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声令下，历时十多年、约1600多万中学生被分期分批赶去农村。
我亲历的文革十年（11）上山下乡
十一、上山下乡
继66年之后，67年和68年，中学生继续复课无望、前途渺茫，很多同学如断了线的风筝六神无主。当时有个姓高、家住崇文门外的初二女生夹着个被子住进女生宿舍，与素珍和我住对门。我曾去她屋里与她搭讪，她告诉我自己祖籍在山东，村里人鸡鸭鱼肉全不沾，因为她属于“清素族”，说划分56个民族时，因“清素族”人口少被漏划了，她还眉飞色舞说了一些有关这个族群种种匪夷所思的族规，最主要的是全族人“绝对不沾荤腥”。她又问我有什么志向，我说“想去前线参加抗美援越。”她一撇嘴说“当炮灰没劲！”她说自己是个有远大理想的人，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并认真地对我说：“以后有人问起我，你就说小高是少数民族，从小就有大志向。”
相比之下我太渺小了，于是没再去高攀。68年春节前，突然一则惊人的新闻传来，女生小高成为灭火英雄，还没等到她载誉归校，又传来她已然迅疾被捕的消息。原来她家附近仓库夜间那场不大不小的火，是她自己先点燃再去喊人一起扑灭的。真是悲剧啊，一个15岁的女孩子，为了“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沦为纵火犯锒铛入狱。从此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了，之前她对我说过的话我没对外透露过，也没人问过我。一出这事，关于她有鼻子有眼儿对我描述的“清素族”，我立刻判定她是撒谎捏造。可她干吗撒谎呢，我理解不了。
心里还是盼着当兵，春末时节，我换乘两次公交车，到颐和园西面的厢红旗那儿的总参三部宿舍，在爸爸的老战友徐树森叔叔和张阿姨家住了几天。抗战时期，丁伯伯、徐叔叔和我爸爸同在新四军四师师部，一个是作战参谋，一个是机要科长，我爸爸办着两份报，三人住同一屋，关系特别好。丁伯伯最幽默，徐叔叔最厚道，爸爸说：“老丁的衣服常常是老徐和我帮他洗，他把衣服往盆里一泡，嬉皮笑脸地说‘我的衣服不用洗，三天不洗自己干’，结果还不是我们帮他洗。” 但丁伯伯勇猛善战，无论对日遭遇战、淮海战役，还是朝鲜战场他都曾立过战功，是粟裕麾下一得力干将。
徐叔叔记性特棒，是四师和后来三野的机要大牌，49年从广西剿匪建功后被调到解放军长春机要学院任政委兼院长，我舅舅就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他和几名成绩拔尖的同学刚毕业就到朝鲜抗美援朝司令部，在彭德怀身边当机要员，舅舅提起徐院长少不了挑大拇哥。长春回京后，徐叔叔任职总参三部政委，文革期间托病在家休息，闻讯我赶紧登门去找他。徐叔叔有一女三子，我和晓华姐姐住一屋，晓华姐姐是联动发起人之一，我俩都正盼着当兵，颇有共同语言，周日我俩到附近葡萄园义务劳动。平日我帮张阿姨干家务，帮徐叔叔浇花浇菜，一有机会我就磨着徐叔叔央求他帮我联系当兵的事，直到徐叔叔应承下来，我才离开他家。
1968年秋，知道快离校了，我和同学卓露茜（后中）、王娜娜及两名东城中学生（前排）拍了临别合影。
68年秋季，军管组负责初中部的女军人给我们住校女生派活，让我们挨家挨户去送“上山下乡通知书”。那时刘少奇已被打趴下了，毛泽东感觉学生们闲在城里净添乱，于是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历时十多年、约1600多万中学生被分期分批赶去农村。1968年秋天，接连几天我拿着一摞、半页纸油印的《喜报》走街串巷通知我校同学“光荣分到某地（我校是山西和吉林）某公社插队。某月某日乘火车前往某公社……”落款是“北京49中革委会、军管组”接到通知的同学和家长，很少能保持客气，大多显出失望与愤怒，有的要求我回校替他（她）讲明家庭困难，请求留在北京“干什么都成”，也有人替我开脱“甭废话了，她是发通知的，说什么能管用？”弄的我特别狼狈，感觉亏欠人家似的逃出去。好歹把手中的通知发完后，我就不敢在学校露面了。
1968年底和1969年春，我曾一次次前往北京火车站送别去边疆兵团或下乡插队的同学离京，这是其中一次。左二女同学亚木赴陕北插队，我和三女生去送行，右一女生韦弦随后去吉林插队。
躲在家里翻看爸妈留存下来的几本书，莱蒙托夫诗集里有一首小诗：《帆》，触动了我，看了又看：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到遥远的异地寻找着什么，
它把什么抛在故乡？
…………………………
呼啸的海风翻卷着波浪，
桅杆弓着腰在嘎吱作响……
唉，它不是要寻找幸福，
也不是逃避幸福的乐疆！
…………………………
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波，
上面洒着金色的阳光……
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
仿佛风暴中有宁静之邦！
于是，即将年满16岁的我变成“不安分的帆”巴望着离家自立。徐叔叔那边还没音讯，爸爸妈妈干脆挑明不让我去当兵：“你哥哥是正式招兵体检合格、戴着光荣花入伍的，你走后门是错误的，要服从学校分配。”好友素珍已去东北，成了一名兵团战士，孤独而失望的我着手准备下乡插队。一打听我校68届要去吉林，而我串联时对陕北留下好印象，就联系了一所能去陕北的东城区中学，说好和他们一起去插队。回到家我把家人帮我存的25元钱钢镚儿数出来换好，盘算着走前买备用品，拆洗好一床被子一个褥子，买了个小闹钟。69年2月份突然接到学校通知，我被分配到“工业一组”，赶紧到校一问，原来我和另外90多个同学被分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我马上找到军管组，表示自己已联系好即将随东城某校去陕北插队，军代表断然拒绝了我，“不得无组织无纪律，你的档案已交给工厂，按时报到去吧！”出门被一人追上说“没见过你这样的，大家挤破头都争着留北京。”心情纠结着回到家，爸爸妈妈和妹妹喜出望外，才知道家人特别不愿意我离开北京。1969年3月5日，我走进位于现在国贸桥以南两公里的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成为一名学徒工，当了5年钳工、11年半劳资员，直到1985年6月7日离开工厂，次日进中国少年报当了一名编辑。文革中后期，我是在工厂度过的。
（下次 我亲历的文革十年（12）进厂当学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