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主流经济学：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第十章、20世纪社会主义失败验证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何新著，时事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此章原题“20世纪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
目录：
1.辩证经济决定论的历史理念
2.中国改革历程浓缩重现资本主义近代史
3.历史中的自由与必然
4.历史中的伟人与英雄
5.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造
6.列宁的辩证决定论
7.动乱与革命是对违背历史规律的惩罚
8.社会分工与社会阶级
【内容提要】
●历史有一种内在必然机制，历史哲学是经济理论的基础。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荒谬之一，就是试图将经济学的抽象模型置于一种非历史的观念上。
●一切经济现象、经济运行有超越主体意志的自身法则和秩序。
●所以它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观察、表述和作出预测的。这就是决定论的哲学观点。
●非决定论认为，历史及未来似乎是可以自由创造和选择的，历史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
●而决定论则认为，历史与未来乃是必然。所谓必然，意义就是：面对一种既有的现实，无论人怎样选择，或者也无论要不要作选择；在终极的意义上结果总是相同。
●斯宾格勒有一句名言：愿意走的，命运领着走。不愿走的，命运拖着走。这就是作为历史观的决定论。
●决定论哲学的根本点在于对历史中所存在的内在必然性和普遍规范性的承认
●观察历史时，会发现存在两个方面的现象。一种是规范性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秩序。这种秩序在不同的（即使是相互隔绝的）人类历史中，在相类似的阶段上，总会重复出现。另一种是非规范性的现象，是随机发生的或偶然地大量浮现的。
●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起源的人类历史中，总是反复呈现出结构相似的历史阶段、规范和秩序。
●从工具来说，早期人类文化尽管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发展，但在工具的材质上都经历了旧石器/新石器/铜/铁器的发展序列。而且这个序列不可能是相错或相反的。在社会组织和文明形态上，也都大体经历由采集/渔猎/畜牧/农作/工业等阶段。这种有规律、从属于某种普通规范的社会历史现象，在不同时地的不同社会中，总是不断地、重复地出现，这就是康德所谓历史中的“先验理性”（即预设秩序）。
●这种规范和秩序的存在使得对人类历史作科学主义的理性研究成为可能。因为它表明历史发展是有规律、有秩序的。这种秩序及规律性超越于种族、个人、权力的随意性和自由意志之上。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尽管人类活动的自由选择对事件、进程、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对个人、一代人、几代人生活有重大影响；但愈从宏观的范围看，愈从大尺度、大空间的历史范围看，人类这种随机的自由选择就显得愈是缺乏意义，愈微渺而不足道。
●马克思关于经济决定论的代表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
●中国二十余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
●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
（1）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
（2）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而在80年代中期逐渐扩及于沿海民办工业领域。
（3）80年代后期中国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如果我们把50-70年代中国以重化国防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发展看作中国现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国家资本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那么80年代后期以消费品为主导的民办工业发展，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4）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由产业领域发展到金融领域。这实际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谓“服务信息经济”的兴起，即“第三次浪潮”。1992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金融革命"，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更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
●这一进程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发展史是服从同一规律的。
●中国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以经济史缩影式地跨越了这整个进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由原始积累开始，通过商业资本发展为产业资本，最后发展到以金融信用的虚拟资本为主导的形态（"虚拟经济"正是马克思发明的名词）。
●《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原理，仍具有普遍性，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始终具有现实意义。这恰恰就是它的魅力所在，伟大性之所在。
●我们身边那些信口诟言《资本论》过时的人，都是一些很无知的人。
●就具体历史事件来说，历史是出于人类的自由创造。也正是由于历史事件仿佛是人类的自由创造物，所以历史总是具有非常有意趣的审美价值。但另一方面，就历史的总体结构与实体进程来说，历史过程又绝对地是一种宿命和必然。
●人类具有在历史中有自由选择方向的相对可能性。但选择总是有两种。一种是非理性的选择，出自纯主观兴趣、需要、爱好或价值（包括意识形态）的选择。另一种是理性的选择。理性的选择意味着必须抑制随意性和主观性，必须面对历史的现实基础，现实条件下的可能性。这就是辩证的历史悖论。
●历史中那些伟大人物也就是在历史已给定的必然模式之内能自由地摸出彩球的艺术家。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所被先验地设定的必然，就是历史活动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阶段。这一基础由一个社会世世代代的人们所创造，它的进步依赖着不断地积累的、微小的技术创新。经济基础不是随心所欲地出现的，也无法被自由选择、弃置或改变。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必然性中，技术与制度，比物质的实物更重要。它们是物质发展过程中积累于传统中被不断提炼的文化精华。即使物质的东西被毁灭了，这种技术进步和制度还是可以按相同的模式重新复制和生成。
●西方现代的实感文化体系彻头彻尾是一种技术文化，或称“技术文明”。
●历史是自由的，同时历史是必然的。这两个命题同时成立。但后一个命题制约前一个命题，这就是决定论
●历史可以选择。但是，选择并不意味着得到。能否选到是被一系列条件所约束的。对这种约束条件人无法选择——所以说它是必然。
●在人类历史中，人以及人所创生的事件就是江河中自由表现的浪花。而人所身在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等等，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等，就是决定历史总走向的非自由的历史生态和结构。
●自由选择的意义并非能或不能。选择无法使不可能的事件成为可能。但选择的意义决定好与不好，善与不善。伟大人物的出现是一个民族的幸运，它使一个社会的潜力发挥到可能性的极限。而在历史的生态中，经济因素和生产力技术的发展总是具有决定性的。
