8月，苏联当局让溥仪到东京“远东军事法庭”作证。“皇帝”出庭，这一空前之举，引起世界各国瞩目，一度成为世界上一些报纸的头条消息。溥仪先后八次出庭，他以亲身经历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傀儡政权，侵略、统治中国东北的罪行，“日本一方面施行武力侵略，一方面施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试验场。”溥仪还揭发了日本关东军在东满和北满的边境上新筑了许多铁路，用以准备对苏的军事行动，目的是要把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反苏的前沿阵地。溥仪的出庭作证，为苏联战胜国的地位和权利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同时溥仪因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为了掩饰自愿充当傀儡的罪行，也在法庭上对一些情节故意闪烁其词。他回避“九一八”事变前就和日本人秘密勾结、相互利用的事实。他拒不承认自己写给日本当局作死心塌地投靠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什么“今看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希望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他延续清王朝统治。无疑，溥仪在为自己刻意开脱的时候，也就没有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1946年8月29日，溥仪还未离开东京，国民政府再次向苏方交涉引渡溥仪。对于这个为全世界所关注的问题，国民党《中央日报》发了一篇题为《我交涉引渡溥仪》的报道：（本报南京27日急电）伪满洲皇帝于东京作证后是否解归我国，抑仍由苏押回？司法行政部谢部长今告本报记者，已令派驻东京国际法庭检察官向哲浚，就近交涉引渡。

    苏联考虑自身利益，未作可否。当时有位西方远东问题专题学者就此撰述专论，猜测苏联拒绝将溥仪引渡给中国政府，是准备将来把溥仪送回东北，利用他成立倾向于苏联的“缓冲国”，就像日本利用溥仪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再拘留溥仪不仅已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还成为一个包袱，所以从1950年3月起，苏联内务部多次书面请示苏联最高当局拟将溥仪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0年3月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又书面报告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对于被关押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官员、将军以及溥仪的亲信、亲戚共58人及保存在苏联内务部的溥仪1946年5月10日向苏联政府提出请示收下属于他本人的贵重物品（价值47.3万卢布），伪满洲国官员的贵重物品（价值47.6万卢布），如何处理的问题提出内务部的具体意见：

    （1）责成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有关上述在押中国人的情况，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将这些人引渡给中国当局是否感兴趣；

    （2）在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之后，按所附名单将58名在押中国人连同属于他们的财宝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

    1950年3月9日，苏联外交部部长Ａ·维辛斯基、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联名给斯大林书面报告，对于内务部3月3日书面报告内容，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恰当的作法应是，将上述在押人员及其贵重物品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理。并在尔后的部长会议决议中提出，责成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责成内务部进行具体移交工作。

    1950年7月6日，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外交部部长Ａ·葛罗米柯在联名向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提到：今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与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同志会谈时声明，如果苏联政府认为移交溥仪是适时的，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对此，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应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说明苏联政府准备将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移交中国，并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告知，它对向中国当局移交这些人的地点和时间有何考虑。

    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交接地点在中国境内的黑龙江省绥芬河车站，时间为8月1日。苏方移交工作由苏联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斯负责交接，中方确定由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陆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全权代表负责接收。

三

    对于苏联把伪满战犯引渡回中国这一决定，在伪满战俘中引起很大震动。大多数伪满战俘感到高兴，这是他们所企盼的，他们希望早点结束异国他乡的囚徒生活。以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为首的36名大臣和将军，曾于1949年5月4日联名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表达了要求回国的迫切愿望。他们在函中写道：“我们读到了您于4月1日给傅作义将军的回电，电报中您划清了有罪和无罪的界线，指出了应走的道路，给予我们彻底自新的机会。”“我张景惠和其他人，虽然置身祖国疆土之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光明未来而兴高采烈。如果容许我们回到祖国并保留我们的性命，我们发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方面，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所以他们为能引渡回国而高兴不已。

