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全传

以下系摘录《彭德怀全传》第4卷，本博只摘录，提供历史背景，没有倾向性：

​【粟裕违纪擅权布置攻马祖列岛而导致挨批】

​彭德怀于1955年6月20日深夜，接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19时30分急电，说皮定钧从北京回来传达粟裕总参谋长18日指示:

“对马祖列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全面准备同时连续攻击高登、北竿塘、南竿塘。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以显示我国力量的强大，战斗实施应速战速决，准备工作应细致周到，并向最困难处着想。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

电报上说，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没有一年半以上的准备，无法实施。接着电报中又列举打马祖的困难和不利条件，需动用四个师(敌军为一个加强师)，560只登陆艇，距大陆远，我岸上炮火支援困难，敌台湾空军到马祖上空可活动30～40分钟。我军从浙江机场起飞的战机到马祖—上空只有7至8分钟作战时间。我未掌握制空权。登陆船队没有可靠的空中掩护。如马祖三个岛同时攻击，还不如打小金门岛(敌军一个师)，距陆岸近，便于船只起航和岸上炮火支援。但也需要相当长时间准备。

​彭德怀看电报后感到惊异。因完全不知此事，而粟裕已于20日去旅大视察，接收苏军撤走时作价移走的武器装备(27日回京)。

彭德怀于21日上午把主管作战的副总长陈赓召来询问。

陈说，18日那天粟总长召集皮定钧和作战部王尚荣等研究了福建前线作战问题，认为可准备攻打马祖列岛，并立即准备。能三个岛同时攻击有利于速战速决，但应由南京军区许世友等研究后再定。

彭说：毛泽东批准的1954年8月13日军委关于东海沿海作战方针，你们也参与了制定。明确规定每次只选定一个最小最弱的敌占岛屿攻击，求得战则必胜。打一江山岛就是按这个方针选定的。我曾告张爱萍要用牛刀杀鸡。现仍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看来总参、南京军区、福建军区对这一方针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好。选定攻击目标后报军委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再着手准备。现可先告南京军区打马祖准备工作暂停，听候新的指示。

​周恩来看到电报后，电话上问彭德怀，彭说不知此事，已告陈赓，要南京军区暂停准备，听候新指示，待主席回京请示后再定。

​毛泽东于6月23日从杭州回京，彭德怀就此电报事向毛汇报。

毛说，你出国(彭于5月2日至6月3日至波兰出席华沙条约国成立仪式)期间，粟裕报告，说福建前线机场于6月底竣工，建议空军进驻，以配合外交斗争，保护沿海航线，防止敌机骚扰空袭，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我批同意交贺龙、粟裕去办。6月11日刘亚楼到杭州见我，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准备组织空军人闽。我考虑根据在印尼万隆业非会议情况为争取缓和局势，即告刘，空军暂不入闽。打马祖事也应日后再定。目前台海局势以平静为好。

彭说：中央曾批准1957年底前解放浙闽沿海岛屿，为解放台湾做准备。现浙江敌占岛屿都已解放，福建沿海敌占岛屿，我们仍应积极准备，在国际局势有利时逐个逐个攻占。现在看粟裕、陈赓、许世友等对军委8月13日的方针还缺乏深刻认识。

叶飞在福建主要搞省委和政府工作，他也应很好地掌握军委的方针。为此提议请叶飞、许世友来北京开一次会，有利军委方针的掌握和贯彻。毛表示同意。

​经过准备后，7月8日，彭德怀主持关于福建沿海作战会议。出席者:粟裕、陈赓，叶飞、许世友、唐亮，海军副司令罗舜初、南京军区空军司令聂风智、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总参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德和总参作战部处长雷英夫。

​首先由王德汇报福建沿海敌情和关于攻马祖列岛的问题(内容与电报略同)，粟裕说，6月18日开会时，只是告皮定钧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未说三个岛要同时攻击，皮定钧可能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陈赓说先全面准备，攻击时再选择最小最弱的岛，符合军委8月13日作战方针。

王尚荣和雷英夫先后发言，说我们那天听到的和皮定钧是一致的，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回到部里也是这样传达的，我们在研究时认为同时攻击的好处是三个岛敌军不能互相支援策应，有如解放战争中分割歼敌一样，只是需要投入足够兵力。

罗舜初说，登陆艇无处买，只能自己造，但无主机，我们以渔船公司名义到香港去买，美英阻挠未成。苏联主机功率小，质量差，因他们是计划经济，订货周期长。何廷—说，福建龙田、漳州等地机场即将竣工，但通往厦门、福州铁路一两年后才能完成。争夺制空权兵力小了不行，至少需6～8个飞行团，屯积三个月油料、弹药，靠公路难办到，最好是等铁路修通。

彭德怀重申了军委作战方针后，说不能单从军事出发，还要从国际局势，政治、外交等因素，综合考虑。至于先打哪个岛子？请福建、南京军区和总参具体研究并作现地勘察后，报军委批准，再着手准备。

雷英夫整理会议记录时，7月9日，王德到作战部对雷说，今天粟总长召集叶飞、陶勇、聂凤智和我开会时声明:根据那天会议记录证明，皮定钧同志未传达错误，此事粟总长自己负责。

这时粟总长因高血压已人院治疗，未参加会议。雷英夫把会上粟裕先说皮定钧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王尚荣和雷英夫的证言及粟裕9日声明，均写入记录中。

彭德怀审定的记录打印出来后，7月12日呈毛并附一便函:​

“主席: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7月8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其经过内容附记录，请审核批示，如可用时，拟分送叶飞和许世友同志各一份”。

毛泽东于14日批:“退彭德怀同志同意。”

毛先于13日在记录上批:“6月18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即于15日把批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轮阅后退彭德怀。”刘、朱、邓圈阅。

周于17日批:“德怀同志:

总参谈福建沿海作战计划，已在刘亚楼回来传达主席意见和我在军委的报告休息时谈话之后(6月12至13日)，为何粟、陈等不向军委和中央请示，就向下指示。请查。退彭。”

周恩来批语中的“在军委的报告”，是指他在全军高级干部战役法集训班的报告。

这次集训由叶剑英主持。参训干部兵团以上64人，军职145人，师职110人，共319人。于5月23日开始，6月15日结束。参训干部希望周恩来讲讲国际形势。周即于6月13日来作报告。地点在新街口总政排演场。除参训干部外，彭德怀、叶剑英及各总部(粟裕、陈赓、张爱萍)与各军兵种领导人均到会。

周恩来从1954年10月西方九国巴黎协定，重新武装西德，引起局势紧张，苏联组织华沙条约集团，中国打下一江山岛，美国杜勒斯声言，继朝鲜、印支战争后，同中国第三次走近战争边缘。通过4月万隆会议，中美将开始谈判，我们力争缓和国际局势，争取和平的建设环境。看来还要继续努力。

(注:周恩来1956年说，到1955年底1956年初，开始感到国际局势缓和了下来。)

报告中间休息时，12日回京的刘亚楼在休息室传达了毛泽东在杭州的指示，即力争缓和局势。粟裕、陈赓在场。集训结束后，皮定钧回福建前，请示当前作战问题，粟裕于18日主持会议下达了前述指令。

粟裕未经请示布置打马祖，在听取传达了毛泽东批示和周恩来报告之后，忽略军委逐岛攻击作战方针因而在军委扩大会议上2⃣️受到批判，同时又出现上述皮定钧确为受粟裕命要发起攻岛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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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

粟裕因三次“越职擅权”而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被认为有野心和“阴”（陈毅语）而受批，以上事件为主要事件之一。这个事件因涉及军事机密长期未被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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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粟裕秘书私盖名章导致陈赓大将挨批

此事，又因为粟裕秘书而让陈赓将军受到牵连，原委过程如下：

​《陈赓传》记载：

“​1955年的一天上午，彭德怀副主席办公室秘书打来电话说：“彭总要陈赓大将去一下。”陈赓立刻放下手头工作，很快来到彭德怀面前。他一见彭总，心里顿觉不对劲，彭德怀严肃地板着面孔。

​没等陈赓开口，彭德怀就把手里拿着的一份“报告”交给了他，严厉地批评道：“你看看怎么写这样的报告？乱弹琴……”

陈赓一看，愣了，他未曾签署过这份报告，不知道这回事。但在彭德怀面前，他无法申辩，只好接受批评。

​陈赓回到办公室，很窝火，气得手都有些颤抖。他先把秘书任金池叫去，敲打着从彭德怀那里取回的报告质问：“这是怎么回事……”

​任金池看了一下，没见过这份报告，不曾经办过，便对陈赓说：“不是我办的，不知道这个报告。”

​陈赓一听更急了：“你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接着他又把徐嘉谷秘书、王勉秘书叫来，追查此事。他们看后，也都不知道。

三个秘书站得笔直挨训，你看我，我看他，面面相觑，都没经办此事。

​陈赓更火了，大声训斥道：“这么大的事，未经我同意，竟敢以我的名义给彭副主席写报告，彭老总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通。”

​这时，粟裕办公室的一位秘书一脸羞愧地走到陈赓面前低声说：“报告是我写的，盖了你的章子送给彭总的……”

​没等他讲完，陈赓便大声批评道：“你的胆子太大了，这么重大的事儿，不经我同意，竟敢以我的名义，给彭副主席写报告。你不是在骑着我的脖子上拉屎吗！……”

陈赓狠狠地把这位秘书批评了一顿。因为当时粟裕外出疗养，由陈赓代总长。粟裕的5个秘书都到陈赓这里来请示工作，有一个秘书就自作主张，给“报告”私盖了陈赓的图章。​

【何新解放战争研究资料】

粟裕是一位名将但绝非被吹的什么“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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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20多年的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军队遭遇的著名败战中，以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广昌之役、湘江之役、西路军覆灭、皖南事变、一、二次四平之战、西府战役、金门之战等。但是近年一些历史资料的解密，使得南临之败、豫东战役的帝丘之败也逐渐显露出真相。这两次重大失败与金门登陆失败，都是粟裕指挥的。​

【粟裕非战神，胡琏等是其克星】

粟裕是一位名将，平生打过很多胜仗。但是近年某些人失实地鼓吹他是什么战无不胜的“战神”，这是违反实事求是原则也是有违于真实历史的。

实际上，粟裕等军事指挥水准远远不是被吹嘘的那么高。

例如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曾经遭遇到国民党军一些强悍对手——可以说是他的克星，以致有人多次击败过粟裕，例如国民党将军范汉杰、胡琏、李弥等。

在解放战争的华东地区战场上，真正经常保持常胜记录而比较持久地立于不败​之地的中共将领，并非粟裕，而是许世友、谭震林、韦国清等名将。

【惨痛的南临之败​】

粟裕比较著名的严重失败战例之一是1947年的南、临之战。​

作战时间：1947.06～1947.07

主要作战地区：山东省淄博市南麻镇及临朐县

参战双方国军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八师、整编第九师、第二十五师、第六十四师。

国军指挥将领胡琏、范汉杰，黄百韬、李弥。

在鲁南、泰安、南麻、临朐、土山集：粟裕指挥华野内线兵团连续五战败北，伤亡战损总计接近十万兵力。

之后的结果，是粟裕部西兵团撤离山东，粟裕失去对山东华野部队的指挥权。

而国军​控制山东多数地区，并对胶东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

【南临之战大略】

1946年6月孟良崮战役后，国民党军加紧继续进攻山东解放区。

  国军司令范汉杰调五军、七军和五十七、六十五、四十八、八十三、八十五师，首先在鲁南合围了叶飞的一纵和陶勇的四纵，歼灭二万余人。共军一、四纵拼死杀出重围，在鲁西南与三、八纵会和后也不顺利，在济宁城下损兵折将，又损失了四千战士。

  粟裕亲自指挥的四个纵队更是糟糕。

   当时在鲁中的国军有4个师：胡琏的整11师驻南麻，黄百韬的整25师在东里店，王凌云的整9师在沂水，黄国梁的整64师在东里店以西的大张庄等地。此外，王耀武属下李弥的整8师进军临朐，配合行动。

    粟裕带领华野指挥部来到南麻、临朐之间的三岔店，他手下有华野的主力4个纵队。粟裕命令各纵队向东里店前进，计划消灭黄百韬的25师。但当部队开始行动后，天降暴雨，山洪暴发。

  七月十日，粟裕令四个纵队围歼黄百韬的廿五师。但是疏于对敌情的侦查，部队调动出发后才得知敌廿五师和六十四师正在靠拢，于是仓促改变军令。    

    粟裕看到进驻南麻的胡琏的整编第11师相对孤立，就命令各纵队掉头，以二、六、九纵包围南麻，七纵在南边负责阻援。

   整编第11师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师长胡琏是个有头脑的指挥官。74师的被歼给他很大震动，虽然11师战斗力很强，胡琏仍然处处小心，谨慎从事，预先指挥修筑了坚强的防御工事。

     7月l7日，华东野战军内线4个纵队按预定部署分路攻击，经18日整天战斗，敌踞主阵地顽强抵抗。    

    就在中共军猛攻南麻的时候，范汉杰急令25师、64师出动4个旅，向南麻增援。

    l9日，黄百韬率25师、46师到达南麻以南的于家崮、牛心崮一线，遭到粟裕七纵的阻击。21日上午，黄百韬的25师突破防御阵地。

    当晚，华东野战军拟再次组织进攻，但是东面李弥的第8军也已由昌乐、潍县地区进占临朐，威胁粟裕后方。

    连日苦战，华野久攻南麻未克，损失惨重，而援兵大至，粟裕不得不下令撤出战斗。各纵队分别转移至临朐西南及以南地区。南麻战斗是场恶战，华野4个纵队伤亡甚大，本应休整一个时期。

    但是粟裕认为李弥的8军刚到临朐，可能只有一般性防御工事，也许可以乘其立足未稳将其歼灭，以鼓舞一下士气。于是粟裕冒险而于23日再次下令攻击临朐。

    战斗于24日黄昏开始，华野连续进攻七天，未能攻克。七天内反复争夺，往往是夜间打进去，白天被反出来。29日粟裕下令总攻，但是仍然未能突破。

    由于战损严重，30日夜，华野司令陈毅亲自干预，果断下令华野部队撤出攻击战斗。

    8月1日，国军援兵整9师，整64师，整25师一起到达临朐城下，如果不是夜间陈毅当机立断下令及时撤军，后果不堪设想。

    临朐战斗国军整8师损失约四千余人，被俘约五百多人。华野损失约一万一千人，被俘约五百人。​

    南麻、临朐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内线部队在组织实施的两次失败的攻坚战。战役总指挥都是粟裕。这两仗下来，粟裕所率的四个纵队损失将士约四万余人。整个鲁中及南临战役，华东野战军共损失了近七万人马。

     此战粟裕和范汉杰、胡琏的交手，显得毫无章法，输了再打，打了再输，直到丢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后才清醒过来，最后不得不率华野主力退出鲁中地区而西进河南。

      但是一年后，范汉杰​在胶东战役中败于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之手。范汉杰部被困后，率部自海路撤退东北锦州，最终在辽沈战役中被林彪击败而俘虏。

【粟裕曾经引咎辞职】​

    南临七月兵败后，粟裕给中央军委写汇报总结，把失败原因归于轻敌——战略上过于乐观。但是政委谭震林不同意这种看法，而认为是战役组织、战略指挥和战术上的布局均有问题。陈毅认同谭的意见。为此，谭特地写给粟裕一封信，批判其“军事上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常常只看到一两步”、“不能简单的以乐观来检讨，这样不能把问题搞清楚”。