●“这种（必然）关系就是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摧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马恩全集》第3卷，第30页）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认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人所无法自由选择的。是只能依靠经济基础的逐步积累和进步而有规律地发展和积累的。因此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要依靠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去推动。而并非依靠观念的发展或思想的革命。
●伟人铸造历史的现在面貌。没有历史伟人，历史可能不是这样面貌。伟人为历史赋予形式。所以一定的历史制度常常以伟人而命名，如“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改革”等。但是，世界的整体结构，即历史逻辑并不因是否出现伟人发生整体的决定性改变。
●伟人是一种偶然，是天赐一个民族的机遇。伟人会使一个民族伟大，但也有时也使一个民族为之痛苦。伟人缩短历史进程，避免历史的许多曲折性，并且常常把一个民族从世界历史的附庸地位提升到世界历史的中心。
●没有伟人，必不会有那一面貌的历史。没有毛泽东，1934-1935年红军很可能在长征中被消灭。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也可能早被击败，蒋介石可能投降。但二次大战仍会发生。战后中国仍会与同盟国一同获得胜利。（泰国、印尼等小国不就是如此吗？）战后统治中国的可能仍会是国民党。中国仍会经历工业革命的进程，走向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但在经济上会成为可能增大对美国的依附性。但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终归不会使中国人永远甘居于一种依附的地位。中国还是要走向独立。还是会成为亚太区域的中心。
●在美苏冷战时代，中国也还是会成为美苏冷战争夺的对象。没有毛泽东，肯定不会发生文化革命，不会发生韩战，不会发生越战。但是，世界历史的中轴主线不会因此而改变。根据20世纪中期的全球地缘战略形势，仍会发生冷战，仍会有两大阵营的对峙。冷战时代全球两极化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冷战的结局可能不同，可能会有更长期的对峙。也许苏联阵营会更早地瓦解。最终仍会出现资本主义金融革命主导下的当代全球化，从而出现将资本主义由产业主体提升为金融主体的新阶段。世界历史的基轴进程以及演进序列，作为必然性并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但中国由于没有毛泽东，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政党的命运会大为不同。在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所居的地位和位置也会大为不同。
●马克思认为，在观察历史变革时，必须把表述变革的意识形态表象与变革的真正历史内容区分开。他指出：
“在考察这些（历史）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
●历史已经证明，被斯大林表述为“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体制，正是在半农奴半资本主义萌芽的俄罗斯原有经济基础上，进行以重工业为先导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阶段。这才是这一变革的真正历史内容。
●关于革命问题，马克思曾讲过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他指出：
“‘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
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历来所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换句话说，即使革命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使人们超越历史的必然阶段。这才是真正的"生产力决定论"。
●列宁在去世前深刻地思考了关于经济决定论与十月革命的问题
●针对西欧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孟什维克对十月革命的批判，列宁指出，如果当时共产党默守成规放弃执政机会，那就是认为书本比现实更重要的“大傻瓜”。列宁认为：
（1）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确实“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因为历史是有规律的，规律是普遍性的。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亦即“西欧资本主义和民主发展的固定范式。”
（2）但是，历史还有另一面，即：历史也是由人创造的，人是可以在必然性的大方向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所以在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为共产党在俄国夺取政权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会的情况下，难道共产党仍然应当无所作为，仅仅由于在理论上俄国还不适合实现社会主义，而放弃这种夺权和执政的机会吗？列宁的精彩提问是：为什么共产党不能先夺取政权，然后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在俄国创造发展文明” 的一切经济和文化条件呢？换句话说，既然在历史中已经出现了共产党执政的机会，为什么不能由共产党领导下在俄国首先创造资本主义文明--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呢？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列宁还特别指出，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只要共产党面临这样的机会，都应当立即夺取政权——而不要管自身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否已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然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先搞资本主义再搞社会主义。
列宁因此而引用了拿破仑讲过的一句名言：“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他说，我们就是在1917年先夺取了政权，然后我们开始创造作为实现真正社会主义的前提的新文明，哪怕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资产阶级文明也罢。列宁自豪而自信地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胜利了。这就是列宁的辩证的决定论。
●所以“新经济政策”，就是列宁极其聪明地指引的一条新的历史道路，即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搞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列宁晚期经济政治思想的核心。但是，后来的斯大林却没有掌握列宁的这种辩证法。他认为俄罗斯的共产党执政就等于建立社会主义。他认为共产党执政已改变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历史证明，斯大林错了。
●革命可以使共产党和革命者取得政权。但共产党都无法超越现实的经济基础。无法超越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革命后出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自然秩序”只能适合于现有经济基础的社会组织和制度构造，这不是由革命者能够自由选择的，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自然和必然地决定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生产关系”是广义的，因为它不仅包涵通常讲的经济组织、资源占有制度（所有制）及分配制度，而且包涵人自身的生产关系：婚姻及家庭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包括了社会利益集团的分化，即阶级关系。