    但是，引渡回国这一消息对溥仪来说如上刑场。他惶恐不安，求助于占卜算卦问吉凶。1959年10月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认罪会上的发言中也详述过以往的这一心态：“1950年苏联方面送我回祖国时，便认为这是把我送上了死路。因为一想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是怎样对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精神就紧张；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前一代的高官显宦，尚不能幸免，何况曾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我呢？想到被推下皇帝的宝座后，张勋复辟被利用过，日寇统治东北14年中，又当上了伪执政和伪皇帝，共产党还能不严厉处置我？在报纸上，看到土改运动中，人民是怎样对待地主、恶霸的，尤其听到第一批从苏联被送回国的汉奸中，有几名伪省长级的人，被处死刑的风传，我就信以为真，更难入眠了。就这样，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中，离开了苏联，被送回祖国。”

    1950年7月30日溥仪一行从伯力登上归国之程。苏方把溥仪安置在条件较好的苏联军官们的车厢里，还为他准备了啤酒、糖果等。一位大尉还好心开导他说：“回祖国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你放心，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国的党和人民气量是最大的。”可是溥仪总觉得这些话是诓他的。溥仪一直不吃不喝，坐卧不安。在一天一夜的旅途中，他难以抹去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那一幕，一个美国律师对着他大声呼喝：“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到中国政府的裁判的！”

    溥杰也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引渡回国的列车的。他在《溥杰自传》中记载了当时心情：“此去也许命赴黄泉。溥仪是伪皇帝，头号战犯，十足的汉奸，他是要枪毙的。我是溥仪的弟弟，虽然官职不高，但地位特殊，共产党会把我们看作旧王朝的残渣余孽，枪毙示众。”

    中方对这次接收工作作了充分的准备，由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一处执行科田羽，率石平、李季和杨永祝等人配合接收，并负责解送战犯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另外中国医大附属医院选派医生、护士各一名及公安部队抽调若干看押武装人员随行。

    8月1日晨，载着伪满战俘的专列到达绥芬河市对面的伏罗希洛夫城。中方代表陆曦与苏方代表苏联俘虏拘留管理总局科富托夫中校会晤商议交接办法。为保证交接工作的顺利进行，决定由双方各出数名武装战士，在中苏双方专列之间，间隔一定距离，对面列队，中间形成通道。由中苏双方工作人员按名单依次点名呼唤，战犯听到叫名，从苏方车上下来，复诵自己姓名后，经通道走过，登上中方车厢。

    这次接收的伪满战俘有溥仪及其亲属8名，前伪大臣13名，伪将官23名，伪校官1名，伪外交部职员13名。此外，还有属于他们的贵重物品，当即在双方代表监视下，由苏方保管该财物的两名军官移交，中方由田羽、石平接收。按清单点交完毕，编成号码，用火漆加封，送交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保管。

    交接完毕，中苏双方签署了移交书。移交书着重指出：苏方由苏联俘虏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上尉阿斯尼斯交出58名伪满战俘及其属于他们的贵重物品；中方由中国政府外交部全权代表陆曦负责全部接收。

    中苏双方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交接工作。

    1950年8月2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书面报告了移交情况：

    “今年8月3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这位代表移交了前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随员和前伪满洲国政府的部长、将军和官员共计58人以及属于他们的贵重财物。”“到达绥芬河车站后溥仪写下了如下内容的感谢信：‘在苏联居住期间，我受到苏联以及斯大林大元帅的关怀。现在当我离开苏联领土时，我衷心为给予我的好心对待表示我最大的敬意和感激。我祝愿苏联人民世代繁荣，祝愿斯大林健康长寿。’”

    溥仪等人得以引渡回国，是真正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是他们最大的幸运。无论引渡回国的伪满战犯怀着哪种心态，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思想逐步转变，通过劳动、学习，接受改造和思想教育，认清自己的罪恶，获得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溥仪也于1959年12月4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赦通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皇帝”、罪犯到公民的巨大人生转变，溥仪曾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人’，这是我在开蒙课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这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

 碧潭飘雪茶得名:书画名家黄纯尧教授饮此茶即赋诗：“天生丽质明前芽，清香入骨窨制花，叶形汤色皆佳品，异军突起徐公茶。” 此茶叫何名,青年画家邓岱昆藏头诗即是：“碧岭拾毛尖，潭底汲清泉，飘飘何所似，雪梅散人间。” 

