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國軍將領的恥辱和自反 　　

　內容來源：台湾出版《蒋介石全集》卷二十二·演講　　

隸屬章節： 演講＼中華民國三十六年（1947）　　

版面原件：第133頁，第134頁，第135頁，第136頁，第137頁，第138頁，第139頁，第140頁，第141頁　　〔第133頁〕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一日對軍官訓練團第三期研究班全體學員講話

〔本文〕　　

今天是軍官團第三期研究班舉行開學典禮。在第三期正式召訓以前，我們所以先行召集魯東和豫北戰場團長以上主要官長來臨時受訓，其意義是特別重要，因為國軍正式開始剿匪以來，已經有一年了。

這一年以來，各將領在前方無日不與共匪惡戰苦鬥，晝夜辛勞，簡直沒有一天的閒暇，來靜心的研究敵人和我軍的長短優劣。現在召集大家受訓，就是使你們改換環境，使你們的腦筋沉靜下來，給你們一個詳細思索虛心研究的機會。

其次，因為我想到前方將士勇於用命，犧牲壯烈，而所收的效果，距離預定的目標尚遠，經過了一年的時間，我們剿匪工作還沒有告一段落，所以急於抽調大家，檢討歷次戰役的經過和得失，以作今後剿匪的借鑑。

同時還有一層用意，就是本團長久已不和前方將領見面，也可以利用受訓的機會和你們見面講話，可以聽取你們的報告，共同研究，以期獲得剿滅共匪的具體辦法，完成我們最後階段的革命使命。　　

至於何以要先召集研究班而不與第三期同時召訓呢？這是因為我鑑於魯中豫北各戰場最近的表現，認為我們前方將領對於剿匪軍事和政治的意義，還沒有徹底認識，不能確立必勝的信念，同時我們多數將領的精神疏懈，道德低落，也屬無容諱言。大家都養成自保自足的惡習，祗看到自身帶領的一部的利害，對於友軍的危難，整個戰局的成敗，幾乎是漠不相關；以致我們革命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傳統精神和我們軍人智信仁勇嚴必備的武德完全喪失。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要與兇頑狡猾的匪軍作戰，決無倖免於消滅的道理。

此次孟良崮第七十四師的失敗，並且犧牲了忠實英勇的張靈甫師長等四五人之多，固然當時七十四師的部署，不能說沒有缺點，而友軍不能及時赴援，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還有豫北四十九旅李守正旅長的挫失，乃是由於指揮官在撤退時缺乏周密的計畫和部署，致使優秀的將領和忠勇的官兵作了無謂的犧牲，這都是我們革命軍奇恥大辱！

而各位能深切覺悟這種恥辱的恐怕是很少很少。國軍的情況和將領的精神竟墮落到了這地步，而且長此下去，我們高級將領這樣的精神、習慣、學術和指揮道德、品格如再不加改變，那不但北伐和抗戰的光榮歷史將毀於一旦，我們剿匪軍事必然要整個的失敗，全體將士真要生無立足之地，死無葬身之所！不被殲滅，便被俘獲，最後成為匪軍清算的對象，作毫無意義的犧牲！　　

但是比較敵我的實力，無論就那一方面而言，我們都佔有絕對的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的技術和經驗，匪軍不如我們，尤其是空軍、戰車以及後方交通運輸工具，如火車、輪船、汽車等，更完全是我們國軍所獨有。一切軍需補給，如糧秣彈藥等，我們也比匪軍豐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據點，大都市和工礦的資源，也完全控制在我們的手中。無論就那一方面的實力來比較，共產黨絕對不能打敗我們。因此大家相信，共匪雖然決心叛亂，就實力而言，我們一定有十分的把握，能將共匪消滅。　　

這一點不但各將領知之甚詳，就是全國民眾，亦皆有此信念。可是剿匪軍事，到現在已經荏苒一年了，我們不但尚未把共匪消滅，而且不能使剿匪軍事告一段落，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我現在召集各高級將領來受訓，就是要大家來共同研究這個緣故。要大家反省我們自己的缺點，從而改正其缺點，學習敵人的長處，從而制服其長處，以轉敗為勝，國家轉危為安。大家要切實研究，我們何以不能迅速把匪軍消滅。　　

匪軍何以能用劣勢裝備而且毫無現代訓練的部隊來擊敗我們整師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癥結何在？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質方面，而是在士氣精神上面。　　

我可以說今天這種情形，真是我們革命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凡有革命志氣的軍人，應該是一刻不能忍受的！但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有沒有痛切的認識？你們都是我的部下，部下的恥辱，就是統帥的恥辱，部下的罪過，就是統帥的罪過，我再不知道可用什麼言詞來表達我的悲憤！為什麼同是一樣的國軍在北伐在抗戰中間能夠堅挺屹立，戰必成，攻必克！到了今天，反使我們的國家遭受如此重大的損失，蒙受如此重大的恥辱！

　　最近研究的結果，認為我們剿匪軍事所以遭致今天這樣的失敗，決非偶然！

第一、因為我們國軍在抗戰期間，一致對抗外敵，忠勇犧牲，實力消耗，而且長期戰鬥，精神疲憊，共匪則在八年當中，逃避抗戰，擴充實力，處心積慮，專門研究，如何消滅國軍，如何推倒政府。所以他們認為抗戰勝利以後，以武力叛變，有必勝的把握。

第二、他們認為我們高級將領，皆已養尊處優，成了軍閥，多半已年近四五十歲，個個人有家庭妻子兒女的牽累，和社會腐敗的環境，發生密切的關係，因之革命精神喪失將盡，只圖自保實力，不能整飭紀律，再來帶兵奮鬥，更不能萬眾一心，通力合作，發生協同一致的效果。因此他可以各個擊破我們，消滅我們。

第三、他看到國軍各級官長，平時精神萎靡，學術荒疏，自軍長以下，以至於連排長，大家都不研究學術和典範令，更不注意偵察敵情和地形，隨便擬定計劃，隨便頒發命令，而不能縝密研究切實準備，所以到處都是打糊塗仗，我審查過去各軍失敗的戰役都是由於所定計劃既不依照學理，而且違反原理原則，同時部隊與部隊之間，又不知互助合作，協同一致，以求彼此補救其缺點，發揮其長處。

第四、他看到我們高級官長對於部下的基本動作，如瞄準、射擊、偵探、連絡，不去切實注意考驗，以致士兵戰鬥技術落後，不能作戰，加以軍隊的給養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飽，穿不暖，而官長尚茫無所知。　　

官長對於士兵視同路人，不但痛癢不相關切，甚至怕和士兵見面，不但高級將領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職，甚至連長階級大多數亦是如此，這樣上下生活脫節，自然情感毫無，官長既然如此對待士兵，士兵不叛變，不逃跑已算很好，何能望其聽命犧牲！　　

我要痛切告訴各位將領，我們的士兵幸而還有民族意識和愛國良知，至今還可維繫一時，如其不然，即使沒有共匪的宣傳煽動，也必脫離你們，將使整個國軍陷於土崩瓦解的悲慘境地了。以上我們國軍種種的缺點，共產黨是看得很清楚的。

他們在抗戰後期，尤其在抗戰的最後兩年中，看清了國軍的這些缺點，看到我們國軍的品格精神紀律學術一天頹似一天，軍隊組織等於崩解，軀殼雖在，內容空虛，他之所以敢於以武力叛變，就是以我們這些缺點做他判斷的基礎。他總以為我們物質條件雖然勝過他們，精神卻不及他們。所以不管我們的武器如何精良，裝備如何充實，他簡直不看在眼裏。

大家讀過 總理的「軍人精神教育」，　總理在那篇講詞中說：「自余觀之，武器為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這個道理，大家應該已十分明白，我們現在要剿滅共匪，也決不能僅憑武器，而必須憑我們的革命精神！

匪情之分析與剿匪作戰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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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卷二十二　 演講　　

隸屬章節： 演講＼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版面原件：第110頁，第111頁，第112頁，第113頁，第114頁，第115頁，第116頁，第117頁　　〔第110頁〕　　——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對軍官訓練團第二期全體學員講——　　

〔要旨〕　　

一、匪軍作戰綱要，以消滅我軍實力為目的，其方法為：　　

（１）游擊戰；　　（２）運動戰；　　（３）組織戰。　　

二、匪軍的弱點——不能佔據大城市與交通要點。　　

三、我軍作戰綱要：　　

（甲）目標：　　

（１）收復據點；　　（２）控制交通線。　　

（乙）方法：　　

（１）分區進剿；　　（２）集中兵力；　　（３）增加部隊機動性。　　

四、我軍如能切實依照作戰綱要實施，必能迅速達成剿滅匪軍的任務。　　

現在匪軍的長處在能夜行軍和急行軍，但他恐懼我們空襲，所以白天不能行動，他的動作多在夜間，即使他每晚能行一百華里，我們如用汽車運輸，則至多不過三小時便可超過他。

如果他想要集中十個團來消滅我一個團，或集中五個縱隊來消滅我一個師，我這一團或一師只要能堅守三天或五天，各戰區司令部平時只要有一二個師控制在適中地點作總預備隊，一遇某軍被圍，立即運輸增援，只要我們每戰區能控制一二百輛卡車，以每次運三千至五千人計算如短距離每天可運一師人。長距離每兩天至少亦可運一師兵力，如此匪所謂以大吃小的方法就不能使用了，因為我增援部隊如能迅速到達，匪軍自然不能到「以大吃小，以多吃少」來消滅我們的目的。

反之，我們卻可集中兵力去吞吃匪軍。所以今後你們團長以上指揮官，必須要特別注意到集中兵力的要則，遇到適當的時機，便集中所有的兵力，尋找匪軍的主力來殲滅他。我相信只要你們肯努力研究，一定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支付宝宣布五年内要进入无现金社会，让印钞厂关门。 

今天一组数据来了：2016年银行卡取现业务暴跌10.46%，银行卡、信用卡的发行量均在刹车，下跌6.25%。 从宋代开始，钞票已沿袭千年。但现在面临消灭。今天，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已有80%的场景不再需要现金。而三四线城市乃至小县城也正被加速覆盖。 ​​​​ 

央行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业务金额达157.55万亿；非银行支付机构（例如支付宝、微信）累计发生网络支付金额达99. 27 万亿，飙升100.65%。 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2016全年GDP约为74.4万亿，也就是说支付宝、微信们的全年流水大幅超过了中国GDP。 ​​​​ 

目前，中国的支付宝已拿下全球超70个国家和地区，能结算18种外币，微信也全力以赴。拿着华为手机，打开支付宝微信，在美国街头消费，不再是天方夜谭。谁也没想到，美国沾沾自喜的信用卡时代被中国直接跨过；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打响消灭现金的一枪；中国两个姓马的搞的手机软件，一年流水超日本GDP。 ​​​​ 

传统银行将消失 中国四大行减员超5万的消息让金融圈巨震。传统银行正在加速消失。目前中国已有15家银行的离柜率超过90%，全年银行离柜交易达1777亿笔，同比飙升63.68%。15家银行90%业务都不再去柜台办理，这是大减员的根本原因。未来银行也许将不再有网点、柜台、ATM机，甚至客服——传统银行要没了。 ​​​​

特别调查：美联储是情报监控的工具

来源：倍可亲(backchina.com)

　　美联储有个鲜为人知的功能，就是为其他国家的央行储存资产。这给美国政府带来了独一无二的好处：它能向华府提供其他国家的情报。

　　十多位美联储和财政部的现任和前任高官透露，美国财政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每年都要查看几次这些正常情况下应该保密的账户，以分析俄罗斯、中国、伊拉克、土耳其、也门、利比亚以及其他国家央行持有资产的状况。

　　美联储对这些账户包含的信息守口如瓶。但根据路透采访的这些官员，美国当局通常用的是美联储与外国央行服务合约中“有必要知道”的保密例外条款。

　　上述人士表示，这个例外条款允许本来无权查看的财政部、国务院和美联储官员收集这些账户的资金出入信息。这些信息帮助美国政府监控经济制裁、抗击恐怖组织筹资和洗钱，以及更全面地了解全球市场的热点问题。

　　全球约有250家央行和政府将3.3万亿美元资产存储在纽约联储，这大约是全球官方美元储备的一半。在2015年的一份演示文档中，这项服务被称为“安全保密”。

　　国际清算银行、其他主要央行以及部分商业银行也提供类似服务，而且客户通常有不止一个账户。但只有美联储能提供直接进入美国债市以及获得美元这一全球储备货币的途径，使得美联储成为这种所谓托管银行业务的主要提供者。

　　总的来说，路透访问的人士提到过去15年的七个事例，事例中这些账户让美国当局了解外国央行的动作或市场动向，有些情况引起了美国的特别关注。

　　在相对较近的一个案例中，2014年3月时这些外国账户的数据让美国当局察觉出了莫斯科的倾向，当时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已经促使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

　　据两名美联储前官员称，当时纽约联储外资持仓减少约1,150亿美元，美国官员确认了其他人只能怀疑的事情：俄罗斯央行撤出了资金。

　　据一名前官员称，虽然克里姆林宫官方予以否认，但美联储和财政部官员判断，俄罗斯是担心美国会冻结俄罗斯资产，即便该账户并不包含在有限的制裁范围内。

　　这位消息人士还称，约两周后，俄罗斯央行把其中多数资金存回联储账户，但这个小插曲让当局更密切地监视该账户，寻找制裁举措迫使俄罗斯动用储备的迹象。制裁效果还不明朗。

　　俄罗斯央行称，对于“操作和与对方交往的细节”不予评论。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对询问电邮未予回应。

　　　没有承诺美联储承认披露账户情报的行为，但没有就具体客户发表评论。

　　“虽然我们的账户协议的确规定可以在特定情况下与美国政府共享信息，但我们要求政府明确阐述对信息的需求，还要承诺会保密对待信息，”纽约联储一位女发言人称。“这种例外发生的情况罕见，次数也有限，比如说需要考察对制裁要求和反洗钱原则的遵守状况等。”

　　对美联储行为展开此番探察之际，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针对一些国家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些国家可能再次透过外国账户被监控。此外，美国的情报搜集活动也遭到公众严密审视，机构正在调查俄罗斯可能干预去年的美国大选，以及与特朗普竞选阵营可能的共谋。美国参议院本月支持对俄罗斯出台新制裁措施，部分作为对其干预大选的惩罚。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扩大因乌克兰问题而遭制裁的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名单。

　　据纽约联储去年在网上公布的账户协议草案，财政部或美国政府其他机构，或者联储银行，在获得账户信息时都需“有必要知道”。

　　直接了解这种例外情况发生的七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对于这种“有必要知道”没有有效定义，纽约联储的律师们通常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美国当局的监察强度，以及“有必要知道”的定义模糊不清，让一些接受路透采访的前外国央行人士惊讶不已。

　　法国央行也有外国账户，2003-2015年间担任该央行总裁的诺亚称，法国央行保证为客户“完全保密”，除非刑事调查需要提供相关信息。诺亚在接受采访时说：“只有那种情况下(才会提供)...不会只是查看它们和了解它们的信息。”