为此，粟裕向军委发电提出引咎辞职，后被军委、华东局慰留。

 但是，粟裕此后即率领西兵团去中原地区配合刘邓作战。山东战区的军事指挥权中央军委交给了许世友和谭震林。

南临战后，许谭受命在胶东根据地重新组建了一支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野战兵团”——注意此山东兵团已经不是“华野山东兵团”。继续苦战一年后，山东兵团终于扭转了共军在山东的败局。

   实际上，1948年山东的解放战争胜利完全与粟裕无关，不是败退中原的粟裕所指挥的，而是在军委、华东局和许世友、谭震林直接指挥下取胜的。

   还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粟裕在南临和后来的豫东战役中，两次败于黄百韬手下。而淮海战役​中央军委确立的首要目标是歼灭黄百韬兵团。

   粟裕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参与指挥在碾庄地区包围了黄百韬兵团。

   但是，最终指挥歼灭了黄百韬兵团并击毙黄百韬的，却不是粟裕及其手下直属的西兵团，而是谭震林的山东兵团。

【粟裕屡次战败于胡琏之手下】​

    一九四七年九月，粟裕因5月在城南庄立下过军令状消灭邱清泉的5军和胡琏的18军，中央调动中原包括山东、江苏所有部队予以配合。

粟裕再次集中本部西兵团三个纵队和陈唐两个纵队共计五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发动豫东战役，前期中期均获胜利。但豫东战役的最后阶段，又一次由于粟裕的料敌错误而指挥失误，在面对黄百韬的帝丘之战中陷入困境，激战多日后只能饮恨铩羽，败退到山东根据地休整。

粟裕在南麻输给胡琏后，以后多次又败于胡琏，因此胡琏一直不把粟裕放在眼里。

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邱清泉集团已经陷入重围，胡琏居然有胆量往粟裕华野部的包围圈中跳，并且最终在全军覆灭之际与李弥再次全身而退。​

1949年底，胡琏在金门，步登岛、南日岛击败和歼灭了粟裕派遣的登岛部队。金门之败，毛泽东曾经痛心地说是解放战争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失败。次战役的总指挥是粟裕，战场指挥是叶飞。

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军队的著名败战中，以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广昌之役、湘江之役、西路军远征、皖南事变、一、二次四平之战、西府战役、金门之战等。但是近年一些历史资料的解密，使得南临之败、豫东战役的帝丘之败逐渐显露出真相。这两次重大失败与金门登陆失败都是粟裕指挥的。

粟裕于1947年8月4日发电报向毛泽东、华东局写检讨，请求处分。

1947年8月6日毛泽东复电慰抚说：“粟裕同志支[四]午电悉。几仗未打好，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望安心工作，鼓舞士气，以利再战。”

8月4日，毛泽东致电陈粟：“我们仍主张粟 裕迅即绕道聊城去郓城，指挥陈唐、叶陶。五个纵队在郓城地区休整，就现有兵力在鲁西南积极策应刘邓作战，不可丧失时机。

粟未到前该五纵均归刘邓直接指挥，粟到后粟受刘邓指挥。陈率六、九纵俟水退后，迅速转至东边与二、七纵会合，从反面钳制鲁中、鲁南之敌。但你们的供应重心应转至鲁西南。”

此后粟裕部队（华野西兵团）即归属刘邓领导下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粟裕失去了对于山东解放战争和山东兵团的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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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谭震林早期参加中共，建国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

由于不满“文革”，在1967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和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共元老一起“大闹怀仁堂”，同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爆发激烈冲突。谭震林因此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大叛徒”，被批判揪斗两年半。1969年9月被送桂林软禁三年。1973年，经毛泽东特许批准后回京。十大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

三老：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

1月6日，张春桥一伙操纵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在全国掀起了'一月夺权'的狂潮。

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桌子的一边坐着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两军对阵，壁垒鲜明。　　

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谢富治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　　

叶剑英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说着，叶剑英嘲讽地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面红耳赤：'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则气势汹汹地摔起了皮包：'要这样讲，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哩!'　　

最后，周恩来出来收了场：'今天的时间到了，你们愿意争论，可以在以后再说。'　　

出会场时，陈毅激动地朝叶剑英竖起了大拇指，小声地说：'剑公，你真勇敢!'　　

五天之后，一场更为激烈的争吵发生了。　　

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冤家路窄，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和张春桥在门口相遇了。　　

谭震林一见张春桥，就想起了在会议名单上也有他的老部下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说：'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话间，谭震林和张春桥进了会议室。谭震林盯住张春桥不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推脱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怒了：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一旁的谢富治插话：'不要这么说嘛，江青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你。'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工作。'　　

谭震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拿起衣服和文件就往外走：'照这样搞，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要退出会议，喝令他回来。

陈毅也说：'不要走，留在里边斗争!'　　

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也是挨整的吗?历史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周恩来说：不要这么说，我是有错误。　　

余秋里拍案而起：'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据当事人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碰头会，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都到了，但主管工业的计委副主任余秋里被造反派揪走批斗迟迟未到。焦急等待之中，周恩来默默地流泪了，三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谭震林继续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杂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说：'没有。'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也不给我们打个招呼，事先也不叫我们看看!'　　　　

后来，谷牧回忆'大闹怀仁堂'时说：'周总理的态度也是很明确了，就是大闹那一天，大家七嘴八舌说个没完，总理就在场，总理没有起来批评，说哪个元帅、哪个副总理说怪话。总理只是讲一句话，反复地讲，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啊，大家不要发牢骚嘛，只讲这么一句。'　　

应当说，周恩来当时所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其心理内涵是复杂的。就在'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不到2个小时，周恩来连续接见两批群众组织代表，对造反派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径发出了怒吼。　　

晚上9时半，周恩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造反派代表，说：你们公开在街上骂解放军，这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有人冲军区大院，贵州有人还要缴军区的械;长沙不仅冲了，而且进驻了军区大楼;北京冲三座门，抄了萧华主任的家，要找徐向前副主席辩论，这样完全是对解放军不信任。我们在去年二三月份做梦也没有梦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不是先知先觉。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的那些口号是不是合适？……　　

​1967年2月18日，在怀仁堂政治局碰头会之后，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对江青和“中央文革”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声称“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在信上作了“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批示，然后把信转到毛泽东那里。

​

【毛泽东震怒】　　

2月1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向江青汇报。

江青一听，暴跳如雷，大叫“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她要张、姚、王三人连夜向毛泽东报告。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毛泽东看了林彪转来的谭震林的信，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

2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其中叶群是作为林彪的代表出席的，因为林彪推说自己身体不好，派叶群去。

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大闹怀仁堂”。毛泽东动怒了。按照康生的说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据康生后来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毛泽东听了谭震林的话，说谭震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当时井冈山上谭震林、朱德、毛泽东曾经是并列的三驾马车。

毛泽东说你后悔不该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

毛泽东说：​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他对叶群说：​

“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周恩来劝说毛泽东，并主动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会场。

最后，毛泽东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决定由周恩来、李富春找陈毅谈话；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找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进行了批评。这就是扩大的政治局生活批评会”。会议连续开了8次。“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加上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批判“二月逆流”，称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京西宾馆中央军委扩大的碰头会是“二个逆流，二流合一”。

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评谭震林等。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谭震林上诉】

谭震林于3月份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以便汇报意见，使毛泽东直接听到老同志的呼声。谭震林还让秘书帮他准备汇报材料，充满信心地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到了毛主席那里，非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的问题，都抖落出来不可！”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谭震林要求毛泽东接见的愿望并未实现。

​但是，1967年4月初，毛泽东向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一伙提出质疑：“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

毛泽东还扣压了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不准发表。

4月底，谭震林在首都机场接见外宾，公开露面。5月1日，谭震林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上天安门城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就是说，他虽然“请假检查”，不再管事，但并未被“罢官”和被打倒。

直到五一上了天安门城楼，谭震林才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但是没有得到单独向毛泽东汇报的机会。

【艰难的软禁岁月】

在谭震林等待毛泽东接见的同时，江青和“中央文革”则准备彻底打倒谭震林了。

1967年8月19日下午，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安排下，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所谓“万人大会”。周恩来不顾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谭震林等老同志。他在会前规定了不准挂“打倒”的大标语，不准喊“打倒”的口号，不准搞武斗等“约法三章”，并对主持批斗的人严正地指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

但是，批斗会的主持人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却另有打算。周恩来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周恩来刚一离开，会场的批斗就不断升级，甚至对谭震林拳打脚踢。

就这样，批斗从中午12点开始直斗到下午4点多钟。谭震林被警卫人员架着，才返回了中南海家里。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10月26日，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　　

毛泽东在10月31日的闭幕会上说：

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大节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有了较大改变。

1971年11月14日，在一次会议上，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指着叶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附录​】陈丕显回忆录：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始末

…………

谭震林对张春桥投以鄙视的目光，没有理睬这位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老奸巨猾的张春桥深知这位老上级是个不好惹的人物，原想主动上前打招呼，可看谭震林如此蔑视他，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对谭震林的鄙视迅速作出了反应。

此时的张春桥已非昔日可比了，他有靠山，已是冉冉上升、说一不二的人物了。他昂首阔步、目空一切地往前走。

突然，性烈如火的谭震林扭过头来，厉声问身旁的张春桥说：“陈丕显为什么没来？”谭震林指的是进京的名单上有我，但我没到北京来。张春桥现在是上海的“太上皇”，所以问他是理所当然的。 

　　谁知张春桥却板着面孔阴阳怪气地说：“他来不了了！” 

　　“咦，毛主席批准的，而且还专门派了专机去接，怎么来不了了呢？”谭震林看着这个新贵竟敢如此无礼，居然“一阔脸就变”，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张春桥有恃无恐地说：“群众不答应呀！” 

　　谭震林怒吼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么都由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吗？” 

　　张春桥反唇相讥：“党？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听了十分气愤，讥讽地对张春桥说：“噢，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碰头会刚一开始，谭震林便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重问张春桥：“进京的老干部中，为什么陈丕显没来？” 

　　张春桥还是说：“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一下气炸了，连珠炮似的向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发火了：“群众！群众！不要张口闭口用群众压人！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有什么问题？毛主席都批准保他们，为什么你们不让陈丕显来北京？” 

　　张春桥在谭震林的逼视下不阴不阳地说：“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他们不签字嘛！” 

　　“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地继续吼道：“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明明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他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好些话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完，谭震林穿上衣服，拿起文件夹起身便走，一边走一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众老帅义愤难平震怒“天威”　　谭震林这一番大义凛然的慷慨陈词和质问，说出了与会的老帅们郁积心中已久的心声，引起了在场的老帅们、前辈们的共鸣。他们早就按捺不住了。 

　　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现在有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谁是拥护毛主席的吗？”

　　谢富治不断插话，以老干部身份替“中央文革”小组说好话，真是奇怪之至。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力则一言不发，低头匆匆猛记笔记。这里引用的怀仁堂上老同志们的发言就是根据谭震林同志生前的回忆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记录整理的。他们没有想到经他们亲手记录下来的材料，恰恰成了老一辈革命家铮铮铁骨和他们卑鄙嘴脸的见证。

　　谢富治又一次插话说：“文革小组经常讲震林同志好话。” 

　　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身边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立即回击道：“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先念同志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逼供信。这个搞法是从1966年的第十三期《红旗》社论开始的。” 

　　《红旗》十三期社论的标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文章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发表在1966年10月。听先念同志如此说，总理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是分管《红旗》的，《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都要送他审查，而且许多文章是由他授意组织的。这篇社论明明是他参与炮制的，康生却当面撒谎道：“我没有看过。” 

　　叶剑英同志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老一辈革命家在会上拍案而起，仗义执言，骂得酣畅淋漓。如果说，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心中更多的还是疑虑、担忧、迷惘和观望的话，那么，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这种疑虑和迷惘已经转化为愤怒和抗争了。这个抗争是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大量血的事实的教育下所触发的。郁积在老一辈革命家心头的怒火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一时间，怀仁堂里正气压过了邪气，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在老帅们猛烈的炮火轰击之下毫无招架之力。

　　可是老同志们越说越激动，逞一时之气，图一时之快，也说了一些过头话。没想到后来引起“天威”震怒。 

怀仁堂会议的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连夜整理出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然后找江青添油加醋地作了汇报。江青听后又害怕又恼怒，说：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我们必须反击。接着这群魔鬼便在江青那里密谋，由江青给主席写了个字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仅仅几小时之后，主席就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并听信了他们一面之词的汇报。 

　　第二天，2月18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康生的说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毛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叶群当时代表林彪出席会议)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主席的批评确实是很重的，于是在这场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张春桥一伙邪恶势力再次占了上风。从2月23日至3月18日，中央开会多次，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轮番围攻谭震林和其他老帅们。很快，3月份，江青等人又将党内斗争公开于社会，在接见造反派的大小会上不断披露被他们有意歪曲的所谓“二月逆流”真相，社会上迅速掀起一股狂热的“反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潮。

【谭震林被打倒】

1967年8月19日下午,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安排下,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所谓“万人大会”。周恩来不顾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谭震林等老同志。他在会前规定了不准挂“打倒”的大标语,不准喊“打倒”的口号,不准搞武斗等“约法三章”,并对主持批斗的人严正地指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

　　但是,批斗会的主持人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却另有打算。周恩来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周恩来刚一离开,会场的批斗就不断升级,甚至对谭震林拳打脚踢。就这样,批斗从中午12点开始直斗到下午4点多钟。谭震林被警卫人员架着,才返回了中南海家里。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1967年秋天,南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干部,给“中央文革”写来一封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她在信中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押多长时间、供了什么等,写得有板有眼。

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毛主席和林彪同意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1967年11月中旬,谭震林的立案报告转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饶漱石专案组,要他们负责审查清楚。12月份,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进行所谓的“调查”。    

　　审查小组经过几个月的外调,反复核实,弄清了谭震林的历史上各项重要细节,终于完全证实谭震林1932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一直没有离开过苏区,根本没有被捕过,自然,也就不存在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一说了。说谭震林是叛徒,毫无根据。   

　　1968年3月21日,在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以中央名义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时,江青公然宣布：“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

3月24日晚,江青在中央召开的驻京军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气急败坏地连呼了三句口号：“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她用右手高举着一个档案袋,向台下听众大声说：“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说完,她又将档案袋向大家晃了晃,示意证据就在她手里拿着。江青这一宣布,顿时激起到会的不明真相的人的激愤,整个大厅被一片口号声笼罩着。

康生也谩骂道：“谭震林这个叛徒,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上他要猖狂进攻,并且声明,砍掉他的脑袋,坐牢,他也要斗争到底。他这个反革命的气焰多恶劣！”   

　　继陶铸之后,谭震林成为又一个全国性的重点“打倒”对象。那时,谭震林一家还住在中南海庆云堂二院。就在离谭家二三百米处的中南海西大门口,安了大喇叭,日夜广播所谓谭震林炮打“中央文革”等“罪状”,高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

1967年4月4日,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一伙造反派冲进谭家,进行了抄家,并把谭震林的子女逐出了家门,六个子女被一个一个地逐出了北京城。造反派还把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单独押走了。从这天起,中南海原来的家里,只剩下谭震林一个人,在所谓“专案组”派来的警卫人员监管下单独生活。

　　【谭震林的桂林岁月】

　　时间很快到了1969年9月下旬。一天,“专案组”通知谭震林可以会见一次自己的子女,然后立即离开北京。当天晚上,谭震林被带出中南海,来到一个招待所里,会见了返京治病和在京待分配的几个子女。几个孩子见他面带笑容,神色泰然,就问：“爸爸,经历这样的磨难,你的身体怎么没被搞垮,反而看起来还红光满面的？”谭震林道出了秘诀：“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有人要搞垮我,但是警卫战士是人民的子弟兵。有个战士是管伙食的,聪明好学,还想学会一手烹调技术呢！他按照上面规定的伙食标准,每天一口一个‘首长’地问我吃得好不好？有时还设法去买个鸭子,做‘香酥鸭’。我不把身子养好,怎么同他们斗下去啊。”

