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春假回上海探亲，父亲派给我的唯一任务，就是要陪他出去吃个饭。那次饭桌上，见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社长甘琦和张春桥的长女维维。父亲花了几年时间在写一部《张春桥大传》，在写作过程中认识了维维，得知并看到了张春桥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一批书简。1981年，张春桥在公审中一语不发，让人震惊，更让人不解。2005年张春桥去世，最让人感慨的也是他近三十年的沉默。所以，这些狱中家书，就格外珍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准备将这批家书整理出版，甘琦请维维为家书写点什么，作为前言或后记。维维表示她动笔很难：很多事，她写一个开头，就无法继续下去。于是，我提议或许可以做一个访谈，附在家书之后，并表示愿意承担这一工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张春桥，我都没什么研究。之所以毛遂自荐，是因为我对张家父女的亲情很有兴趣，我想知道：在女儿的眼中，张春桥是怎样一位父亲？在那些关键的历史时刻，从张春桥的一路高升到后来的公审入狱，他的女儿是如何经历，如何思考，如何应对的？在上海的三周特别忙，对维维的采访只能安排到临走前。在她阳台上种满了花草蔬菜的家中，我们谈了两个上午，总共不到六个小时。因为我不是文革史专家，而且这次采访的时间有限，许多事只是点到为止，没能深谈。但维维爽气利落，快人快语，出乎我的意料。也许因为她与我父亲早已相熟，再加上发现我俩还有复旦附中校友的一层关系，所以，访谈更像语速很快的聊天。谈话中，维维一度很动感情，这也很让我感动。
许多情感，许多眼泪，都是人类共通的。我希望，这篇访谈，同张春桥的狱中家书一起，能够反映出那个年代、那个家庭无比真实的亲子之情。对我自己来说，听维维谈她父亲，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执着”的含义，也让我明白，什么是为理想而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 2015年5月25日 于伦敦
一、父亲的自我定位与性格
“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
问：你是张春桥的大女儿，你是如何给你父亲定位的？他自己又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
答：我是1947年1月6日出生的，今年虚岁七十了。我是家里的老大，大妹妹与我相差不到两岁，小妹妹和她差五岁，弟弟和小妹妹又差五岁。我父亲没有个人野心。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毛主席的秘书，听毛主席的话，帮毛主席干事，如此而已。所以，如果华国锋要用他，他会继续帮助下去，不用他了，那也没有办法。当然他不会像崇拜毛主席那样崇拜华国锋，他是要向华国锋提意见的，华可能心中就不舒服了。武大郎开店还要用比自己矮的人呢。华当然不想听他的。但我爸爸绝对不会对华国锋不敬，这不符合我爸爸一贯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但是让他从心里面崇拜华国锋，那也是不可能的。我怎么给他定位？我觉得他就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是旗手，旗子上写的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我爸爸不是旗手，那是他做不到的，他心甘情愿地做一位先锋队的护旗者，一位战士。这是我对他的理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了共产党，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起来，觉悟起来，战斗起来。我爸爸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做一个先锋队战士。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从延安，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做过战地宣传。以后，他一直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民众、鼓舞士气勤奋热情地工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了共和国后，前方的路怎么继续走，是每个共产主义者要面对的新课题。但这样想的人太少了。要去探索这个问题的人更少。毛主席就是这样的先知先觉者，能在毛主席身边学习、工作，我觉得是我父亲一生最大的幸福，荣耀无比。
问：你觉得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吗？
答：他确实是记者出身，年轻时卖文为生，后来也写不少文章。我曾经与他开过玩笑：“你算什么知识分子？你只读过初中。数学不好，物理化学没学过。”他会争辩说：“那不管，我还是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呢。我是自学的，读过很多书呢。”五十年代的时候，复旦大学确实是聘他当名誉教授的。他在好几封信中，都说过自学的事。他是一位党务工作者，是做宣传的。所以，他的任务就是教育群众。例如，当时一些工人作家写的东西，他会很认真地修改，他会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讴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在哪里，要通过文艺作品把这些先进性表达出来，以此来教育群众。后来他的信中写道，某作家开始骂共产党，爸爸想不通，因为这位作家是斯大林奖的获得者。这也是他为什么热情协助江青搞现代京剧、现代舞剧的原因。
问：你爸爸那么崇拜毛泽东，那毛泽东是怎么看他呢？