　　他们还说，美国利用美联储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足为奇。

　　“能够提供这些服务的强大央行...希望以对他们的公共职责有利的方式使用这种权力，”在2009-2015年间担任爱尔兰央行总裁的霍诺汉(Patrick Honohan)告诉路透。

　　曾在美联储国际金融部主管的位子上坐了20多年、随后在1998年进入美国财政部的Edwin Truman称，美联储的客户不应指望绝对保密。

　　“没有向客户承诺，他们的账户信息不会与美国官方共享，”Truman在接受采访时说。Truman目前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任职。

　　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发言人说，财政部监控交易，并从所有金融公司那里搜集数据，这种监控和搜集“不仅是定期的，还出现在调查过程中，并且能够要求银行提供超出‘有必要知道’规定的信息。”他未就与纽约联储的互动置评。

　　　　财政部紧盯不放

　　路透访问的美国官员中，包括行政官员和部门主管，还有一些人士直接参与了只有在动用保密例外条款的情况下才可进行的账户分析讨论，否则这些账户原本只有少数美联储官员才可实施监视。多数受访人士要求匿名。

　　纽约联储一个约有12人的分析师小组日复一日地在监视这些账户。这个名为中央银行与国际账户服务(CBIAS)的部门原本十分低调，但它在去年却一下子出现在聚光灯下。当时该部门将8,100万美元从孟加拉央行的账户转到网络黑客手中，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网络银行窃案事件之一。

　　该部门主要负责管理公债与机构债，此外还有自纽约联储一个世纪之前开始为英国和法国开立账户以来，就储存在其地下金库的金条，现在这些金条已有超过50万块。

　　自从美国于2001年通过爱国者法案以来，对联储提供信息的要求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其中大多数来自财政部下属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该部门负责执行制裁行动，并监视恐怖份子融资、洗钱、以及武器和毒品走私等行为。财政部还可要求调阅机密信息。

　　三名消息人士称，自2001年以来被要求提供的信息主要是有关土耳其、伊拉克、俄罗斯等国家的账户情况，这些信息经常用来帮助确定，是否有政府资金用于资助受到制裁的组织或个人。美国政府高度关注的几个国家在纽约联储仅存有极少资金或根本没有，其中包括受到制裁的伊朗，以及未受制裁的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央行一名官员称，“正根据与纽约联储达成的相应银行协议开展日常业务，这是处理相应银行业务的标准操作流程。”

　　在容易受到美国监视的央行中，伊拉克央行的情况尤其突出，因为巴格达与纽约之间的合作程度相当高。本月稍早，根据来自美联储外国帐户团队的信息与指示，伊拉克央行将一家疑与伊斯兰国

(Islamic State, IS)及基地组织(al Qaeda/基地组织)有关联的货币兑换公司列入黑名单。这家位于叙利亚边境附近城镇Qaim、名为Al-Kawthar的公司，资产因此遭到冻结。

　　一名伊拉克央行官员对路透表示，美联储官员会透过开会与电话会议，就如何追踪及冻结疑与恐怖主义份子有关联、或协助伊朗规避制裁的本地公司的资产，给予伊拉克央行建议。

　　“我们与美联储的外国资产监督办公室有直接的联系，”该名官员表示。这位不愿具名的官员也表示，伊拉克央行是依据美联储的“核查程序”，冻结了Al-Kawthar的资产。

　　美国财政部在6月15日宣布对Al-Kawthar的制裁，称该公司疑似将250万美元资金转帐至一家与伊斯兰国支持者有关的企业。记者未联系到Al-Kawthar发表意见。

　　有时候，只要看一下美联储的这些帐户，就能让财政部洞悉市场变化。根据一名前CBIAS官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高峰期，财政部官员询问纽约联储，其一个客户是否为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及房贷美(Freddie Mac)短期债务需求暴跌的幕后主使。

　　这名前官员表示，帐户分析显示中国央行在购买方面有所抑制，而这项情报对美国政府在2008年9月接管房利美及房贷美的决策产生了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未予置评。

　　两名前美联储官员称，在某些情况下，负责处理外国账户的美联储团队如果发现异常情况，他们会启动“有必要知道”条款。

　　其中一位官员称，自2010年“阿拉伯之春”运动发生以来，纽约联储已与美国国务院联手对也门和利比亚的资产进行了多次调查。

　　该官员称，美联储团队按照风险等级对账户进行排序，确定是政府还是反对派在控制这些国家的央行。

　　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称，国务院“保持与美联储相关部门的联络，以便共享政治和安全进展方面的信息”，所以他们能够“更好地评估和了解外国政府结构、领导层以及金融风险。”

　　利比亚和也门央行的代表、也门驻华盛顿使馆对置评请求均未予回复。

尊敬的何新先生博客管理员：

你们好。谢谢你们积极维护何新先生的博客，让何新先生的言论能更广为流传。

曾在何新先生的博客读到《被误读多年的‘肾’和‘补肾’》一文，内引《素问》、《内经》等资料说明。后本人在网上看到相关图文资料可佐证何新先生的说法。故不揣冒昧，将相关资料摘录，烦交何新先生一阅。有劳各位了，谢谢！

此图出自《敬慎山房导引图》：

（图中文为：诸欲既难戕性 ，敢问养心如何  ？曰：屏气虎视，以一手托肾，绝非礼之思 ，默运片时 ，能清心寡欲，而得仙道者也。）

文字为“一手托肾”，而图中男子以手入裤裆所托物，此处的“肾”当指阴囊无疑。

据张志斌、程英所作《敬慎山房<</span>导引图>考辨》考证，此图无明确作者年代，据图册中文字“眩”字缺末笔避康熙讳，及图中人物服饰及家具俱为明代样式，推断此图册或成于康熙时期，而册中图画来源或始于明代以前。

（另附《敬慎山房导引图》全图及《敬慎山房导引图考辨》于后。）

​【原文】

何新：被误解多年的“肾”和“补肾”

现代中医多非古传而失道，以下所论为两个显明之例子。

其一、古医学有两个关键字被误读千年。一为指人脑正中央的“囟”（读xin）字，东汉以后隶变而被误读为“心”。若《孟子》语“囟之官则思”的篆书“囟”字，汉代隶变后错写为“心”。因此导致千年误读——后人遂误解多以为心脏就是人类之思维器官，似乎人类是用“心”而非用“囟”来作思考的。（详论可看何新《说文改错：对“心”与“囟”字的千年误读》。何新博客，2014.1.7）

其二、另一个最荒谬的误读则为“肾”。

中医常讲肾虚、补肾，但是这个“肾”在何处？则云里雾里——或被说为一并无实体、子虚乌有，但却神乎其神的神秘所在；或被实指为人体排尿器官之肾脏。但实际上，古中医学说认为肾是能生精液以及精气（即人之灵气）之器官，并且肾与男性性能力有直接关系。

因此西医认为中医此论纯系胡说，毫无道理。西医认为中医不懂解剖学。因为西医之所谓肾，乃是人体解剖学中所指的腰部双肾，即人体内的两个肾脏——这是纯粹的排水、排尿器官，与生殖系统和性能力毫无关系。

故西医认为，中医理论多有诸如此类概念混乱、定义不明、违反人体解剖而不知所云的形而上的混扯。

殊不知，古中医所说的肾，其实并不是排尿器官的两个肾脏，而是指“肾囊”即“阴囊”。对男子来说，肾器主要是指生殖器下的睾丸。

《素問》：“腎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所谓“作强”，即指阴茎的勃起，所谓“伎巧”，就是指做爱。

《禮·月令》：“孟冬之月，祭先腎。”祭祀“先肾”谁也？就是祭祀生殖器之神。【郑玄註】“隂位在下，腎亦在下。”按：隂指阴气，肾位在人体下端，即睾丸所在也。

睾丸是男人最重要的性器官，它制造精子，分泌雄激素，是男人之所以为男人的根本。所以古中医称睾丸为肾，亦称“肾元”，其外包则称为“肾囊”。（肾囊，亦称阴囊。）

所以古人认为肾器能产生精液及精子，这是指睾丸所在的功能而非指排尿器官的肾脏。

从人体解剖学观点看：“肾囊是一个皮囊，位于阴茎后面，有色素沉着，薄而柔软，中间有一隔将阴囊分为左右两室，每个室内有睾丸、附睾、输精管。”至于女性之肾，则指与男性睾丸、阴囊对应的卵巢、子宫。卵巢称“胞”（盖球状物古语多称bao或pao），子宫则称胞宫。

众所周知，生人始于精子与卵子，此即人之本元。而精子、卵子则出于肾府——即男性的肾囊与女性的胞宫。《内经》说：

“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今五脏皆衰，筋骨解堕，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

又说：

“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

由此可知古医学认为：肾，为男女生殖器官之本元，所以能聚“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其功能则是“生子”。所谓“泻”，不是排泄而就是性交之隐语耳。

所谓“肾气”，则指与性激素（荷尔蒙）分泌有关的性能力。所谓“天癸”，指男性的精液与女性的月水。所以，“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

今本《說文》云：肾，“水藏也。”按“水藏二”字的字义颇模糊。可以指作为精液所聚的阴宫，也可以指作为排尿器官的腰肾。但是今日所见《说文》并非汉代古本，而是唐人改本。徐锴曰：“按腎主智藏精，皆水之爲也。”他已经将肾脏的排尿与睾丸阴囊的藏精两个功能相混淆。

三国刘熙的《釋名》说：“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也是模糊之说。

倒是三国魏张揖的《广雅》解释肾字语源：“肾，堅也。”即肾元能主（生殖器）坚挺，尚不失古意。

综上述：古中医所谓肾，是指男性女性生殖系统的核心器官，睾丸与卵巢，而不是指人体内之排尿器官的肾脏。古中医有关肾虚以及补肾的说法，都与此有关。

然而近百年以来，这个“肾”字，被许多庸医普遍误读和误解，误人子弟，谬种流传，贻害深远！

​

周小平：扒皮新加坡！

捧它上神坛的网络人渣，如今有何脸面苟活？

　　多年前，当中国经济还没有起飞，中国还在忙于用一代人的努力和付出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坚实基础之时，一大批骨头酥的人就开始盲目崇拜国外了。以他们粗浅的认知和鼠目寸光当然看不懂中国的大棋局。他们不懂为什么要吃30年的苦去搞基础建设，他们也不懂为什么中国要埋头苦干弄出核武器，他们更不懂中国在当时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西方的所谓“汇率自由”、“没贸易自由”。所以，他们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很好，唯有中国是垃圾。　　

这些人当中，还有一大批先富起来的超级富豪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有钱人往往会被神话，认为他们是睿智者。但实际上纵观人类历史，有钱人其实很少有智者，大部分只不过是天生就善于做生意罢了。每个人都有特长，只不过有些人的特长刚好是赚钱而已。离开了赚钱这件事，他们的无知就会暴露出来。比如四处跪拜空盆变蛇的大师，比如在自己不懂的专业领域胡说八道等等等等。　　

而在当年，一大批有钱人更是愚蠢得不可救药。当时中国有个四通集团，总裁姓万。这个家伙是中国第一批登上福布斯排行榜的“首富”之一。北京后海四合院才10几万一套的时候，他就手握十几亿了。可如今后海一套四合院早已过十亿，而此人却穷困潦倒，“瘫痪”在美国。为什么呢？因为他发财后首先想到的第一件是就是中国要亡了。然后就跑路美国，等着中国倒闭后，他好回来接班。他认为中国最多三年就要倒闭，而其他人则告诉他用不了三年，最多一年。　　

结果这一等，就是几十年，中国没有亡，美国到是日渐乱了。提起今天的马化腾、马云、柳传志等，他很不屑地说：“老子有10亿的时候，他们还是穷光蛋。”可那又如何？一个人聪明决定了他是否有机会发财，而一个人的智商和学识，决定了他的财富能留存多久。眼瞎的人，当然看不懂这个世界的真相。他们岂能明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虽然穷，虽然每天都在埋头苦干。但中国却建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基础工业体系，开启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水利、良田、扫盲等超级工程。这些工程的体量，决定了这个国家后三十年的爆发，以及未来一百年的强盛。　　

可惜，鼠目寸光者的眼里只有当下，没有知识储备的他们看不到将来。他们以及那些没有能力出国，只能留在国内做了网络慕洋大V（也称网络人渣）的部分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们，都有一个特别的习性，就是跪拜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他们跪拜日本不可战胜、美国不可战胜、南非不可战胜、叙利亚不可战胜、海地不可战胜，他们高呼中国永远不可能超越泰国、巴西、阿根廷，甚至中国大陆经济、技术、文化统统都要注定败给台湾省。直到几年前一篇把台湾省吹上了天的文章《从太平洋X来的风》，还被这些人跪着捧为了新时代的圣经。　　

在这些吹捧当中，最恶毒的吹捧莫过于对新加坡的吹捧。在今日平说小时候就听过很多关于新加坡的段子。当时很多地摊报纸杂志上故事都说，全世界亚洲面孔的人出去旅游时，欧美店铺都是不欢迎的，因为嫌弃亚洲人穷。不过也有例外。如果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则会受到当地人对亚洲人的最高礼遇。其次就是新加坡人，如果你说自己是新加坡人则同样会很受欢迎。再其次就是“台湾人”和“香港人”，最后才是中国人。所以出国千万别说自己是中国人，否则会被鄙视，会被嘲笑，人家会觉得你什么都买不起。　　

然而说起为什么新加坡人会受到格外的礼遇呢？这些人又纷纷表示说：“那是因为新加坡制度优秀，文明、民主。”可是这一点我一直没想通。为什么朝藓老子传位给儿子就是独裁，泰国还有国王传位给儿子却是民主，而新加坡直接老子传位给儿子也是民主。　　

他们对此没有解释，总之新加坡制度必须很民主就是了。同时他们还说，新加坡没有腐败，新加坡自由贸易，新加坡管得很严到处都是鞭刑，所以没人敢犯罪云云。所以新加坡才是华人的天堂，是文明的象征，是不可战胜的国家。——不过，今日平说印象很深的是，在当时同样的地摊读物里，一些咒骂和诋毁朝藓的文章里则写道：“在朝藓人们生活得极端没有自由，也没有任何人权，稍微犯了错误，就会被皮鞭抽打。”　　

稍微犯了错误是什么错误呢？诋毁朝藓的那些文章里没有详细说明。不过倒是那些吹捧新加坡的文章里，详细提到了新加坡的鞭刑制度。其中挨鞭子的行为，包括嚼口香糖。是的，不用把口香糖吐在地上，只是嚼口香糖就会挨鞭子。不过，在这些人的眼里，这显然很民主很自由很人权。而在朝藓嘛，尽管很可能是抢劫犯才会挨鞭子，但这明显十分不民主不自由不人权。我想，这些人，可能十分缺一顿新加坡的鞭刑。挨一顿民主自由人权的鞭子抽打，或许是他们毕生追求的目标也说不定。　　

