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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读书札记:儒学分期及宋明之心、理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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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读书札记:儒学分期及宋明之心、理别流

"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
(清初)颜元                        

中国儒学发展可划分为四阶段,一是先秦孔孟儒学,一是别今文、古文门户森严的汉晋儒学,一是综汇今古学术的唐代及北宋儒学,最后是南宋以后兴起的朱熹一派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儒学。

梁启超尝言,儒学坏于宋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但此论尚未透彻。儒学变于宋学——所谓宋学主要是指北宋文学及南宋理学。盖宋学以前之汉唐儒学所侧重犹在经史之学(到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乃为古史学之一集大成),儒学仍是可探讨之学术。而南宋明清以下儒家则变学为教,礼学成为圣教及礼教,不容任何怀疑与批评,成为宗教。

宋明之儒学主流是朱熹的”天理“儒学。围绕四书泛谈天理、义理和道德人伦之理。败坏儒学而欺世盗名的一代大蠹就是伪君子朱熹。朱元璋以同宗而欣赏朱熹,确立四书而废黜六经,清世承袭之。儒家之败坏及中国文明之落后,根源在于与八股取士制度紧密相关之天理儒学(简称理学)盛行,加之清代对异端文人暴力灭门之文字狱,从而彻底扼杀社会中之自由思想。而康、雍、乾大兴文字狱之意识形态根据,也是根源于朱熹的“据天理”可以杀人的“理”学。

清朝以理学及礼教、宗法杀人灭儒,扼杀一切创造性思想。宋学中本有一脉积极思想即二陆之心学,主张格物致知,先实际、后义理,到明代则发展为王阳明之主体主义张扬自我解放精神的心学,主张逞心任性,循本性、致良知、归童心,崇尚个人主义之自由思考,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陈亮);至于明季阳明之徒李贽及艺术家徐渭一类则更主张彻底冲决一切网罗,非礼圣人,弃绝礼法,甚至将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彻底解放思想,但此派一直被抑制而不能成为主流。

阳明心学在清初为反清五髙儒颜元、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朱舜水所宗承。朱舜水入清后遭迫害流亡日本,在日本传播阳明心学。其流脉后来汇合西方流入之“兰学”(荷兰学),促成了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世的意识形态改革。

天理儒学即道学,要旨与学术无关,主张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人伦礼教。首义君为臣纲,然而并不区别为君者是否夷狄,此与孔子儒学主张“三世复仇”以及“严华夷之防”的公羊学派教义即大不同也。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在总体上是为维护皇权专制服务的。 

三纲之说最初起源于董仲舒,最早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这三条在当时都有特定的针对性,强君权是为了抑制贵族豪强,尊父权是削弱母权及母系传承,明确宗法;尊夫权是为了反对和抑制外戚干政。
朱熹则将三纲五常本体化、人伦化。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
“ 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朱子语类》)卷一)在皇权制未产生之前就有皇权制之理,皇权制是永恒的。不但如此,“万一天地山河都陷了,毕竟理都在这理。”“天下万物当然之则便是理。”(《朱子语类》卷一一七)因此皇权秩序不可变更,它是百姓万民应当遵从的准则,是统治人民的原则,也是处理伦理关系的道德原则。朱熹理学的实质就是把礼的学说概括为三纲五常,然后把人间之理予以本体化、宇宙化,成为天理。

朱熹的三纲五常建立一套新宗法观念而以父权、夫权、男权为中心。朱熹认为,自夏商周以来,“三纲五常” 各代因习不能更变,是永恒的、绝对的。“君为臣纲” 乃三纲之首,君权至高无上。“父为子纲” 是人伦之本,任何违反父亲意志、触犯其尊严的行为,都是不孝,是大罪。“夫为妻纲” 是人伦之经纬,是三纲的归结点,无此一纲则无以持家。

朱熹把君臣、父子、夫妇三种伦理关系,视为三种主从分明的人身依附关系,强调等级秩序不可侵犯。朱熹试图从礼教伦理上重建奴隶制度的社会秩序。新理学的三纲五常教化为清三百年从朝廷政治到社会关系中的主子——奴才关系的确立奠定了伦理基础。

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朱子语类》卷三)但在现实中,朱熹却是人欲乖张言行极为不一的伪君子。宋人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记载,朱熹“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与官所,则与偕行,谓为能修身也,得乎”?其他宋人笔记也说朱熹家门内事甚乱,“家妇不夫而孕”,据说还有扒灰之嫌。据《宋史》记述“庆元党案”则谓:“监察御史沈继祖劾朱熹,诏落熹秘阁修撰,罢宫观。”

但是,尽管朱熹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实际男盗女娼的假道学的伪儒,但是朱熹在明清七百年的皇权专制社会的最后阶段却极为走红。朱熹被明清皇帝立庙俨然成为代表儒教正统登堂入室的准教主,具有仅次于孔孟而代孔孟宣扬圣义的代言人地位。

朱熹变造的伪儒歪经(《四书》)更优先于儒门“六经”,而被明清两代尊奉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典。明清以下世俗所知道和认为的儒家、儒学,其实主旨皆已经远离孔孟之本意,实际都是朱熹一脉的礼教和天理儒学(又称”道学“)也。
故清初颜元斥之曰:“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八股之害,甚于焚坑”。
“朱子学术不过是禅宗、训诂、文字、乡愿四者集成一种人”,“千百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也!”


   
朱熹伪学之称,并非他人攻击而都是自己对皇帝承认的。
     关于朱熹的私人生活,本属于个人隐私领域,没人关心也不须深究。自古无人不好色,好色不足为病。但是古今之所以不断有人痛诋毁朱熹,不是因为其玩女人,而是因为他玩了还假装没玩,而且口口声声仁义道德,戴着一副天理圣人的假面具,要求别人从天理制人欲,自身所行则猪狗不如。所以当朝就被政敌揭发是个大伪大奸之人,伪君子也。
      1195年,南宋朝臣刘德秀上书,说朱熹的假道学是“依正以行邪,假义以干利”,“如饮狂药,如中毒饵”,“口道先王语,而其行则市侩所不为”。
   次年大理寺司直邵褒然也上书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是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举报历数朱熹为官贪污腐败之劣迹说:

“朱熹诱两尼姑做妾,去何处做官都要带着。” “朱熹在长沙,私匿朝廷大赦文书不予执行,致使很多人被枉刑。朱熹任浙东提举,向朝廷要大量赈济钱米,都分给自己门徒而不发放给百姓。朱熹家族霸占人家的产业盖房子,还把人家治罪。朱熹开门授徒,专收富家子弟,多要学费(束修),加上收受各处的贿赂,一年得钱好几万。” 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民等等,都是朱熹平日讲《中庸》《大学》的话,但只是用来欺骗世人。时人指责朱熹“说是一样,行又是一样,是大奸大憝!”
宋宁宗于是下旨纠查,朱熹免官,朱熹门徒蔡元定送道州编管。朱熹上表认罪,斥责自己是“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承认自己的确曾经”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等等,说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改过。朱熹门徒,就此纷纷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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