谭震林还讲了他在监管中被批斗的情况：“‘专案组’来人批斗,不过他们斗不过我！《北京日报》曾经头版头条发表了对我的‘大批判’文章,我对‘专案组’的人说：‘把报纸给我,让我自己来逐条读,逐条批,看谁批得有理！’他们要批也批不起来了……”    

　　会见子女后的第二天清早,天还没亮,谭震林就被带往机场,单独一人,被一架军用飞机送到了桂林,被安置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办公厅所属的一个保密住处。在桂林,谭震林最不放心的,是相濡以沫的老伴葛慧敏。在单独监禁的一年多时间里,她已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病势日渐严重,被送进北京医院治疗。当病情有所好转后,在“专案组”的允许下,她带了两个有病的儿女,前往桂林和谭震林团聚。

　　1970年2月5日是农历除夕之夜,谭震林亲手做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迎接分别了近两年的老伴和子女。谭震林被严格看管,不仅不能走出住地,就连一家四口谁住哪一间,都由监管人员指定。谭震林、葛慧敏和两个孩子分住两间。为了保密起见,按照他们居住的五号楼,谭震林夫妇被叫作“五号老头”和“五号老太”,子女也都用了化名。所以,直到他们离开,附近的人都不知道这里住的人是谭震林。

　　在桂林,葛慧敏继续养病。谭震林带着儿女在后山坡种上了绿豆、芝麻、青菜等作物,还养了一群鸡。他腰间系着用旧被单缝制成的围裙,俨然一个纯朴的老农。谭震林的子女也不知道他们的父亲犯了什么错误,就问他：“爸爸,他们都说你是‘大叛徒’。究竟是怎么回事？”谭震林很自信：“什么‘错误’？党了解我,毛主席了解我,许多共同战斗过来的老同志,都了解我！”又说,“你们年纪还轻,还不懂什么是政治大事,也不懂什么是革命历史。但是,一定要相信党,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相信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后都会搞得一清二楚的。”

【毛泽东否定二月逆流】​

　　1971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林彪事件的爆发,成为1971年政治气候的转折点。毛泽东对“文革”以来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包括对“大树特树”、对“四个伟大”、对“红海洋”、对“一句顶一万句”和“顶峰论”等进行了批判。

毛泽东开始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在座的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和戚（本禹）。”    

　　毛泽东的话为“二月逆流”平了反。随后,毛泽东又亲自参加了1972年1月10日举行的陈毅追悼会,充分肯定了陈毅革命一生的功绩,使一度被诬为“二月逆流”的许多老同志从中受到了鼓舞。通过子女的来信和探视,谭震林知道了北京发生的重大变化,心情振奋。

随后,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来到关押谭震林的地方。他走进谭震林的住宅,同他握手,称他为“谭老板”、“首长”,并且对随行的人说,要照顾好“首长”。这无疑是给予谭震林政治晴雨表的一个信号。

但是这之后不久的一个夜晚,谭震林在石阶上滑了一跤,跌断了腿骨,留下了伤残。这个情况,由前来探亲的子女返回北京后转告了邓颖超,周恩来由此知道了谭震林的情况。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达了“昨晚主席面示”,指出,谭震林  “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他“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并讲了“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 

谭震林轶事

秋之鹤按：上世纪七十年代，桂林城东小东江边的望城岗上有一处神秘大院，院墙森严壁垒，由全付武装的解放军日夜值守着。山岗脚下是一大片菜地和一个叫施家园的村子。桂林城里和村子的人只知道望城岗的大院对外称“66号信箱”，至于院子是什么去处？里面住着何方神圣？概莫能知。然而，一桩奇异婚姻却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谭震林流落桂林的一则轶事】      

​这是一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桂林流传很广的故事。

1969年末，中央领导T老（即谭震林）遭林彪、四人帮迫害，被安排到桂林高干疗养所居住，实为幽禁。他的女儿小四当时正在农村插队，也随父亲到了桂林。

疗养所紧邻施家园菜园，有一陈姓菜农，家有一子。小陈与秦劲汉是表兄弟，小陈的妈妈是秦劲汉的姨妈。他们从小在一起玩耍、长大、上学。小陈人长得好，就是读书不怎么上紧，秦劲汉初中毕业的时候，小陈才小学毕业。读不进书只好回家务农、种菜。务农很辛苦，他又舍不得出力，结果被市体委相中去搞田径，田径搞了半年，也觉得辛苦，心想：还不如回家种菜好，便回到了家。小陈家盛行养狗之风，他养狗颇在行，什么“一龙、二虎”之类的狗经背得溜熟。他们家养狗有个习惯：养狗不杀狗，养到一定的时候就送人。这小陈的父亲、爷爷都懂些医药常识，家中种了不少草药，自家或者邻里有人有个头痛脑热的毛病，他们捡点草药煎点水喝，很快就好了。陈家门口有一口水井，井水清澈、甘甜，附近的人都说陈家风水好。

说回T老。那段时间T老心情很不好，他在家里养了不少洋鸡，做些简单的劳动，以排遣烦恼。洋鸡有时跑出去，间或丢失一只两只，经留意观察，发现是被野兽拖走了。于是想到要养一只狗。小四走出疗养所访狗，七走八走就来到了陈家。她说明了来意，小陈慷慨地送给他一条狗。小四自然高兴。她注意到眼前这个帅气、当过运动员且青春勃发的小伙子，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她又看见他们家种了不少花草（实际是草药），很是欢喜。那以后她就经常到陈家来玩，说是自己很欣赏农舍风光，还动手帮陈家剁猪菜、烧火、浇水，到最后竟不想回去要求与陈妈妈搭铺。

陈家知道自己的身份，一直把小四当高贵的客人看待，不可能有其他的想法。可是这小四一旦动了感情，就怎么也打不住了。《刘三姐》有歌唱道：“山中只有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这一回世上的小四就偏要“树缠藤”。他们去进行结婚登记，遭到拒绝。有人上门来相威胁，随后又把陈家的人搞到大队软禁。 小四听到消息，连忙赶到大队将人解救了出来。现在该怎么办？小四在无助的情况下，想到了周总理。她立即给周伯伯写了信，问高干子女是否可以与平民结婚。总理很快作了回复：婚姻自由。他们两人赶到公社去打结婚证，负责人不同意。小四拿出周总理的信来，对方说信上没有公章。小四要他看清楚，这可是周总理的信。对方又说男方无证明，他们旋即到了大队部，大队负责人见到周总理的信，终于开了证明。这才有了结婚证书。

结婚之后，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不久，T老的炊事员去世了，小四向父亲建议让小陈来当炊事员。小陈在T家大约当了一年多的炊事员。在毛主席的关心下，1973年T老调回北京，恢复了工作。他们全家也迁回北京。小四和小陈上了医科大学。小陈原只有小学文化底子，读大学很困难。别人读大学4年，他读了五年。T老将情况写信告诉了亲家。大学毕业后，小陈分配到贵州，小四仍留北京。他们育有两个儿子，大的6岁，在菜园爷爷家。T老很喜欢小外孙，经常给他们骑马马嘟。过年的时候，小两口回到桂林，小四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小陈反倒眼角子高了，不大和以前的朋友玩。

老陈作为T老的亲家，曾经应邀去过北京。在一次宴会上，在坐有董必武等元老，是王新亭负责接待的。席间T老向大家介绍：这是陈医师，并热情为他夹菜。董老对他说：“我们原先也是乡下人……”

秦劲汉说的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意犹未尽。我总觉得这个故事好像言情小说里“公子落难，小姐后花园相助”一类的情节。 

如今距离秦劲汉讲故事已经31年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他们的情况怎样，我不得而知。我自1988年离开建筑公司，再也没有见过劲汉师兄，所以后续情况无从说起。有一次不意听到别人说小陈小四离婚了，当时我想，要是他们确实分手，也属正常吧。

[作者附记​]

文中提到的T老即是原国务院付总理谭震林同志（恕我直言不讳——此事快40年了已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谭老全家当时就住在望城岗高干休养所。该所当时对外称为“66号信箱”，内部则叫“广西区党委干部休养所”，在此休养的大多是省部级以上高官。文中的小四下面还有个弟弟，两姐弟我见过好几次，都是在解放东路。小四长得白皙秀气，个子比她兄弟高些足有一米七几，两人衣着气质一看就知非草民布衣子弟。姐弟两人很亲热，姐姐的手搭在弟弟肩膀上，两人操着京腔边说笑边逛街，而且多是走在马路中间很少走人行道——那时桂林城市小又没有几部汽车，就连单车也是为数不多，马路上比人行道还清净，因此两人“压马路”尤其吸引眼球。后来小四与小陈结了婚生了子，我还几次见到他们夫妻两人抱着嫩崽排街，小陈的个子才到小四的耳根。

1973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谭老也随之调回京城，后来出任全国人大付委员长一职。从此后，在桂林的马路上，我再也没看到小四、小陈以及那位小舅子的身影了。

​【我曾经看守谭震林】

伍家文：我在桂林看守谭震林

1970年冬，我应征入伍，在桂林军分区独立营当战士。第二年初夏，我们排调到了“66号信箱”担任警卫任务。调防前的一天，连指导员到我们排作动员报告说：“我们排即将执行的任务是既要负责首长安全，又不允许首长走出警戒范围和与外人接触。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政治任务，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最大信任。同时宣布纪律：与亲友交谈或写信时，不准提到所执行任务的内容。

“66号信箱”位于桂林市东南方的小土山上，占地约100公倾，四周有3米多高的围墙，墙院内大小水泥路纵横交错，路两旁林木葱葱，繁花绿草点缀其间。院内环境幽雅，风景宜人，是个休闲疗养的好地方。

“信箱”分为两部分：山脚是一般警戒区，有四五栋三层的综合平顶楼，楼中住着被“挂”起来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山顶属特别警戒区，有五栋式样别致，分散独立的别墅式小洋楼，住的都是省部级以上的高级首长。听老兵说，邓子恢副总理、李六如秘书长\(国务院\、陈漫远等，在1至4号楼住过，我们排接防前都奉命“调走”了。仅剩下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住在五号楼，我们班的任务就是负责五号楼的警戒。

接防的当天下午，班里便开始了以五号楼为主要目标的昼夜巡逻。听说首长偶感风寒，足不出户，所以，我接连几天急于想见到首长都未能如愿。只见首长夫人葛慧敏每天多次端着痰盂去楼后20米处树阴下淋花生。她在少见阳光的树阴下种了两畦花生\(约2厘地\，每天不是淋尿就是施化肥尿素，花生苗长得很茂盛。

第五天傍晚，我终于见到了谭副总理。那天晚饭后，夕阳西下，天像要下雨，没有一丝风，十分闷热。我全副武装，验了枪\(不准子弹上膛\后，沿着树阴下的水泥甬道朝哨位走去。

“首长正在散步，其他一切正常。”战友交完岗就走了。我听了高兴起来，心想，嘿，马上就要见到赫赫有名的谭震林了。

我巡逻到五号楼门口，见一位身高1.6米左右的瘦小老头，摇着把破了沿的蒲叶扇，趿着双木板鞋，低着头默默的在门前树阴下的水泥路上来回溜达着，木板鞋打着路面“呱哒，呱哒”地响。他穿着半旧的白色圆领汗衫和露膝的士林兰布中式短裤，雪白的头发谢了顶，青筋凸露的双臂和满是皱纹的脸上长着一点点褐色的老年斑……在昏黄的夕辉中，看上去他与晚景不佳的退休老工人无二致。　　

我愕然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毛主席著作中多次提到过的谭震林；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为人民打江山，搞建设，立下不朽功勋的谭震林；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人民的共和国副总理，怎么会是这么个瘦小潦倒的老头呢？要不是部队自己有纪律\(不准主动与首长说话\，我真想陪首长聊天说说话。可半个月后，我还是忍不住犯了纪律，主动跟首长搭了腔。　　

谭副总理来桂林后，有两个刚成年的儿女跟在身边。这姐弟俩可以自由出入特警区和大院。他们每天无事，常去市里玩到深更半夜才回来。时间晚了，大门口的老门卫睡熟了，格子式的钢筋铁门也上了锁，他们爬铁门进来也是常有的事。这天凌晨3点多，八班一战士接岗不久，见有人爬铁门，吆喝不住，便“哗啦”一声子弹上了膛，差点没搂火！第二天执勤时，我便忍不住把这事跟谭副总理说了，并让他劝劝自己的儿女。　　

谭副总理听我说完，慈祥地微笑着，用湖南腔的普通话说：“谢谢你，小同志，我会批评他们的。”　　

谭副总理那慈祥的微笑，那湖南味挺浓的声音，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30多年后的今天仍历历在目。　　 

三个月后，我被调到军区分区机关工作。不久“9.13”事件发生，林彪反党集团覆灭，谭副总理也受命重新出来工作，全家自然随他回到了北京。　　

一个星期天，我们班长特意到军分区找我，给我带来了一小袋核桃和山东大枣。他说，谭副总理的夫人葛阿姨写信来，让我们班将她种的花生收摘了洗干净，全部寄去北京，她要分送给亲友们尝一尝。可她种的那两畦花生缺少阳光，每天淋小便，又施氮肥尿素太多，战士们将花生拔起一看，百分之九十都是“水籽”\(果实不饱满或空壳的\。怎么办呢？为了不拂首长的美意，全班战士经过讨论一致通过，善意地“蒙骗”首长一次———在市场上买了20公斤颗粒饱满的干花生给首长寄去。

首长收到花生后十分高兴，除回信关心我们的工作学习情况外，还寄来了核桃，大枣和苹果、雪梨……　　

听了班长的介绍，我十分感动，一边尝着首长千里迢迢寄来的大枣和核桃，一边再三叮嘱班长在给首长回信时，一定要把我对首长的祝福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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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解放战争研究札记·历史考据篇】

何新：许谭山东兵团胜利对解放战争的意义​

济南战役中山东兵团的炮兵阵地

【导语】

1948年解放战争的重大转折点之一，是山东局面的改观。齐鲁山东，从来是历朝历代改朝换代战争的兵家必争之地。

三年国共内战时期的山东战场，是解放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也是引发战争形势发生一系列突变的战略枢纽地区。

没有山东、胶东解放区的支持，共产党军队不可能迅速进入并控制东北，也不可能有淮海战役的决胜。

而山东局面在1947年夏季——1948年夏秋之际的一年之间，由防御到进攻再到全面掌控此三个阶段的转折和突破，​具有戏剧性及传奇性，是一系列伟大的事件。促成这个伟大转变的战场领导者，主要是许世友和谭震林两位将军。

但是，目前历史学界对山东及胶东保卫战胜利对于解放战争战局突变的认识，以及对于促成这种转变的许谭二将军的研究及认识都是非常不足的。

​1946年苏中保卫战七战七捷的局部胜利，并未阻挡住国军对苏中解放区的大举进攻。——粟裕指挥的苏中保卫战丢掉苏中，宿北保卫战丢掉宿北，鲁南保卫战丢光鲁南，鲁中保卫战丢掉鲁中，连续失败下；国军对于华东以及山东地区的进攻如火如荼。