长大后今日平说才渐渐明白了，其实这群慕洋人渣写的文章之所以如此颠三倒四，如此两面三刀，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于当时的朝藓穷，而当时的新加坡富。所以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嫌贫爱富的人渣罢了，他们哪能判断出什么对错来？这些人渣们由于见识有限，肚里无货，近乎文盲，所以他们判断对错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有没有钱。至于这钱是不是卖身赚来的脏钱，或者是替仇家谋杀亲爹换来的银子，他们就不管了。　　

新加坡当初的快速富裕是因为新加坡文化优秀吗？是因为新加坡实行自由贸易吗？是因为新加坡父传子的民主制度嘛？是因为新加坡的鞭刑人权最高吗？当然不是，统统都不是。新加坡当初的富裕，其实原因很简单，无非就是他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而已。　　

自二战和冷战结束以后，全球海洋贸易版图已经基本确定。谁控制了海上贸易，谁就能成为地球霸主。而地球的海洋贸易版图有几个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关键地缘中的关键，是全球海上交通的致命咽喉！可以说，谁控制了这些地区就能控制整个全球海上贸易主导权。作为二战和冷战的胜利者，美国当然控制了这些地区。美军十几个无敌的海上航母编队和海军基地日夜把守在这些地区。其中进入东西方贸易往来的最重要海上必经之路有一条就叫“马六甲海峡”，而这个咽喉之地有个港口条件非常好的地方，后来这个地方成立了一个国家，就叫新加坡。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地缘位置是何等地惊人，可以说此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任何海上贸易的巨轮和商队要想往来于东西方之间，就必然经过此处。凭借此优势，新加坡坐地发财！为了方便贸易，全世界的公司都在新加坡设立办事处。世界500强，在这里都有副财务中心设置！而新加坡为了方便这些公司运作，当然就实行了“自由贸易”，打开方便之门。　　

对新加坡这样的依靠地缘吃饭国家而言，他们没有任何本土工业需要保护，他们没有任何本土金融壁垒需要建立。只要这条航路存在一天，他们就可以坐地发财，而无需任何劳动。他们甚至不需要多强的军队。因为这里看场子的老大是美国。新加坡从中赚点钱，其实美国根本不在乎。只要暴政新加坡这个地方永远是美军无敌海洋舰队的独家重要驻扎点，别人无法染指就行了。作为美军枪口下的傀儡，新加坡当然心知肚明，所以对此毫无意义，美国说什么就是什么。因此，新加坡做得稳稳当当。这些年，全球媒体除了吹捧就是吹捧，没人敢说新加坡半个不好。　　

不过形势始终是会变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崛起，中国势必要寻求从生产型大国向贸易型强国转型的路径。中国除了从事低利润的生产之外，必然寻求能获得高利润的全球贸易主导权。因此，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了上海自贸区等等。这就是要和美国争夺全球贸易主导权。　　

因此美国慌了，新加坡也慌了。看看一带一路的规划吧。中国可以通过皇京港、泰国湾、孟加拉湾、瓜达尔港等四大新出口，绕开新加坡或马六甲海峡，绕开美国通过新加坡卡住自己贸易咽喉的那只手。如果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全面落实的话，美国的全球贸易垄断霸权就会旁落，中国会成为一个带来公平竞争的搅局者。而一旦美国的垄断贸易版图衰落，新加坡还剩下些什么？新加坡连个淡水资源都没有，届时恐怕会变得比海地还要悲惨！还要可怜！还要恐怖！　　

因此新加坡才会跪在奥巴马面前说，新加坡愿成为美国控制亚洲的一支铁锚。从此新加坡成为了卡住中国南海战略的最大的一条臭鱼，不断散发臭味。这些年来，新加坡四处惹事。一方面积极支持南海仲裁，要求中国割让主权海疆。一方面和印度以及日本联合搞军事演习，摆出随时掐断中国南海贸易进出咽喉的姿态来。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再次曝出反华声音的背后，也有新加坡金主若影若现的身影。　　

然而正如今日平说经常强调的那样，历史的车轮是没有人可与阻挡的。新加坡这条臭鱼这些可笑的螳臂当车动作显然费力不讨好，甚至会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新加坡的恶心行为被中国看在眼里，于是雷霆一击很快到来。如今上海自贸区加速落地，越来越多的世界500强企业离开新加坡，选择把财务副中心落地条件更便利的上海自贸区。如今，缅甸和中国甚至开始有了军事合作，直达孟加拉湾的油气管道和高铁很快开始运作。如今，泰国宣布将动用绝对权力，保障中泰高铁和经济带的建设。如今，直接和新加坡进行本地竞争的皇京港和自贸区马上建成。如今，中把丝绸之路经济带投入使用，瓜达尔港如期竣工！　　

这些重大项目和工程的背后，使新加坡的财源大幅缩水。由于坐地收钱是新加坡唯一的财务收入来源，所以一旦这个收入减少，对新加坡而言就是灭顶之灾。这样的国家，没有任何工业基础，没有任何资源，没有任何战略腹地，甚至连粮食和淡水都没有。未来得多可怕？！　　

所以，新加坡国内有一批人慌了，他们吓瘫了。他们认为千万不能得罪中国，如今悬崖勒马还来得及！所以千万别再跟着美国和中国作对了。然而现在把持新加坡政权的人显然不这样想。他不是不明白不可和中国作对的道理，可他更明白背叛美国的下场。新加坡没有任何战略防御，军事基地和港口也基本是美军控制。这种情况下，美军要新加坡死，新加坡不得不死。如果新加坡当局敢反美亲中，估计明天全世界的媒体都会把他骂成独裁者，甚至当天晚上就会全家神秘坠海身亡。因此，他只能强行弹压反对声音，继续亲美反华。　　

然而随着局势的升级，新加坡国内这两股势力越来越水火不容。他们都认为对方是错的，他们都在拼死想为自己找到一条活路。于是，终于，矛盾从暗处走向了明处，斗争从私下走向了公开。李家另外一派和李显龙公开决裂和开撕仅仅是一个开始。而新加坡的这种撕裂，就像是夹在中美两辆巨型卡车夹缝当中的塑料玩具车一样，撕碎只是一瞬间。玩具车的命运和结局，从来就不掌握在玩具车手里。　　

只有在这时候，很多人恐怕才会想起那句：“宁做强国平民翁，不做弱国诸侯王”的古训是多么的真相帝。而见到新加坡如今的这种混乱和惨状，不知道那些跪舔了新加坡一辈子的人，情何以堪。但凡他们有点脸，估计都不敢再继续苟活在这世界上。

不过，现在看起来他们似乎根本就没脸，如今又改头换面一番上微博跪舔美国和日本还有印度去了。　　

中国曾经是段子里那个笑话角色，而如今那个段子反而成了笑话。我相信今天的以及未来的中国网友，在将来的很多年里都会不断地好奇：是何等愚蠢的人渣才会编出“亚洲人面孔在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是日本和新加坡人，其次是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人，最后才是中国大陆人。”这种傻到家的段子来啊？答案在风中飘。我们共同见证时代，我们共同见证历史，我们共同捍卫真相与正义！

体总和乒羽中心都是新官上任，急于通过改革立威，急于向改革要政绩。不管初衷如何，现在却把自己置于近乎全民质疑的境地，无异于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同时也创造了一个舆论奇迹：多少年来，难得一见，左中右能够在一个议题上同仇敌忾，批评的目标指向如此一致。

但这次国球风波的背后，不只是权力和利益之争，更有举国体制与体总新领导市场化改革的路线之争。

体总新领导旗帜鲜明的说中国体育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而这个体制，就是指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又被称为计划体制。从这个认识出发，新领导认为“改革是未来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旋律”，“把市场和计划平衡好”。虽然新领导还说：“完全去掉举国体制肯定不行”，但这句话更像是对于举国体制的否定还是肯定，也不难判断。所谓的没否定“举国体制”，只是还没公开的彻底否定而已。既然他认为“举国体制”是中国体育的主要问题，那么新领导的改革思路主要就是推动市场化，“把市场和计划平衡好”这句话的平衡重心在哪边，也很清楚。足球项目已经取消了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是要将足球进一步市场化的举措。

一旦把问题归结为体制问题，在一些人看来，判断标准和逻辑就往往变得奇怪而又简单：计划体制就是错的，即使取得好成绩，也要改掉。比如，中国铁路管理水平和效率都是世界一流，高铁发展世界第一，整体表现优于市场化的铁路，一些人也非要吵吵着对其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就是使用的这套标准和逻辑;市场体制是先进的，哪怕市场化造成的问题很多，那也是市场化程度不够造成的。比如，足球就是市场化比较彻底的项目，而且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成绩一路走低，但并不影响新领导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走彻底市场化之路的决心。

足球取消足球运动管理中心，阻力并不太大，因为国足成绩已经差到不能再差，死马当活马医，想用什么方法折腾，公众都不会提太多异议，再差还能差到哪里去?但国乒不同。

  虽然还不能确定未来国乒体制是不是也要告别“举国体制”，纳入市场化改革的盘子，因为这次启动国乒改革的理由是要实现扁平化管理。国乒虽然优秀，但却是“举国体制”的优秀代表，这种优秀并不会被那些对“举国体制”持有偏见的人所认可而认为不需要进行重大改革。只有把国乒纳入到计划体制落后，市场机制先进的二元思维，体总支持乒羽中心对国乒进行大改的逻辑才能理顺。很多人不理解国乒足够优秀为什么还要大改，是因为不具备这种二元思维。至于“扁平化管理”这个词该怎么理解，也是个很深的学问。体总新领导曾经讲，现在的“举国体制”实际变成了“举中心体制”。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下面的中心权力太大，站在总局角度，扁平化改革就是要削弱中心的权力。但这次国乒改革，却是把改革手术刀挥向了总教练。又像是乒羽中心领导从自己的角度，把扁平化管理变成了剥夺总教练的权力，把权力收归中心。不过，对国乒进行改革，中心领导肯定要得到总局领导的同意。所以，问题很复杂。

这场扁平化管理为理由的改革，看起来更像是体总要收各管理中心的权，管理中心则趁机要收总教练的权。冠冕堂皇的改革理由背后，搭载了多少个人利益的考虑，这真是个难度不大不小的思考题。

前面我们说过，总教练是国乒现在整个训练和比赛管理机制的枢纽，也是国乒“举国体制”的实现形式的重要一环。根据现在这场改革引起的反弹力度看，如果总教练被取消，胖刘被释掉指挥权，国乒会出现更大地震，对队伍的稳定和成绩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个不用多说。

现在已经逼出一个退赛事件，国乒和乒羽管理中心的矛盾已经埋下了。除非换人，要么换乒羽中心领导，要么对现在的国家队中表示不服的人进行大换血，否则这个矛盾产生的隔阂就不会自动消失。内部出现了严重裂痕，还指望这支队伍继续保持状态，那是美丽的想象。何况，现在力挺胖刘的男乒教练员和主力队员开罪的可不只是中心这一级的主要领导，体总新闻发言人早就说过要严肃处理了。

在体总的管理体系中，总教练不管多大的官，大概从中心到体总领导，以为裁也就裁了，改革大旗一树，锋向所指，莫敢不从。结果，一个退赛风波，把自己拉进了舆论漩涡，接受全民的拷问。

现在这场改革已经不是体总、乒羽中心和国乒之间的博弈，而是变成体总和几乎全民之间的一场较量。一边是排山倒海的民意，一边是高高在上的部门权力。

这次众多网民批评兵羽中心和体总，深层次原因就是不认同针对国乒的改革措施，因为看不到这次伤筋动骨的改革的必要性在哪?国足成绩太差，需要改革寻找改进机会。国羽成绩不稳定，又处于明显的下滑期，李永波本人也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都有通过改革和人事调整解决问题提高水平的现实需求。国乒不但成绩是“变态”级的出色，而且还做到了“变态”级的稳定，只要内部不出现大的变故，奇迹还将继续。这些说明现在的国乒机制和团队已经具有样板效应，并无太多的改革需求。当然，国乒虽然优秀，但也并非完美。正确的策略是以稳定为主，坚持问题导向，针对问题进行小手术改革也未尝不可，但改革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让国乒的优势进一步发挥，问题进一步减少。但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体总要对国乒也来个一刀切的扁平化，中心领导要通过改革抓权，上来就是从国乒管理机制的核心下刀，对现在团队的灵魂人物下手，这就是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了。这就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改革，更像是为了制造问题而改革了。这么大的改革手术，用一个扁平化管理的理由岂可服人?

对一些项目进行市场化改革也未尝不可，但是认为市场化就是灵丹妙药，适合于一切项目，就很容易被事实教育。听说体总新领导推动市场化的改革，是要学英国，因为英国上届奥运会成绩上升的很快，否定举国体制的理由之一也是上届奥运会中国成绩和名次下滑。但问题是，英国有一段时间成绩平平，恰恰是因为彻底的市场化，而最近两届成绩飞速提升，恰恰是为了在自己举办的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而变相的采取了“举国体制”。而体总新领导，如果从英国的成功身上，解读出了举国体制是主要问题，那这玩笑就开大了。

同理，进行扁平化管理改革也不是不行，但也要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刀切。成绩优秀而且稳定的，就应该以稳定和优化现有的机制和团队为主，而不是要被拿来试刀。

“举国体制”不是没有问题，有问题就采取问题导向，加以完善。世界上也不存在没有问题的体制。中国就是靠着“举国体制”取得奥运会的出色成绩。把“举国体制”当成主要问题的根源，那是“定体问”的逻辑思维方式。当前的解放思想，应该是从市场万能论的教条中解脱出来。

改革也要师出有名，理由不充分而又简单粗暴的改革，当然会引起教练员和队员的反对，也会引发广大网民的质疑了。网民担心的就是不恰当的改革，导致祸起萧墙，让外国人怎么也打不败的国乒自毁长城，这种担心当然很有必要，因为国乒是国家的国乒，是人民的国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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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的玉手镯，专家的鉴定是亮点

作者：黄帝战蚩尤

 于 2017/6/29 14:29:51 

    最近出了一个刷屏的新闻。一位游客在地摊上试戴一个玉手镯，不小心摔坏了。结果摊主说这个手镯值30万，把游客吓得晕了过去。这个30万的报价听起来就是一个笑话，但是诡异的是，这个摊主居然拿出了一个专家的鉴定证书，据说还具有公信力。

这个鉴定证书说这个手镯值18万！这就非常诡异了，有谁会花18万去买这么一个手镯？它的买进价格是多少？查过吗？

或者说，这个专家以什么样的依据，什么样的技术指标来证明这个手镯值18万呢？如果有一天一个专家大笔一挥，说一个破铜烂铁也值100万,那是不是也要人为此买单呢？    是谁给了专家这一种权利呢？如果专家有这样的权利，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任何一个东西，只要被专家手写一个鉴定书，谁碰了谁就得赔偿，那得有多少老百姓就得倾家荡产？    这个事件背后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专家的公信力的问题。

小混混敲诈勒索，说要30万、300万、3000万，这都大有人在啊。他就是要勒索你一个亿，不也是很正常吗？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专家的公信力，即专家是否坚持了公平正义的底线。    

