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身上总有什么东西使他拒绝踏上易于成功的平坦高原，只是在困扰之时他才会返回古老的价值之路。经济进步是毛泽东对中国的全部希望所在，但他常在对这种进步的特质焦躁不安。他毅然把政府内的团结和信任抛在一起，以发动其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如果与苏联保持不密切的事务性联系便可使北京近些年的生活有大的改善，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过去的清白被苏联模式的未来所玷污——所以他宣称莫斯科是万恶之源。
然而，毛泽东的矛盾不只是存在于他这个人的封闭着的世界。这些矛盾变得如此之大是因为中国的变化比毛泽东的变化更大，而中国这种骚乱般的变化又与毛泽东紧密相关。
毛泽东的一生不能用单块布料来裁剪。晚期的毛泽东——欧洲非斯大林化之后——与夺取政权时的毛泽东明显不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已自我融化，而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辉煌胜利而来。“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毛泽东本应认识到，随着中国条件的变化毛泽东主义也必须要修改。然而，就像加尔文教徒不十分相信有平行的权利一样，毛泽东也不十分相信他自己的一切思想都应由社会现实所决定。他不能面对权威的丧失，这是他的思想观念必将带来的后果。
毛泽东是憎恨旧事物的人，然而最终他笃信一种别人发现已经陈旧了的思想观念。年轻的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所鼓舞，他熟练地用它来赢得了政权，且带来了中国的新时代。老年的毛泽东则为关系的改变感到困惑，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他周围的新社会失去了信任。如果他不是现在去世，而是早逝世20年，中国很有可能会更加好一些。有一位领导人纪登奎在回忆中说得很实际：“他的黄金时代正好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这20多年。”
毛泽东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然而政治热情与灵魂的关系是消长起伏的。1919年，毛泽东为一位新娘的悲剧深深触动，他呼吁“自由恋爱的大潮”。而毛泽东给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恋爱自由呢？说不定什么时候，1919年长沙那位女士的敢冒风险的孙辈或因外遇或因同性恋可能会入狱几年。
这并不是毛泽东失去了让中国人民从重负下解脱而获得自由的梦想，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掌权数十年后，个人解放与60年前相比已不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的斗争了。
年轻的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深受个人信念的驱使，而他们的个人信念同时也就是社会信念。他们把自己的一生仅仅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它将同时改变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命运。1919年的政治是如何为人民谋幸福。
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环境不同了，个人权利不再轻易能满足重大政治斗争。
毛泽东毕竟诞生于1893年，他首先接受的教育是儒家典籍，他在农村度过了大半生，这是一种没有机器的生活。当军队潜行于山地时，通信联系是中世纪式的。他那一代精英正力图将陷入惊人落后中的公民拯救出来。
毛泽东是维新者，但这位维新者不可能——绝不能——跻身于现代人之列。
毛泽东14岁违心地以封建方式结婚时，中国的末代王朝依然存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几十位国家领导人踏上了通往北京之路，几乎像朝圣者，对纹丝不动的、向来不会去瞧他们一眼的“如来佛”顶礼膜拜。他犹如家长一般。确实，由毛泽东作为共产主义中国之父所演出的这场独角戏，是在家长制时代的舞台上开始的。
他不是从个人的福利，而是从国家政权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在他去世后这越来越被中国人所专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民族站起来了，但它的多数公民却没有站起来。毛泽东理解不了核战争那巨大的、超阶级性的毁灭性威力。他说中国农民“一穷二白”，在一张白纸上可以任意写上美丽的诗篇！他念念不忘中国农村的落后和苦行僧式人民的受苦受难。但毛泽东似乎不理解连续几代的中国人，无论他们多么聪明、能干，依然处在一穷二白的路途上也是事实。
不管历史篇章中会有怎样的英雄故事，这种时刻终究会到来，“白纸”上涂满的符号和传说将不再传给后来者。自然会翻过这页，年轻一代会发现作为挑战之源的下一个空白地。
20世纪初，叛逆者毛泽东的个人特征是与对国家的混乱感到愤怒和悲哀的一代人的社会特征同步产生的。
可是，毛泽东的自鸣钟所发出的音响与后来的社会闹钟发出的音响并不十分和谐。难道这仅仅以毛泽东的生命终结为尺度吗？但它也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对中国的作用超越了其生命。
“不要总认为只有自己行，”毛泽东有一次对他的听众提出忠告，“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就没有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什么人死了就有很大损失吗？马、恩、列、斯不是都死了吗？还是要继续革命。不过，没有了毛泽东，毛泽东的革命实际上不可能继续下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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