​1947年，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攻城略地。

​5月孟良崮战役的胜利，也没有能够粉碎国军对山东解放区的大举进攻。

7月，由于粟裕在军事指挥方面发生独断专行的重大失误（参看谭震林在南临战后给粟裕的批评信），导致具有优势兵力的解放军在南麻、临朐​连续两战的战败。

其后华东野战军分兵，陈粟率主力兵团西去，留下受损极为严重的几个纵队保卫胶东。仅剩残山剩水的胶东解放区面临了极为严重的局面。

陈毅在1947年12月的“必须首先从战略上看问题”讲话中回顾1947年年中的形势指出：

​“刘邓不出去，山东的部队也不能够出来。敌人仍在山东打，冀鲁豫、豫北、鲁西南

一直打到现在（十二月底），我们的解放区一定要垮，山东一定不能支持。山东只有退到渤海区，山东的敌人就有可能从济南打通津浦路。我相信我们野战军还可能打些胜仗，消灭他几个军，可是这一、两个军的代价不能补偿战略的失败。我们的解放区是以山东、河北平原与太行为基础的，山东一失，基础动摇，我们就只有东北了，战争就难以支持。”

1947年8月底，按照中央军委指示，打败仗后的陈粟带六纵到西线收拢已在外线的陈唐、叶陶部队，组成外线兵团即西兵团，离开山东。

许世友、谭震林受命接替了内线兵团的指挥权，分任司令员、政委，下辖2、7、9、13纵，合计四个纵队。

​1947年9月22日，根据军委指示，许谭兵团脱离华野建制，改名为“华东野战兵团”，部队建制体系不变，指挥与组织关系则与陈、粟的原华野野司完全脱离，而转入独立作战。

因此必须注意：1947年9月以后依据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的“华东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并不是所谓“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粟张兵团的野司也已经不是可以同时指挥两个兵团的统一的“华野总部”！​

山东解放战争是在许世友、谭震林的领导下，独立进行的​。

在其后的一年间，许世友谭震林先后发动了胶河战役（包括掖县攻坚战、高密攻坚战等）、莱阳战役等，打破了国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保住了全国战略格局中至关重要的山东与东北的海上交通线，把重点进攻胶东的范汉杰兵团，压迫围困在青岛、烟台、威海等几个互不相连的孤立港口里，山东解放军遂控制了胶济路东段地区。

许世友谭震林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打出了威风，打出了胜利。许世友、谭震林、饶漱石等领导胶东保卫战取得的胜利，对于打破国军对山东重点进攻的巨大意义，促成了解放战争全局形势的战略大转变。时任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周恩来曾经说：山东兵团的济南战役是淮海战役的序曲，真正立下了第一功。

胶东保卫战是敌强我弱条件下极其艰苦卓绝的战役，也是军事斗争历史上的战例瑰宝​。许谭山东兵团是由偏师成长为王牌军的典范，也是华东地区全军各个战略集团中唯一一个不是靠历史归属，而是靠铁血战场锤炼出来的一支王牌部队。

解放战争中惨烈的胶东保卫战，是华东战场各个保卫战中唯一取得全胜的重大战役，也是打破国军重点进攻的标志性战役。

1949年6月2日解放军攻占青岛，山东全境解放。这是庆祝青岛解放的游行彩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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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件，是笔者所收集的1947年11—1948年2月期间，​新华社发布的几篇关于山东战局的实况报道。

​【新华社山东战局电讯稿】

（新闻一）

1947年，新华社（11月）四日至十日一周综合战报：　　

华东战场：胶东我军继收复胶县后，又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攻克高密，至此胶济路东段二百余里已完全为我控制，蒋匪现已被压缩于龙口、烟台至威海卫沿海狭长一线，及海阳、莱阳几座孤城中，其陆上退路均被切断，已成瓮中之鳖。

七日解放军一举收复龙口以东之黄县县城及其西南五十里之沿海重镇黄山馆。侵踞该处之蒋匪整八师四十二旅所部逃窜龙口，孤悬海角，覆灭可待。海阳守匪，自上月八日起即被我军三面包围，侵踞该城之蒋匪五十四师曾多次企图突围，廿一日进攻城西玉皇顶之役，甚至施放毒气，但均遭我痛击，始终未能越出海阳一步，一月来先后被我歼灭之蒋匪计三千二百余人。

当我军正在海阳外围痛歼企图突围之敌时，解放军另部于上月二十五日至本月二日间复于即墨东北七十里之金口及其附近地区，将蒋匪东援海阳的整五十四师一九八旅、整九师七十六旅及新七十四师五十七旅三个旅先后完全击溃，歼匪三千六百余名，完全粉碎匪首范汉杰企图解围海阳之梦想。

（新闻二）​

据合众社六日电称：海阳蒋匪于绝望之余，业已强征商船，将残匪一部从海上狼狈撤去。胶东境内各地游击队则配合主力，到处出击。企图侵占威市之敌，因慑于我市内外游击队威力，始终徘徊北郊，不敢侵入市内。

青岛市郊及即（墨）东游击队亦极活跃，不断与敌以杀伤。刻困守胶东少数孤城之蒋匪，已极度慌乱，面临全部覆没之命运。

（新闻三）​

​新华社华东（12月）十二日电：烟台市郊游击战日炽，十一月份不完全统计，大小战斗四十余次，已将敌压缩于二十五里方圆以内，困守市内之敌全靠海运接济。

蒋匪失败情绪日增，继谢归昭排起义后，七天内又有二十五名士兵投奔解放军。新华社陕北（12月）十九日电:美国半官方通讯社美联社及合众社，于十五日自济南发出的电讯中，均承认蒋匪在山东已被迫处于全面防御的绝望形势。美联社于报导中，承认三个月前蒋匪军唯一能够举行局部性进攻的山东战场，“现在已退化到这种地步：即使政府（蒋匪）领袖亦承认已丧失主动权，并且全省对共产党都处于防御状态。

记者乘车自南京至济南的旅行中所访问的每一地方都加强着防御措施。铁路沿线碉堡林立，每一村庄都围绕着深沟阔堑。省会（济南）周围也挖掘了很深的壕沟，当夜幕降临时，便变成一中世纪式的堡垒，每一障碍都被铁丝网、沙袋和哨兵隔离着。”

蒋匪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承认他们“没有能够肃清本区或摧毁共军（指解放军），共军主力依然完好无缺”。

（新闻四​）

美联社承认：第一，由于蒋方兵力不足，不得不将大批部队自山东调往其他战场；第二，解放军“现在控有较（蒋）政府更广大的地区”；第三，“蒋方官员公开承认山东共军惊人庞大的武力——其所以惊人，因为几个月前政府（蒋匪）宣传家即宣称山东共军已被彻底击溃——基本上大于蒋介石军能够控制的人数。”因而迫使山东蒋匪“处于防御态势”。

合众社的报导则承认蒋匪山东当局已陷于悲观失望，据称：在他们中间，“一种神经紧张与绝望的情绪正日益增长。当共军（指解放军）连续打击政府（指蒋匪）各个阵地与各个战略据点时，这种神经紧张与绝望情绪，似乎已经攫住了华北国（蒋）军的指挥部。不愿披露姓名，但却能够作权威性发言的方面称：共产党军不仅在数量上与政府（蒋匪）军相等，而且拥有较政府（蒋匪）军为大的攻击力与进攻力。这些在这一曾经进行过国共间最激烈战斗的地区中实际作过战的将领们对前途均表悲观。”​

（新闻五）​

【按：1948年初，许世友在烟台福山发起围困战，史称“烟福围困战”，让全套美式优异装备的李弥八军吃够了苦头，最后不得不撤离。】

新华社华东（1948年2月）十日电：

烟台蒋匪第八军四十二旅所部千余名，于上月廿五日携带大小车二百余辆出动抢掠，被我军全部击溃于烟市东南二十余里之孙家滩、孔家滩一带。计毙伤敌官兵一百二十余名，生俘匪上尉参谋余一骏以下一百八十四名，缴获大小车辆一八六辆。

 （按语：受困饿饭，国军的主要任务竟然是抢粮，但是却被民兵打的落花流水。）

​（新闻六）

新华社华东（一月）十九日电：

胶东福山武工队、本月七、八两日分四路越过敌人严密封锁，深入烟台市郊数里内各村庄活动，将朱家村等十七个村的蒋伪组织等部打垮，活捉伪自卫团长申芝章等共一百五十名，缴获武器一部。

（新闻七）​

新华社华东（一月）二十五日电

胶东人民地方武装一月份内共歼灭从各孤立据点出扰抢掠的蒋匪正规军二四四六名，士顽一二一一名。缴获轻机枪十二挺，汤姆卡宾等三十九支，长短枪二七三支，六○炮一门。在战斗中曾多次创造准确掌握情况，灵活大胆出击的战斗范例，例如三日福山敌二百多人窜扰刘家埠一带，我某部从正面反击，民兵爆炸队由两侧配合，将敌全部击溃，歼敌五十多名。

又八日烟台市区敌一百多人窜扰市南五台村，十九日匪八军骑兵五十多人窜犯烟台西南黄务集，以及三十一日潍县东北寒亭敌七十多人出扰，都中了我少数部队的伏击，被我打退，并歼灭其一部。

（新闻八）

新华社烟台十二日电：

著名商港烟台在国民党匪帮侵占时与逃跑时所受浩劫，出人意外。在敌人侵占的一年多时间中，许多工厂主被迫逃亡或致死，生产大部陷于停顿。全市铁工业在敌“借用”名义下，共损失车床三十余部。民主政府时期的九十一家铁工厂，经敌一年蹂躏，到光复时，只残存十四家。纺织厂亦由一百五十六家减至二十一家。

规模较大之“瑞丰”面粉公司，在去年敌占烟台之前，曾获民主政府三百万元之北海币之贷款而生产发展；敌占后，因原料、动力缺乏从未开工，且被敌强征军粮或借口“经济犯”等勒索粮食二十八万斤，使该公司资本枯竭。

此次敌逃出烟台前，又将该公司仅剩之二十余袋大米和几百条面袋全部抢去。全国闻名的张裕酿酒公司，赖以制酒的七百亩葡萄树，被敌兵砍伐甚多，护围的铁丝网亦被拆去修了工事。该公司监理张剑辉，被敌扣押一年，右腿已被折磨的不能行动。德顺兴造钟厂，被敌兵抓了七名工人去当兵，经理马德仁忧病致死。

同顺烟草公司，每月被迫向敌缴税粮六千余斤，被抢去纸烟五十二箱及煤四十二吨，该厂经理王雨山被迫逃亡。敌人在逃离烟台前，抓人抢劫尤其疯狂。东记汽车公司两辆大卡车被抢走，电灯公司机器除一部前已被敌损毁拆运外，敌逃窜时又将仅剩之三部发电机的七条炭金切断，重要机件全被抢去。海坝工程会的挖泥船、汽船及码头上的舢舨等，或被拉走、或被毁坏，无一幸存。

码头上被抓捕去壮丁约达万人。全市二千余中学生，大部被强迫拉走。全市电气业工人一百四十五人，被抓去者一百三十八人。许多被抓壮丁的家属在码上呼夫唤子，敌兵竟开枪镇压，有妇女当时即投海自尽者。市民经此浩劫，对国民党匪帮无不切齿痛恨。光复以后，市民重新得到了光明与温暖，民主政府正积极设法恢复市内电灯、电话以及海关等设施。市外大批粮食正源源入市。​

【附注​】违背事实的旧说法

关于山东解放战争一种旧的说法如下：

“1947年5月，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王牌74师为中央突击兵团，三个整编师为其左右翼，齐头并进，对我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达到猖狂之巅。最终， 74师被我全歼于乱石嶙嶙的孟良崮之坳。此战役意义犹如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样，标志着一个转折，宣告了国民党对我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皆全面告败。这以后，在山东战场上，国民党军虽在胶东等地又发动过一些回光返照似的零星进攻，实已丧失斗志，而我军则从战略防守转为战略进攻，陆续解放了泰安等城市，在临朐、费县、泰安、鲁西沙土集及胶东消灭大量敌有生力量，取得胶济东段大捷，逼迫敌军转入点线防御。”​

——以上这种说法​是完全有违历史事实的。它不仅掩盖了孟良崮战役后华野南、临两战的重大败局，以及国军在南临战役后，对山东战区和胶东根据地进一步的猛烈进攻所造成的严峻局势，而且否认了西兵团转移后山东兵团在后来的艰难斗争。而山东兵团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则似乎是孟良崮战役所造成的，似乎是轻而易举地自然到来的。

随着近年历史资料的解密，显示出了孟良崮战役后南、临两次战役失败的真相。这是山东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的两次重大失败，但是长期为过去的军史所讳言。这也是粟裕担任主要指挥员领导的两次攻而不克、战而不胜，但损失惨重的典型失败战役。近年一系列军委电报和军史文件解密后，才使得真相浮出了水面。“南麻战资料选”、“临朐战役资料选辑”等，已经陆续出版，敌我双方的资料尽然展现，值得对之更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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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钩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有一幅五代时周文矩所绘的《合乐图》。一些学者相信，此图正是失传的周文矩版本《韩熙载夜宴图》的一部分。而传世的署名“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实际上只是南宋人的摹本，其母本应该就是今天流失于海外的这幅《合乐图》。那么如果我们来比较这两幅图像，将会发现：尽管从《合乐图》到《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但由于画家生活的时代相隔遥远，使得两幅图像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时代信息——这不奇怪，画家总是会不自觉地将自己观察到的时代信息绘于笔下，所以在宋人画的汉宫图中会出现宋式建筑；而在明清画家画的宋朝仕女图中则会出现明清服饰。

先来看周文矩《合乐图》，请注意一个细节：图中的乐伎都是盘膝坐在地毯上演奏音乐，包括擂鼓的那名乐伎，也是用跪坐的姿势。而欣赏演出的韩家宾客、家眷，则多站立，只有韩熙载本人盘坐于床塌，另一名女宾坐在矮凳上。

（《合乐图》局部）

（《合乐图》局部）

而到了宋人画《韩熙载夜宴图》中，我们看到，五名乐伎都坐在圆墩上吹奏箫笛，一位打牙板的男宾客也是垂足坐于圆墩，韩熙载则在一张靠背椅上盘膝而坐——这个坐姿有些奇怪，也许作为一名老式贵族，他还不习惯垂足而坐。

（宋人画《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五代人周文矩的画面，应该比南宋画更加符合韩家夜宴的实际情形，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而南宋人绘画时，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想象。两幅图像的不同细节，显示出一个信息：宋代以前，即使在贵族家庭，靠背椅等高型坐具还比较少见，人们一般都是盘膝坐在宽大的床塌上，或者席地而坐。

事实上，唐—五代正是椅子逐渐普及的过渡期。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习惯垂足坐在高脚椅子上的，一般只使用一些矮型坐具，如“胡床”、“连榻”。连榻是可以同时坐几个人的矮塌，《晋书》记载，“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毕贺，皆连榻而坐。”说的便是这种狭长而低矮的坐卧用具；胡床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小马扎，可折叠，方便携带。北齐杨子华的《校书图》（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为宋摹本残卷）中就出现了一张胡床。总之，此时中国社会流行的家具，如餐桌、书案、坐塌、椅子，都是矮型的。

（《校书图》局部）

入宋之后，高脚的椅子才在民间普及开来。自此，“高足高座”的家具完全取代了“矮足矮座”的家具，中国人从“席地而坐”的时代进入“垂足而坐”的时代。今天我们在宋画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椅子，如南宋画《蕉荫击球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中出现的桌子是高型的，椅子也是高足的靠背椅，从其款式看，很可能由胡床改良而来。当南宋的画师描绘“韩熙载夜宴”的场面时，也会不自觉地画上宋人常见的椅子、圆墩。

（《蕉荫击球图》）

跪拜礼的变迁

高型坐具的普及，触发了改变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连锁反应。比如说，在流行矮足矮座家具的时候，大家围成一桌用餐是不大方便的，因此分餐制大行其道；而高桌高椅广泛应用之后，围餐就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了，因此合餐制渐渐取代了分餐制。