人类的数千年的时间告诉我们，人性中有恶的一部分，任何人都有弱点。这些砖家教授也一样。他们可能因为被诱惑、贪婪以及其它的一些人性的弱点而去做出违背良知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把社会的公正完全寄希望于个人的道德坚守之上。

在玉镯这个案例中，这个专家鉴定出玉镯18万，那就必须要有一些技术指标，你是以什么样作为依据来给这个玉镯鉴定价值的？钻石的坚定就有四大技术指标，分别是重量、切割、折光率等等。那么这个玉石的鉴定有什么样的标准呢？有它的成分含量吗？有没有可量化的标准呢？如果没有这个标准，那价格是怎么鉴定出来的呢？   

 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尊重常识，要尊重每个人的经验，而不能搞神秘主义。社会中的公权力、公信力必须建立在常识之上的。所以官方的鉴定结论必须要有客观的标准。我们不能够把社会的公信力建立在神秘性的经验之上。

哪怕是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也必须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数学公式和技术指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现代科学是不予承认的。    

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不能盲从任何人，包括那些所谓的专家。我们必须要回到原理，回到常识上来，利用普遍性的知识来审视一切结论。这个专家对这个玉石的鉴定，也必须要遵循物理学的标准。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概念，对专家不提出要求，那我们不但会成为奸商的受害者，更会成为无良砖家的受害者。    

总之，我们不能够盲从任何人。我们必须是相信科学，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经验，根据客观的标准来做出结论。

摘自2003年第12期《党史博览》

作者窦应泰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的所有革命活动，无不与他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紧密相关。但是，毛泽东到了人生的晚年，也和普通老年人一样，身患多种疾病。本文所披露的是，毛泽东晚年如何发病、如何被救治以及终告不治的详情。

　　1972年1月，第一次发生轻度昏迷

　　“文革(专题

)”以前，毛泽东的身体十分健康，正如当时媒体上宣传的那样，“神采奕奕，满面红光”。

　　毛泽东偶尔也得过感冒，并曾患有支气管炎、胃病等症。与他晚年疾病相关的是1956年毛泽东一度患过肺炎。不过由于当时治疗的及时，肺炎很快得到了控制，此病直到“文革”以后才再度复发。最能体现毛泽东身体健康的事，应是1966年夏天毛泽东畅游长江。

　　1966年以前令毛泽东深感困扰的疾病，是失眠和便秘。失眠，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夜间工作形成的。在指挥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经常会因为战事的紧张，一天中竟有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几个小时坚守在地图旁边。作息时间的不规律和喜欢夜间工作，打乱了毛泽东的生物钟。进入北京以后，中央除指派专门保健医生负责督促毛泽东按时睡眠外，又不断组织专家对毛泽东失眠的问题进行研究，先后制订了多种治疗方案，然而却收效甚微。此病不愈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的工作强度在建国后有增无减。另一原因，是毛泽东过分依赖安眠类药物，此类药物的药量不断增加，当然会使身体产生抗药性。尽管保健医生不断试图减少毛泽东的用药量，又一度以中药治疗，但也没有收到明显效果。

　　1960年以后，毛泽东出现了老年性便秘，这种病到了1970年以后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成了毛泽东晚年最受困扰的疾病之一。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几乎很少有顺利解出大便的情况，偶尔一次顺利解出大便，毛泽东和身边的医护人员都会大为高兴。尽管如此，失眠和便秘毕竟不能危及毛泽东的生命，真正的病变发生在1970年以后。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毛泽东就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这时的毛泽东已经77岁，他从江西回到北京以后，经常出现低烧和咳嗽，浑身乏力和小便减少等病情也是从前不曾有过的。经过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毛泽东是染上了肺炎，但仍需用X光等仪器进行检查，方可最后确诊。然而，毛泽东在晚年最反感和最不愿适从的就是身体检查。在周恩来

的亲自劝说下，毛泽东做了一次胸透。这次X光检查的结果进一步证实，毛泽东所患的疾病确是肺炎。经过医生的多方调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到1971年春夏之交才始告治愈。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开始了巡视大江南北，但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处理“九一三”事件期间，毛泽东的肺炎再次复发，而且比1970年10月的症状还要明显。对正常人来说较为容易克服的一般性病菌，也会在毛泽东的肺部发生感染。在冬春之交，北方的天气严寒多变，毛泽东不断地感冒、咳嗽，浓痰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注射抗菌素来有效控制肺部感染，或者同时以人参等补药增强体质，也许毛泽东的病情会很快得到缓解，甚至有彻底治愈的可能。但是，毛泽东拒绝补药已是多年的习惯，他也反对通过注射抗菌素来治疗肺炎。医生就只能采取口服抗炎药的办法为毛泽东治疗。

　　口服抗炎药虽然可以控制局部炎症，但却无法彻底医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这样，在春寒料峭的1972年1月初，毛泽东的病情变得越来越重。这时，最明显的症状是，他的行走能力变得比往常迟缓和沉重。在室内行走也要有护士搀扶，室外散步在严冬时节被彻底取消了。

　　毛泽东的运动量不断减少，1972年初，医护人员发现毛泽东的腿部开始出现轻度的浮肿，两小腿和足踝部都有明显的压痕。毛泽东的血压也不断升高，以前，他的血压多年来始终都维持在高压130毫米汞柱、低压80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可是到了1972年1月，毛泽东的高压在最高时竟然升至180毫米汞柱，低压也大多徘徊在100毫米汞柱左右。血压的居高不下从而导致了毛泽东的体力下降。他每日须遵医嘱卧床体息，便秘的症状也在加重，有时两三天才解一次大便。这期间，毛泽东的胃口又不好，食量的减少也影响了他的抵抗力。

　　1月10日下午3点，陈毅

的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泽东临时决定前往参加。当时由于没有考虑到有病在身的毛泽东会亲自参加，所以一时无法解决追悼大厅温度较低的问题。加之毛泽东又是匆忙作出决定，医护人员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加以准备，当时毛泽东只在睡袍外边罩上了件灰呢大衣，这难免让毛泽东受到寒气的侵袭。

　　参加完陈毅的追悼会后，毛泽东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肺部感染也明显加重，并伴有低烧症状。两天后，毛泽东双腿浮肿的情况开始加重，浮肿的部位又开始向上蔓延。医生在检查中发现，毛泽东肺部杂音不断加大的同时，又出现了心律不齐等症状。尽管疾病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可是毛泽东仍然不同意注射抗菌素，只同意口服抗炎药。

　　由于不断的咳嗽，毛泽东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床上平卧而眠了，他在夜间只能倚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睡觉。1月18日，毛泽东突然发生昏迷，这让身边的医护人员大为不安。毛泽东出现昏迷，是自他患病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况，医护人员不敢疏忽，这样就惊动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

　　周恩来亲自赶到中南海(专题

)游泳池毛泽东住地，探望病中的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已经醒来。考虑到毛泽东的病情，周恩来马上决定成立专门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治病。除原来毛泽东身边的医护人员外，又临时从北京医院、阜外医院、北京中医院和中南海门诊部等单位，抽调有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多名，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病情的检查和诊治工作。

　　这个由北京几家医院著名内科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对毛泽东较为严重的肺病进行了会诊。医疗小组根据毛泽东精神疲惫、咳嗽加重、气喘多汗、血压偏高和1月18日出现昏迷等病况分析，一致认为应对毛泽东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周恩来也特别指示医疗小组，最好尽快为毛泽东进行一次包括心电图和X光胸透在内的系统检查，以期对毛泽东的病情作出最后确诊。

　　政治局第一次讨论毛泽东的病情

　　然而，当医疗小组把上述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时，他仍然不同意做全面的身体检查。毛泽东之所以在病情转重之时仍然固执己见，其原因似乎与他多年形成的反对小病大养的思想有关。后来，周恩来亲自做工作，毛泽东才改变了对疾病的消极态度。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现在马上治疗，病情不但会好转，而且恢复也比较快，如果继续拖延下去，肺炎有可能转为其他疾病。从当前下肢浮肿有明显向上扩散的迹象上看，主席最好尽快做一次心电图的检查。”

　　周恩来的担心是完全有根据的，他和医护人员的想法一致，都担心毛泽东的肺炎有一天会引起心脏的病变，如果一旦引起心脏病变，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尊重了周恩来的意见，但他只同意做一次心电图，其他繁琐的检查仍然不愿意配合。经过医疗小组的再次力争，毛泽东最后只同意做心电图和X光胸透两种检查。

　　胸透片子出来以后，证实了毛泽东肺部感染已相当严重。医疗小组还发现，由于肺部感染长期得不到进一步的有效治疗，现已危及到病人的心脏。心电图显示毛泽东已出现了肺心病的明显症状。不仅如此，专家们还发现，心电图显现的结果已经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病情转重，在肺炎的基础上，又发现了血性心力衰竭和阵发性心动过速。专家们通过X光和心电图检查所得到的结果，诊断并认定毛泽东1月18日长达半小时的昏迷，就是因为肺性脑病所致。这是因为肺心病可以直接造成脑部的缺氧，所以也才有毛泽东平日精神不振及昏睡等相关症状。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坚信自己的病情并没有医疗小组所估计的那么严重。对于医疗小组提出的强心、消炎和利尿三大医疗方案，毛泽东虽然勉强接受，但是他仍然说：“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在医疗小组开始为他实施注射青霉素和口服抗炎药之后，毛泽东又派人去询问对康生（当时也生病住院）实施的治疗方案，当他听说康生只用抗生素，其他药品一概不用时，毛泽东又回到他原来固有的立场上来，决定马上中断正在进行的黄胺制剂的注射。

　　因为无法大量使用消炎类药物，毛泽东的病情在1972年1月中旬以后，非但没有缓解和减轻，反而加重了。

　　1月21日晚7时30分，周恩来和江青

一起来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在听取医疗小组汇报的时候，周恩来也为毛泽东越加严重的病情及他本人仍没对疾病引起高度重视而感到忧虑。但是江青却不以为然地对医疗小组提出了批评：“你们最好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主席的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前几天还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他的体质多年来始终很健康，你们不要把事情夸大才好。”

　　当周恩来和江青一起来到毛泽东卧室，和毛泽东共同研究进一步的医疗方案时，毛泽东本人仍然认为他的病情并不像医疗小组估计得那样严重，而江青又在一旁故意制造障碍，使得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始终无法进入正题。鉴于毛泽东的病情确实在悄悄转重，周恩来决定在当天夜里9时召开政治局会议，把毛泽东最近病情的变化及医疗小组的意见，一并提交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以期达成共识尽快制订一个让毛泽东能够接受的治疗方案。

　　当夜，怀仁堂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举行。会议期间，姚文元从会议室来到怀仁堂东大厅，接见了等候在那里的几位医疗小组成员和内科专家。姚文元的态度严肃而冷冰，他对专家们说：“我是受中央政治局和江青同志的委托，找你们谈一谈。众所周知，毛主席的身体一贯很健康，他老人家每天参加会议和接见外宾，我们在发表新闻消息的时候，都一再说明，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这不是空话，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些主席会见外宾的照片，主席的手握得多么有力！他现在有点感冒，受了点凉，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可是你们有什么根据，一定要说主席的肺脏和心脏都发生了病变？而且你们还说什么有心力衰竭的危险？你们这明明是在谎报军情嘛！你们医生这样做，我不讲你们是政治问题，但是至少也起到动摇人心的作用。你们是要负责政治责任的。”

　　医疗小组成员和专家们本来想把毛泽东的病情详细地向中央政治局作一次汇报，以期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然而，当他们听了姚文元的一番威胁之词后，只好把想说的话全都咽了回去。这样一来，医疗小组准备按周恩来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的议程就被取消了。

　　不过，中央政治局研究毛泽东病情的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凌晨4时，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

就和李先念接见了医疗小组的主要成员。这次谈话的气氛顿扫沉默和压抑，变得活跃起来。特别是叶剑英和蔼的语气、尊重科学的态度，无形中拂去了医生和专家们心中的恐惧。叶剑英诚恳地安慰大家道：“政治局让我们再和你们谈谈主席的情况，你们不要有顾虑，把主席的病情讲清楚。”

　　医疗小组这才把毛泽东不愿接受医疗小组关于施行消炎、强心、利尿三套有效医疗方案，始终坚持自己病情并不严重等情况，如实作了汇报。正是因为医生们无法改变毛泽东对医疗方案的观点，所以，本来可以早见疗效的肺炎竟久治不愈。如果继续这样拖延下去，甚至还有可能累及心脏。医生们认为，根据最近一次心电图显示，毛泽东已经出现了心律不齐和心肌缺血的情况。专家们把对毛泽东病情发展的估计，也向叶剑英和李先念作了汇报。叶剑英和医生们打交道较多，特别是他本人做过心脏检查，对心电图比较熟悉。当他看过毛泽东的心电图后，当即认为医疗小组关于毛泽东心脏已出现心室性早搏等情况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会见尼克松，毛泽东产生了快点治病的强烈愿望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

四人负责领导对毛泽东疾病的医疗救治工作。叶剑英出于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在会上主动请战，要求为毛泽东的治疗值班。1月22日傍晚，叶剑英来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与医疗小组部分成员再次座谈，共同研讨如何对毛泽东的疾病进行有效治疗。

　　叶剑英的到来让医疗小组成员顿感精神振奋，尽管那时毛泽东仍然拒绝治疗，并且已经停药几天了。可是，因有叶剑英的鼓励，大家对治好毛泽东的肺心病仍然充满了信心。但谁也没想到，这时候江青又出来干涉，她以“主席那里，没有主席的同意，谁也不能去”为由，迫使叶剑英不得不中断了值班计划。

　　毛泽东因心情不好而拒绝配合医疗小组的治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2月初。在此期间，毛泽东因肺部感染无法控制，只能倚靠在沙发上睡觉，咳嗽也越来越重，有时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陷入了昏睡状态。虽然如此，毛泽东仍无积极配合治疗的意思。但就在这时候，一个促使毛泽东主动要求治疗的契机出人意料地发生了。

　　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请示报告，忽然摆到了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毛泽东批阅文件以后，顿时产生了快点治好病、准备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的强烈愿望。毛泽东的这一突然转变，使得整个医疗小组成员的精神为之一振。尼克松将于2月21日抵达北京，留给医疗小组的治疗时间不到半个月。由于毛泽东希望和尼克松会见的心情十分强烈，所以他这次对医疗小组的医治方案相当配合。毛泽东不但接受了消炎、强心和利尿同时并进的方案，而且又同意在服药的同时进行静脉滴注抗菌素。

　　2月4日的治疗刚开始不久，毛泽东又发生一次严重的昏迷。起因是医护人员在为毛泽东进行肌肉抗生素注射后，他即开始剧烈的咳嗽。忽然，毛泽东咳上一口痰来，由于体力衰弱，这口痰竟然咳了许久也无法吐出来。卡在喉咙里的这口痰，使毛泽东当即发生昏迷。由于毛泽东游泳池住地内不准运进各种医疗器械，所以医疗小组一时无法采用吸痰器进行抢救。这样只好打电话求助于距游泳池住地尚有一段距离的中南海门诊部，让其火速将相关急救器械运到游泳池住地。大约15分钟后，抢救人员将医疗器械运到。这时，毛泽东仍处于昏迷之中，情况非常危急。