●在生产力的系统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在社会经济组织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的经济分工组织。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与社会的经济分工组织构成一种社会互动。
●所谓社会互动即若前者发生变化，则后者必受其传导而变化。反之，若后者发生变化，则前者也会受其反作用。马克思认为，在这两种互动关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乃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函项中的“自变量”，生产关系则是“因变量”。但是因变量变了，函数的总值也会变化。所以，若经济生产力及生产技术发生质的变化——则社会的经济构造必会相应变化。生产力的变化不是单纯指生产力的外延放大，那仅仅反映量的变化。而是指生产力与生产技术在质的方面的提升，特别是工具技术的创新性突变。
●若生产力及技术发生这种质变，则社会的分工组织即经济组织就必会发生相适应的变化，从而形成新的分工结构和社会结构。这意味着社会经济组织，从所有制及资源配置到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就导致了社会变革的过程。
●马克思特别指出，即使人们有了新的思想，有了变革现实、重新选择的动机，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变革和选择可以成功。换句话说，落后国家的人们并不可能因为掌握了马列主义即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人们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马恩选集，第1卷172页）
●失败，灭亡，社会动乱和灾难就是对违背这种内在必然性的惩罚。自然规律同样是看不见的。但你看不到、意识不到，规律仍然存在，仍然要发生作用。在历史活动中也是如此。经济基础，相关的社会文化条件形成了社会可能性的物质极限。伟人就是能使一个社会发挥趋近极限的人。但任何伟人仍然无法超越历史的极限，这种极限就是历史之必然，就是历史的内在规律。
违背人体生理极限的活动会使人死亡。在历史中违背极限的后果就是政策失败社会动荡以至动乱，直到政权灭亡。
●一个明智的政权、一种制度、一套政策，在历史中往往是要通过“试错”中而不断修正的，从而趋近于历史中那种客观的必然性。
●所以历史证明，并没有什么先验优越，天然合理的制度。凡是合乎本国国情及现实需要的制度，都是好制度。
●在历史中存在着衡量政策和制度好坏的两大经验尺度：
一是看其能否为社会提供安宁和稳定，二是看其能否为社会经济、生产力提供增长和发展的充分机会。
●人类至今所创造的一切历史制度，天然都是有缺陷和不完善的。但是，制度是可以改良的，是可以通过改良主义的方式不断试错——即不断实践和修正的方式而不断进步的。革命的爆发，常常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愚蠢，即面对社会日益严重不稳定而仍拒绝对政策和制度作明智的调整和改良。
革命本身并不能解决历史中的生产力进步问题。但它可以通过强制性地实施制度改造，惩罚旧的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通过彻底摧毁旧制度的形式，实现对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策取向的全面改造。
●什么是生产关系?最根本的方面，就是社会各部门以及人际间的分工组合关系。所有制关系实质也是源于社会分工。正是社会分工的差异，形成社会阶层的分别，形成资源占有的差异，经济收益的差异，形成贫富的差别。这最终也就是社会中的阶级关系。
●毛泽东反对掩饰社会主义制度中阶级关系仍然存在这一现实。
●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人类思想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极其深刻而精辟的历史哲学。
●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基础，必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分工结构。这种社会分工结构，就是现实中生产关系(社会经济联系)的基础。
正是这种分工结构，确定了对社会经济资源(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配方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也就是社会中的阶级集团。因此，是物质的生产力形态决定社会分工结构，决定对经济资源的所有制形式，所有制形式决定社会产品和消费品的分配形式，即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而不是相反。
●当代高科技的发展，确实正在为消灭脑体分工、工农分工和城乡差异，提供了技术层面的可能性。
《反主流经济学：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第十一章、我国经济当前遇到什么问题？》（何新著，时事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本章原是何新于2000年3月8日接受《华声报》记者采访的一篇独立谈话。此文曾摘要发表于2000年3月/4月的《广角镜》杂志（香港版）。）
目录：
1.中国需要适应本国国情的经济学
2.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周期及发生原因
3.中国威胁论的经济含义
4.股市圈钱的奥秘
5.金融突击和掠取成为当代资本集聚的新形态
6.中国发展需要寻找正确的理念
7.安国务求治本
8.股市是一种虚拟经济
9.较理想的经济模式是“混合经济”
10.中国应当制订自己的全球战略
11.网络殖民与网络安全
12.中国必须参与“全球化”
【内容提要】
●中国的经济学具有两个传统：
一个是务实的传统，这就是体现在毛泽东、陈云等人关于中国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制订原则的务实的政策经济学的传统。
另一个是脱离经济实际的理论经济学的传统。
●脱离实际有两种方式：
改革前引入的苏式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概念体系。而改革后引入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是一个玩弄抽象模型脱离实际的概念体系。
●所以实际上中国至今还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适应于中国国情的经济学。
●苏联流派与英美流派的经济学都是以主观意识形态(所虚拟的某种理想经济模式：前者是中央计划经济，后者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来歪曲经济生活现实。
●通货膨胀是有特殊涵义的概念，通货即货币，货币超量发行过盛，就会发生通货膨胀。但是价格上涨只是一种经济现象。
●1988-1989年发生了物价混乱和物价急剧上涨。其直接原因是当时的价格政策发生了突变，并非超量发行货币造成了价格急剧上涨，因此确切地说不是通货膨胀。
●凯恩斯“总需求”、“总供给”这两个概念其实都是货币资本的概念，而非关于实物供给的消费概念。
●中国经济学家常常误解和误用这两个概念，而且有时是在反义上将其误用。
●误用这两个概念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当时许多经济学家正迷恋于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
●1988年-1989年的经济中，已经发生了工业库存的巨量增加和企业资金的周转困难。这种周转困难当时表现为现金荒(通货紧缩)，银行信贷呆坏帐增多（潜伏着金融危机），以及民间利率高企即高利贷经济的扩张。
●1989年以后出现的“贷币荒”，反映了企业流动资金短缺，是需求不足的明证。这种需求不足发生的机制，是由于生产部门产成品不能在市场上找到有效需求。从而转化为货币和利润，使货币不能顺畅回流到生产部门完成货币运动的循环而造成的。国家及银行投入生产部门的源源不断的货币物资流，在生产部门都转化为产成品的巨量积压库存，这就是生产过剩。
●但另一方面，生产规模还在财政赤字及信贷供给的支持下不断扩张，终致造成资金、资本物供给的巨大缺口。表面看是供给不足造成危机，真正的根源，却是由于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由于投资无法增值和回收。）