答：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也问过好多人，我想知道毛主席有没有说过我爸爸不好？问下来的答案就是毛从来没说过我爸爸不好。我的感觉是，毛主席应该是把我爸爸当成一个知音的，毛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是很欣慰的。在江阴的时候，爸爸跟我谈起过，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这些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演过，而那时，我爸爸这样的干部是不知道的。我爸爸后来也向我转述过：周总理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的，说陈毅那时是很厉害的，也说叶剑英拿到张国焘的那封秘密电报，他们连夜北上，叶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还告诉过他，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毛主席说过一句：“好在张闻天听我的。”我爸爸在1992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中，详细写了1958年正月初二到杭州见毛主席的一次谈话以及后来的工作。我爸爸觉得在文艺上，江青确实是很有能力的。但他从来就不是在帮江青工作，包括样板戏和写《评“海瑞罢官”》<1>。他告诉过我，毛主席好几次跟他说：“帮帮江青，帮她就是帮我。”当然，毛主席也不只是要我爸爸一个人帮江青，他也曾对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江青同志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你们要帮帮我照顾她，谢谢你们。”在江青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后，毛主席对她说：“你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一样，也不能随便到我这儿来了。”所以，江青搬到了钓鱼台，并不是她和主席感情不好。所以我认为，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进行，也是做了个人牺牲的。中国历史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我爸爸真的就像背着一个十字架，为毛主席背着十字架。我到意大利梵蒂冈时，看到那里的耶稣受难图，我感觉到就像历史在重复一样。我爸爸就是为了他的理想，去背负了这么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小时候我不听他的话，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到了最后，我对他确实是充满崇敬的。
问：是不是可以说，直到他去世，他的共产主义信念一直都是很坚定的？
答：对的，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失去共产主义信念。他的政治观点就是相信人类的最终目标、最高纲领，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而且他相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国际的运动，不只属于中国一个国家。我55岁生日时，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还说，共产主义还是一定会实现的。这封信的最后，爸爸这样写道：“剥削阶级剥削制度总要被共产主义代替的。真正的万岁，是共产主义，是人民，是我们这些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进行总结，我们曾经走过一条什么路？为了达到这个高度，我们做了些什么工作？这些都是当时的参与者应该总结的。<2>
问：你怎么评论你爸爸的性格？有人说他“老奸巨滑”，有人说他“固执傲慢”，你怎么看？
答：我爸爸是很耿直的人。他自己说过：“香港有报纸说我老奸巨滑。奇怪！其实，我是太直了。”我觉得他只会工作，是个工作狂。读书是工作，看电影看戏都是工作。除了工作没有别的。一次我看到有篇文章说“九·一三”林彪出逃后，他们在人民大会堂打牌。我还觉得奇怪，问他：“你还会打牌？”他说：“大家都关在大会堂里，谁都不许出去，就打牌。我不会打牌，只知道比大小。”所以，他打牌，就是和别人比牌的大小。他也不会玩，让他锻炼身体，也只会在院子里走走，他喜欢快走。在江阴，只要身体能动，不下雨，他都在院子里快走。坚持走三十到四十分钟。他特别守纪律。不该讲的话绝不讲，不该插手的绝不插手。也是在江阴的时候，说起二叔<3>。他说，当时李讷要出去串联，担心她的安全，给她弄了一张《解放军报》的记者证，因为《解放军报》在各地都有记者站，希望能帮到她。李讷后来怎么到《解放军报》去夺权，要打倒张秋桥，他也不清楚。因为是牵扯到自己弟弟的事，就更不好插手，我爸爸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我爸爸觉得毛主席说让火烧一烧，那么大家都可以到火里烧一烧、经受一下考验。我想想在文革中，我旁边也有人鼓动我做这做那，就是说，不知道李讷身边有什么人。我是教训多多，怕给爸爸添乱，就让自己“销声匿迹”了。我爸爸眼睛近视，而且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相差很大，戴眼镜也很难纠正。我也是近视眼。有时别人看到我打招呼了，我还没有看到。所以，以前也有人说我架子大，或是清高，其实只是没有看见。后来我看到另一个高度近视的朋友跟大家打招呼，请包涵，我才知道，不是只有我有这个困扰。眼睛好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问：你觉得你爸爸善解人意么？