　　在将氧气瓶、吸痰器、呼吸机及大批相关药物都运到毛泽东身边不久，医疗小组和中南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即对毛泽东进行紧急抢救，先注射强心和缓解气管的激素类药物，又用吸痰器将毛泽东喉咙中的痰块吸出。这时，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困难，医护人员马上为他加用了呼吸罩。大约20分钟过后，毛泽东才慢慢醒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当他发现在自己床边围满了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时，才知道自己刚才因为一口痰咳不出而发生了极度的昏迷。

　　正在西华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惊悉毛泽东再次发生昏迷，马上中断会议，赶到中南海。

　　周恩来当即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召开医疗小组成员碰头会，总结这次抢救毛泽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对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并使毛泽东转危为安表示肯定之后，同时指出在毛泽东身边找不到吸痰器等医疗器械而险些酿成大祸。当他听医疗小组介绍说，此前不允许把各种相关医疗器械运进毛泽东住地的规定时，周恩来立即决定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尽快安装必要的医疗器械。同时，他又和医疗小组一起研究了治疗毛泽东疾病的新方案。这样一来，一度停滞下来的治疗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

　　医疗小组开始按照周恩来同意的医疗方案对毛泽东施治。较为明显的效果很快就出现在毛泽东发生昏迷的当天晚上。由于医疗小组有效的输液和施用大剂量的利尿药物，毛泽东在当晚6时就排出1800毫升积存在体内的尿液。这是毛泽东近一个月来排尿量最多的一次，也是他病情好转的先兆。

　　多时为下肢浮肿所困的毛泽东，得知自己忽然排出了这么多的尿液，顿时精神一振。他当晚就亲自请医疗小组成员吃饭，再一次表示他希望以健康的身体在2月21日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的病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可喜的新转机。医疗小组再接再励，不断为毛泽东的施治过程修改医疗方案。到了2月中旬，已经困扰毛泽东多时的下肢浮肿症状，由于排尿顺利而出现了明显的消肿，肺内感染也同时消除了，剧烈的咳嗽和低烧症状也随之缓解。到了2月17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泽东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遵医嘱施行戒烟。到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早，毛泽东已经能够在住地小范围行走了。

　　针拨手术使毛泽东视力恢复

　　1974年春天，毛泽东的身体出现了短时期的好转，他又可以到室外散步和行走了。在此期间，毛泽东又可以像从前那样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了。毛泽东身体的暂时好转让他周围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误以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根本好转。可是，负责毛泽东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却发现毛泽东的好转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又出现了许多让人担心的情况。

　　面对毛泽东越来越严重的疾病，经他身边医护人员的多次提议，1974年3月，毛泽东同意请眼科及神经科医生进入中南海，对他近乎失明的双眼和右侧身体麻痹等疾病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

　　眼科医生初步诊断毛泽东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就在负责毛泽东病情的专家准备进一步对毛泽东病情进行检查医治的时候，毛泽东却忽然决定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巡视。医生们的检查论证工作只好告一段落，然后跟随毛泽东踏上了南巡之路。1974年，武汉的夏天格外热，毛泽东在重病之下仍然想到长江游泳。医生们得知后苦苦劝阻，他们认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不适于下水游泳，在游泳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然而毛泽东仍然认为自己的身体可以游泳，只是在医生的劝说之下，他才把去长江游泳的计划改为在室内游泳池进行。

　　当年10月中旬，毛泽东决定前往湖南长沙。这时，他右侧麻痹症状更加明显了，吞咽更加困难，吃饭时要靠别人喂食。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又先后两次想在室内游泳池游泳，但都因为身体不适而中途作罢。进入1974年冬天，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右侧运动神经麻痹的症状也愈来愈重。1975年2月，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前往杭州。

　　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小组再次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神经科、眼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四天。除进一步确诊毛泽东患白内障外，在这次体检中还发现，毛泽东还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但是，究竟对毛泽东的上述疾病如何进行医治，医疗小组仍需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制订医疗方案。

　　1975年2月，医疗小组的部分主治医生从杭州返回北京，准备随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的病情以及这次对毛泽东全面体检的情况，以期中央尽早对医治毛泽东的疾病形成一个完整的医疗方案。2月19日，周恩来带病从解放军三○五医院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邓小平

、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医疗小组的四位医生分别就毛泽东的心脏病和肺病的治疗，双眼白内障手术以及心电图、X光肺片检查所得到的进一步情况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汇报。

　　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三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所以在医疗小组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对于毛泽东的老年性白内障，政治局委员很快取得一致共识。认为毛泽东的双眼失明问题急需马上解决，至于究竟采取何种医疗方案，政治局同意首先要眼科专家选择几位和毛泽东年龄相仿的白内障患者进行医治，取得经验后再对毛泽东施行白内障摘除手术。

　　在中央政治局确定对毛泽东的医疗方案之后，医疗小组马上开始着手对毛泽东眼病的手术准备工作。

　　为了加强医治白内障的手术力量，中央专门调来两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其中主治医师唐由之已有多年中医针拨白内障的手术经验。两位医生在会诊后提出，对毛泽东最好以较为安全的针拨白内障的手术方式，清除眼中的白内障。这主要考虑到这种方法是我国传统中医眼科的成熟技术，既能在手术过程中照顾到像毛泽东这样年迈多病的患者万无一失，同时又因手术的时间短，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不过医疗小组中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医的针拨手术虽可减少病人术中的痛苦，但病人眼中残留的混浊水晶体仍有复发的可能，建议实行白内障摘除手术。考虑到两种白内障手术方案各有千秋，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尚未从杭州回京之前，尽快在北京着手进行两种手术的病例医治，在分别对数起病例进行成功手术并形成经验以后，再报毛泽东，由他自己选定其中一种适合自己的手术方案。

　　医疗小组立即开始白内障手术的准备工作。他们把中直招待所的两间小会议室辟成临时病室，同时为40名高龄白内障患者分别进行白内障摘除术和中医针拨手术。这40名患者分为两组，一组由西医做白内障摘除术，另一组由中医进行白内障针拨术。两组医生既注意对患者的手术过程，同时也注意总结术后经验。1975年7月下旬，40名白内障患者的手术均告成功。与此同时，记录白内障摘除手术与针拨手术病例的报告都呈送到毛泽东面前，他批准以中医针拨手术来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白内障。

　　眼科手术由唐由之主持。当时决定先做毛泽东左眼的白内障针拨手术，另一只眼睛的手术暂定在10月中旬进行。手术时间确定在一个下午，手术室设在毛泽东卧室到客厅的宽大过道上。手术室是用一块雪白的布幔圈围而成，在对手术室进行消毒之后，唐由之向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中医针拨白内障手术的细节。毛泽东泰然自若地坐在手术椅上，等待着手术的开始。当唐由之在毛泽东左眼角轻轻注射一支麻醉药后，毛泽东忽然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打开电唱机，护士立即把他最喜欢听的京剧唱片《李陵碑》放进。不久，手术室内外便响起了优美的京剧旋律。手术只用了几十分钟，即告结束。

　　没过几天，唐由之亲自为毛泽东摘下眼罩，这时候，毛泽东感到眼前一片光明！老人顿时惊喜异常，不过他仍然感到看东西时有些模糊。这样，唐由之又为毛泽东配制了专用眼镜。从此，毛泽东又可以像从前那样批阅文件和读书了。

　　接连三次心肌梗塞导致伟人辞世

　　197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的病情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稳定期。但是，到了这一年深秋，特别是进入11月以后，毛泽东的病情再次出现反复。其主要症状是肺部感染、咳嗽，特别是尿量又一次出现了明显减少。每天最多排尿量不超过600毫升。他的气喘加重，语言不清，行走也显得更加困难。吞咽不畅和饮食的减少，无疑加重了上述这些症状。这时，医生提出以加胃管的方法来加强营养，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小组决定以静脉输入氨基酸来解决毛泽东体内养分不足的问题。很快，有关部门就从国外购进了多种氨基酸。

　　经过医护人员的多方医治，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在入冬以后，身体已经开始康复。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度过了他的82岁生日，这也是毛泽东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1976年5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出现了可怕的心肌梗塞迹象。此前，尽管他的心脏不好，但却始终没有出现过早搏。这一次，毛泽东突然发病，脸色苍白，呼吸急促并伴有全身大汗。经过检查，专家们确认毛泽东为心内膜下心肌梗塞，同时又伴有心律不齐，病情十分严重。这时，中央鉴于毛泽东病情的发展，决定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四人直接负责对毛泽东的医疗工作。因为周恩来已经去世，改由华国锋主持和领导医疗小组。医疗小组有关毛泽东的病情报告必须逐日向上述四人汇报、请示。此前鉴于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停止了他在中南海会见外宾，这次又作出新的决定：一般性中央文件不再送毛泽东批阅。重要文件经过四人批准方可送交毛泽东批阅，以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

　　毛泽东的心脏病暂时得到控制以后，医疗小组又发现毛泽东的其他病情仍在发展。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无法进食。到了这一时期，给他喂饭也成了难事，只能喂一些流食和糊状食物，因此毛泽东的身体抵抗力随着病情的加重而减弱。医疗小组又提出为毛泽东使用胃管借以增加营养，但是，毛泽东仍然难以接受下胃管的做法。为了说服毛泽东同意下胃管，华国锋决定亲自做一次下胃管的尝试，大部分医疗小组成员也同样做了下胃管的尝试，借以劝说毛泽东改用胃管进食。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不同意下胃管。

　　5月30日深夜，毛泽东的心脏病再次复发。他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并出现了短时间的昏迷，所幸发现及时，很快抢救过来。这次发病之后，毛泽东同意医生在他的耳垂上抽取血液进行化验，同时又配合医生使用当时属新式医疗器械的无线电遥测心电仪。这样，医生就可以在外室通过遥测心电仪随时监控毛泽东心脏的变化，以便及早采取治疗措施。在以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的病情较为稳定。

　　6月26日，毛泽东的病情又发生了变化。心电图上显示毛泽东出现心律加快和间或发生早搏的迹象。尽管行动不便，但毛泽东仍然不时要求从床铺移至沙发上休息，后来又再次要求移回床榻之上。晚7时左右，遥测心电仪再次显示毛泽东出现心肌梗塞的迹象，而且这次心肌梗塞的面积较之5月11日那次面积略显扩大。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等火速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经过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到凌晨时分，毛泽东的血压又恢复正常。

　　当天深夜，在毛泽东病情较重之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纷纷赶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他们依次走进毛泽东的临时病房。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眼里露出光亮，他的手动了一下，这动作显然是有话要对叶剑英说。可是当叶剑英来到毛泽东身边的时候，毛泽东几次张嘴却又讲不出话来，他只能与叶剑英紧紧相握。那握手时的动作和眼神，似乎流露出一种依依惜别之情。

　　华国锋对毛泽东的这次发病极为重视，他当即决定由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四人分为两班，日夜轮流住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坚持值班。为了解决医护力量不足，又从北京几家医院调来数十名医护人员，做到医护人员24小时在毛泽东身边值班，每天三班倒，使毛泽东的病房昼夜不离人。这时，江青也从钓鱼台搬进了中南海。

　　在对毛泽东进行抢救的过程中，医生又一次向他提出使用胃管输入营养的建议，这次毛泽东没有反对。胃管插上以后，由于能进食，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开始有了一定好转。他浑身也渐渐感到有了气力。几天后，他又可以在护士的搀扶下下床走动了，尽管不能到室外散步。毛泽东的病情又一次出现了短期的稳定。

　　7月28日深夜，唐山发生大地震。当时，毛泽东下榻的游泳池住地也有强烈震感。毛泽东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天明时分，中央负责同志建议毛泽东尽快搬出游泳池住地，搬到距游泳池住地不远代号（电视剧

）202的新住宅。所谓202新住宅就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平房区，它位于游泳池住地南侧，1969年为战备的需要动工修建，1974年建成。202平房区有一条回廊可与游泳池住地遥遥相连。这所新宅的特点是防震抗震和适于当时的战备需要，如今终于在毛泽东生命危重之时派上了用场。7月31日下午，重病在身的毛泽东由警卫战士和医护人员抬上自动移动病床，沿着那条可以直通的走廊向202平房区转移。

　　在毛泽东病情稍稍稳定的日子里，他又恢复了从前惯有的读书习惯。毛泽东不再满足于工作人员为他读报，而是坚持用已经恢复视力的左眼，批阅那些线装书和大字《参考消息》。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毛泽东除不断关心灾区人民抗震自救的信息外，有时也在护士搀扶下，来到病房门外散步，只是他双腿仍然软弱无力。不过因有胃管不断输入营养，毛泽东的精神尚好。8月中旬，遥测心电仪又一次显现出心脏跳动不规律的迹象。而且在这期间，毛泽东的情绪变得烦躁起来，右侧肢体的偏瘫症状也变得明显加重，毛泽东只有在左侧偏卧才能保证呼吸畅通。这时，医疗小组重新调整了医疗方案，相机投入一些控制心脏早搏的药物。从8月下旬开始，毛泽东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

　　9月2日傍晚，毛泽东出现第三次心肌梗塞！这次要比前两次严重，面积也有所扩大。与此同时，毛泽东一度好转的全身性症状也在不同程度加重，例如呼吸急促、咳嗽多痰，尿液也再次从正常水平降至每24小时不足300毫升。经X光片显示，毛泽东的两肺再次发生感染。中央负责同志闻讯后，纷纷赶到了202住地。9月5日，华国锋决定打电话把已经前往山西昔阳的江青召回北京。这时，毛泽东的身体已近衰竭状态。

　　尽管如此，毛泽东的神智自始至终都是清醒的。这次心肌梗塞发生之后，他本人已经意识到来日无多，所以曾经要求在9月中旬离开北京，希望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韶山滴水洞，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光。但是，毛泽东病情的发展已不允许他再次远行了。

　　江青来到202住地时，毛泽东正在睡觉。江青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一定要用毛巾给毛泽东擦拭后背，涂爽身粉，并给毛泽东活动四肢。不久，她即回到临时住处休息。9月8日凌晨，江青再一次来到了202住地，她坚持要给毛泽东翻一下身。这时，医护人员提醒她说，主席不宜右侧翻身。可是江青不听劝阻，坚持要给毛泽东翻身，医护人员只好把毛泽东翻到右侧。翻身后，毛泽东脸色顿时变得发青，呼吸也一度停止。幸好守候在旁的医护人员马上进行抢救，毛泽东的呼吸才又告正常。