●计划经济下不仅同样存在经济周期，而且其机制与市场经济中具有本质的相同。
●由于生产过剩而导致需求不足。存货的剧增，汲干了大量资源和资金。表面反映为投资需求扩张，实际却是市场需求不足，以致生产部门资金回收困难，利润下降或无利可图。当国家提出“治理整顿”而以紧缩货币政策中断生产企业货币供给源时，经济循环即不能继续进行，于是往往发生紧缩效应导致的经济衰退。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出现通货紧缩，因之而发生“三角债”——债务链的断环。
●当代经济学家缺乏对工业经济是一个连锁性货币及物资流动循环的认识
●科尔内所谓“短缺经济论”是一个极其表面化的虚假概念。
●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周期并不表现在投资者由于无利可图而收缩，而表现在国家财政超收入扩张，以至出现赤字。经济的高峰期往往出现赤字财政。直到财政不堪重负无力扩增，出现资金困竭，遂导致国家金融(信贷)和财政政策的急剧收缩(紧缩)。
●在高峰期的财政赤字往往导致两种后果：（1）社会持币过量，引发显性或隐性的通胀。（2）生产部门原料及能源后继供给困难，形成所谓“生产瓶颈”。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发生物资供不应求的现象，前者表现在消费品方面，货币似乎大于消费品供给。后者表现在原材料及能源即资本品方面，供给不足造成生产停顿，企业面临停产。
●表面看，这似乎都呈现了需求大于供给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与市场经济中的“货币总需求大于货币总供给”完全不是一回事。货币需求大于货币（资本）供给，意味着通货收缩造成的经济危机。而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即货币超量供给，才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我说当时许多经济学家恰恰仅用了一这两个概念。
●1991年在古巴，古巴领导人根据传统的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原理，对我讲在古巴没有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我对他们说：古巴人民手中持有巨量货币。但是物资、商品完全凭票证供应。离开票证买不到任何商品。而票证在黑市上具有价格。票证黑市价格，就是商品的黑市价格，也就是真实的通货膨胀价格。由于实物不可能供给而发行票券，限量配给。另一方面又大笔发行货币，用以支付工资和奖金。这就造成人民持币待购，造成民间巨大的货币存量。这就是隐性的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在计划经济中受到国家约束而发生的畸形表现。
●短缺的实质是贫穷。单纯的市场经济能够消灭贫穷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意义中先验（必然）地包涵了贫困现象。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不再会有“排队现象”，不再会有持币待购现象。为什么？因为穷人们手中根本没有货币。但是，照样会有“短缺”和“贫穷”。
●国有企业效益问题在合理层面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凯恩斯的概念，即“资本边际效率（益）”的问题。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被预设了一个意识形态陷阱，暗涵着两个假定：
（1）所有的国企似乎都有效益不良问题。这是假命题。
（2）似乎仅仅国企特有效益问题，私有或非国企则无此问题。这又是一个假命题。
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虚假问题，是熊彼特所谓的“虚构问题”。
●熊彼特说：“所谓虚构问题就是分析家自己使用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其中包含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
●荒谬问题必然引出荒谬答案。利用这一虚假问题很自然就可以引导到如下的思路：由于所有国企都有、并总有、并必然有“效益不良”问题，且解决不了。那么唯一办法就是“改制转轨”——转向解散国企的私有化是改善中国企业经济效益的必然出路。这就是“破产”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结论“人间正道私有化”。
●民营企业实际上往往可以用低工资在竞争中打败国企。这个问题可以用马克思的经典术语来解释，就是民企的“绝对剩余价值率”高于国企。
●股份制银行内部财务远比国有银行松懈，受监管力度小得多。
●由于其内部财务的灵活“机制”，对大额储户可以以各种形式提供资金优惠，包括提供高达4‰的贴水，即变相的高息吸储。
●在与国有银行对储源的竞争中，股份制银行即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夺取和吸纳了大宗的储户。导致国有银行的储源急剧收缩。
●只要能源源不断地吸入新增的储金，这种亏损在帐面上完全可以被掩盖起来。这就是一个国企在不公平竞争机制下之所以落败的实例。
●如果中国对外全面开放金融业务，开放人民币国内业务，则可以肯定，在与具有更灵活的内外机制的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国有银行将会被打得彻底一败涂地。
●在国内经济中，重复投资、生产过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解决生产过剩，有三种办法：
一是消极的办法，即破坏自身的生产力。
二是积极的办法，即开拓新市场，扩大市场容量，特别是拓展国际市场。西方工业化国家之所以一天不能放弃世界市场，正是由于国内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所决定的。(但由此可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某些经济学家开给中国人的以“内需主导发展经济”的药方，乃是一贴毒药。)
三是搞垮竞争利润和市场的产业对手，从而保证实现对市场的垄断和持久控制。从这个观点看，前苏联和东欧传统工业基础的崩溃，恰恰为美国及西方工业在这些地区的拓展提供了巨大的新市场机会。可以说，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即自杀性的经济改革，客观上帮助西方产业打垮了其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产业对手。而且不仅是在这些地区，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工业也曾占有亚非拉第三世界地区的广大市场。因此东欧国家工业的休克性崩溃，也意味着第三世界市场向西方工业的转移。可以说，正是“休克疗法”帮助美国和西方摧毁了苏联和东欧的产业竞争对手，这才是布什所谓“冷战胜利使美国获得和平红利”的真正涵义。
●令我感到困惑的是，中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之初拒绝了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推荐和鼓励我们试验“休克疗法”，从而取得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但在近年来，我们却不断以各种绞杀性的经济政策，逼迫打压我国国有工业的内外生存空间，从而逼迫其破产，以此作为解决“生产过剩”的药方，这实际是在变相地重新走上“休克疗法”的前车之覆辙。
●自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和西方货币危机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中国、以及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同时遭遇了经济陷入停滞的“滞胀”危机。这种滞胀在西方表现为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在东方则表现为经济停滞和物资特别是消费品短缺。这实际上继30年代大萧条之后发生的又一场世界性的表现相对温和的大萧条。
●所谓“滞胀”，实际是泡沫经济的同义语，即另一种表述或说法。
滞是停滞。在实业生产领域中，生产过剩，库存上升，就业率下降。同时资本过剩，众多困置资金流向少数可以炒作的资产项目——股票证券、房地产，众多资金追逐有限的资本项目，造成其虚拟价值的无限膨胀，并带动相关项目的价格上涨，即通货膨胀。一方面是衰滞，一方面是通胀，这就是“滞胀”。