 碧－－茶的色；潭－－茶碗；飘－－花瓣浮飘水面，香味四溢；雪－－洁白茉莉。 颜色是清新透亮的绿，上面飘浮着白色的花瓣，茶香花香淡淡的，却经久停留在唇齿之间。 

 碧潭飘雪外形紧细挺秀，白毫显露，香气持久，回味甘醇。采用早春嫩芽为茶坯，与含苞未放的茉莉鲜花混合窨制而成，花香、茶香交融，并保留干花瓣在茶中。冲泡后茶汤黄亮清澈，朵朵白花漂浮其上如同天降瑞雪，颇具观赏性和美感，香气清悠品味高雅,有浓郁的茉莉花香气，泡饮时应选用盖碗泡饮，可看到就像碧潭上飘了一层雪。品此茶令人赏心悦目. 

 关于碧潭飘雪的饮法

 1993年8月28日四川省茶叶学会简讯（第三期）载：1993年8月17日四川省茶叶学会常务理事会在新津召开，会议期间，徐金华同志安排了小型茶文化交流，代表们品尝了由徐本人的高山云雾细嫩茶芽与优质茉莉鲜花，采用传统工艺精心窨制的高级茉莉花茶，以其品质特点命名为“碧潭飘雪”，茶味清香浓郁。 

 1993年10月19日，四川省茶叶进出口公司花茶评比评审评委，高级工程师裘览耕、刘以煌汇集同行专家对其碧潭飘雪徐公茶鉴评：外形，条索细紧，显毫匀齐，芽毫显露。内质，香气，鲜香纯正；汤色，黄绿清澈；滋味，醇爽回甘；叶底，黄绿明亮。内质各项因子均具有特种花茶品质特色。 

 1995年3月16日四川省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四川省茶叶学会对其茶感官审评。外形，紧细匀整；有锋苗，花干洁白；细嫩有毫，色泽、绿黄润。骨质为，香气鲜灵持久；汤色绿黄明亮；滋味鲜醇爽；叶底绿黄匀亮，细嫩多芽。综合评语：符合高级特种花茶品质。同年10月四川省茶叶学会对“碧潭飘雪”（徐公茶）花茶，鉴定品质达到高级特种花茶要求，评为四川花茶佳茗。 
 原四川省茶叶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省茶叶学会理事长张锦祥先生96年6月1日在汉城品饮碧潭飘雪徐公茶后深有感概地说：徐先生给我品饮的是极品徐公茶，其干茶外形，茶芽显露，紧直匀整，绿而带黄、布满银毫，一瓣瓣雪白干燥的茉莉花瓣散在其间，尤如碧潭飘雪。内行人一看，这是一种品质极高的花茶。汉城没有盖碗茶具，用玻璃杯冲泡的碧潭飘雪徐公茶，橙黄（黄中带绿）的汤色，飘浮着雪白的茉莉花瓣，黄绿明亮的茶芽，布满着茶杯的下半部分。品饮茶汤，鲜爽回甘，夹着茉莉的花香。二泡以后，这种茶味花香更加明显。三泡、四泡、茶味仍在。 


 2000年10月9日四川省茶叶学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刘经煌老师来电话告诉我，8日——9日这两天她都在品我8月份送给她的徐公碧潭飘雪茉莉花茶。她说这样的择花茶有三个品类，今天又再次品了我送的茶、鉴评如下：一选料好，明显的感觉出是明前茶胚，开汤后反复观看叶底为一芽一叶；二、鲜灵；三、纯真。有的为了纯厚，其实太厚了就为一般茉莉花茶，你的是纯爽、味很淡，清香。 

 述评之一，“雅”。著名诗人孙静轩先生在谈及“茶文化是雅文化”的讲话中，他说，我敬佩徐金华的人品，文品和事业心，采茶、制茶、品茶都含有文化，他窨制的碧潭飘雪茉莉花茶，研究茶文化，属高明雅之品。因为它雅又含文化，所以文人雅士纷纷前往求之，讨之，乞之，此茶雅俗共赏，属文化产品。我注重是社会效益，更重要的是扩大社会层面影响，使喜欢前来品茶、乞茶的雅士茶友能从中感受到中华茶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 