　　1976年9月8日傍晚，202住地一片沉寂，毛泽东的病情在入夜之后忽然变得沉重起来。得到消息后，华国锋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马上来到202住地。中央办公厅也火速通知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到京。在202住地那宽敞的临时病房内外，随着夜色的渐深，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在毛泽东的病房内外齐聚着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尽管202住地内外人员众多，但却是静悄悄的，医护人员也一直在紧张忙碌着。毛泽东病房外的遥测心电仪上，仍然显现出毛泽东心脏跳动的曲线。所有的眼睛都紧紧盯着那条时起时伏的曲线。

　　自9月2日毛泽东发生第三次心肌梗塞以来，他就开始处于病危状态。9月8日入夜不久，毛泽东忽然感到心脏不适。医生们赶来以后，急忙把一根氧气管小心地安放在他的鼻口处。几分钟后，毛泽东的呼吸又开始恢复正常，但他从此便陷入了昏迷之中。从傍晚7时起，一直到午夜零点，医护人员始终在紧张地对毛泽东进行抢救。用药、注射、导尿、量血压和输氧，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毛泽东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他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守在病房外的政治局委员和工作人员，都在静静观察着遥测心电仪上那条不停波动的曲线。忽然，曲线终于变成了一条赫人的直线，这时，时钟指向了9月9日零时10分！

一律暂停网贷机构开展“校园贷”业务

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联合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银监发[2017]26号，下称26号文），要求各地金融办和银监局要在前期对网贷机构开展校园网贷业务整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现阶段一律暂停网贷机构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务，并逐步消化存量业务。　　

银监会方面表示，此前银监会、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47号文，对校园网贷业务进行清理整顿，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部分地区仍存在校园贷乱象，特别是一些非网贷机构针对在校学生开展借贷业务，突破了校园网贷的范畴和底线，一些地方“求职贷”“培训贷”“创业贷”等不良借贷问题突出，给校园安全和学生合法权益带来严重损害，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更早之前的4月10日，银监会在《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6号文），其中提到，将重点做好校园网贷的清理整顿工作。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禁止向未满18岁的在校大学生提供网贷服务，不得进行虚假欺诈宣传和销售，不得通过各种方式变相发放高利贷。　　

由此前“未满18岁的在校大学生”范围扩展至“在校大学生”，由“禁止提供”升级至“一律暂停”，监管层层加码，并最终“一刀切”，可见监管层当前整治“校园贷”的决心。　　

据盈灿咨询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6月23日，全国共有62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校园贷业务，主要是消费分期平台和在线信贷平台，其中专注于校园贷业务的平台有31家；　　在整治重压之下，全国共有59家校园贷平台选择退出校园贷市场，其中37家平台选择关闭业务，占总数的63%；有22家平台选择放弃校园贷业务转战其他业务，占比为37%。　　在“严堵”的同时，银监会还开正门，补服务，“疏堵结合”。　　

26号文提到，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开发高校助学、培训、消费、创业等金融产品，向大学生提供定制化、规范化的金融服务，合理设置信贷额度和利率，提高大学生校园贷服务质效，畅通正规、阳光的校园信贷服务渠道。

网民评论：

害了多少学生，毁了多少家庭。。。　　像捷信这类外资又在中国搜刮了多少？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侄儿子在外国开银行，我也会允许洋人来中国放高利贷。管他弄死多少人。　　

某公司早会　　

主管：收账的事不用你们操心，老板会叫人收账，你们只管贷出去，签字按了手印就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业绩就是你的工资。有什么问题，公司会处理，还有东X帮的刘哥会帮你们的。　　

——我卄你们的祖宗！某些人，早已是人民的敌人！​

周恩来1967年8月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要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有人问：刘少奇这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批判？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同志看问题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串起来看。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除非是现行犯，那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现行杀人犯，一刀下去就定了性了。凡是犯政治错误的，都是逐渐发展的。如果改了他就好了，把错误变成反面教员了。 毛主席指示我们：不仅要总结正面的经验，还要总结反面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才完全。犯错误是允许的，有时甚至于总结错误的经验也是需要的，能够总结起来也是好的嘛，其实大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也要多次观察才能定论。不能一下犯了大错误，就下棍子打死？我们无产阶级是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要把一切阶级都消灭了的最先进的阶级，所以最有政治度量。它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要改造全人类，解放全人类，自己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这是无产阶级的心胸嘛。推翻了资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彻底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话。毛主席常常讲，最近还讲这个问题，最近在一个介绍军训的批语上，又引了这段话。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无产阶级的心胸是应该宽广的，应该从各个角度来考验每个领导人。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团结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一方面要和他作斗争，一方面团结他，为了推行革命运动。

巴黎公社主要成员并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党，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等等。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后，马克思马上表示支持，并不因他是别一派而不支持，总希望他能搞成功。失败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列宁当着党内争论的时候，他团结了一切赞成和支持他的人，所以变成了一个时候的多数派，布尔维克。在一次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上变成多数，以后又变为少数。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夜，决定十月革命起义的时候，党的政治局加米涅夫、季若维也夫，这两个政治委员出卖了革命，他们在党外的报纸上泄露了起义日期这个机密，等于是叛徒。他们承认错误后，列宁也把他们留在政治局里头。托洛茨基参加了十月革命，他并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吸收他在俄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里头，差不多整个列宁在世的时候，政治局里头是几派的，不是都跟列宁思想一致的。

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差不多十年以内，都是按照列宁的路线，团结这些不同意见的人。经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人承认错误以后，都容纳下来了。这说明判断一个人，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考察，斯大林也曾经在民族问题上犯过一次错误，他自己承认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一书中所批判的孟什维克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后来也承认了错误，他说列宁的指示是对的（此处由几个字看不清）决定的是真理，而他自己当时等于一个鬼，说了完全是反动的话，现在承认错误，斯大林还是把他容纳在共产国际里做工作。这都是允许的。对犯错误的人，你还得经过多次考察，这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斯大林在苏联宪法公布以后，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熄灭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一切党内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而且都是来自国外，通通说成是人民公敌，这个当然不妥当，所以肃反就扩大化了。在中国毛主席的组织路线、干部政策一向是马列主义的，而且有发展。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团结——批评——团结，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规律。对于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毛主席用这个政策，对于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也用这个政策。即使是解放以后受高饶集团影响的和彭黄集团影响的，都是采用这个政策，这样就孤立了反党头子和犯有严重错误而又不改的头子，而多数人争取过来了，这使我们党能把民主革命斗争领导到胜利，现在又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是经过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的。譬如拿刘少奇来说，他的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遵义会议以后到“七大”以前，十年之间，就用了三年功夫整风。

当时整风是在战争的年月中进行的，只能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而且当时在高级干部中，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算多，真正学习毛主席著作，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也不多。所以就要通过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这样做，就是好同志了。当时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犯错误较少，甚至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是一般的说，现在应该再深一步地看这个问题了）。相反地，当时把刘少奇看是白区工作的代表，他也以白区工作“模范”自居。邓小平当时又成为江西执行“左”倾路线中受打击的人物，当时“左”倾路线所反对的，在名称上叫做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古×。后三位都牺牲了。唯有邓小平还在，又居首位，结果他就变成了好像是个正确的了。因此在“七大”以后，对这两个人不得不给予信任，很自然地要给予信任。并且在“七大”的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要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这就说明，对刘少奇、邓小平需要进行二十多年的考察，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能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有报告。我只是提醒一下，刘少奇的错误是逐步发展的。戚本禹同志从《清宫秘史》这个电影说起，追溯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 

他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讲具体内容。如果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就是“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时间，原子弹出现，有许多人被原子弹吓倒了，当时连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动，生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写了那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说一个时期不会有反苏战争的，反苏战争是一种借口，真正受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是中间地带。这个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那篇文章实际上是毛主席通篇改过了的，只是发表时还是用陆定一名字。编《毛选》四卷的时候，我们对陆定一说，最好你写个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他根本不吭声。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面貌不早就暴露了吗？毛主席一向不愿意强加别人，既然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了，现在又把它收回不好。毛主席不赞成我们的意见。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情况。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昨天讲了这个事，毛主席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

共产党要争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会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当时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定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

​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像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

​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矛盾，忘掉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的事我就不说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毛主席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摩根大通：灾难即将来临 

　　VIX（波动指数）将会跌至多低的水平？这似乎是对冲基金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股市恐惧指数将会从目前接近历史低位的水平继续往下走。

　　根据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自2004年以来的数据，VIX期货头寸——表明投资者对于股市价格波动的看法——跌至了历史最低水平。

　　由于VIX和标普500指数呈现相反的走势，对于VIX的看跌押注通常会反映在对标普500指数的看多押注。这意味着至少从这个指标来看，投资者对于股市在未来十年进一步上涨的信心达到了最大。

　　华尔街有些分析师认为，对于当前这轮持续了八年之久的牛市来说（史上第二长的股市牛市），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最新的乐观信号。不到三个星期前，CBOE股票多空比率跌至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牛市平均水平的20%，这表明交易者的做空头寸要比做多头寸小得多。

　　但迹象显示，有些投资者们已经开始未雨绸缪，采取进一步行动来防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的风险。

　　周一，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跌至今年新低，这是投资者对经济增长前景心存疑虑的最新迹象。与此同时，一向被不安的投资者视为避险工具的公用事业股今年以来上扬，周一再度走高，带动大盘整体向上。

　　还有其他迹象表明不安情绪浓厚。一个显示市场预期华尔街恐慌指数——芝加哥(专题)期权交易所(CBOE)波动性指数(Volatility Index, 简称VIX)——将出现大幅波动的指标本月升至历史高点。而衡量投资者对波动预期的VIX本月则一直徘徊在历史低点附近。自年初以来，对冲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风险的成本一直稳步攀升。而瑞士法郎等通常被视作避险资产的货币兑美元从上个月开始升值。

　　摩根大通的数量分析专家科拉诺维奇（Marko Kolanovic）表示，目前的低波动性市场环境预示着一场灾难即将到来。他担心，市场将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大幅波动。他认为，如果VIX指数突升至20（当前为10），那么看空波动性的交易策略可能会面临“灾难性的损失”。

　　不过，华尔街的一帮股票专家们并没有这么悲观。根据彭博社对19位策略师的调查，他们认为标普500指数到今年年底将达到2414点，只比上周五的收盘价低了0.1%。

　　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市场会维持现有的状况。对于那些做空VIX指数的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外资银行卡巨头有望年内进军中国清算市场　　

2017年07月01日 15:45 财经网 　　

在中国清算市场蛰伏多年的国际银行卡巨头们即将达成所愿。　　星期五晚上，央行发布了《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服务指南》（以下称 “《指南》”），对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的申请、开业准备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细化。这意味着，中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对外资的开放已进入实操阶段。　　某接近央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指南》是对应国务院2015年放开银行卡清算业务的申请细则，实则提速银行卡清算准入，也是进一步推动中美“百日计划”。“如果申请机构准备工作做的很好，年内有望批复牌照。”　　《指南》具体包括银行卡清算机构筹备行政许可申请表、银行卡清算机构筹备申请人出资人列表 、银行卡清算机构开业行政许可申请表、银行卡清算机构开业申请人拟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名单等多个表格细节。　　而这距中美“百日计划”宣布不足两个月。中国将采取措施为美国电子支付服务供应商提供市场准入是上述“百日计划”在金融服务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还未有机构提交申请，而有意向进入中国的国际支付机构更倾向于成立合资银行卡清算机构，以避免对国内市场水土不服。　　2015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管理的决定》（以下称《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银行卡清算业务，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经中国人民银行征求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后予以批准，依法取得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成为专门从事银行卡清算业务的机构（以下简称银行卡清算机构）。　　这里所称的银行卡清算业务，是指通过制定银行卡清算标准和规则，运营银行卡清算业务系统，授权发行和受理本银行卡清算机构品牌的银行卡，并为发卡机构和收单机构提供其品牌银行卡的机构间交易处理服务，协助完成资金结算的活动。　　去年6月份，央行和银监会近日联合发布《银行卡清算机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作为国务院《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管理的决定》的配套实施细则。　　“虽然中国此前已经对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放开，但是机构仍然不太清楚如何申请，《指南》对计划申请银行卡清算牌照机构来说是一个利好，它们可以一一对照来准备资料。”某国际卡组织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　　“2015年《决定》发布之后，Visa、万事达以及美国运通对进入中国银行卡清算市场都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其中Visa的兴趣最大。”上述接近央行人士说到。　　Visa相关人士此前也向《财经》记者传递了他们希望能够尽快申请的迫切，“我们一直在等清算服务的申请规范细则，希望能够尽快申请，很期待。现在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已经与本地的机构合作创新一些产品，牌照获批后就可以使用这些产品。”　　Visa中国区总经理于雪莉在纪近日举行的2017“世界移动大会·上海站”上表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移动支付市场，也是最具创新活力和创新人才的市场。Visa期待能够与更多优秀的国内创新企业和个人合作，打造立足本地、面向全球的互联互通的创新支付应用，助力未来商务的发展。”　　据《财经》记者了解，上述几家机构前期与监管部门都进行了频繁的交流，并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截至2016年末，中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61.25亿张，银行卡交易量继续增长，2016 年，全国共发生银行卡交易31 154.74 亿笔，金额 741.81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5.49%和 10.75%。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国内银行卡清算以银联为主，移动支付已经形成支付宝、财付通以及银联云闪付为多个竞争主体并存的局面。外企进入中国支付清算市场或带来新的价值理念，但是在国内的发展空间仍需进一步观察。

中国经济进入资本化时代，要害在资本侧

 楼主：蔡寨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实际上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其一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创造了奇迹；其二是中国经济的资本化，中国经济已成资本化的市场经济，市场已经为资本所控制，价格信号只能反映资本的需求，而掩盖和压抑实体经济本身的需求。第一个结果已经引发全球的瞩目，第二个结果却被忽视了。　　

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了资本化，进入了资本化时代，原因在于中国出现了资本过剩，这些过剩的资本超越了实体经济对资本的需求，脱离出实体经济，自成一个体系。因为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逐利是要通过低买高卖来实现，或者说通过炒作资产来实现，所以，资本过剩会导致对以房地产为主的各类社会资产的过渡购买，使得这些资产的价格迅速上涨，形成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当今时代的货币是信用货币，这进一步加剧了过剩资本对资产的过渡购买程度，因为大家都担心通胀，一定要把过剩的现金换成某种资产，以期保值增值。　　

当过剩资本的过渡购买推高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时，市场整体的价格机制就发生了扭曲和失灵。扭曲是说，当被资本疯狂追逐的资产的价格急剧攀升时，其他商品的价格是维持原状，甚至降低的，这样就使得价值估值标准和价值导向发生了扭曲，资本所需求的就值钱，资本所不需求的就不值钱。失灵是说，资产价格的上涨所反映只是资本的需求，而非实体经济本身的需求，实体经济本身的需求并不支持支撑这样的上涨。也就是说市场的扭曲和失灵是针对实体经济来说，过剩资本则是市场扭曲和失灵的制造者。　　

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就分化为相对独立的两块，一块是资本的，一块是实体的。按现在的经济流行语，整个经济可以分为两侧：资本侧和实体侧。所流行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分法并没有涵盖当前经济的全部，因为这两者都属于实体侧，忽视和遗漏了资本侧。　　