●这种情况的实质仍是经济（投资）景气不振的产物。美国于8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在全球解除汇率管制，让汇率随市场自由浮动，其结果是得以向世界滥发美元纸钞，造成了近年全球范围的滞胀。以自身的虚拟资产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向全球转移了滞胀，造成了美国90年代初以来的长期虚拟景气。
●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了冷战的加剧--实际是没有硝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苏联及东欧集团（及经互会组织）的彻底崩溃。正是冷战的胜利，使得直到90年代初仍处在危机中的美国经济在90年代中后期（克林顿时代）得到了令人惊异的复苏和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回升。
●这一转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奇迹发生的根源在于三点：
1.苏联崩溃及其为首的经互会体制的彻底解体，不仅消除了美国及欧洲的在世界经济特别是第三世界经济中主要的工业竞争对手（包括在军火工业领域），而且为美、欧开辟了工业化投资的巨大新的市场空间，特别是东欧地区。从而刺激了美欧经济的复苏。
2.在美欧日的竞争中，美欧联合压制了日本80年代的西进（向南北美及欧洲）发展战略。随之美英联手在东亚发动金融突击，制造了震撼亚洲的金融危机，将日本经济锁闭于长期衰退的境地。同时在这一危机中由东南亚浮退出的巨额国际游资，被美国以“网络新经济”的投资导向牵引到美国国债和证券市场，使美国吸纳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外部资金。
3.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引入资金技术，与中国高素质的廉价劳力相结合，使中国成为巨大的消费品出口国。这种廉价消费品主要以美国为出口基地，为美国消弭了发生通货膨胀的隐忧。
由此可见，中国成为出口国，事实上为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提供了一个强劲的增长源。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一个变革的、动荡的、甚至酝酿着局部（也许是大规模的）战争的不稳定时代，正在临近。中国应该有所准备。
●事实上，西方所谈的“中国威胁论”，最主要并不是指中国在军事上会威胁谁。因为他知道中国目前在军事技术上和西方高科技的军事力量还是不能匹敌的。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发展的话，中国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将会越来越高。同时，如果中国继续采取这种外向型发展战略的话，人们所谈的目前一些看起来不可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土地资源的相对狭小、人口众多、还有国内资源的稀缺这些问题，都会找到解决的对策。这些问题在中国一国经济体制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为，仅仅依靠内需拉动，资源会越来越少，土地会越来越狭小，人口会越来越多。但如果中国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和资源的话，中国的工业品向全世界输出，获取外汇积累，加上外部资本和新技术的流入，那么这些问题就都得到解决，而中国也将不断地强大起来，不可遏制。
●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祖宗不是亚当·斯密，而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的本质就是向外看主义，就是外贸立国主义。
●没有对外贸易，没有世界市场，就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自宋代到清初，中国已出现了早期的向海外拓展的资本主义萌芽。
●但是这一进程被清初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而阻隔中断了。
●葡、西、荷、英都是以小国寡民而成为世界霸主。靠的是开拓世界市场而取得的金融和商业的支配力量。
●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制度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学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单纯依靠内需市场解决不了工业化发展中的成本上升和资源短缺问题。
●西方现在发现中国也有人懂了这个道理。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向外看的国家。如果中国这种外向型战略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按照现在这个速度持续发展下去，那么在未来的50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大国。
●股票市场的运作方式：庄家把一个概念做起来，注入资金，把它的股值炒高。散户们一看这个股值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为了追利就纷纷跟入。但当股值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作庄的大资本获利回吐，逐步抛盘作空，股值就下跌。最终，那些跟它的散户们就象退潮后被晾在沙滩上的鱼那样，握着贬得一钱不值的股票无奈地等待下一次涨潮。如果庄家是外来的，如果赚到的资金被大规律地卷出香港，这就是金融危机。
●近年资金市场的非法集资与股市集资的本质具有同一性。
●主流经济学家说股民们的投资决策是根据企业的效益。这纯是欺人之谈。
●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国家投资的方式基本上无非是两种。一是自由金融证券市场。一是来自国家财政。但这两者不是并行不悖的。开发西部需要资金，钱能从股市上集到吗？不能，钱都流入股市，政府也去炒股，不要说开发西部，就连国防也没钱了。入股市钱愈多，存在银行中和国家财政可以用的钱就愈少。中国经济为什么近年陷于困境？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股市本身是非生产性的经济,对国民经济不能创造任何财富，而只是对社会已有财富和资源实施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中的根本机制是“按资分配”。
●谁掌握的资本大，谁就有机会成为大庄家。股市是当前经济中的最大黑洞。
●二板市场一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再一打开，不仅将进一步导致货币迅速集中到拥有大资金的股市巨豪手中，而且中国的金融血脉从此将源源流向跨国性的国际大庄家手中。
●现代的金融帝国主义，已不需要八国联军，一不抢房子，二不抢地，只要金融自由化把金融证券市场的大门打开，只要让国际金融大庄家的资本自由进出，一切照国际规则办，国际大庄家就可以进来圈大钱。这就叫资本的进化。
●从90年代起，美英金融资本跟日本人不再斗产业，而是玩汇率，玩股票，玩金融衍生工具。一场东南亚金融危机，打得小日本经济十年不振。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股市在本质上是大户用来“圈钱”的一种资本运作方式。谁的资本大，谁就有本事在股市上圈大钱。金融风险，究竟是来自哪里呢?来自西方金融资本势力(包括对冲基金等)。没有外部插手，一国内部的金融动荡，始终只是内部资本的再分配，对国家构不成大风险。(这几年中国国内金融体系不断发生溃烂，但始终未爆发金融危机，原因在此。)但一旦有外部金融资本从中运用，性质就将完全不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完全是来自英美金融资本有意识设计运作欲搞垮东亚，特别是香港经济的战略。
●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一个引人触目的新现实就是玩金融把戏的美英经济地位上升，而靠传统制造业的日、德、法、意地位下降。这个事实表明，金融突击和掠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集聚的新形态和主要形态。金融竞争超过了工业竞争和商业竞争。这也是美国鼓吹的所谓“新经济”、所谓“知识经济”的真正涵义。
●在国际金融中占据垄断地位的美国才有资格谈什么“知识经济”。没有巨额金融资本作后盾，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资格发展什么“知识经济”。中国几亿农民，两亿工人，数千万下岗人员，可以靠“知识经济”养活吗?