 述评之二，“谜”，碧潭飘雪茉莉花为什么能在茶汤面上飘起雪白鲜活的茉莉花瓣，现在是揭开这个“谜”的时候了。自窨碧潭飘雪茶以来，我们很讲究择花艺术，长期和我省山区县级一所职业高级中学合作，利用学生暑假期间，从二、三年级学生中挑选十六、十七岁少女、十多人前来我茶文化研究所进行茶文化社会实践，对她们进行择花培训，教给她们择花技术。一到傍晚，少女们围绕坐在一起，边择花边交谈，高兴时还唱唱歌。“好一朵茉莉花，河白无暇……”她们说，择茉莉花简直是一种享受。明代王象所著《群芳谱》中，有一首咏茉莉花的诗：“虽无艳态惊群目，幸有清香压九秋。应是仙娥飞归去，醉来掉下玉搔头。”诗点出茉莉花型虽不艳美，但清香冠压群芳，具有纯情少女的风韵。碧潭飘雪茉莉花由这群天真无霞，美丽动人的学生少女来择花，可以想象碧潭飘雪有着多么神秘。请猜一猜这一条谜：“深池凝翠绿，横山沐雨飞。” 

 述评之三，“绝”，为什么说是绝呢？专家们说，碧潭飘雪一出现，就以香味、品味、价味，列於所有花茶之上，可以称得上绝品。有文载，绝品大多出自于手工。碧潭飘雪所选茶胚是明前手工制作的名茶绿茶；茉莉花是进伏晴天采摘的鲜茉莉花，经少女手工精心择花；窨花烘制全是手工操作，而且产量极少，多就不能为其精，徐公是量少保真，真为珍品。宋·梅尧臣：“绝品不可议，甘香焉等差。”绝品是最好的等级，这里指第一品茶。茶友们说，碧潭飘雪茶极其甘香、纯爽，无从评定期等级。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2013-10-07 21:10:04

  　在国际交往中，互赠礼品的环节必不可少，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互赠礼物更是经过了周密思考。互赠礼物不仅是外交礼仪的一部分，也折射出种种寓意、人情，耐人寻味。

1972年，尼克松送毛泽东瓷塑天鹅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赠送中国象征和平的瓷塑天鹅，并送给毛泽东一盆珊瑚盆景，送给周恩来一座透明的水晶塔。

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国政府，赠送尼克松和美国政府：白玉提毛扇梁油瓶、双面苏州刺绣大屏风、玻璃纱手绣台布。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挥毫泼墨，送给尼克松三副条幅，字面分别是“老头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

周恩来送尼克松大熊猫

    “动物外交”中最著名的事件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将大熊猫“玲玲”和“兴兴”作为友谊大使赠送给美国。“玲玲”和“兴兴”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时，8000名美国观众冒雨迎接。仅开馆第一个月，参观者就多达100余万。

1975年福特送邓小平银币

    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抵达北京访问。福特当时送给邓小平的礼物是一套刻有历任美国总统头像的银币“全家福”，他在为期5天的行程中参观了长城、颐和园和天坛等风景名胜。

1989年李鹏送给老布什飞鸽自行车

    老布什是有史以来“访华最快的美国总统”，就任才刚满月即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

     1989年2月，他在钓鱼台见到了老朋友邓小平和时任中国总理李鹏，李鹏送给老布什夫妇两辆“飞鸽牌”自行车，这位当年喜欢和夫人芭芭拉在北京街头骑车的美国总统直接就跨了上去。

1993年江泽民送克林顿萨克斯管

    1993年11月19日下午，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西雅图举行会晤，江泽民把一支中国造的萨克斯管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克林顿很喜欢，微笑着说：“将来有机会，我吹给你听。”江泽民回应：“我可以拉二胡和你一起演奏。”

2009年胡锦涛赠奥巴马“全家福”

    2009年 11月16日晚，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钓鱼台国宾馆招待首次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晚宴上，向奥巴马赠送了一幅精美的中国沈绣《奥巴马总统合家欢》。这份出自南通沈寿艺术馆刺绣艺术大师之手的特殊国礼，让奥巴马总统惊叹不已。

2009年奥巴马回赠胡锦涛围棋

    2009年11月，在到访中国期间，奥巴马拿出了精心准备的一副围棋作为赠送给胡锦涛的礼物。有专家评论，这一礼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有深度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才可能送出如此礼物，代表着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尊重。也有专家认为，奥巴马此举意义深刻，有“围城”之意，意在暗指中国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如何走出“困局”。