答：我爸爸还是很善解人意的，他很能理解别人，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例如我们当年住在海格大楼时<4>，有一天，我瞥到对面的女主人穿着白纱睡衣，我觉得她就像灰姑娘的继母一样，特别形象，那时我西方文学作品读得特别多。当时我纳闷她怎么能穿成那样，但我也不敢问大人。后来到了江阴后，我和我爸谈起此事，说起当时的疑问，我爸说：“那当然不一样了，她家是正宗的内蒙古王爷，她出来革命，那对家庭的背叛可厉害了，对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还有住在我们楼上的一家，太太也打扮得青山绿水的，头发是假头发，盘在后面。我当时也想，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头发？后来知道是假头发，我觉得特别奇怪，也没敢与大人说。后来也和我爸聊起此事，我爸说：“她是文艺界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么。”所以，他看人是会结合他们的环境，不会过高要求别人，或让别人脱离环境。他能够理解别人，绝对理解的。我们住在盖司康时<5>，附近有个弄堂里住着许多名人，周小燕、袁雪芬都住在里面<6>，我有一个会弹钢琴的同学也住在里面。我去同学家玩，回家后就与爸爸说起那个名人弄堂。他说他知道那个弄堂。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有的时候开会晚了，他会派车子把那些名人送回去，与他们关系很好的。
问：但是文革中，这些文化人都受到冲击，他有责任么？
答：那是他也没有办法的，文革中发生的有些事情也不是他想要的。他要的是“针对党内走资派”。但有人就开始对准这些文化名人了，要转移斗争大方向。我爸只能强调党内走资派，但许多事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他的，有人恨不得快点把水搅混。而且搞阶级斗争，当然有人要成为牺牲品。不管是谁，要掌握政权，要维持他的统治地位，都是要清除反对者的。还有一点，我一直认为，毛主席，我父亲，他们的一切作为都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
【注释】
<1>指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2>见张春桥2001年12月31日给维维的信。
<3>张春桥二弟张秋桥，时任《解放军报》记者处长、副总编辑。
<4>海格大楼位于华山路370号，为德国人海格在1925年所建，建国后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办公楼，1977年改建为上海静安宾馆。
<5>盖司康公寓即淮海公寓，位于淮海中路1202–1218号，建于1935年。
<6>周小燕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袁雪芬是“越剧十姐妹”之一，开创了袁派艺术。
二、童年时期
“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们起床时他都是在睡觉的，我们几乎碰不到他。”
问：能否谈谈你童年时期的记忆？你们家是什么时候到上海的？
答：我是在1947年蒋介石开始进攻解放区，部队撤退到河北省阜平县马棚村后不久出生的。那是很困难的时期。石家庄解放后，爸爸被派往石家庄办《新石门日报》<1>，我妈妈带着我一同去，又一次进城了。供应也好多了。当然，这些都不是我的记忆，我听过许多遍。我父亲在一封信中也回忆过这段生活<2>。我最早的记忆是我们家刚搬到上海，我当时应该是三岁。一到上海，我们就被接到延安东路，爸爸工作的地方，也就是以前的申报大楼。
上海解放之后，我爸爸被派到上海来接收三家报纸，他是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的军代表。他白天在那里办公，晚上就睡在原来的总经理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所以，我最早关于他在上海的记忆，就是一个很大的办公桌，他睡在上面。等我们到上海后，就给我们分配房子了，在思南路，周公馆旁边的一个弄堂里，与周公馆的房子是一样的，在它后面一排<3>。
后来，我爷爷奶奶到上海来看我们，就住在内阳台。里面一个大房间，是我父母亲住的，我妈生老三时，就是在那个房间里的。最近我还去那里看过，现在好像是一个挺高级的吃饭休闲的场所。一到上海，爸爸妈妈就把我送进了托儿所，这家托儿所叫“妇联保育院”，我是全托的，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对家里没什么印象。我在那个托儿所里一直待到上小学。托儿所用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教育方法，我们都穿着花布的裙子，打着大蝴蝶结，唱苏联的歌曲，跳《三驾马车》的舞蹈。我的大妹妹是生在济南。
1948年下半年，济南已经解放了，我三叔来晋察冀，到石家庄把我和我妈接到济南<4>。我奶奶他们是蛮封建的，看到是女孩，不愿意帮着带，所以，我们又都回到石家庄。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父母把我留在他们身边，但大妹妹就寄放到奶妈家去了，这个奶妈刚生的儿子夭折了。奶妈经常还要到菜市场上卖菜，有时她把妹妹带去，有时就把妹妹关在家里，所以，我大妹妹早年的智力开发是很不好的。上海的生活刚安顿好，才把她接回来，回来后就送到解放日报社的全托幼儿园。
问：你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
答：我最早的印象就是爸爸很忙很忙，他的头发很长很长，可以扎小辫子。那时候报纸都是铅字排版，要到快天亮才能完成，他做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要把稿子全部审完后才能回家。所以，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们起床时他都是在睡觉的，我们几乎碰不到他。而且，他也没有假期、没有周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