还有，传统的社交礼仪也被改写。在只有矮型家具的先秦，人们在社交场合都是席地而坐，正式的坐姿叫做“跽坐”，即双膝弯屈接地，臀部贴坐于足跟，标准姿势就如西安出土的秦代“跽坐俑”。今天日本与韩国还保留着“跽坐”的习惯。

（秦代“跽坐俑”）

此时，中国社会通行跪拜礼，因为跪拜礼是自然而然的，由跽坐姿势挺直腰板，臀部离开足跟，便是跪；再配上手部与头部的动作，如作揖、稽首、顿首，便是拜。这时候的跪拜礼，并无后世附加的贵贱尊卑之涵义，只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且，对方也回以跪拜礼答谢。臣拜君，君也拜臣。许多朋友都应该读过《范雎说秦王》，里面就说到，“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跪拜是相互的，是双方互相表达礼敬与尊重。

经秦火战乱之后，古礼全失，汉初叔孙通重订礼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实际上就是糅入了帝制之下君尊臣卑的内涵，诸侯百官“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所以刘邦在体验了一把繁文缛节之后，不由感叹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后来宋朝的司马光忍不住喷了叔孙通一脸：“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不过，此时的跪拜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大家还是席地而坐。臣拜君，君虽不再回拜，却也要起身答谢。

到了高型椅子出现以后，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了改变，跪拜的动作便带上了比较明显的尊卑色彩——请想象一下，你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对方，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

也因此，除了“天地君师亲”，宋朝人基本上都不用跪礼，社交礼仪通常都是用揖逊、叉手之礼。南宋时，楼钥出使金国，发现被金人统治的汴京人在接待客人时兼用跪礼与揖礼：“或跪或喏”。楼钥说，“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喏”即揖礼，可见依宋人礼仪，日常待人接物是不用跪礼的。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带有屈辱、卑贱之意，揖才表示礼节。

我们从多幅宋画中也可以找到揖逊、叉手之礼，如南宋宫廷画师所绘《女孝经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有一个场景：皇后与皇帝、大臣见面，大臣行叉手礼：

（《女孝经图卷》局部）

宋代的臣对君，当然也有需要隆重行跪拜礼的时候，但那通常都是在极庄重的仪典上，如每年元旦、冬至日举行的大朝会、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礼，自然是极尽繁文缛节。日常的常朝会也有臣拜君的礼仪，据《宋史·礼志》记录的“正衙常参”礼仪，“舍人通承旨奉敕不坐，四色官应喏急趋至放班位宣敕，在位官皆再拜而退”。但这里的“拜”，跟跪坐时代的“拜”，是不是相同的动作呢？值得考证。我看过宋人王楙就曾考据说，“肃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耶？”

再据《宋史·礼志》，淳化三年（992），宋廷申举常参礼仪，将“朝堂行私礼，跪拜；待漏行立失序；谈笑喧哗；入正衙门执笏不端；行立迟缓；至班列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言语微喧；穿班仗；出阁门不即就班；无故离位；廊下食；行坐失仪；入朝及退朝不从正衙门出入；非公事入中书”等十五项行为列为失仪，“犯者夺俸一月”。由此看来，宋臣常参时似乎并不行跪拜礼。至于君臣日常见面礼仪，当是揖拜之礼。

从元朝开始，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拜礼才推行开来。治元史的李治安教授根据两则元朝史料的记载：《元朝名臣事略》：“……入见，皆跪奏事。”元人《牧庵集》：“方奏，太史臣皆列跪。”判断出“元代御前奏闻时，大臣一律下跪奏闻，地位和处境比起宋代又大大下降了一步”。这一礼仪，跟元朝将君臣视为主奴关系的观念也是合拍的。

跪奏的制度又为明朝所继承。据《大明会典》，洪武三年（1370）定奏事仪节，“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朱元璋甚至变本加厉，规定下级向上司禀事，也必须下跪：“凡司属官品级亚于上司官者，禀事则跪。凡近侍官员难拘品级，行跪拜礼。”

清代臣对君的跪拜礼更加奇葩，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众臣也必须跪着听训。为了避免因为下跪太久而导致膝盖受伤，聪明的清臣发明了“膝里厚棉”的高招：“大臣召见，跪久则膝痛，膝间必以厚棉裹之。”看来清宫戏《还珠格格》中“小燕子”使用的那个“跪得容易”，并不是胡扯。练习跪拜也成了清代大臣的必修课，“光绪某年，李文忠公鸿章以孝钦后万寿在迩，乃在直督署中日行拜跪三次，以肄习之。”臣下如果跪得乖顺，则官运亨通，大学士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向他讨教为官的秘诀，曹振镛告诉他：“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不但要跪，还要叩响头，以头触地，叩得越响亮越显示出忠心，“须声彻御前，乃为至敬”。据称，清宫“殿砖下行行覆瓿，履其上，有空谷传声之概”，只要叩对地方，声音便特别洪亮，所以大臣叩见皇帝之前，“必须重赂内监，指示向来碰头之处，则声蓬蓬然若击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则头肿亦不响也”。

不但臣见君要跪拜，小官见大官也必须下跪。清人况周颐的《餐樱庑随笔》说，光绪初年，工部司员见堂官，“鞠跽为礼”，所以有人以《孟子》中“天下之贱，工也”之句相嘲。但未久，“兵部效之，户部继效之”。又，同治五年（1866），一个叫做杜凤治的地方官赴广东广宁县当知县，据其日记记录，十月二十四日，“天未明抵广宁官埠，人夫、衙役、书吏、执事人等，均已齐备；天晓即行……将至，城捕厅张公来接。有兵百余人，及三班七房均跪接入城，至公馆暂憩。”知县上任，手下一班人要出城跪迎。好大的官威嘛。

在清代宫廷画家焦秉贞绘制的《历朝贤后故事图》中，也再三出现了跪拜皇后的画面，比如其中一幅《禁苑种谷图》，画的是宋代曹皇后的故事，图中女官跪着向曹后献谷。而我们从宋人画《女孝经图卷》上看到的情景，分明并无一人向皇后跪拜。显然是清朝人以自己的经验去想象宋人礼仪。

（《历朝贤后故事图》之《禁苑种谷图》）

从表达礼敬到自示卑贱

晚清的康有为曾写了一篇《拟免跪拜诏》，对跪拜礼的流变作了一个扼要的回顾：“（先秦时）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大夫兴席，为士抚席。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到了康氏身处的那个时代，跪拜礼原来所包含的向对方表达礼敬与尊重之意已经淡化，而下跪者自我示卑、示贱之意则日益凸显出来。难怪康氏的朋友谭嗣同要猛烈抨击清王朝：“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

所以说，跪拜礼的变迁，绝不仅仅是礼仪流变，背后其实是是时代精神蜕变的投影。一位清代人已意识到：“夫拜跪，细事耳，而所关甚巨。自古宗社之巩固，由士大夫之有气节；气节之能植，由士大夫之识廉耻。”清人跪得那么殷勤、欢快，无非是士风的退化。如果我们去比较宋代与清代的精神风貌，便会发现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宋代士臣敢振言告诫皇帝：“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要求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至于廷争面折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而清代的士大夫已经全无宋人风骨，竟以获得在圣上之前自称“奴才”的待遇为荣。一名清初的士子观察到，“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

士大夫已是如此，草民更不用说了。宋代的平民见官，尽管也讲尊卑有序，但大体上还可以维持尊严，见多识广的京城之民，更是不畏官长，常抓着官府的短处不放，跟官员争长短，也不给领导好面色看。而清代的平民，不但见官得先跪拜叩头，我还在《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上看到，老百姓向衙门呈交诉状禀词，都以“蚁”或“蚁民”自称，官府称呼其治下小民，也直接叫“蚁”。人民在官府面前表现得如此卑贱，只怕是前所未见的。

因为跪拜礼已经被赋予了强烈的自示卑贱的内涵，康有为才想替光绪皇帝《拟免跪拜诏》。不过事实上要等到清廷被推翻，跪拜礼才正式宣告终结。今天有一些志在复兴国学的朋友，在收徒等场合恢复了跪拜礼仪式。对此，我的评价是，多此一举，徒增误会。

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见官下跪的？（2）

作者：艾宋朝

【摘要】仔细了解会发现，元代是一个大拐点。无论文化、语言、风俗、官制、道德偶像、文学作品风格、科举，还是建筑、饮食、着装……特别是价值观。 宋代及其宋代以前，上下级之间的跪礼不多，秦汉皇帝和大臣是坐着商讨政事，到了宋代虽然百官是站着见皇帝但是宋代高度尊重士大夫和文人，从元开始，跪礼变多了，到了明清，变本加厉，虽然清代皇帝只对私属称奴才，并规定大臣不得自称奴才，但是社会风气已经变了，有些大臣为了显示出自己和皇帝走得近，甘愿自称奴才。

宋代的平民上衙门打官司，是不需要下跪的。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了见官下跪的规定呢？从图像史料来看，元明时期的人诉讼于公堂，是需要下跪的。在明刻本《元曲选》中，《安秀才花柳成花烛》一文附有民事诉讼的插图，《金御史清霜飞白简》附有刑事审讯的插图，我们从这些插图可以看到，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涉讼之人都得跪着听审。

《元曲选》“安秀才花柳成花烛”插图

《元曲选》“金御史清霜飞白简”插图

清代的平民如果上衙门打官司，也是必须下跪叩头的——只有那些取得功名的缙绅，才获得免跪于公堂的特权。1801年，即嘉庆六年，英国人乔治•亨利•梅森少校（George Henry Mason）在伦敦编印了一本《中国刑罚》画册（The Punishments of China），全书54页，含22张彩色插图，每张插图都以英文和法文注解。其中有一幅插图，画的正是清朝人见官受审的情景：一名犯罪嫌疑人跪伏在公堂上，坐堂的官员似乎正在喝令他从实招供，嫌犯的左右边则是两名准备对他动刑的衙役。

英国梅森少校《中国刑罚》画册插图

这个图景是西洋人对晚清司法的污蔑吗？不是。据梅森少校自序，他手绘的水彩原稿均出自广州外销画家“蒲呱”的手笔。据考证，“蒲呱”应该是晚清广州外销画最常见的署名之一。这些外销画家笔下的受审场景，不可能凭空虚构，而是来自于他们对当时广州司法情景的观察。

我们还可以看看当时在中国境内发行的画册。风行于晚清上海摊的《点石斋画报》，从光绪十年（1884）创刊，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停刊，共发表了4000余幅摹写晚清社会百态的石印画。今天的人如果想直观地了解晚清时期的社会生活，有两套图像材料是不应该放过的，其中一套便是《点石斋画报》的插图。

在《点石斋画报》刊发的4000多幅插图中，有多幅插图描绘的就是晚清官员听讼、审讯的场面，这些图像上，受审的人都是跪着的，不管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下面两图均选自《点石斋画报》，一幅题为“令尹贤声”，是民事审讯的场面；另一幅题为“嫉恶如仇”，是一起刑事案的庭审场面。

晚清《点石斋画报》“令尹贤声”图

晚清《点石斋画报》“嫉恶如仇”图

另一套晚清图像资料是19世纪游历中国的西洋摄影师拍摄的老照片。1862~1887年在上海开设森泰照相馆的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商业摄影师，他曾设计场景并雇用模特摆布拍摄了一组反映晚清社会习俗的照片，如下面这幅作品《法堂》，摄于1870年代，也是布景摆拍，不过反映的却是真实的清代司法常见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在清代的公堂上，受审者是跪伏着的。

威廉•桑德斯《法堂》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矮型家具时代与高型家具时代，跪所包含的意味是不一样的。矮型家具时代，大家都是跪坐，跪并无卑贱之意。到了高坐时代，跪便出现了屈辱的色彩。在高坐时代，平民见官下跪的习惯，是从元代开始的，明清时期则盛行之。

作者：壹读君

这几年，壹读君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跪”这件事越发流行了，大有复古之风。

    比如一些弘扬优良传统的活动上，经常组织一批人下跪，跪完老师跪父母，跪得父母和老师都十分感动，泪流满面。这种行为的发生概率仅次于给爸妈洗脚。

    网络语言里，“跪”字也很流行，跪求、跪舔、给跪了……好像跪这件事，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技能点。

    壹读君不禁又陷入了韭菜一样不能自拔的深思：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习惯下跪的呢？

    事情可能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值班壹读君丨张小羁

    在古代，“跪”是最礼貌的坐姿

    中国古代最早是没有凳子、椅子的，当然连桌子也没有，只有很矮的“几”。秦汉以前,人们“席地而坐”,坐时在地上铺上席。据考证,古人坐于席,正规的坐姿是两膝着地,两脚的脚背朝下,臀部压在脚后跟上，“正襟危坐”表示的就是这个坐法，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跪坐。

东汉画像石“讲学图”

    除此之外，采取这种坐姿还有对服饰的考虑。中国人很早就开始穿着裤子，但通常穿着于袍服内，并不会把裤子露在最外面。初期裤子都是没有裤裆的，后来才出现了合裆裤。没有合裆裤，即使有凳子或椅子，坐姿都会暴露隐私部位，只有跪姿才能隐藏，显得文明有礼。

    一些放松的坐姿，比如盘腿坐、叉开腿坐，或者抱膝而坐，都是很不雅的，最多只能私底下这样坐坐，正式场合会被认为是野蛮人。

    壹读君在这里多说几句，当时社会对这些个不雅的坐姿都意见很大，古籍中把这些坐姿与衰败的世风、得意忘形、放荡不羁和鬼怪之姿等等联系起来。当时社会尤其看中礼乐文化，强调坐有坐相，正确的跪坐坐姿带给人威仪之感，是一种向上的精神面貌，与屈辱卑贱完全不搭边。

    跪拜礼本来是一种对等的礼仪

    古人的“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跪。理解了古人的这种坐姿,就很容易懂得跪拜这种礼仪。

    古人在接待宾客过程中，每当“坐”着向客人致谢时，为了表示尊敬，往往伸直上半身，也就是古人说的“跽”，使坐变成了跪，然后俯身向下，有时要前额触地，逐渐形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跪拜礼。对于跪坐习惯来说,跪拜礼是一种十分方便的礼节。当所有人都是面对面跪坐的时候,向对方行跪拜礼并没有多少高低的区别。

管仲劝谏雕塑

 “跪”和“跽”也就成了了先秦时人们人际交往中的必备礼仪。如《范睢说秦王》中的描写: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进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 “唯唯”。有间,秦王复请。范睢曰: “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战国时期的谋略家范睢觐见秦王，秦王请他赐教，与他面对面跪坐请求，诚意满满。一个当君王的做到这份上够意思了。而范睢呢，端着端着欲言又止，秦王就屡次三番地“先生有什么高见？”“先生有高见请赐予寡人呀？”……“先生……还是不肯赐教给寡人么……”与此同时，由跪坐变为伸直身子长跪，又再变为跪坐。

    壹读君都被感动了。

    这也只不过是古代君拜臣的其中一个小小的案例而已。那时候的君王是很忙的，大臣与君王见面，一般是君王先给大臣们一个一个行礼，然后大伙儿再一起还礼。而在先秦时期，无论是礼制，还是史事，都有君向臣“ 拜”--也即行跪拜礼的记录。没错，就是君主向臣下跪拜。

    在秦朝以后，中央集权加强，君对臣就变得比较怠慢了，比如大臣向君主行跪拜礼后，君主以起立予以还礼。不过这一时期皇帝仍保留有敬老的礼仪，要去地方上看望老人，行跪拜礼。先秦遗风尊师之礼也保留得比较多，西汉的张禹，曾是汉成帝的授业师，后任宰相。他退休以后，成帝不时派人慰问。张禹病时，成帝前来看望,“亲拜禹床下”。