但资本和实体两侧的经济又是在共用同一套价格体系，实体侧部分不得不接受因资本侧而扭曲和失灵的价格。如果被资本追逐的资产并不为实体经济一般所实际需要，即便价格扭曲了失灵了，也没什么，譬如对某些金融资产，某些艺术品。但事实是，被资本追逐的主要资产是房地产，为实体侧经济的生产和生活所必须，这样以来，有实际需求的企业和消费者就必须接受被资本所扭曲和失灵的房价，被迫接受一个被高房价所急剧拉升的运营和生活成本，倍感压抑和压迫。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资本侧与实体侧之间的矛盾，资本侧压迫实体侧。也可以把这种压迫称之为资本压迫。同时，资本压迫也是资本的危害在当今时代的主要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危害表现在资本剥削，这是资本的危害在那个时代的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的危害在形式上已经发生了变化，由资本剥削转变为资本压迫。　　

资本压迫与资本剥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矛盾的双方不同。资本压迫的矛盾双方是经济体的实体侧和资本侧，而资本剥削的矛盾双方则是企业内部的资方和劳方。二是，矛盾的机制不同。资本压迫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通过影响价格实现的，而资本剥削则是通过企业指令实现的，因为谈判力强势，资方有意压低劳方的工资，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压迫比资本剥削更有迷惑性、欺骗性，因为它是市场化的，貌似公平合理的、公开透明的。　　

马克思非常重视资本对经济的影响和危害，为此他写出了《资本论》。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这又进一步导致资本的收益率会持续降低，直至为零为负。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是无解，解除之道唯有资本主义本身的破坏和消灭。　　

然而历史事实证明不仅资本主义并没有消灭，而且更重要的是，资本的收益率也没有出现持续的下降。恰恰相反，《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给出的长历史跨度的数据显示，资本的长期收益率一直维持在一个高于GDP增长率的高水平。　　

马克思的失误在于，他忽视了资本过剩后所发生的资本化，忽视了资本侧经济的出现和存在，未能对经济的整体做出实体侧和资本侧的区分。当产能过剩时，实体经济内的资本收益率固然为降低为零为负，但是，过剩资本会离开当时的实体经济，而发展出一个资本侧经济来，在这里它的收益率是很高的。　　

2008年以来，尤其是2012年以来，中国的实体经济是萧条的，其中的资本收益率相当一部分为零为负，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却持续火热火爆，房价打着滚的涨，这里的资本的收益率当然高的吓人。中国的房价与实体经济显然是背离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受过剩资本推动的，房子是当前中国过剩资本最主要的追逐对象。以此，不难看出资本收益率在资本侧和实体侧的反差。　　

实际上，除了过渡购买国内资产外，过剩资本脱离当前的实体经济还有另外两个途径，一个是流向海外，另一个是投资创新产业。创新性产业尽管也属实体经济，但是不属当前的旧实体经济，所以，投资创新产业也是对当前旧实体经济的脱离。这三个途径可以称为过剩资本脱离当前实体经济的“一体两翼”，过渡购买本国资产是一体，是最主要的途径，流向海外和投资创新产业是两翼，相对不是那么重要。“一体两翼”也是资本侧经济的基本结构。这都会让资本在实体经济不振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一个很高的收益率，同时也为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提供空间。　　

按说，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资本流向海外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样它不会炒作本国的资产，制造对实体经济的价格扭曲和资本压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不加控制，往往会出现资本流出的过度，也会危害本国的实体经济。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资本过度外流导致美国经济去工业化、去实体化。一度这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先进性的表现，而2008年的次债危机终于让真相浮出水面，这种产业空心化导致美国中下层的收入在此后的30多年里停止增长，甚至出现下降。这种局面催生了民粹主义，打出“%1vs99%”口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特朗普的上台都与此有关。另一个例子是发生在去年的中国，资本的快速处境导致外汇储备急剧下降，引发人民币汇率危机。　　

过剩资本去投资创新产业，看起来也是正能量的，但是其问题依然会导致过度。也举两个例子。一个是2000年左右美国出现的互联网泡沫，纳斯达克股市崩盘。另一个是当下中国的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没有过剩资本的支撑，这样的商业模式很难想象会出现。所以，过剩资本也不完全是恶的，也有善的一面。但是显然，中国的共享经济里边已经出现投资过度，出现泡沫了。　　

马克思尽管没能对经济做出资本侧和实体侧的区分，这导致他理论解释和预测的失效，但是，他却是高度重视资本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把资本当成了经济的核心，这是马克思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地方。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也没有能够做出资本侧和实体侧的区分，而且也忽视了资本的作用，忽视了资本的危害，忽视了资本之恶。　　当中国经济进入资本化时代后，我们需要重拾《资本论》的基本视角，同时又要正确区分经济的资本侧和实体侧。当前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在资本，在资本侧，而不在实体侧，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属于实体侧。所以，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应该放在资本侧上，放在“资本管理”上。资本管理的目的是化解资本侧和实体侧之间的矛盾，修复印资本影响而扭曲和失灵的价值体系，最大程度地降低资本压迫。　　

我们可以把区分和重视资本侧的经济学称之为资本侧经济学，或者“新资本学派”。当前的中国经济最需要这样的经济学。　　

“资本化”和“资本主义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说中国国经济已经资本化了，并不是说中国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两者的不同表现在资本的控制力不同。资本的控制力体现在三个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人格层面。在资本主义中，资本对这三个层面均实现了控制。而在当下的中国，资本仅仅实现了对经济层面的控制。政治和人格尽管也遭遇到资本的影响，但是远未实现控制，而且也永远不可能实现，这是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　　

资本过剩出现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受过剩资本的影响，突出的例子是2009年“四万亿”政策的出台，这一政策更多关注的是大资本的利益，当然，大资本中主要是国有资本，关注的是资本侧的利益，而忽视了实体侧的利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功，随着生活的逐渐富裕，中国人的人格逐渐遭遇资本的影响，尤其是炒房盛行以来，人人都想赚快钱，都想坐收渔利，不劳而获，并且，以资本和资产和物质化的消费和炫耀来支撑自己的人格，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人格资本化。　　

同时，中国当前的资本结构与西方，尤其是与马克思时代西方也存在根本的不同。在西方，资本的主力传统主力是大型私人企业。而中国的资本的主力则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其次是富裕起来的家庭，第三才是私人企业。　　

具体到中国经济资本化开始的时间节点，我的判断是2004、2005年左右。依据是房价和金融产值的表现，中国的房价是从2004年开始加速上涨的，而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5年开始持续增加。

【本文系ws转载，不代表本博观点。】

作者：李华东    

一​

1947年临朐战役失败后不久，华野正式分为东、西两个兵团，许世友接替陈粟指挥内线兵团，即后来的“华东野战兵团”，已经脱离了前往晋冀鲁豫任职的陈粟的指挥，由许世友直接指挥。 

    其实，“”野战兵团”级别，是当时很高的建制单位你，已经越过纵队，是直接领导纵队的新型野战军的式样，与后来隶属各野战军的“数字兵团”是两个不同的体系。

    要知道，全军野战兵团的建制出现于1947年初，即彭德怀直接指挥的“西北野战兵团”（1947年7月31日改为“西北野战军”）。而陈赓指挥下的“太岳兵团”，其实是一个临时建制，陈赓本人的身份仍然是四纵司令员。

    许世友是解放战争时期，仅次于彭德怀“西北野战兵团”的第二个野战兵团司令员的高级将领。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山东兵团的政委是谭震林，谭震林之前的身份是华东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另一个身份是华东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一般的排名是先军后政，所以，在山东兵团的基本架构是“许谭”，即：军事指挥为许世友负责，而不是谭震林。 

    当然，因为谭震林在华东局任职，所以，虽然党内影响力和排序是在许世友之上。但，许世友毕竟和谭震林搭了档，而军事指挥则是谭的外行，真正指挥员是许世友。

    接着说到粟裕。

    许世友和粟裕的关系非常不睦是不争的事实，而许世友、粟裕都是陈毅之下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也是不争的事实。 

    二人后来矛盾的焦点其实还是1949年前山东的局势大逆转。之前的粟裕，在陈毅麾下打得一塌糊涂，在苏中丢了苏中，在山东先后丢了鲁南、鲁中、鲁西南等等，最后调离华东，到晋冀鲁豫任职。

    而许世友接管内线兵团后，山东局势立即逆转，不仅打破了重点进攻，而且保住了胶东根据地，使得山东成为战场上唯一没有丢掉的根据地，之后又打出胶东，并最终打下了几乎整个山东。 

    兖州战役之后，遇到豫东失败的粟张兵团逃亡山东休整，粟兵团的某些人认为是“完成合并”或者“会师”，其实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想法，粟兵团的建制并没有改变，其在中原丹担任的豫皖苏军区司令员职务也没有被解除：怎么可能有什么“会师”一说？ 

    这时，看到兖州顺利拿下的毛决定立刻进攻济南，由许世友挂帅而粟裕等部担任战略支援任务。这是因为，毛看中了许世友在山东的一系列攻坚战的战绩，而当时的全军，除了许世友外的任何别人，都没有攻取坚固设防大城市的经验。 

    毛看到粟裕以组建阻援兵团无力而推脱战略任务后，他不愿过多干涉粟裕组建阻援兵团的努力，因为毛并没有动摇许世友的济南战役总指挥任命，只是给于时间，任由粟裕组建阻援兵团而已。   

    于是，当耐不住性子的毛一声令下，粟裕拖延两个月的阻援兵团也就“快速”组建完毕了，再也不敢拖延，而带着重病的许世友也就立即就赶往前线就任总指挥。 

    整个济南战役，许世友都是按照早在1948年7月17日的计划进行的，就连“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沿用的也是潍县战役后山东兵团就提出的口号。 

    济南战役结束，许世友按照中央与军委的指示，继续回到到胶东养病。 

    而粟裕是不可能取代许世友的，于是就由谭震林、王建安（任代理司令员）指挥山东兵团继续南下，而不是来自中原的粟裕。 

    1949年2月，许世友就任山东jun区副司令员，之后指挥了增强民族信心、走向民族独立有巨大象征意义的青即战役，以及全军第一次渡海登陆作战的长岛登陆战。  

    表面看来，许世友仅仅是山东的副职，但要知道，山东jun区的挂名司令员是曾经与邓搭班子的、老资格的张云逸，山东jun区第一政委是时任政治局委员康生，其位置可以高于陈、粟、谭等任何一位的。

    而此时的司令员张云逸已经随军南下，真正主持军区工作的，就是许世友、康生二位。 

    从另外的角度讲，临朐失败后山东基本沦陷，山东全部土地的解放，都是许世友带领山东兵团的战功，许世友镇守自己解放的土地也是非常正常的，更关键的是，在山东的青岛，还住有美军的第七舰队，这可是美军变中国大陆唯一的军事基地！ 

    很显然，中央以及军委对许世友在山东的影响力是极为看重的，而换上任何人，都不会有许世友镇守的效果更好。 

    问题在于，粟裕南下后，却与饶漱石为首的原华中系人员打得火热，二人的暧昧关系很快就从地下走向了地上。在饶为首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中，粟裕名列第三位，连曾经的华东局第二书记、时任华东jun区司令员陈毅都只是委员，抗战后最强大、解放战争结束时兵多将广的华东最强大武装-----山东八路竟然无一人进入核心层面！ 

    于是，察觉到这个现象的毛，在新中国成立战争基本结束之时的1951年10月，在调粟离开华东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未果的情况下，毛以更高的官职吸引粟裕，即务必将粟调离华中系的老巢，离开华东担任第二副参谋长，而此时的总参谋部，其实连参谋长的地位都低于大战略区司令员，何况二副？ 

    关键在于，粟裕必须离开华中系的老巢，这就是硬道理！ 

    粟裕离开后，陈毅继续遥领华东jun区，直到1954年2月，从朝鲜回国的许世友担任了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实际华东军区的常务工作改为许世友全权负责。 

    到了1955年实行军衔制改革，按照当时“以现任职务”优先的规定，粟裕以总参谋长而获得大将军衔，许世友以副总参谋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而获得上将军衔。 

    我们几乎看不出离开延安后的许世友到底与毛泽东是怎样交流的，但到了“史无前例”的大乱局面中，当许世友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发出杀气腾腾的誓言：“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的惊人之语后的1969年中共九大，激烈对抗毛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许世友，反倒是政治局委员了。

    毛对于许世友的了解早就已经隐然在心，他也知道粟裕的能力比不过许世友，只是，碍于华中系总后台胡服（那可是后备力量之首啊）的面子，而不得不任由胡服代理人的饶氏，先搅浑华东，再插手中原（不许在山东休整的粟裕回到中原建制）。 

    而许世友的逆天战功与军中的巨大影响力与代表性，让毛不得不对许世友高看一眼。 

    这一点，就连后来到山东挂职的政治局委员康生都看在心里，后来，在许世友受到各类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冲击时，亲口说：解放战争和我在一起嘛，我是他的政治委员嘛。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兖州也好，都是很坚定的。而且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也是党的一个好同志......他在延安遭受罗瑞卿的严重迫害打击，在华东受到饶漱石歧视排斥......！ 所以，在毛心目中，粟裕虽然是出身红一的自己人，而许世友仅一个战将，而且是一个敢于在战略上和人事上敢于公开对抗自己的战将，但是在军事才能上，粟裕与许世友是不在一个层次的，而且，许世友从来不玩阴谋，而是阳谋。 

    二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思维十分敏捷、十分清醒的人，他知道自己也可能犯错误，因此，他可接受别人的建议，但绝不允许别人动摇自己的政治路线，尤其是落实政治路线至关重要的人事方针。

    在解放战争时期济南战役期间的9月18日，中央直接发电给中原区的刘陈邓，直言不讳的称粟裕担任代理司令员的“华野”（隶属中原局与中原军区、“对外称华野”的西兵团）“华野后勤工作混乱无能”！这即是毛对得到胡服以及饶庇护、外表一向顺从的粟裕领导能力的基本认识与态度。

    在淮海战役之前的10月10日，中央再次致电对粟感情极深、且抑留粟裕与华东拒不归中原建制的饶漱石，严厉指出：“......自中央子虞电至今已九个月，......华野（仍然是指隶属中原局与中原军区、“对外称华野”的西兵团）前委书记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性，落在一切兵团之后，... ...”