●国有企业垮掉不是机制问题，根本是由于指导政策失误。
●如果指导概念有问题，那么所有的有利因素都会变成不利因素。如果指导理念正确，再不利的条件也能走出来。
●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民经济陷入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连续27个月的社会消费指数的持续下跌，众多国有企业大面积地陷入破产和崩溃边缘，这两个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红灯。
●可怕的是，大量的失业、无业人口已经成为社会中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我曾经研究中国秦汉以下2000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改朝换代。结论是，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中国发生天下大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地廉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业可就，成为流民，从而揭竿而起。从东汉的黄巾，唐末的黄巢，北宋的宋江直到李自成，太平天国，无不如此。以至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革命的基本成份也是靠无业、失业的农民。
●现在人们似乎忘记了历史。目前中国的社会失业问题严重到已接近可怕的程度。无数青年人失去了机会，铤而走险。所以当前的社会犯罪问题哪些严重。听说两会代表对高法高检的报告不满意。抱怨治安不好，执法力度不够。其实问题在社会，光抱怨两院有什么用?仅靠严刑苛法有什么用?杀头能治国吗?不治本，贼愈杀愈多(曾国藩语)。为什么老子会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失业问题，将是今后十年当中最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动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没有意义了。只要这个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如果在今后十年当中问题甚至越来越大的话，那么，中国一定会走向动乱。
●从历史看，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不一定是同步保持的。
●我认为就业问题和失业数字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指标。
●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决定经济景气的重要数字。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居然不被列于统计。
●最近十年来，我们的投资体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兴起。股票市场成为了一个吞噬金钱的机器。本可以用在社会有效领域投资的资本，通过股市转到了少数拥有巨额资本的金融机构或个人手里，股票市场造成了贫富分配的极其不均。
●在股票市场起作用的规律就是大资本吃小资本。掌握巨额金融资产的人，因为在实业领域里投资得不到很高回报，都转到股市里来炒钱。他们赚取的资金，一些退出投资转入消费，大部分钱仍然用来放在股市中滚。
用钱去钓钱，钓穷人散户们的钱。钓来的钱又不用在实业领域兴业投资。结果国内资金市场上出现了“货币荒”，也就是通货紧缩，钱愈来愈少。哪里去了?被股市大户们象钓鱼一样钓走了。
●股市是一种虚拟经济，是比一切泡沫都大的泡沫。它愈繁兴，实体经济就愈萎缩。这就是目前国内经济的现实。
●税制改革建立了一个模仿西方具有复杂税制的系统，我认为是失败了。
●现实中的情况是，任何一家企业，如果真按国家规定的纳税额度纳税，全都要赔钱关门。
●复杂的计税方式，又恰恰为逃税漏税提供了大量的孔洞。
●据我调查和观察，全中国99%的私企都在逃税。不逃税它没法生存啊!
●但国企逃税比较难。所以重税负必然主要落在国企的肩上。国企能不垮台吗?
●推荐我们照美式的西方式的税制模式来改税，这也是搞垮中国企业的一计。
●一个大怪事就是百业皆有税，只有炒股发大财的则几乎无税。
●中国的税收应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低税收鼓励投资发展的体制。
●考虑到中国所具有的综合国力已接近世界的中等发达国家，在若干实物生产方面已成为排名第一的世界大国。中国已有条件也有必要及早考虑规划和建立一个稳定安全的全民社会保障体制。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具有三种不同类型：
一种是依靠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的“福利体制”，即欧洲模式。一种是依靠社会保险基金及资金市场的英美模式。一种是依靠企业内部资金支持的“终身雇佣”制，即日本模式。
●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国情，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可以综合借鉴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制的经验，应当通过立法保障和分段实施有步骤地规划和推进。建议全国人大建立专委会对当代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调研，综合评估其利弊，从而从法制上设计一个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保障体制，并以立法和法律确保其建立和实施。在现实中，可以采取分阶段推进，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失业严重、具有不稳定苗头的特殊困难地区先行实施。
●全民教育在发达国家是被纳入于社会保障系统中的。公立学校的财政是由国家支持的。
●人类是平等的，人人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权利。可是现在受教育的学费那么高，国家不管，却要把教育推给市场，名之曰“市场经济”，真是荒谬至极。
●我们每年销毁大量假冒消费品，这是严重的资源浪费。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学学美国人？有选择地储存和选取一些，以实物形式调拨向西部落后地区提供给那些穷苦人口。这总比动员群众捐献旧物好。针对当前存在的生产过剩状况，国家也可以采取低价收购某些过剩产品，用以配给和救济高度困难地区的失业者的办法。这都是施惠于民的德政。
●研究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有必要提到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的战略高度上去筹措和认识
●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大社会工程。它与西部开发工程、绿色环保工程可以并列为同等重要和具有伟大开拓性意义的三大工程。实际上，建立这一保障体系乃是关系国家社会持久稳定，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根本大计。
●真正的经济高速增长，必然体现在国家财税收入的同步增长上，国家应当使这种增长的适当份额，每年有所递增地被用于国民收入分配——首先是必须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上。
●最近有人编了一本书，把我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搞在一起，称作是什么“智囊”。其实我不配。那些人不会喜欢我，认为我不懂他们那一套经济理论。我也真不懂。我是个笨人。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例如“破产”如何能够救中国?
●我在经济学上只相信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果我不研究《资本论》，不可能在1990年提出生产过剩理论。按萨缪尔森的观点，生产过剩早已是过时的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早就不存在了。他说这个问题，西方已经解决。现在人们都知道，他是在吹牛。现在全球经济仍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所困扰着! 那一套诱导别国搞“休克”的经济学，我就是听不懂?然而如张五常一类传布的伪经济学，却被一些人尊作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的《圣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显学，成为指导改革的“智囊”。以这种让人亡国破家的学问为政策领路，国家不陷入危机才怪呢!