    古时君臣坐而论道的情形也出于此，壹读君再举个栗子，西汉文帝召贾谊谈论国事，文帝听得着迷，不知不觉以膝行挪动靠近贾谊所坐之席，贾谊也没什么特别的反映, 继续讲他的。可见当时，跪拜礼仍然是一种平等的礼仪。

     自从有了椅子，一切都起了变化

    美好的时光总是容易逝去。很快，椅子来了。凳子、椅子在中国出现的具体时间不容易明确,但至少在唐朝时期已经开始普及，宋代而盛行，人们垂足而坐日渐普遍,古人席地跪坐成为历史陈迹。

    有了椅子以后，跪和坐就有了高度的不平等，这个时候“跪”才有了一方居高临下一方卑微的意思。

    但就算椅、凳发明之后，在元代之前，下对上、民对官、官对皇帝等，除了在正式场合需要行跪拜礼之外，一般也并不跪着。

    壹读君翻了一下《宋史》，其中记载，皇帝出巡时，只要不是“郊庙大礼”这样的隆重场合，一般就是“惟前有驾头，后拥伞扇而已”，而且“其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不仅如此，老百姓还可以随便围观，“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不仅不跪，还可以随便围观嬉笑，也没有人管。

    康有为则对朝堂上的跪拜礼仪做过如下描述:“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这里说的就是唐以前是臣与君共坐，到了宋朝，皇帝仍坐，大臣则由坐改为站立。元朝进一步发展为臣下跪着向坐着的皇帝察复，明清沿袭而不改。

由明朝开始，由于尊君卑臣的强化，君主对臣下已表现为非礼对待的地步，其突出体现，便是明代对大臣们的“廷杖”-堂堂大臣在皇宫大殿上被扒了裤子打屁股。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朱元璋时期，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

    清代才是下跪最盛行的时代

    中国人的跪，到清代才蔚为大观。

    清代统治者制定了一套极其繁冗的跪拜礼仪，仅跪拜就有一跪三叩、二跪六叩、三跪九叩。其中三跪九叩为最高，臣民对皇帝、皇帝跪皇太后都要三跪九叩。

    与此同时，平民见官，也必须长跪，只有有功名之人，才格外开恩不跪；大臣见皇帝，也必须长跪。像壹读君这种，出门就别想站起来了。

    臣民不仅要长跪，还要磕头，磕得越响，表示诚意越高。据《清稗类钞》记载，当时紫禁城的砖头下面，太监们埋了一些瓮。大臣贿赂太监，拜见皇帝时就被指到埋了瓮的砖头那儿，于是磕起头来声若洪钟，脑袋不痛，圣心大悦。如果不行贿，就得在实心地砖上磕头，头磕肿了也不响。

    当然，如果大臣太老，也会因为皇帝的恻隐之心获得特别优待，不用跪在冷冰冰的地板上，而是跪在垫子上。乾隆时，七十多岁的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署理直隶河道总督刘于义曾奏事养心殿，因跪的时间太久，站起时踩到自己衣服角，一下摔倒在高高的御座下，因公殉职。

    本文由《壹读》杂志提供。

作者：维扬之水szp   

宋江这厮，完全颠覆了人们心目中关于传统英雄人物的设定。    

论长相，不能像关公那样红脸绿袍大长胡子，手执一把沉重的大刀；起码也该如秦琼那样面如淡金，仪表堂堂大将风度；或者如白马银枪小罗成那样，做一个武艺超群傲气凌然的翩翩美少年。    

号称及时雨，仗义疏财，炫耀起来，亦不能跟基督山伯爵那样，家里富丽堂皇，待客时端上一条来自远方珍贵无比的鱼，吃一条看一条。宋江那财力，就是给别人几十两银子的路费盘缠，或是帮弱势人等买个送老的棺材。    

可这些人是知道感恩的，而且编出极好听的词儿来，八方传扬。    名声在外，多少江湖好汉，见面就是“纳头便拜”。这一拜，一来证明好汉们义气；二来证明宋江是下凡魔星中的主位，天意如此；三证明宋江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玩得转；第四证明这些所谓好汉没文化，盲目崇拜，把宋江太当回事。就是这种崇拜，导致宋江在梁山一步步做大，拿兄弟们的鲜血换来自己的乌纱帽。    

不管他在江湖上名头有多大，多响亮，在身边人眼里不算个啥！典来的小妾阎婆惜和同事小张三看宋江，就是一个人傻钱多的黑矮胖子，蝇头小吏，所以敢背着他偷情；知县和后来围着宋家庄抓人的那两个赵都头也没当宋江是棵菜，该抓抓，该判判。    宋江不缺钱，不缺名，可在内心是自卑的。    

这种自卑来自于宋朝的官吏制度，做了县衙门的小吏，就不能当朝廷的官员，那叫一个悲摧，进不了体制内呀！见到神仙娘娘，心中充满敬畏，有了盼头，有了希望，想着将来能光明正大的进入朝堂出将入相。这正是每一个儒家弟子的梦想，国人就这样，“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可卖，也得有那个资格，隔着人家要还是不要呢！    

这位九天玄女娘娘住的离跟宋江家不远，要托梦，早该托了，要传他无字天书，也早该传了，为啥非得等着在他回家搬取老父上梁山时才传呢？许多评家都认为这书是宋江捏造出来用于控制人心的，正如山上排座次时挖出的那个108将的石头碑。    

捏造也罢，真见到也罢，有这个说法，足以证明他向往这种宝相庄严，被人崇拜的生活。自此，本性中杀人放火的恶有了新的方向，那就是做大梁山，拿梁山当与朝廷做交易的筹码，换取一个光明耀眼万世流芳的名声。    

宋江经常拿给别人磕头当收拢人心的手段。    

书中所记他纳头便拜的次数很多，主要是用于收降朝廷的军官，如彭玘、呼延灼、大刀关胜、董平等人。有时看到被打败的人过于狼狈，还要脱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给人家披上再拜。当然，他拜谁谁倒霉，最倒霉的莫过于玉麒麟卢俊义，因为他拜了卢两次！第一次是卢俊义做生意路过梁山那次，第二次是打破曾头市，重回梁山之时。挺大一大名府占着半道街的财主，搞的家破人亡，被监被打，家财被搬上梁山，充了公。被折腾的如此之惨，耗尽卢俊义的英雄气，他哪里还敢谋求老大的位置！    

宋江见到奸臣，也是拜的。“见张顺水渌渌地解到高俅。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便取过罗缎新鲜衣服，与高太尉从新换了，扶上堂来，请在正面而坐。宋江纳头便拜，口称：“死罪！”高俅慌忙答礼。宋江叫吴用、公孙胜扶住，拜罢，就请上坐。”   

 全不理会林冲、杨志在一旁怒目而视。    

这膝盖，为达到目的，也是软到家了。    

【何新解放战争研究资料·历史考据】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上严厉批评粟裕

【何新按】

以下是解放战争转折时期的1948年9月（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两次重要讲话。

据悉，在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仍然顶着华东野战军番号的、实际已经隶属于中原局的粟裕外线兵团在军事作战、后勤工作、政治工作、部队纪律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曾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的完整内容目前仍未全文发表。）

但是，在会议的以下这个主题报告中，毛泽东则点名批评粟裕兵团：

——“粟裕少打了一个仗。”

[何注：原注文未说粟裕少打了一个什么仗。而我窃以为疑指粟裕1948年5月在城南庄立下的保证：歼灭国民党5军邱清泉及18军胡琏部。但是在本年8月的豫东战役中，粟裕在帝丘战役中兵败而退回山东休整，立下的军令状没有完成。]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还严肃地批评粟裕——你们1947年打的就不好，消灭敌人数目就不多。1948年上半年，又是五个月没有打仗，而且立下的承诺也没有实现。原文如下：

“华野外线兵团主力，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在山东逢水过水，逢田过田，打大仗的神气就不足，所以，消灭敌人数目就不多。今年上半年，陈粟五个月未打仗。”

毛泽东的上述严肃批评，​对于吹嘘粟裕个人是什么“战神”——被吹嘘为在解放战争中超越所有中共将领，战功赫赫，起了半边天作用的那些不实之词，可以说提供了最有力的反证。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一九四八年九月)

一  报告　　

(九月八日)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有八条。　　

第一，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对国际形势，去年十二月会议[1]曾作过估计。当时党内意见不一致，就在中央委员会中意见也不一致。提法是两种:一种是或者和平或者战争；一种是有战争危险，但是不致爆发战争。有战争危险是共同的，或和或战就不一样。前一种提法，认为全世界人民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后一种提法，认为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能够动员力量制止战争，美、英反动派对战争也未准备好，我们可以争取时间制止战争，因此，我们有任务动员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大战后不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第二次大战打败了德、日法西斯，要把他们再扶起来还不容易。美、英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莫洛托夫、日丹诺夫[2]都这样说了，我们党内有些同志，特别是中间派还看不清楚)，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要努力。时间如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就必能制止战争。我们不应提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我们应该提或者较迟妥协或者较早妥协的问题，最近在柏林问题[3]上就是这样。　　

我们讲的妥协，不是讲在一切问题上都能妥协，如要做出决议取消殖民地那就不可能，而是讲在若干问题上可能妥协。这种妥协，是讲国际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不是一切问题，而是若干问题，包括重要问题在内。一九四七年苏、美、英等国就同意、罗、匈、保、芬五国订了和约。对德、奥和对日的和约，虽然很难订，但也终究会订下来的。英法与苏联之间的通商贸易有发展可能，但美、苏之间的这种可能会少些。　　

苏联与美英法按民主原则妥协，我们同国民党也来一个妥协吧，中间派就这样想。我看不能这样提。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各国内政，大西洋宪章[4]也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是不选择蒋介石那个制度的。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按民主原则妥协就是斗争的结果。是不是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国内的反动派妥协呢?不能这样提。当然，如能强迫蒋介石照我们的做，解散法西斯组织，不要土豪劣绅，让我们搞军队又搞土地改革，那有什么不好?但是蒋介石是反动派，他不赞成。从古以来，反动派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英国现在先消灭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对社会上的共产党就慢慢来。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的两条原则，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第一条。　　

以上是去年十二月会议的三点估计。世界和平，苏联不打仗，对世界人民有极大的利益。可是蒋介石希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党内也有人认为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如果能够和平生产十年到十五年，苏联能提高生产力到年产六千万吨钢，人家就望也不敢望了。时间已过了三年，只差十二年了。国际环境就是如此。　　

第二，关于我们的战略方针。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又必须加强纪律性，作战方式要逐渐正规化。这是方针。　　

作战方式要由游击战争逐渐过渡到正规战争。游击战我们是得了益处的。我们有过早正规化的教训。这两年我们集中作战，在这一点上已正规化了，其余各点上还未正规化。现在还是过渡时期，第三年也还不能完全办到，如果不把平津打下，也还不能完全办到。没有铁轨、火车头，没有汽车，就不能组织近代化的正规战争，如东北正规化就搞得比较好。

我们现在军队的编制是五个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五个地区都是相同的番号，碰到一块就发生困难。即使番号统一了，人数、编制、供给标准也不统一。因此，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正同过早正规化犯错误一样。要统一，要正规化，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恩来同志正在草拟一个文件[5]，尚未准备好。　　

建军五百万是为了全部打倒国民党，一切角落都扫光。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时间五年左右[6]即可以，军力四百万即可以。第三年军队数目上不增加，现在我们有军队二百八十万，加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一百四十万，共四百二十万，编制不足的还要补充起来，如只有一万多人的纵队，要补到两万人。

第四、第五年还要扩大，到江南后即可以扩大。五百万是包括这一切的。　　

消灭敌人正规军五百个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第二年九十二个旅，两年已消灭正规军近二百个旅。

第二年较少的原因是:

一、敌军将每旅二团制改成了三团制。

二、东北和粟裕[7]少打了一个仗。

三、刘邓[8]到大别山后减弱了。

四、华野外线兵团主力，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在山东逢水过水，逢田过田，打大仗的神气就不足。所以，消灭敌人数目就不多。今年上半年，陈粟[9]五个月未打仗，东北半年未打仗。但我们还歼敌九十二个旅，一百五十万人，可见国民党军队不难消灭。

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10]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11]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今年还有四个月，再搞三十六个旅是可能的。把济南、太原搞下来，刘邓搞南阳，彭[12]只要一个月缴一个旅就很好。以后各种条件更好，第三、第四、第五年再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没有理由说不可能。

国民党现在有二百八十四个旅，有新的，有空的，有强的，也有弱的，消灭五百个旅，一般的是消灭了两次。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不是说把每一个角落都扫清了，如在济南、太原打下之前，是否就可以说在山东根本上打倒了蒋介石，在山西根本上打倒了阎锡山[13]?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不是全部打倒。

争取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与公开宣传至少五六年在全国胜利也是符合的。至于夺取城市，扩大解放区的人口和面积，我们历来不提，因为把敌人消灭了，城市也来了，解放区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过去两年歼敌二百个旅，我们就得到了四平、吉林、运城、临汾、延安、潍县、洛阳等城市。　　

第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大革命时期我们提的是“联合战线”，当时右的理论是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来革命。后来我们搞土地革命了，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合作是后来发生的，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有美国的侵略，我们又回到大革命中的正确时期。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14]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15]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石家庄一打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都要求统一。太原未打开，晋绥与华北的统一也还有些意见。等平绥路一打开，东北又会提出统一问题。人们的思想是跟着物质的变化而变化的，打开石家庄就是一个物质的变化。　　

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16]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现在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或叫临时中央政府，或叫中国人民解放委员会，其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究竟叫什么，到那时再定。　　

第四，关于财经统一。　　

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讲。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一，而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就是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区的党、政、军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　　

第五，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干部。　　

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干部会议的好处是迅速、便利，召集比较容易，代表会议要保存干部会议的好处，不要太繁杂了。　　训练干部，不仅要训练党内的，而且要训练党外的。冀中村干部轮训，是大批训练基层干部的办法。政府要办学校，包括大学、专门学校，大批培养各种干部。训练全国各方面工作的干部，是一个大问题。要出兵川、湘、鄂、赣，马上就需要两三万干部。所以要搞一个计划。　　

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全国有几百万学生、教授，还有许多戏班子，你说不出一篇道理来，就只好听他的。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

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例如有一个候补中委，看见土改中打人、杀人的现象，他不赞成，但是他讲不出一篇道理来，没有那一股神气。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17]在内。列昂节夫[18]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选一些。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　　

第六，关于学习工业和做生意。　　

全党要提出这个任务来，还要写文章做宣传，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这个任务必须解决。　　

第七，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　　

上面说了许多条，还必须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那许多条实行起来都不会顺畅。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村有杀人之权。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资本家)搞死，九个照顾[19]变成了九个不照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些人因为没有分田，他们嗷嗷待哺。这些状态必须改变。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第八，关于“新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主义”。　　

我们政权的性质前面已经讲过，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六大决议案有一些错误，但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20]，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过这个纲领。第一条我们正在做，第二条也在做，但策略上可以考虑，还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今天我们基本上还是这十条。比如我们基本的税收原则还是统一累进税。但这十条里面没有没收官僚资本，没有联合中小资产阶级。那时这个纲领对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权上根本不要它，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现在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可以吸收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知识分子代表资产阶级参加(这一条比十大纲领缓和一些)，经济上则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比十大纲领激烈一些)。这是与六大决议案有区别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后有两节讲“前途”和“两重性”[21]，大家可以翻翻，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有联系的。　　

