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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陈小津谈张春桥的政治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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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险狡诈的张春桥

  提起张春桥这个人,实在应该多费一点笔墨,勾勒一下此人的嘴脸。原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曾以他擅长的诗词,给张春桥画了这样一幅像:“一付鹰鼻眼,阴阳怪气声。沪上有识者,早已知其人。借得戏改革,勾结女江青。拍马得赏识,从此上青云。文化革命起,狗头军师称。躲在阴暗处,专门陷害人。”

  1952年,我父亲调到上海任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时,张春桥任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从那时他们就认识了。一直到“文革”爆发前,张春桥一直是在我父亲的领导之下。

  张春桥的父亲是一个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了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1933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反动的“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1935年5月,张春桥到了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他化名“狄克”,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8年1月,张春桥混入延安,当年8月又混进党内。他长期隐瞒了其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其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

  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当了日本特务。

  张春桥这个人平时不苟言笑,工于心计,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此人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对于张春桥的为人和他夫妻俩的历史疑点,我父亲是了解的,上海市委也不是没有对他进行审查,但张春桥深得柯庆施的器重、庇护,后来攀上江青。

  1958年9月初,柯庆施从北戴河会议上回来,把有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精神告诉了张春桥。张春桥摸准了柯庆施的脉,投其所好,立即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登载在上海《解放》半月刊上。人民日报10月13日予以全文转载。张春桥顿时名声大噪。柯庆施后来到郑州开会时,就把他也带到了会上。薄一波后来评论说:“张春桥文章的发表和讨论,为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农民财富的‘共产风’的蔓延滋长进一步制造了舆论,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在理论认识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误解。”

  1964年3月至5月,江青来上海搞所谓的“戏剧改革”、“文艺革命”时,向柯庆施提出要一个助手,挑三拣四,都不称心,经柯庆施介绍,江青看中了时任市委候补书记的张春桥。张春桥从此与江青搭上线,开始了狼狈为奸的勾当。

  在江青勾结张春桥插手京剧现代剧《智取威虎山》过程中,张春桥竭力吹捧巴结江青。该剧上演后,张春桥曾对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讲:“应该这样向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你要知道东北战场上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总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看。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这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

  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都到了厚颜无耻地步。京剧《沙家浜》上演时,张春桥对当时文汇报社一位负责同志说:“人家说我们宣传样板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是拍定了。”

  “文革”爆发后,张春桥更是步步紧跟江青,捧江青为他们一帮人的首领,公开宣称“上海是江青为首的左派堡垒”。

  其实,张春桥追随江青并不是出于崇拜,而是另有所图。从他的老婆李文静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写的一份交待材料中,不难看出他的真正用意。李文静写道:“一九六四年春天,江青住在上海,想捞政治资本……后来张春桥去了。张放弃了一切工作,一心一意扑在江青交给他的‘改戏’任务上。江青很高兴,两个人很谈得来,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张春桥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主意多变,而且今天刚出了一个主意,明天就全盘否定,好象以前的话她根本未说过一样。估计可能是从主席那里听到什么风,马上改口,又不承认自己原来说错了。我问他‘那你怎么办呢?’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她怎么说就怎么办,我还能给她捅穿了?她那个自尊性可强呢!’……”“我劝他和江青疏远点,他瞪着我大声说:‘不通过她,我接近不了主席!’”

  除了一己私利,以“革命理论家”自居的张春桥毫无信仰可言,信义可言。

  江青曾在《为人民立新功》的那次臭名昭著的讲话中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后来据朱永嘉等“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交待,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时,张春桥却暗中向主要被批判人之一、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透露了消息,企图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刊出前,张春桥假意叫人拿着“清样”,找一些学术界著名人士和领导干部“征求意见”。文章原封不动地发表后,张春桥亲自指使文汇报社出面召开所谓的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座谈会。座谈会开始时,主持人只说是内部谈谈,听听意见,不会抓辫子。而当大家纷纷提出了不同意见,尤其是对姚文元乱打棍子、捕风捉影,硬是把学术争鸣扯为政治问题的蛮横霸道作风表示反响强烈时,张春桥才凶相毕露:“这一下好了,有了靶子了!”他还不加掩饰、得意洋洋地把这一手法称为“引蛇出洞”。结果,贺绿汀、周信芳、周谷城等上海一大批学术界、文化界人士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惹火烧身,有的被迫害得家破人亡。

  同样,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两篇文章出笼前,张春桥也假惺惺地把稿子送市委负责同志审阅。对《评〈三家村〉》文章中关于“挖根子”的提法,当时曹荻秋持反对态度,这也成了他在“文革”中遭受疯狂揪斗的一项罪名——“破坏对‘三家村’的批判”。