●有学者说，腐败已经成为中国今后改革的巨大阻碍，比经济改革更重要。治国者若照这个方子办，明天中国就该立刻天下大乱。
●腐败的本质是一个资源和财富的社会分配问题(破坏了规则)。而分配的失衡，源于当前中国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的离析和失调。根本原因出在经济基础和制度上。但有人总想把当前的社会问题引到政治层面上，目的无非是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如果现在把腐败问题作为第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应该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者武化大革命。
●中国目前首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恢复国有企业的生机和扩大就业。
●杀贪官不难，解决就业难!就业问题是国家经济状况是否良好的第一位指标。
●发展不发展不能只看增长的百分比，经济发展了社会就业率一定会提高。
●如果就业问题不解决，我们可以说是随时坐在火山口上的。
●计划调配资源包括安排劳动力，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失为一种经济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国家在形势紧急时一样会搞计划安排。
●战后日本和德国解决大规模失业和摆脱经济危机的办法，是可以借鉴的。
●凯恩斯的政府搞工程办法，也是一种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施计划调节的办法。
●我始终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是用国家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类似于二战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国家要注意：如果在经济整体情况不好时，股市畸形地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股市就像抽鸦片一样，会把一个人的身体越抽越干。
●美国近年的繁荣，得益于别国的倒霉。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地区约7000亿美元进入美国。在欧洲统一货币过程中，7-8万亿美金为规避欧洲金融风险也流入美国。苏联东欧垮台后，数万亿美金由前苏联、东欧流入美国。
●实际上，美国的繁荣也是一团虚火。特别是全球的经济情况近年持续不好。美国国家的负债额已达到惊人数字，仅年利息即高达2000亿美元。
●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直深陷于衰退和危机中。实业投资不景气，巨额资金闲置而流入股市，特别是美国金融市场。现在更有危机日深之势，搞不好要发生战争的。什么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纯粹是梦话!
●股票市场是调节投资的一种形式，但它不是唯一的形式，也不是一种高级的和进步的形式，在中国今日的国情下，放任股市自由发展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们现在是一味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模式，表面上全盘照搬，实际上学的是皮毛。
●西部开发早在80年代就是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的内容。
●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是有远见的，但不要作纯消费性的开发，要保护生态资源。所进行的投资要考虑到它的回报，除基本设施之外，要开拓那里的市场。
●当着眼于西部开发的时候，要注意到西部在整个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
●要把开发西部和复兴丝绸之路，开拓整个中亚的国际资源和市场这个战略结构在一起。
●我认为我们在网络经济上早晚有一天会发现又在上美国人一当。在网络上，美国的整体战略早已设计出来了。那是精心设计的一套谋略。
●英美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进程，是有一套完整的经济、政治战略设想的。
●这种战略设想已经设计好、实施了二百年了，而且基本的方针一直没有变。
●20世纪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挫败了他们的全球战略，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挫败了英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为争夺世界市场，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
●英美全球化的本意，就是要搞全球殖民主义化，通过全球国际分工，让英美成为资本和技术的供给国，然后把其它国家有的变成外围的依附型工业国家，有的变成农业国家，有的把它作为只保存原始资源的国家弃置掉。
●就像美国人对待印第安人的保留地那样，把他们隔绝起来，扔在蛮茺地带，让他们同化在原始的生存环境里。永远不要发展和进步，变成大自然的一部分。中心地区达到最高的发展，那些落后边缘区域则作为富人们打打猎，散散心的生态旅游地。
●中国人现在应该结合全球市场的开拓研究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这个问题。中国初步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在某些领域，中国的发展进步已经很快，中国已具有在世界上争一个强国地位的潜在实力。但是中国现在缺少一套全球战略。如果有了正确的战略，分步实施，中国将可以在50年内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新兴国家兴起的同时，往往意味着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国家的没落，世界市场空间是有限的。这就是美国某些战略家拼命要抑制中国的原因。所以，未来中国要发展，面临的国际关系和斗争是异常复杂严峻的。
●网络是一种新兴的技术工具，但它不是经济。把它说成是什么“知识经济”，这就是骗人。
●美英夸示这种工具，目的可能是利用它搞渗透，利用它来推行他们的全球殖民化目标。
●东北亚经济圈理论其实就是三点互补理论。但这个构想日本人马上发现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喊的多，推进的少，特别是日本不积极推进啊？他发现，最大的好处将落在中国人的身上。因为在战略上中国占据着地缘中心的地理优势。
●北方四岛是日本人通向西伯利亚的战略性的桥头堡。
●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三个方向。一是谋建东北亚经济圈，中俄日韩西伯利亚经济共同体。一是谋建中亚经济圈，以现在上海六国组织的政治合作基础深化发展为经济合作组织。三是东南亚经济圈。
这三个经济圈意味着构建一个新兴的中心世界。这个新兴世界将使北美和西欧成为边缘地带。这个新世界的兴起也就意味着东方的复兴。
●中国的东南方，只是一个资金、技术的传递带，他们的使命是向纵深传递，要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形成一个大的工业区，联起来。而这个工业区的大市场在哪里呢?就在世界的内大陆，现在的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以及俄罗斯中西部，这一地区到现在为止，被排除在世界经济的主流之外，具有巨大的沉睡资源、巨大的土地面积、巨大的潜在工业能力。
●工业的运行不仅仅是一个纯经济运动，它往往也是一种社会组织的运动，它打破了原来的秩序，重新组合，人和人的关系、社会的结构、资源和配置全部将被工业化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本质上应该看作邓小平、江泽民对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思想和理论，在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近于列宁当年所设想的他称作“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模式。
●邓小平在中国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是列宁20年代所实施的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的经济改革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正是尝试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全面转轨。
●在经历这一转变的20世纪20年代，列宁路线当时曾遭遇了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的激烈反对。左派指责列宁的“新经济”是由共产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和倒退。而列宁当时即已指出：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可以搞资本主义；而且在一定的阶段中，必须搞资本主义。这种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列宁认为，这种转变并不是历史倒退，而是前进和发展，是在俄国当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上，为提升生产力发展阶段所只能作出的必然选择，是现实主义的唯一选择。
●列宁认为，在落后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阶段上，是不可能单纯通过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手段，而实现向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直接过渡的。但是在列宁去世后，列宁的上述重要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思想，被斯大林曲解和弃置了。斯大林在30年代的苏联建立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官僚主义统制经济，终结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当时所构想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十分近似于德国于第二次大战后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莱茵模式”。这种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比19世纪古典的小私有制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也优于资本主义的“斯密模式”（亦即“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实际上，现代英美经济体制，也早已不是古典小私有制的自由市场模式，也早已转化为由国家大垄断资本所控制和主导的混合经济形态。