盘点各国领导人的送礼水平

2011年互赠林肯铜像和油画

    2011年1月18日至21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奥巴马之邀，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胡锦涛抵达华盛顿的当晚，奥巴马在白宫举行私人晚宴款待中国贵宾。晚宴上双方互赠的礼品颇具深意，中方赠送的礼品是中国艺术家创作的一座高122厘米的林肯铜像，出自艺术家袁熙坤之手；奥巴马赠送给胡锦涛的是一幅巨型油画作品——《八位美国总统和长城》。

作者：吴开胜

原载《环球时报》2003年6月30日

　　1923年，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全权代表，率团对苏联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考察访问。此次访问提高了他在国民党的地位，并使他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次访问的详情了解不多。近年，随着俄罗斯对原苏联档案的解密，有关蒋氏访苏的详情终于浮出水面。

孙中山的全权代表

    1923年8月16日，上海码头人声鼎沸，万头攒动，“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将从这里启航赴苏考察访问。代表团团长蒋介石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与自得，不停地向欢送人群招手致意。

　　1921年至1923年，由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中国各派军阀混乱加剧。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同年底，孙中山在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时，表示“愿派一个最能干的人作为使者去莫斯科”，考察苏俄的政治、党务和军事，学习俄军经验，组建自己的军队。1923年3月1日，广州革命政府重建之后，孙中山便积极开展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工作。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国共合作进一步促成了此行。

　　蒋介石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非常不满，但为了博取孙中山的信任，确立自己的地位，他非常想得到这个出访莫斯科的机会。况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蒋介石也曾一度对苏俄产生过敬慕和向往。

　　7月13日，他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向孙中山主动请缨：“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在与蒋介石、汪精卫、张继、林业明、马林商谈后，孙中山决定由国民党人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代表团，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孙中山的全权代表。

　　8月16日，在恋人陈洁如依依不舍的目光中，蒋介石率代表团乘日本轮船“神田丸”踏上赴苏的旅程，19日到大连市换乘火车，25日至满洲里边界，换车后进入苏联境内，经过9天的颠簸，于1923年9月2日抵达莫斯科。

未获列宁接见备感失落

　　庄严肃穆的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红旗，意气风发和充满自豪的苏联人民，这一切都让代表团成员兴奋不已。尽管蒋介石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但他的确被这个国家呈现出的蒸蒸日上的建设局面深深吸引。苏联方面负责陪同的官员在给上级的绝密报告中如此描绘蒋介石参观红军团队后发表讲话的情况：“情绪很高，也很激动，讲话时充满着热烈而真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双手在颤抖。”

　　代表团在苏联前后逗留3个多月，先后与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等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1923年9月7日，蒋介石拜访了俄共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听他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及建党情况。拜访回来后，蒋介石在笔记中写道：“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工人接受革命之煽动；二是农人亦然；三是准各族自治，组成联邦制。”在国家建设方面，他认为苏俄“有三点显著现象：一是儿童教育严格；二是工人皆受军队教育；三是小工厂租给私人。”

　　在访问期间，蒋介石接触了很多领导人和革命家。10月3日，他会晤了在莫斯科流亡的越南爱国志士阮爱国（即胡志明）；11月19日，参加了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11月25日，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会议，见到了革命家季诺维也夫和曾到中国帮助筹建共产党的维经斯基。他与维经斯基五次见面，据说维经斯基曾试图劝说蒋介石加入共产党，但遭到了蒋的拒绝。

　　代表团还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一些党政军机关，参观了一些工厂、农庄、学校、军队、博物馆。蒋介石甚至还登上了一个拿破仑曾到过的山头。

　　“拿破仑上这个山头干吗？”蒋介石问。

　　“他想察看地势，”陪同人员说，“拿破仑的部队经过艰苦跋涉，已被饥饿、寒冷折磨得士气低落，终于被俄罗斯人击败！”

　　“噢噢，你们的士兵了不起！听说当时拿破仑是这个样子站着的，”———蒋介石双手叉腰，挺胸昂首，俯瞰四方，皱着眉头，“是吗？”