    后来，为了防止饶漱石再次干扰军事指挥系统，在渡江战役前后，更是任命中原局书记的邓担任了“华东局第一书记”，统一指挥二野、三野的作战行动。

    因此，在毛的一生中，能够容忍当面与背后的冲撞，而得到重用的，唯有许世友一人。毛之所以恶言粟裕而忍耐许世友，是因为军队中不可以没有许世友指挥打仗，更加不容许漠视纪律、搞乱建制的现象与行为存在。 

    坊间评价许世友，更多得到是他的一些轶事，但几乎都忽略了他的军事指挥能力。

    其实，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是军级干部，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军级干部------红四方面军主力的第四军军长，全军第一个骑兵纵队的司令员，红四出草地的开路先锋。 

    红四方面军入川，许世友还仅仅是团长，虽然资历例如党龄并不短，不过与当时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们例如徐向前、陈赓、张国焘、许继慎等人相比，背景是弱了不少，但是在入川的关键一战中，时任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的许世友却力挽狂澜，将“胡宗南狂妄叫嚣“漫川关，就是红军的坟墓””的防线硬是撕开了一个口子，让红四全军两万多人突破了封锁线，拯救了红四全军。

    连徐向前自己都承认：漫川关是关系到我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许世友那个团立了大功，... ... ...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就此，以拯救红四全军为起点，进入川陕的许世友，就由团长、师长、军长，几乎没有副职的步伐，逐步成长为军级军事干部，得到了当时的中央与中革军委的瞩目。

    在懋功会师后，中革军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许世友是当时总计九个军的军长之一，与林、彭等一样，是少数几个生存到建国后的军长之一。

    而作为高级将领，许世友并没有卷入毛与张国焘的“斗争”，只是履行同在军中的红军总政委、总司令的指示。就是说，他和张国焘的关系是明明白白的。

    而许世友与毛直接对抗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抗大事件”，这一事件牵扯到许世友、王建安、王新亭、洪学智等大批的红四干部，也牵扯了林、罗瑞卿等红一的干部，更牵扯到了凯丰、张闻天等文官对红四人员的全盘否定。

    在南下路线被大批判的背景下，凯丰的一篇“党中央与国焘路线的分歧在哪里”，与会师时的“番民工作的结果问题”一文否定民族自治路线一样，文中一句“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把长征胜利会师后人数最多、有光辉战斗历史的四方面军全面贬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成为后来反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先声，给四方面军官兵带来很大压力，也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

    1937年4月3日，因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的悲剧终于发生了：延安红军大学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洪学智等因串联三十多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

    因为斗争极端扩大化的株连，相当多红四方面军将领有了离开延安回川陕的思想，这些人当然要串联，这串联就要有一个带头人，也就是到达川陕苏区后的一把手。方方面的材料显示，许世友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核心。 

    所以，红四的高级将领们就私下串联了威望最高的许世友，而这是因为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中有很高的威信，是一个可以托付生命的卓越领导人。

    在网络上，有1937年在延安审判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案”的判决书：

    “许世友，系前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现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习，因对目前斗争张国焘错误路线问题，认为中央是对红四方面军采取各个击破，对目前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认为是另有密约的投降敌人，听说西路军失败，认为自己就没有出路，这次请假回家未获允许，由于以上这些错误观点出发，逐渐发展形成到政治上的动摇，遂与同学第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政治委员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前九十一师师长朱德崇、前九十三师政治委员詹道奎，组织拖枪逃跑出去打游击，分头活动军政大学中四方面军送来学习的各级干部，结果组织了三十余人，约定在4月4日晚间，各人带各人的枪，到军政大学第五队毛（茅）厕侧面集合，由许世友带二个人，在最后掩护出城逃跑，如有人追捕，即实行抵抗，许世友且主张大闹天宫并主张在山上打几枪说土匪来了，趁城内混乱的时候闯出城门，出城后在二十里堡集合，用抗日的名义，向群众派粮捐款，到陕南去打游击，此项险谋，该犯等已着手实行，因被西北保卫局破获而未遂，经中央司法部国家检察长侦查起诉。” 

    延安出走事件，联络许世友准备一起出走的，有5个军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和2个营级干部，这30多个干部同时出走，如果成功，对于中共的打击将是极为沉重，甚至是致命的。而“批判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后果，由此可见一斑。

    毛看出来一个现象，即：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的影响之大、威望之高，可见一斑！

    由此，毛对许世友开始极为器重，能征善战、威望高的许世友，就此成为了红四将军们的杰出代表。 

    毛得知此事后厉声批评了凯丰：“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张国焘过去在四方面军批的是我毛一人，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批张国焘，居然连高级军官、基层战士都一起批了！”

    1961年6月12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联系这段历史，批评林彪把持抗大，搞宗派主义，整四方面军的同志整得过分，造成歧视四方面军干部的后果：“在延安反的张国焘路线，的确是路线错误，毫无疑义，但是批评的方式还是老方式，总是检讨不彻底，一次不彻底两次，两次不彻底三次，四次、五次，总是没有彻底之日，搞得这些人受不了。一方面军搞得不对，抗大整得过分了。我叫谭政在延安清查了一下一、四方面军的职务，调查结果，四方面军的同志统统当总务科长，就是没有做政治工作的，就是不信任他们。听了这些之后，在党校，三个方面军的同志都有，还有地方干部子女，我讲了话，他们说我讲的公道。我说三个方面军都是一尺，不是一方面军是一尺，四方面军是九寸，四方面军就抬不起头，只有九寸，矮一寸。第二是光荣历史。因为张国焘犯了路线错误，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不是就抛掉了?没有，抛不掉的。跟一、二方面军有一样的光荣历史。”他还说，“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光荣，多一寸矮一寸，用人行政不一视同仁，就有所差别。总之，对四方面军歧视。”毛的这些话，有的放矢，说出了许世友为首的许多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心里话，给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抗大事件事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因为抗大事件的影响，许世友去前线的时间晚于大部分将领，他以386旅副旅长在129师刘邓所部工作，与旅长陈赓一起搭班子，直接指挥了被称为“平原抗日第一战”的香城固战役，共毙日军大队长以下200余人，俘8人，缴获火炮4门、枪百余支(挺)，毁汽车8辆，八路军伤亡50人。师长刘伯承对这次战斗非常赞赏，说这次战斗敌我伤亡的比例是四比一，是一个模范的诱伏战，应当表彰。

    之后，许世友跟随徐向前来到山东，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工作，在胶东建立了赫赫功勋。 

    在山东，许世友渡过了16年的时光，从34岁的青年，一直工作到50岁，在山东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在胶东，许世友亲手组建成立了全军第一支正式建制的海军部队-----胶东军区海军支队。

    抗战结束后，许世友担任了海运司令，担负了从刚刚解放的胶东港口向东北运送山东八路的战略任务，圆满完成了长征之后的全军第二次也是第一次主动的战略转移。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时的许世友，虽然仅仅是胶东军区司令员，但之后又成为给新组建的“胶济路野战军”的司令员（政委王建安），并带兵参加了莱芜战役，将苏中六纵打成击溃战的莱芜战役变成了完美的歼灭战，由此得到陈毅的青睐。但是，当喜欢大兵团的饶漱石回到华东后，他又成为了九纵司令员。

    但到1947年8月，他取代陈粟执掌了屡战屡败的内线兵团，他就成为了除彭德怀所率“西北野战兵团”外的又一个仅有的“野战兵团“的令员。

    以内线兵团的败军，许世友在最艰难的时期打了连续的漂亮仗，从保卫胶东开始，到完全打破重点进攻，之后又打出胶东，打遍全山东。在我军军史上，曾经在谭家桥击败我军两位“军事家”的国军战将王耀武，在许世友手下连招架之功都不具备，直到济南战役，他以全新的战术将王耀武擒于马下，其攻城战术推广到了东北、华北、西北、中原战略区，成为名垂军史的军事大家。

    可以说，到解放战争初期，许世友就开始进入快车道，军事造诣到了出类拔萃的程度。从1947年接管内线兵团开始，许世友的战术战略更加成熟，其独挡一面打破重点进攻并在华东率先发起大反攻的经历，得到了毛等的一致认可。

    除了军事上的出类拔萃，建国后的许世友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这在毛时代的政治局委员和邓时代的中顾委副主任，都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而从参加革命，许世友相继在张国焘、毛泽东、邓小平这几个狠角色手里讨政治，竟然非常的顺捷，这都与他专业的军事素质，与坚定的党性原则有直接关系。即使别徐向前后来称之为“这是个冤案”的所谓“抗大事件”，其实也是以牺牲自己为红四全军的将士们争取军人应有的荣誉。 

    三

    毛对许世友与粟裕的不同态度、不同做法，原因是：

    第一，通过粟裕的反应看粟裕的反应，即是与华中系贴心，还是与中央的路线贴心。第二，毛也通过粟裕的反应看粟裕的大局观与指挥部队的能力。 

    一个将领的进步空间，一个是军事指挥能力，另一个就是是否有落实大局观的能力。

    粟裕在指挥作战方面是很一般的，而大局观的能力就更弱了。通过粟裕愿意接受饶漱石的抑留拒不归队中原的行为，以及他借助华中系饶漱石的力量在二次曲阜会议上恶整西兵团内部的山东八路的做法，毛都看的清清楚楚。

    建国后，粟裕在华东更加与饶漱石打得火热，对陈毅的蔑视更是到了公开的地步。饶漱石一手组建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仅仅是作为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粟裕竟让一跃而为第二副主席，而华东军事一把手、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仅仅是一般的委员，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康生，竟然也被饶漱石安排到了一般委员的位置！

    因此，毛以调虎离山的策略调走粟裕的计划开始实施，如同当初因为败仗调粟裕出华东一样，这次是调他到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任司令员，但是粟裕很干脆的“称病”予以拒绝，逼迫毛派出了负责内卫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为前往查看虚实，之后就实施了干脆到苏联“养病”的方针以彻底脱离华中系的圈子。

    从 “养病”归来的1951年10月，毛再次以总参第二副部长的位置吸引粟裕，并由南昌起义时期的老领导朱德亲自谈话，这次，粟裕无法拒绝，只得同意到任。

    到饶漱石事件爆发时，粟裕的揭露道出了饶漱石与他的私下交易，即为何与饶漱石如此近乎的原因：在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的时候，饶跟我讲过几次：‘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要负主要责任。’

    1958年，担任总长时间不长的粟裕私自调动三个军，在面临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质问时，粟裕却矢口否认，反而将责任推到了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领导人身上。这一套做法，一如之前战役失败总要找替罪羊的老套路，但是这一次在南京军区许世友、福州军区皮定均、总参作战部三方会议记录的公堂对证下，这个“替罪羊”的荒谬做法没有得到认可，反而换来了一个经毛、朱、周等联合批示彭德怀进行处理的文件：“为何粟、陈等不向军委和中央请示，就向下指示。请查”的结论，

    粟裕，继金门之战退出军事一线后，以私自调军而就此彻底淡出军事决策与指挥系统！

    至于后来与林、江等眉来眼去，以及得到了“军委常委”、“驻军工系统军管组总指挥”等职位，其实都是回光返照，因为，再也无人相信他的话语了。

    有人说，毛泽东早就已经对粟裕有成见了。其实，这是错误的。我认为，毛泽东对于粟裕评价的由来，既不是拒不过江，也不是什么干扰干涉毛的人事安排问题。

    在重建中原局过程里内部的人员调整中，毛要粟裕接受华野（即隶属刘邓的“对外称华东野战军”的西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前往中原局掌握大局，这本来是极其自然的事情，粟裕拒绝与接受与否其实都无关紧要，根本就不会摆脱中原局掌管全局（包括粟裕所部等）的大格局，区别只是身份的不同而已：陈毅挂职司令员，则是中原直属部队，而如果陈毅不兼职的话，就完全成为与其他各部队一样的地方武装，粟裕的拒绝，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前景考虑。因此，当粟裕以粟张兵团司令员兼领西兵团代理司令员后，中原的豫皖苏军区照样成为粟裕负责的地区，实际就是完全地方化的落实。这与毛的态度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毛对各大战略区内部的决策极少参与，而粟裕在华野（即隶属刘邓的“对外称华东野战军”的西兵团）的权限，也就是让位于发挥刘陈邓的领导力，即发挥统一领导下的军事指挥能力的需要。 

    而豫东战役后本来是在山东休整的粟裕，却在饶漱石指使下拒绝回归中原建制，并借助饶漱石的力量大力整治西兵团内的山东八路。这一做法，既干扰了中原的大局需要，也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团结。这才是让毛极为生气的事情。

    所以毛才对粟裕热衷整别人，而自己却拒绝“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展开了直接的批评！

    而从红军时期起，毛等中央领导就知道许世友是一个军事天才，而“抗大事件”，他更进一步知道了许世友在军内的巨大影响力与号召力。为发挥许世友的能力，毛顶住党内某些人所谓“放虎归山”言论的巨大压力，做出了巨大的调整；至于毛的内心世界里在赏识许世友能力的同时，到底有多少抗大事件的阴影，那只能是猜测了。

    所以，大军南下取胜把握性并不大的时候，毛就让许世友留在山东军区当实际领导权的常务副职，在养病的同时，肩负着看守青岛美军的任务。

    期间，许世友先是指挥了驱逐美国驻华军事基地的青即战役，接着又指挥了全军第一次渡海登陆作战，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建国后的许世友，先是参加了抗美援朝；之后，作为一员戍边大将，先后指挥了一江山登陆战、西沙收复战、对越反击战等，无不取得了圆满的胜利，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对侵略者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威慑。  

    这就是毛对许世友、粟裕的真实态度，也是一段军事与政治生涯交错的历史。

    这就是真实的粟裕，真实的许世友！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晤期间讨论了“许多事情”。他预计两国未来关系发展将有利于两国。

　　在开始跟普京举行首次面对面会晤时，川普说，“我期望俄罗斯和美国会有许多积极的事情出现。”两位领导人是在德国汉堡参加20国峰会期间举行这次正式双边会谈的。

　　两位领导人的这次会晤充满象征意义。川普依然是全球外交的新手，而普京则是前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的特工，17年前通过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实质上的政变上台。普京以善于使谈判对手方寸大乱而著称。

据路透社报道，在北京时间7月7日晚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会场进行了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两人进行了简短的握手寒暄，并且确认了稍晚时候举行双边会晤的安排。

　　“两名领导人相互握手，并且表示他们将很快召开单独会晤，并且再次见面。”佩斯科夫说。

　　根据美俄双方此前的安排，二人将于当地时间7日晚些时候举行双边会晤。

　　在被问及普京本人是否期待与特朗普的会晤时，佩斯科夫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称，和特朗普一样，普京已对G20峰会期间的会面和磋商迫不及待。

　　这次握手寒暄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与普京公开会面。不过，从特朗普过去的公开表态看来，二人过去是否见过面则或有过联系则依然是个谜。英国《卫报》梳理了特朗普自2013年以来数次关于普京的表态，在这些表态中，特朗普时而表示自己与普京见过面并且“相处良好”，时而表示自己与普京有过联络，时而又表示自己“从未见过普京”，并且“不认识他”。

　　但可以确认的是，特朗普曾多次在社交网络和媒体上对普京表示欣赏，而普京也曾称赞特朗普“耀眼而有才华”，并且对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表现出的改善美俄关系的意向表示赞赏。

　　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在就俄罗斯是否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一事展开调查，特朗普多名幕僚成为调查对象。而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正式就任总统后，美俄关系也频现龃龉。今年4月7日，在特朗普命令下，美军向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一处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导弹；4月13日，特朗普指责俄罗斯默许叙利亚政府对平民发动化武袭击，并且称美俄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