六次大会和七次大会[22]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在我国太少了，需要它的发展。但讲到社会主义因素，只讲了政治条件，没有讲没收官僚资本。许多阶级受无产阶级领导，这就叫做社会主义因素。现在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已经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中变成现实性了，即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六大到现在已经二十年。这二十年，特别是在抗战八年中，官僚资本有了很大发展。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23]中讲到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新中国的经济构成，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现在不提国营经济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六大决议案没有规定没收官僚资本，而后来连小的也没收了，那是违反六大决议案的。抗战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内战时期“左”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了六大的有关城市政策。　　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和国营企业不同，国营企业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不带资本主义性。机关生产组织的合作社比民营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性质更多一些。　　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应该讲，但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　　

中国这个国家，应有五千万到一万万的产业工人。如有五百万到八百万产业工人在我们这里，那事情也就好办了。　　

二  结论　　

(九月十三日)　　

我没有多少讲的了。　　

三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问题都讲了，没有那一次的总结，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后的大进步。我们党现在与抗日时期不同了。那时，在一九四○年以前，就别扭得很，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对党的历史上前两个时期都没有总结。七大作了总结，这才有了抗战胜利后这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头一年是没有大打的，那时许多原则问题解决了，例如对国民党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没有争论了，因此政协才搞得好；军事战略问题完全一致了；减租减息早就有了，以后进行土改，命令一下就做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比去年延安的二月会议[24]更展开了，这同我们政策成功和胜利有关。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而且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没有正式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了也没有结论。去年七月小河会议[25]上总结了一年的战绩，可以看出局势的发展。现在战争已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一些，可以讲出带确定性的意见了。　　

这次会上对国际国内局势讲得少了些，有的也讲到了。国内外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对我们是很好的。历来我们都讲形势是很好的，七大也讲了，不过那时对许多问题还是估计的，是那时条件下看到的“好”，有些估计后来发生了变化。例如说英、美、法、苏的团结是决定了的，而现在并不团结了。克里米亚会议[26]曾经说过，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开辟了民主的道路、团结的前途，但现在并未证明这一点，关系反而越搞越僵了。世界革命的力量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这是日丹诺夫在九国情报局会议[27]上讲过的，莫洛托夫也讲过，斯大林也讲了几遍。我们现在的估计，还是九国情报局会议的估计。反动派发动战争的计划是可以打破的。战争危险很厉害，但不是马上就打，从战争危险到战争爆发是有一个过程的。总之，国际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国内形势是我们革命力量更大了，蒋介石的力量更小了。　　

关于我们的任务，这次会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并且还有发挥，这很好。有很多意见是属于计划性的，例如建军计划，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有妇女代表会议、青年代表会议、政工会议等，都可以开。　　

要提出反对浪费的口号，不只限于粮食，包括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例如争取俘虏、常备担架队、炮弹、军工。同样是作战，有的打进去，只伤亡十二人；有的伤亡六十余人，还打不进去。对俘虏也一样，有的争取使用了，有的就放了、散了；有的争取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不到一半。缴获必须归公，克服浪费现象，这个口号有丰富的内容。反对浪费与发展生产相配合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军队增长到五百万人、五年左右打倒国民党的目标。　　

加强国际联系，例如青年方面的、妇女方面的，我的报告没有提到，邓颖超[28]同志在妇女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这两年来，我们在妇女、青年、工人运动方面有了广泛的国际活动。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些活动以后还要增加。我们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是会同我们合作的。还有，我们同其他兄弟党的联系也要增加。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威信相当高，这是一件大事。　　

关于教育问题，值得注意。在第三、第四年，恐怕有召开教育会议的必要。还有，加强新华社的工作也是必要的，报纸是很灵的、很有力的，所以必须抓。过去中央、中央局对报纸都没有抓紧，现在新华社的大样是少奇同志看，或者恩来、弼时[29]同志看。这是专政吗?你们这样专政专得好呀!要专上三五个月就好了。看大样有好处，自己可以学，用心地去改，搞上了路，然后交给别人。听说华北局的报纸也是一波[30]同志看大样的。　　

“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里有一个“大约”，一个“左右”，还有“根本上”。这些形容词不能去掉，去掉一个都不行。关于公开宣传“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固然有好处，原则上我不反对，但用什么方式讲，怎么讲，还得考虑。我现在倾向于讲困难一些，像“八一”社论[31]上那样的提法，这可以使人更沉着、更努力些。在内部，首先在干部中，其次在战士中，是可以说的，在地方上也可以说。但说就要说得清楚些，有个“大约”五年“左右”和“根本上”，这就不会错。还要估计到，虽然解释清楚了，但一传出去，还会即刻被说成是“五年”胜利。“建军五百万”，“消灭敌人五百个旅的正规军”，“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些话简单明了，是口号式的。口号的作用，就是好讲好传。斯大林在《论中国》里讲得很好，那时他就指出了在联合战线中对国民党要批评[32]。我们说“又团结又斗争”，这意思一样，作成了口号式的，就好讲好传。　　

这次会议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作了充分估计。我们党曾遇到两次大困难，是由两次大错误造成的，那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和一九三五年的万里长征。后来的困难同那两次困难不同，也比较容易克服。今后还会遇到什么大困难呢?比如说，假使我们估计错了，由于工作做得不好，力量不足，未能阻止战争，世界大战爆发了，并且爆发得很快，这就是困难。世界大战不爆发，当然对中国革命有利得多。

苏联不打仗，养精蓄锐，我们有可能得到国际方面的援助。有世界民主力量对我们帮助，这意义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估计不足，世界大战来了，怎么办?还不是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世界大战来了，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困难。但是，中国人民，尤其是共产党人，经过了多年战争，对此是不怕的。

我们有了精神准备，就会更好一些。再比如说，来一个大旱灾。在七大上我们讲过这一条，它很有可能来，来了确是个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战胜它。从前太行、山东、晋绥都有对付灾荒的经验。如果出现了大旱，别无办法，只有全党动员起来，组织人力克服它。又比如说，战争延长，指挥错误，军事不顺利，明年不能渡江，那就得在长江以北打。蒋介石的力量百分之八十在这一地区，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了国民党。所谓蒋政权，主要就是他的军队。

如果李宗仁[33]等出来成立政府，搞个曲折，这也是困难。但是正如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也可以对付得了。我们不要完全拒绝谈判，这是要考虑到人民觉悟的问题。那时可能有两种情形，或者拒绝和谈，或者进行和谈。但现在就要对国民党可能搞的和谈骗局进行揭露。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和谈就是让敌人休息后再打，是费力的，那我们就打。如果群众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进行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并在谈判中教育群众，向群众解释和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不上敌人的当。总之，那时看人民的觉悟，党内党外群众的觉悟，但始终不要把和谈的门关死。无论在党内党外，都不要犯这个错误。还有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这个困难我们也是能够克服的。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34]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这个意思“二七”社论[35]都写了。

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民族矛盾，如汉族同西藏、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的矛盾，同回民的矛盾，在某一个民族内部也有矛盾。这可以用苏联的办法来解决。此外，在工农之间也有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这可以在工农联盟内部通过供给机器、组织合作社、参加国家管理等予以解决。要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分给农民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单有这一条还不够。所谓领导权，就是要使被领导者相信，将来在经济建设方面，还要给他机器，组织合作社，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了。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

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至于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我所说的一些要点，加上青年、妇女、政工等问题，要做出简单的决议案。此外，还有个别问题已写出了决定。会议基本上通过，交书记处做若干修改后发下去，以便取得一致。同志们提出的好的建议，以后一一见之实行，这里不多讲了。这次会议开了六天，长了一些，还可以紧缩一点。有的同志讲得短，使人记住了；有的讲得长，反而使人忘记了。我们也可以采取“节制资本”的办法来开会。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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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这次会议印发了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四月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并讨论和通过了这个文件。　　

[2]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部长。日丹诺夫（一八九六——一九四八），一九四四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3]一九四八年六月美、英、法三国在他们占领的德国西部（西占区）和西柏林单独实行币制改革，断绝了西占区和苏占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随后，苏联宣布在苏占区进行币制改革，并对西柏林实施封锁，美、英、法三国又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并禁止西方国家进口东欧国家的出口物品。为了解决由此引起的柏林危机，美、英、法同苏联进行了多次谈判。　　

[4]指一九四一年八月美、英大西洋会议结束时签署的联合宣言。宣言称：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赞同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等。　　

[5]指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6]当时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后来这个时间大为缩短。　　

[7]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在这以前，曾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进行当时计划的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8]指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中原野战军。　　

[9]指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　　

[10]徐，指徐向前，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1]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2]指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西北野战军。　　

[13]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14]冯玉祥，一九四八年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见本卷第117页注[4]。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5]“中间路线”，即所谓第三条道路。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有一些民主人士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外寻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第三方面”，指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　　

[16]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等职。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三年用武力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总统，接着又把国会解散，另行组织御用工具“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恢复帝制。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曹锟（一八六二——一九三八），天津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在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巡阅使等职。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控制了北京政府。次年十月，他贿买国会议员，当上了总统。　　

[17]《帝国主义论》，即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8]列昂节夫（一九○一——一九七四），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他早期的著作，出版于一九三五年。　　

[19]一九四六年，在讨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过程中，有些解放区针对一些地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提出需要从政策上规定一系列的照顾，内容有九条，即：照顾中农利益，分给中农斗争果实；照顾富农的自耕部分；照顾“军干属地主”（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之家属中属于地主成分者），多留一些土地，政治上替他们保留面子；照顾中小地主，多留一些土地；照顾开明绅士（与“军干属地主”相同）；照顾被汉奸恶霸利用的人员中的贫苦出身者；照顾地主富农开设的工商业，除大汉奸大恶霸开设的由行署以上政府没收外，一律不动；照顾一切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家庭是地主者多留一点土地，家庭是劳动人民者多分点斗争果实；照顾地主人员的生活出路，对豪绅、恶霸、大地主，除依法处死者外，也要留给土地，给他们饭吃，对逃亡地主应争取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这些照顾当时称为“九个照顾”。　　[20]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大政纲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21]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第二章第六节“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第七节“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652页）。　　[22]七次大会，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3]指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24]指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　　

[25]指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一年的战绩，着重讨论了军事计划和地方工作等问题。　　

[26]克里米亚会议，又称雅尔塔会议。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协调最后击败德国的军事计划，讨论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会议签署了公报和议定书，并秘密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会议公报表示，三国政府“将使自己的政策协调一致”，以援助被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经济问题”；“为和平而团结正如为战争而团结”，三国决心“在未来的和平时期将保持和加强联合国家在目标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27]指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28]邓颖超（一九○四——一九九二），河南光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书记。　　

[29]弼时，即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　　

[30]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　　

[31]指《人民日报》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刊载的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社论中说：“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几年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全中国。在斗争过程中，某些暂时的、局部的间歇和曲折，仍然还是可能有的。那些以为中国革命会在一次或几次斗争中就能完全胜利，并在具体斗争中抱轻敌态度的人们，或者以为它会完全一帆风顺，不会有任何暂时的、局部的曲折，而在遇到这种曲折时就感觉迷乱的人们，是错误的。”　　

[32]指《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书中编入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发表的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其中指出：“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产党人之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革命政府，这一参加并不排斥共产党人用一切办法批评国民党党内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彻底和动摇，而是以此为前提。”　　

[33]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　　

[34]指刘少奇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35]指新华社为纪念“二七”二十五周年发表的社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这篇社论曾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过，修改部分见本卷第48－49页。

【何新解放战争研究资料·历史考据】

毛泽东在政治局9月会议上严词批评粟裕

【何新按】

以下是解放战争转折时期的1948年9月（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两次重要讲话。

据悉，在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仍然顶着华东野战军番号的、实际已经隶属于中原局的粟裕外线兵团在军事作战、后勤工作、政治工作、部队纪律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曾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批评的完整内容目前仍未全文发表。）

但是，在会议的以下这个主题报告中，毛泽东则点名批评粟裕兵团：

——“粟裕少打了一个仗。”

[何注：原注文未说粟裕少打了一个什么仗。而我窃以为疑指粟裕1948年5月在城南庄立下的保证：歼灭国民党5军邱清泉及18军胡琏部。但是在本年8月的豫东战役中，粟裕在帝丘战役中兵败而退回山东休整，立下的军令状没有完成。]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还严肃地批评粟裕——你们1947年打的就不好，消灭敌人数目就不多。1948年上半年，又是五个月没有打仗，而且立下的承诺也没有实现。原文如下：

“华野外线兵团主力，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在山东逢水过水，逢田过田，打大仗的神气就不足，所以，消灭敌人数目就不多。今年上半年，陈粟五个月未打仗。”

毛泽东的上述严肃批评，​对于吹嘘粟裕个人是什么“战神”——被吹嘘为在解放战争中超越所有中共将领，战功赫赫，起了半边天作用的那些不实之词，可以说提供了最有力的反证。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一九四八年九月)

一  报告　　

(九月八日)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有八条。　　

第一，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对国际形势，去年十二月会议[1]曾作过估计。当时党内意见不一致，就在中央委员会中意见也不一致。提法是两种:一种是或者和平或者战争；一种是有战争危险，但是不致爆发战争。有战争危险是共同的，或和或战就不一样。前一种提法，认为全世界人民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后一种提法，认为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能够动员力量制止战争，美、英反动派对战争也未准备好，我们可以争取时间制止战争，因此，我们有任务动员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大战后不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第二次大战打败了德、日法西斯，要把他们再扶起来还不容易。美、英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莫洛托夫、日丹诺夫[2]都这样说了，我们党内有些同志，特别是中间派还看不清楚)，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要努力。时间如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就必能制止战争。我们不应提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我们应该提或者较迟妥协或者较早妥协的问题，最近在柏林问题[3]上就是这样。　　

我们讲的妥协，不是讲在一切问题上都能妥协，如要做出决议取消殖民地那就不可能，而是讲在若干问题上可能妥协。这种妥协，是讲国际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不是一切问题，而是若干问题，包括重要问题在内。一九四七年苏、美、英等国就同意、罗、匈、保、芬五国订了和约。对德、奥和对日的和约，虽然很难订，但也终究会订下来的。英法与苏联之间的通商贸易有发展可能，但美、苏之间的这种可能会少些。　　

苏联与美英法按民主原则妥协，我们同国民党也来一个妥协吧，中间派就这样想。我看不能这样提。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各国内政，大西洋宪章[4]也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是不选择蒋介石那个制度的。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按民主原则妥协就是斗争的结果。是不是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国内的反动派妥协呢?不能这样提。当然，如能强迫蒋介石照我们的做，解散法西斯组织，不要土豪劣绅，让我们搞军队又搞土地改革，那有什么不好?但是蒋介石是反动派，他不赞成。从古以来，反动派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英国现在先消灭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对社会上的共产党就慢慢来。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的两条原则，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第一条。　　

以上是去年十二月会议的三点估计。世界和平，苏联不打仗，对世界人民有极大的利益。可是蒋介石希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党内也有人认为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如果能够和平生产十年到十五年，苏联能提高生产力到年产六千万吨钢，人家就望也不敢望了。时间已过了三年，只差十二年了。国际环境就是如此。　　

第二，关于我们的战略方针。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又必须加强纪律性，作战方式要逐渐正规化。这是方针。　　

作战方式要由游击战争逐渐过渡到正规战争。游击战我们是得了益处的。我们有过早正规化的教训。这两年我们集中作战，在这一点上已正规化了，其余各点上还未正规化。现在还是过渡时期，第三年也还不能完全办到，如果不把平津打下，也还不能完全办到。没有铁轨、火车头，没有汽车，就不能组织近代化的正规战争，如东北正规化就搞得比较好。

我们现在军队的编制是五个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五个地区都是相同的番号，碰到一块就发生困难。即使番号统一了，人数、编制、供给标准也不统一。因此，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正同过早正规化犯错误一样。要统一，要正规化，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恩来同志正在草拟一个文件[5]，尚未准备好。　　

