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文革何以必败？

政治艺术成功的不二法门，就是争取最多盟友打击最少的敌人。但是文革运动导致阶级敌人越斗越多，毛泽东的文革失败于此。

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晚年曾经多次总结平生，总是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革命战争，打败日本和蒋介石。二是文革，但是这件事没有做完。因此念念不忘，念兹在兹。

其实毛泽东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领导中国由传统社会迈向工业化，也就是从建国后到文革爆发前的17年经济建设。

但是对此，毛泽东晚年却鲜少提及。为什么？

因为在工业化问题上，毛泽东与第一线领导人刘邓周等发生了多次激烈的冲突和斗争。而这种冲突和斗争，则正是致使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经济导因。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确为开天辟地之神武伟大人物。

毛泽东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为中心形成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几乎战无不胜。

在延安时期（1942以后），毛泽东总结了共产党早期斗争失败的惨烈教训。

毛泽东提出必须牢牢把握三大法宝——“党与军，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以扎根农民、农村为基础，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党内团结各山头，在党外结最大最广泛之统一战线，成功争取到党内外、国内外大多数力量的支持，从而势如破竹，奇迹般地通过3年解放战争，迅速夺取全中国。这就是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

但是建国后，毛泽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无往不胜而骄傲。其后毛泽东自信满满，经常独逞圣智，乾纲独断，纵容个人迷信。

在经济发展路线上，毛泽东主张以重、化、国防工业为先导，高积累，快速度——搞大跃进。在农业上，搞集体化、公社化，禁制自由市场经济。

正面结果，毛泽东经济路线使得中国在建国仅仅20年左右即快速、初步实现工业化，建立起一个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正是这一工业体系为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技术力量和工业基础。

但负面结果，也导致了对农民的残酷剥夺，全国百姓民生困苦。

对于民间的不满，毛泽东以不断发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来压制。1957年所谓“百花”和“鸣放”运动，实际即将开启一场政治大辩论。但初见其萌芽，毛泽东立即改变初衷，转放为收，引蛇出洞而痛打之。用打击右派的方式遏阻了党内外一切反对的不同声音。

而此前，毛泽东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到评论小说（红楼梦）为题，不断发动思想批判运动。通过思想政治斗争和所谓的“思想改造”，一次次、一片片、一层层地打击知识分子。直到反右斗争而把数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并株连九族。此后，从党外到党内，道路以目，无敢直言者。

毛泽东将主张走不同经济发展路线的领导人视作走资派、官僚主义阶级，把异议思想分子作为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分子，为此发起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革开始后，社会中蕴育积累的各种不满，自下而上被瞬间引爆，民众遂群起攻击“走资派”。许多民众对官员特权不满。毛泽东利用这种不满，释放官民矛盾，结果一下子打倒干部之95%，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大分裂。

文革十年时间，高层内斗不已，国内动乱，几度濒临“全面内战”。

随着斗争运动的深化，反对毛泽东的政治对手和敌人越斗越多——以至包括“最亲密战友”（林彪）、旧日袍泽（刘少奇），资深政治盟友（朱德、陈毅、谭震林、叶剑英辈），竟一个个不断被批判而成为政敌。

文革整肃，残酷无情，凡被作为反对毛泽东之政敌者，无论其往日功勋，多死无葬身之地（如刘少奇、陶铸、彭德怀、林彪、贺龙、傅连瞕等开国元勋、昔日恩人）——古今中外政治斗争及屠戮功臣之惨烈，亦莫过于此。

不仅刘邓陶，包括彭陆罗杨，王关戚，杨余傅，陈伯达，林彪，皆于一夜之间即由重臣而成反党死敌。甚至连身边多年之亲信如康生、汪东兴、郭沫若，也皆因政治寒心而诚惶诚恐、心生动摇。

权重一时的忠仆能臣周恩来，一直担心死后盖棺不能定论，以至临死前犹喊冤、寄存资料，焚尸扬灰，难以安心瞑目于九泉之下。

至于共产党多年忠实盟友如宋庆龄、章士钊、傅作义，则亦皆离心离德，甚至暗怀去国之念。

最后，即便毛泽东之亲信佞臣四人帮，也因对权力分配不满，而对毛泽东心存怨意——结果没有一个人对于这场运动是满意的。

毛泽东后期自己对文革不断反思，有苦难言。心灵中为众多无辜冤魂所困，不得不承认对文革须做“三七开”——承认文革至少有三分错误。但众多忠良精英无辜而枉死于文革者难计其数，人命关天，岂一个“三七开”就能了结？

［已故著名作家秦牧首先使用“浩劫”一词形容文化大革命，他说：“这真是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奔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借“革命”名义以进行。”］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精神、政治上均惨遭痛击。后来身惟不治之症，双目失明，多次借景生情，失声痛哭。

毛泽东临终前已承认对“文革拥护者不多，反对者不少”——文革不得人心。他担心未来国家有内乱之忧，甚至可能发生血雨腥风。作为一位大政治家，这种最后的政治交代，堪称对历史不负责任！

［1976年6月15日，重病在身，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将华国锋及当时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传》，下册）］

直到毛泽东闭目，文革结束仍遥无尽头，最终迫使所有反文革的力量聚集集结成统一战线。

事实上，就连当时已身居国内第一高位的华国锋本人也有不安全感，担心自己接班的政治法理性不足而可能被夺权篡位——这正是他立意抓捕四人帮的根本原因。

文革十年，社会下层工人多年不长工资，生活普遍拮据艰难。乡村农民苦于大寨式农奴劳作，缺吃少穿——致使共产党赖以取得权力的工农阶级的人心基础失去，举国人心无不思变。

所以当邓小平提出平反、整改、大倒转的逆文革路线，遂得以广收人心。全部对文革的不满和愤恨，最终都集中于针对高举极左意识形态的小集团四人帮身上——文革的彻底失败，乃是当时历史趋势的必然。

一言以蔽之，文革之失败就在于毛泽东晚年政治举措发生昏乱失智和重大失误，致使国内敌人越斗越多。1976的天安门事件反映了这种民怨沸腾的局面。

1975年毛泽东曾私下悲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他已经知道，民心如此，任何强者逆之也已绝无不败之理。

——悲夫！

【在文革浩劫中究竟整死了多少人？迄今缺乏可靠的统计。但是举国上下，从中央高层核心机构（如刘少奇、贺龙、陶铸、罗瑞卿、田家英、王良恩），逐级下行到各部委、大中小学校，再到城乡基层的每个街道、每个乡村，几乎都有5%以上的人作为牛鬼蛇神遭受批斗以至惨遭私刑，以至非正常死亡或者不堪忍辱而自杀的。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既有的任何统计都是相当不完备的。有的文革研究者保守估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可能近于700万人，受到迫害的人，即使按照低于1%计算也可能达到数千万人。实际上当时对坏人的估计比例是总人口的5%。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宣布：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四百二十万人被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的死亡人数达二十万人。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有十三万五千余人，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七百零三万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高达一个亿(占当时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含冤致死的人数超过两千万，造成八千亿人民币的经济损失，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