●国家现在有必要全面考察研究美国、欧洲和日本三种模式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研究它们之间在投资、运行和分配体制上与19世纪资本主义原始斯密模式的诸多不同点。在这一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重新设计和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
●根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中国理想的经济形态应当是混合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
●在现代全球化背景下在各国之间发生的经济竞争，并不是自由企业（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仍然也必然是集中性的国家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跨国化大竞争。
●国家力量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是制度化国际竞争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也是本国产业和国民经济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保护者。（这就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基础，也是“爱国主义”的经济利益根源。）
●在这一竞争中，国家必须高度关注指导国民经济政策设计的经济意识形态。特别要警惕不要被处在国际竞争中潜在对手地位的那种国家所雇佣的经济策士离间和利用。必须警惕他们利用我国经济理论的幼稚性和缺乏识别力，而向我国提供那种意在分解摧毁中国现有国家体制的经济政治改革建议。防止被其诱导和误导。
《反主流经济学——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上卷）》目录（时事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
上篇理论与方法
第1章 论混合经济
经济学被某些专家神秘化了
脱离实际的“模式”和“理念”会毁掉国家
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不容忽视的隐忧
现代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具有重大的不同
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当代形态是“混合经济”
中国的国情为什么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
现代英、美经济并不是纯粹私有制的资本主义
德国的“新自由主义”与美国不同
关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关注焦点是失业问题
第2章 论“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
美英一直试图用“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导中国改革
新自由主义的“铁律”和“圣诫”
为什么急于用新自由主义为中国人洗脑？
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世界主义的对峙
美国应该给一些经济术士授大奖
一套误导中国的改革方案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重大挫折
失业问题不容忽视
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第3章 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主流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谬误的
自由市场机制的代价是周期性危机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简史
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模型很可疑
主流经济学是一种精致包装的意识形态
完美的市场只是一种伦理性空想
原理错则数学模型也必然错
马克思为什么说主流经济学是庸俗的
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形成可操作的科学方法
警惕伪装成科学的经济意识形态
第4章 回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起源于经济对策论
关于“经济学”一词的语源
经济分析最终不能离开利益归属的分析
历史和实证的经济学方法论
关于新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
不同时代需要选择不同的经济制度
20世纪共产主义试验的四次失败
原生形态的共产主义渊源久远
西方人权理论的四个内容
理想主义不可能完全丢弃
共产主义是对人性异化的终极调解
“价值”的语根及语义
“价值”的语言歧义
马克思的哪些经济原理具有现代性？
庸俗经济学的辩护性
马克思所提出的“实现”问题
重新研究马克思
第5章 我的经济研究之路
中国至今未形成自己的经济学体系
经济学理论具有多元类型
实践是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标准
我是如何研究经济学的
作为一个闯入者
“何新旋风”发表内幕及风波前后
1990 年与日本S教授谈生产过剩与失业
1990 年与日本教授谈农业与海外市场
必须面对新的现实
第6章 从重商主义到国有制社会主义
宏观经济学起源于“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之名是一个错误
论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
重商主义与民族主义
历史学派与发展经济学
民族社会主义的形成
两种类型的国际分工
李斯特认为斯密“国际分工论”是阴谋
熊彼特讽刺斯密崇拜
中国加入WTO是在钻圈套吗？
不同的利益体系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派
近代工业化的两种模式
德国、日本经济快速起飞的秘密
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理论来源
关于社会主义为其经济成就付出的代价
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
附 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速度
下篇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与问题
第7章 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实验为什么必然失败
布哈林创立了错误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设想
列宁认为十月革命后俄共干了什么“蠢事”？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与农民发生尖锐矛盾
共产主义实验在十月革命中遭遇了重大失败
由雇佣制向徭役制转变是历史的倒退
革命在一个时段内可以创造非理性的奇迹
列宁亲自实施向资本主义的转轨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
列宁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设想和规划
列宁的建设性“文化革命”思想
第8章 斯大林体制的成败得失
新经济政策是共产党执政下的资本主义实验
布哈林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批判
列宁为什么主张与资产阶级合作？
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展开的辩论
“斯大林模式”是怎样出现的
斯大林模式与苏联工业化道路的评价
彼得大帝的重商主义与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的运行特点
第9章 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失误与文化革命
大跃进失败使毛泽东认识到"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毛泽东论中国的工业革命
陈伯达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激进观点
斯大林误解《资本论》
1958年的“共产风”
毛泽东只注重实物经济
毛泽东关注所有制和社会分配问题
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以“四因论”分析文革
关于社会主义体制内的分化问题
“文革”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
钓鱼政策
中国工业化的两条路线争论
历史的悲剧性
第10章 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
辩证的经济决定论
中国改革历程浓缩重现资本主义近代史
自由与必然
历史中的伟人与英雄
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造
列宁的辩证决定论
动乱与革命是对违背历史规律的惩罚
社会分工与社会阶级
第11章 我国经济当前遇到什么问题
中国需要适应本国国情的经济学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周期及发生原因
中国威胁论的经济含义
股市圈钱的奥秘
金融突击和掠取成为当代资本集聚的新形态
中国发展需要寻找正确的理念
安国务求治本
股市是一种虚拟经济
较理想的经济模式是“混合经济”
中国应当制订自己的全球战略
附录
何新《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理论要点
何新著作年表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