建军五百万是为了全部打倒国民党，一切角落都扫光。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时间五年左右[6]即可以，军力四百万即可以。第三年军队数目上不增加，现在我们有军队二百八十万，加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一百四十万，共四百二十万，编制不足的还要补充起来，如只有一万多人的纵队，要补到两万人。

第四、第五年还要扩大，到江南后即可以扩大。五百万是包括这一切的。　　

消灭敌人正规军五百个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第二年九十二个旅，两年已消灭正规军近二百个旅。

第二年较少的原因是:

一、敌军将每旅二团制改成了三团制。

二、东北和粟裕[7]少打了一个仗。

三、刘邓[8]到大别山后减弱了。

四、华野外线兵团主力，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在山东逢水过水，逢田过田，打大仗的神气就不足。所以，消灭敌人数目就不多。今年上半年，陈粟[9]五个月未打仗，东北半年未打仗。但我们还歼敌九十二个旅，一百五十万人，可见国民党军队不难消灭。

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10]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11]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今年还有四个月，再搞三十六个旅是可能的。把济南、太原搞下来，刘邓搞南阳，彭[12]只要一个月缴一个旅就很好。以后各种条件更好，第三、第四、第五年再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没有理由说不可能。

国民党现在有二百八十四个旅，有新的，有空的，有强的，也有弱的，消灭五百个旅，一般的是消灭了两次。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不是说把每一个角落都扫清了，如在济南、太原打下之前，是否就可以说在山东根本上打倒了蒋介石，在山西根本上打倒了阎锡山[13]?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不是全部打倒。

争取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与公开宣传至少五六年在全国胜利也是符合的。至于夺取城市，扩大解放区的人口和面积，我们历来不提，因为把敌人消灭了，城市也来了，解放区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过去两年歼敌二百个旅，我们就得到了四平、吉林、运城、临汾、延安、潍县、洛阳等城市。　　

第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大革命时期我们提的是“联合战线”，当时右的理论是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来革命。后来我们搞土地革命了，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合作是后来发生的，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有美国的侵略，我们又回到大革命中的正确时期。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14]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15]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石家庄一打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都要求统一。太原未打开，晋绥与华北的统一也还有些意见。等平绥路一打开，东北又会提出统一问题。人们的思想是跟着物质的变化而变化的，打开石家庄就是一个物质的变化。　　

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16]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现在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或叫临时中央政府，或叫中国人民解放委员会，其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究竟叫什么，到那时再定。　　

第四，关于财经统一。　　

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讲。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一，而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就是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区的党、政、军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　　

第五，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干部。　　

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干部会议的好处是迅速、便利，召集比较容易，代表会议要保存干部会议的好处，不要太繁杂了。　　训练干部，不仅要训练党内的，而且要训练党外的。冀中村干部轮训，是大批训练基层干部的办法。政府要办学校，包括大学、专门学校，大批培养各种干部。训练全国各方面工作的干部，是一个大问题。要出兵川、湘、鄂、赣，马上就需要两三万干部。所以要搞一个计划。　　

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全国有几百万学生、教授，还有许多戏班子，你说不出一篇道理来，就只好听他的。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

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例如有一个候补中委，看见土改中打人、杀人的现象，他不赞成，但是他讲不出一篇道理来，没有那一股神气。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17]在内。列昂节夫[18]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选一些。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　　

第六，关于学习工业和做生意。　　

全党要提出这个任务来，还要写文章做宣传，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这个任务必须解决。　　

第七，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　　

上面说了许多条，还必须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那许多条实行起来都不会顺畅。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村有杀人之权。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资本家)搞死，九个照顾[19]变成了九个不照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些人因为没有分田，他们嗷嗷待哺。这些状态必须改变。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第八，关于“新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主义”。　　

我们政权的性质前面已经讲过，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六大决议案有一些错误，但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20]，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过这个纲领。第一条我们正在做，第二条也在做，但策略上可以考虑，还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今天我们基本上还是这十条。比如我们基本的税收原则还是统一累进税。但这十条里面没有没收官僚资本，没有联合中小资产阶级。那时这个纲领对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权上根本不要它，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现在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可以吸收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知识分子代表资产阶级参加(这一条比十大纲领缓和一些)，经济上则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比十大纲领激烈一些)。这是与六大决议案有区别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后有两节讲“前途”和“两重性”[21]，大家可以翻翻，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有联系的。　　

六次大会和七次大会[22]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在我国太少了，需要它的发展。但讲到社会主义因素，只讲了政治条件，没有讲没收官僚资本。许多阶级受无产阶级领导，这就叫做社会主义因素。现在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已经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中变成现实性了，即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六大到现在已经二十年。这二十年，特别是在抗战八年中，官僚资本有了很大发展。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23]中讲到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新中国的经济构成，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现在不提国营经济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六大决议案没有规定没收官僚资本，而后来连小的也没收了，那是违反六大决议案的。抗战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内战时期“左”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了六大的有关城市政策。　　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和国营企业不同，国营企业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不带资本主义性。机关生产组织的合作社比民营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性质更多一些。　　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应该讲，但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　　

中国这个国家，应有五千万到一万万的产业工人。如有五百万到八百万产业工人在我们这里，那事情也就好办了。　　

二  结论　　

(九月十三日)　　

我没有多少讲的了。　　

三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问题都讲了，没有那一次的总结，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后的大进步。我们党现在与抗日时期不同了。那时，在一九四○年以前，就别扭得很，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对党的历史上前两个时期都没有总结。七大作了总结，这才有了抗战胜利后这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头一年是没有大打的，那时许多原则问题解决了，例如对国民党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没有争论了，因此政协才搞得好；军事战略问题完全一致了；减租减息早就有了，以后进行土改，命令一下就做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比去年延安的二月会议[24]更展开了，这同我们政策成功和胜利有关。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而且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没有正式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了也没有结论。去年七月小河会议[25]上总结了一年的战绩，可以看出局势的发展。现在战争已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一些，可以讲出带确定性的意见了。　　

这次会上对国际国内局势讲得少了些，有的也讲到了。国内外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对我们是很好的。历来我们都讲形势是很好的，七大也讲了，不过那时对许多问题还是估计的，是那时条件下看到的“好”，有些估计后来发生了变化。例如说英、美、法、苏的团结是决定了的，而现在并不团结了。克里米亚会议[26]曾经说过，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开辟了民主的道路、团结的前途，但现在并未证明这一点，关系反而越搞越僵了。世界革命的力量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这是日丹诺夫在九国情报局会议[27]上讲过的，莫洛托夫也讲过，斯大林也讲了几遍。我们现在的估计，还是九国情报局会议的估计。反动派发动战争的计划是可以打破的。战争危险很厉害，但不是马上就打，从战争危险到战争爆发是有一个过程的。总之，国际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国内形势是我们革命力量更大了，蒋介石的力量更小了。　　

关于我们的任务，这次会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并且还有发挥，这很好。有很多意见是属于计划性的，例如建军计划，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有妇女代表会议、青年代表会议、政工会议等，都可以开。　　

要提出反对浪费的口号，不只限于粮食，包括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例如争取俘虏、常备担架队、炮弹、军工。同样是作战，有的打进去，只伤亡十二人；有的伤亡六十余人，还打不进去。对俘虏也一样，有的争取使用了，有的就放了、散了；有的争取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不到一半。缴获必须归公，克服浪费现象，这个口号有丰富的内容。反对浪费与发展生产相配合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军队增长到五百万人、五年左右打倒国民党的目标。　　

加强国际联系，例如青年方面的、妇女方面的，我的报告没有提到，邓颖超[28]同志在妇女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这两年来，我们在妇女、青年、工人运动方面有了广泛的国际活动。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些活动以后还要增加。我们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是会同我们合作的。还有，我们同其他兄弟党的联系也要增加。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威信相当高，这是一件大事。　　

关于教育问题，值得注意。在第三、第四年，恐怕有召开教育会议的必要。还有，加强新华社的工作也是必要的，报纸是很灵的、很有力的，所以必须抓。过去中央、中央局对报纸都没有抓紧，现在新华社的大样是少奇同志看，或者恩来、弼时[29]同志看。这是专政吗?你们这样专政专得好呀!要专上三五个月就好了。看大样有好处，自己可以学，用心地去改，搞上了路，然后交给别人。听说华北局的报纸也是一波[30]同志看大样的。　　

“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里有一个“大约”，一个“左右”，还有“根本上”。这些形容词不能去掉，去掉一个都不行。关于公开宣传“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固然有好处，原则上我不反对，但用什么方式讲，怎么讲，还得考虑。我现在倾向于讲困难一些，像“八一”社论[31]上那样的提法，这可以使人更沉着、更努力些。在内部，首先在干部中，其次在战士中，是可以说的，在地方上也可以说。但说就要说得清楚些，有个“大约”五年“左右”和“根本上”，这就不会错。还要估计到，虽然解释清楚了，但一传出去，还会即刻被说成是“五年”胜利。“建军五百万”，“消灭敌人五百个旅的正规军”，“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些话简单明了，是口号式的。口号的作用，就是好讲好传。斯大林在《论中国》里讲得很好，那时他就指出了在联合战线中对国民党要批评[32]。我们说“又团结又斗争”，这意思一样，作成了口号式的，就好讲好传。　　

这次会议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作了充分估计。我们党曾遇到两次大困难，是由两次大错误造成的，那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和一九三五年的万里长征。后来的困难同那两次困难不同，也比较容易克服。今后还会遇到什么大困难呢?比如说，假使我们估计错了，由于工作做得不好，力量不足，未能阻止战争，世界大战爆发了，并且爆发得很快，这就是困难。世界大战不爆发，当然对中国革命有利得多。

苏联不打仗，养精蓄锐，我们有可能得到国际方面的援助。有世界民主力量对我们帮助，这意义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估计不足，世界大战来了，怎么办?还不是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世界大战来了，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困难。但是，中国人民，尤其是共产党人，经过了多年战争，对此是不怕的。

我们有了精神准备，就会更好一些。再比如说，来一个大旱灾。在七大上我们讲过这一条，它很有可能来，来了确是个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战胜它。从前太行、山东、晋绥都有对付灾荒的经验。如果出现了大旱，别无办法，只有全党动员起来，组织人力克服它。又比如说，战争延长，指挥错误，军事不顺利，明年不能渡江，那就得在长江以北打。蒋介石的力量百分之八十在这一地区，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了国民党。所谓蒋政权，主要就是他的军队。

如果李宗仁[33]等出来成立政府，搞个曲折，这也是困难。但是正如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也可以对付得了。我们不要完全拒绝谈判，这是要考虑到人民觉悟的问题。那时可能有两种情形，或者拒绝和谈，或者进行和谈。但现在就要对国民党可能搞的和谈骗局进行揭露。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和谈就是让敌人休息后再打，是费力的，那我们就打。如果群众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进行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并在谈判中教育群众，向群众解释和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不上敌人的当。总之，那时看人民的觉悟，党内党外群众的觉悟，但始终不要把和谈的门关死。无论在党内党外，都不要犯这个错误。还有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这个困难我们也是能够克服的。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34]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这个意思“二七”社论[35]都写了。

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民族矛盾，如汉族同西藏、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的矛盾，同回民的矛盾，在某一个民族内部也有矛盾。这可以用苏联的办法来解决。此外，在工农之间也有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这可以在工农联盟内部通过供给机器、组织合作社、参加国家管理等予以解决。要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分给农民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单有这一条还不够。所谓领导权，就是要使被领导者相信，将来在经济建设方面，还要给他机器，组织合作社，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了。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

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至于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我所说的一些要点，加上青年、妇女、政工等问题，要做出简单的决议案。此外，还有个别问题已写出了决定。会议基本上通过，交书记处做若干修改后发下去，以便取得一致。同志们提出的好的建议，以后一一见之实行，这里不多讲了。这次会议开了六天，长了一些，还可以紧缩一点。有的同志讲得短，使人记住了；有的讲得长，反而使人忘记了。我们也可以采取“节制资本”的办法来开会。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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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这次会议印发了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四月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并讨论和通过了这个文件。　　

[2]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部长。日丹诺夫（一八九六——一九四八），一九四四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3]一九四八年六月美、英、法三国在他们占领的德国西部（西占区）和西柏林单独实行币制改革，断绝了西占区和苏占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随后，苏联宣布在苏占区进行币制改革，并对西柏林实施封锁，美、英、法三国又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并禁止西方国家进口东欧国家的出口物品。为了解决由此引起的柏林危机，美、英、法同苏联进行了多次谈判。　　

[4]指一九四一年八月美、英大西洋会议结束时签署的联合宣言。宣言称：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赞同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等。　　

[5]指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6]当时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后来这个时间大为缩短。　　

[7]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在这以前，曾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进行当时计划的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8]指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中原野战军。　　

[9]指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　　

[10]徐，指徐向前，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1]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2]指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西北野战军。　　

[13]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14]冯玉祥，一九四八年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见本卷第117页注[4]。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5]“中间路线”，即所谓第三条道路。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有一些民主人士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外寻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第三方面”，指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　　

[16]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等职。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三年用武力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总统，接着又把国会解散，另行组织御用工具“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恢复帝制。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曹锟（一八六二——一九三八），天津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在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巡阅使等职。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控制了北京政府。次年十月，他贿买国会议员，当上了总统。　　

[17]《帝国主义论》，即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8]列昂节夫（一九○一——一九七四），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他早期的著作，出版于一九三五年。　　

[19]一九四六年，在讨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过程中，有些解放区针对一些地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提出需要从政策上规定一系列的照顾，内容有九条，即：照顾中农利益，分给中农斗争果实；照顾富农的自耕部分；照顾“军干属地主”（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之家属中属于地主成分者），多留一些土地，政治上替他们保留面子；照顾中小地主，多留一些土地；照顾开明绅士（与“军干属地主”相同）；照顾被汉奸恶霸利用的人员中的贫苦出身者；照顾地主富农开设的工商业，除大汉奸大恶霸开设的由行署以上政府没收外，一律不动；照顾一切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家庭是地主者多留一点土地，家庭是劳动人民者多分点斗争果实；照顾地主人员的生活出路，对豪绅、恶霸、大地主，除依法处死者外，也要留给土地，给他们饭吃，对逃亡地主应争取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这些照顾当时称为“九个照顾”。　　[20]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大政纲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21]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第二章第六节“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第七节“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652页）。　　[22]七次大会，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3]指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24]指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　　

[25]指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一年的战绩，着重讨论了军事计划和地方工作等问题。　　

[26]克里米亚会议，又称雅尔塔会议。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协调最后击败德国的军事计划，讨论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会议签署了公报和议定书，并秘密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会议公报表示，三国政府“将使自己的政策协调一致”，以援助被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经济问题”；“为和平而团结正如为战争而团结”，三国决心“在未来的和平时期将保持和加强联合国家在目标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27]指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28]邓颖超（一九○四——一九九二），河南光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书记。　　

[29]弼时，即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　　

[30]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　　

[31]指《人民日报》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刊载的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社论中说：“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几年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全中国。在斗争过程中，某些暂时的、局部的间歇和曲折，仍然还是可能有的。那些以为中国革命会在一次或几次斗争中就能完全胜利，并在具体斗争中抱轻敌态度的人们，或者以为它会完全一帆风顺，不会有任何暂时的、局部的曲折，而在遇到这种曲折时就感觉迷乱的人们，是错误的。”　　

[32]指《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书中编入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发表的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其中指出：“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产党人之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革命政府，这一参加并不排斥共产党人用一切办法批评国民党党内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彻底和动摇，而是以此为前提。”　　

[33]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　　

[34]指刘少奇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35]指新华社为纪念“二七”二十五周年发表的社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这篇社论曾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过，修改部分见本卷第4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