　　“是的是的。”陪同人员笑着说，“你学得很像！”

　　在场的人大笑。蒋介石洋洋得意。

　　令蒋介石不满的是，由于列宁当时有病，未能接见代表团。蒋感到受了冷落。11月1日，齐采林致函季诺维也夫，指出蒋介石已经“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据俄方文件记载：“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等原因，蒋介石一再要求送他去疗养院休养两周。”

喜欢建军经验，反感政治制度

　　蒋介石深知，要在中国登上权力顶峰，首先必须练就一支自己的军队，为此，他曾多次向孙中山表达练兵的决心。在访问期间，蒋介石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就是苏联的建军经验，他率领代表团用大量的时间深入到苏军部队、院校学习取经，先后参观了苏军步兵第144团、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海军大学等，并拜访了苏军教练总监。

　　为了早日缔造争权夺利的军事工具，蒋介石一再主动要求苏方派出一些军官，到广东帮助训练中国军队；苏联方面则希望国民党派出学员，到苏联的军事学校学习，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

　　11月13日，代表团与苏方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加米涅夫会谈时，蒋再次要求苏方向广州即将开办的军事学校增加派出人员。对此，斯克良斯基回答：“开始需要进行一次试验。如果成立所设想的50人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么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反对增加派出人员。”虽然口气仍很含糊，但终于答应了支持在广州开办军校。这令蒋介石顿时喜笑颜开，兴奋不已。据苏方当时文件记载，蒋介石一走出斯克良斯基的办公室，斯就说：“不要张罗疗养院、医生等事了，因为他自我感觉好多了。”

　　相比之下，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蒋介石却十分反感，甚至可以说是仇恨。他考察后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这种看法进行了批评，说他“未免顾虑过甚”。

　　蒋介石何以对俄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如此仇视呢？

　　原来，在访问中他感到：“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访问使蒋介石身价倍增

    11月29日，代表团结束访问回国，12月15日晨9时抵达上海。

　　就访问使命而言，这次出访并不成功，特别是代表团内部矛盾突出，争执不下，连苏方都认定“中国代表团内部在打架”。但在特殊时期的这次访问却使蒋介石政治身价倍增，他摆的谱比原来更大了。

　　代表团一回到上海，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就赶到船上，劝蒋赶紧回来处理党务，但蒋对此毫不理会。他这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日夜思念的陈洁如，于是，他不顾胡汉民等人的劝阻，悠然地“往会洁如”，放松在青春美色的温柔中。

　　为了防止孙中山对自己的不满，蒋介石把归国途中草草写就的《游俄报告书》寄往了广州，但他本人却于当天下午乘船赶回了溪口老家，理由是第二天是他母亲的六十冥诞，又是为他母亲墓地建筑的“慈庵”落成之时。

　　蒋介石向来固执己见，不肯轻易听命。凡事，如果不采纳他的意见，他就扬言辞职不干，“绝对不肯多留一天”。在这种关键时刻，他如法炮制，返回溪口，也是别有用意的。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行为，孙中山极为不满。12月30日，孙中山打电报给蒋介石：“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至于他的政治意见，答应面谈。真可谓仁至义尽。

　　当时的一些政府要员对蒋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也很有意见，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等人接连发给蒋介石6封电报，催促他速赴广州。国民党左派人士廖仲恺更是直接写信批评蒋介石，说他一再延期赴粤，“事近儿戏”。

　　就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应邀派驻广州的常设代表鲍罗廷到达中国，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和筹办军校。蒋介石闻听此讯，再不怠慢，迅速返回广州。

　　蒋介石想起了访苏期间从托洛茨基那里得到的消息：“一个以鲍罗廷和加仑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很快就要到中国去，帮助孙逸仙先生进行革命。”蒋介石意识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掌握军队、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大好时机终于到来了。

　　这次的苏联之行，是孙中山同中共和苏联共同商定筹划的一次重要的访问活动。善于投机钻营的蒋介石不惜一切手段，从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党员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的“全权代表”，不但提高了其在党内的地位，而且以此为契机，摘得了黄埔军校校长这个大“果子”。所以在他后来所写的文章中时常提及此次访问，认为是自己一生中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