  上海市委和中央有关部门并不是对张春桥及其妻的历史问题不追究。他也有过心惊肉跳,甚至想与李文静离婚,以求自保的危机时刻。

  我父亲的老部下、原上海市人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范征夫,对张春桥的阴险奸诈深有体会,对于他的历史问题也早有了解。他说:“张春桥对我们这些人,一贯盛气凌人,以马、列、毛理论专家自居。但在1956年审查干部时,他却告了‘病假’,灰溜溜地在衡山公园埋头散步。那时我曾经问过曹荻秋,张为何情绪不高。曹低声告诉我,组织上正对他的历史进行审查,他入党、入伍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但不久,由于柯庆施发话,张的审查就‘保护过关’……”

  关于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我在“文革”结束后还曾先后问过我父亲和魏文伯。他们都跟我说确有此事。我父亲曾长期主持上海市委的常务工作,并一直分管上海的干部工作。魏文伯也在上海市委长期分管干部监察工作。他们对张春桥的历史问题都是很有发言权的。我父亲“文革”结束后就任湖北第一书记期间,曾就此事问过5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同志。安子文说:这事我们早就知道,但是柯庆施坚持要一提再提。

  魏文伯后来也向我讲了柯庆施包庇张春桥的事实。那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我父亲、胡立教等老同志在会上提出:魏文伯的问题拖到现在有好几年了,为什么还不解决?会议把他们的发言登在三中全会的简报上,这才促使当时的上海市委加快了解决魏文伯问题的步伐。12月30日,党中央批复了上海市委关于解放魏文伯的报告,并且任命魏文伯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之后,因在北京没有家,就住在厂桥附近的中直招待所。我去看魏伯伯时,他跟我讲,张春桥本来要调离上海市的,可后来没调走,留下了。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本来大家都知道,但是“柯大鼻子”柯庆施还是要重用他、提拔他,又把他介绍给江青。

  对于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上海市委每位领导都知道她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但由于得到了柯庆施的庇护,李文静一直留在市委的机要部门担任要职,甚至还要提拔。据范征夫回忆,有一次市委常委会讨论提拔李文静当上海新华社分社副社长的干部问题时,他列席了会议,并叙述了当时的情况:“我仔细看了一下她的历史组织结论,有严重政治问题。心想:这样的人不仅不能提拔任命上海新华社分社副社长,就连她现在担任的市委办公厅三室主任也不适宜。当然,那次她的任命‘建议’,由于柯庆施不在场,陈丕显主持会议,被市委常委们否定了。”柯庆施死后,张春桥为避嫌,重提将李文静调到人民日报、新华社驻上海站工作,去给该站当时的负责人杨英当助手。此事上报后,时任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的吴冷西早闻其女人的刁钻跋扈,敬谢不敏,这件事就耽搁了下来。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宋季文曾也这样对范征夫说起李文静:“这女人不是个好东西,你要当心。”“张春桥是柯庆施的大秘书,她是张春桥的管家婆,如果她在张面前说三道四,再传到柯耳朵里,对你很不利。”

  “文革”中,张春桥成为上海的“太上皇”,李文静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她先后担任过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等要害部门的负责人,管过专案等工作,享受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的政治待遇。正如徐景贤于1977年2月交待的那样:“王、张、江、姚和我们这些‘四人帮’的余党,十年以来,长期包庇、窝藏文静这一叛徒、特务,犯下了滔天的反革命罪行。”

  曾经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大野心家康生,因与“四人帮”起了内讧,1975年底,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向毛泽东“告发”张春桥和江青在历史上都是叛徒,并说这件事他在延安时就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

  实际上,中央和毛泽东之前并非不知道张春桥和江青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据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披露,周恩来与小平在1973年4月9日有过一次推心置腑的谈话,一向言语谨慎、从不在背后议论人的周恩来明确指出:“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

  1974年12月22日到27日,周总理不顾重病在身,赶到长沙会见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总理为大权不旁落,用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了最后的一搏。那一次,周总理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毛泽东推心置腹地长谈了,就坦诚而又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问题。

  但历史是公正、无情的。像张春桥这样一个奸佞,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时,可以追腐逐臭,曲意逢迎,在柯庆施、江青的豢养、提携下,由一个因历史问题要被调走的解放日报总编辑,反而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一升再升,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直爬到分管宣传工作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后又爬到“中央文革小组”核心成员的位置。但是,这种阴谋家、野心家只能得逞一时,不能得意一世,最后粉身碎骨,遗臭万年是其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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