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孔（2）

春秋讲学与孔子立党

一    春秋时代之讲学风气

司马迁说“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韩非曾说，孔子的弟子七十子都是服事孔子的执役之徒。

子弟或弟子、门徒（门生）制度，实际是一种变相的收养假子制度。^①而春秋后期出现的这种讲学聚徒风气，后来演变为战国时的贵族养客制度，汉晋时的豪强、贵族子弟门生收养制度，是一种半人身依附性的收养。

“门人”和“弟子”之类的字眼。这是春秋末年的新名词。那时沿守旧制的，有时也称为“徒”，称为“役”。门人服侍先生，与仆役奴隶的情形差不多，不过是志愿性，而非强制性而已。“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先馔。”先生出门的时候，弟子要执“仆御”（当车夫），要任徒卫。但弟子究竟不是徒，不是役，年稍长者先生视之如弟，稍幼者视之如子，因而有“弟子”之名。

清末章炳麟以来有一种流行看法以为，孔子首创“私学”，从而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风气实孔子开之。”

其实，这种私人讲学之风气，并非始创于孔子，而是春秋后期一种新出的政治文化现象。私人收徒讲学的风气，究竟起于何时，始于何人？今已难考。但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则可以说明，至在春秋中后期，这种现象已经形成风气。

例如，据《左传》等书记述：晋国的叔向，由于受到晋平公的特殊敬重，门弟子众多，以致已投入其他人门下作弟子者，后来也改投到叔向之门下。又如郑国执政的大臣子产，早年拜有名师多人。自己身居国相之后，去见老师时，还要和同学按年纪排座次。^②

又据《吕氏春秋》，郑国的邓析多收学生，助人兴讼。只要交纳一定财物作报酬，就可以到他那里学习。“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孔子时有鲁人王骀，曾经犯罪，被砍掉一只脚，但是信徒众多。“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与夫子中分鲁”。^①

少正卯是鲁国的大夫，号称“鲁之闻人”。少正即小正，是鲁国的职官名，以官为氏，表明少正卯出身也是世官贵族。他也在鲁国讲学，同孔子相竞争，吸引了孔子的很多弟子，以致“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惟颜渊未去”。^①

后来战国时代兴起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发生，正是这种私人讲学风气的产物。

二   孔子以讲学结社

讲学之风亦并非始于孔子。孔子授徒讲学，并不完全是私人性质，因他是具有宗社师儒的正式名份的。孔子作为鲁宗社之胥相，有正式名分可以传习礼教，聚徒讲学。

许多人以为，孔子是依靠弟子献奉的“束修”而谋生的。这是严重的误解。

清儒已指出，束修者，束须也。古人十五束发从学，曰“束修”。束脩并非是什么腊肉或者干肉。

有证据表明，孔子的学团是一个非但不收费，而且免费收养当时飘流于社会中的“庶子”（多馀人），为弟子提供食宿的社团。那么这个社团的经济来源何在？据《周礼》，宗社司祭是学官，教授贵族子弟书写计算及礼仪制度。而宗社中的社田，其收获正可以养育这些在籍的子弟。

孔子讲学的目的，一是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实施其政治主张。二是培养“君子”，即培养从政者——政治家、演说家（言语）、外交家和祭司（胥相）。“学而优则致于仕。”^②

春秋时代，正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百家诸子都兴起于此时。《汉书·艺文志》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十家，认为每一家都是出于某一种“王官”（政治分工中的官属专业）。但实际上，除老子一派道家具有源远流长的史官渊源外，^③    晚周诸子之学如墨、法、兵、名等，基本都出自孔子或其所传授的弟子们。

三、儒家不仅是学术社团也是雏型政党

孔子聚徒讲学，其真正目的并非仅仅是要传播学术，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了从事政治活动。通过教育传播一种政治信仰，孔子把愿意追随这种政治信仰的弟子们聚集在一起，组织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实际形成了一个政党——“儒党。”^①

这一点是过去研究儒家者从未指出，但我们却必须指出。“儒”这个团体不仅是一种学术团体，也是一种政治团体。儒者，就是为了实施礼教而组成的一个从事宗教兼政治活动的党团。

儒者们集聚在作为宗师和领袖的孔子周围，共同信奉和奉行以“六经”为主体的古代圣贤学说。其从学者称之为“弟子”（子弟的倒置词），他们与宗师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学与教的师生关系，也是承担使命和责任的“执役者”（韩非子言）。

党，语源来自堂。堂，即乡社，又称乡党。党人，就是同乡党之人，在打破血缘和地域的认同性后，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组织结构，就是“党人”的特征。

在孔子以前，当学在官府时，宗社所在的乡校之讲堂，是士子们聚集和评议时政的场所。

《左传》襄公31年曾记：“郑然明以学校谤国政。”^②孔子曾经赞扬子产，因为子产允许士子们在乡党中批评和评议国政。而批评政治也就是参与政治。孔子这时显然已意识到，在乡校聚徒讲学，是打破传统的贵族垄断政治，让作为边缘人的庶子游士们直接介入政治活动的重大契机。

十一     孔子建立儒党以“托古改制”

所以儒家、儒党这个组织，先为“党（政党）”，后为“教（宗教）”。

组织政党的原因，是为了“托古改制”（康有为的说法）。因其立党，所以孔子被称为“素王”。所谓“素王”，就是民间布衣之王者，也就是党徒们追随的领袖，相当于后来墨家的“巨子”。

这些儒者们，以先王留下的”五经“为教义。所谓儒术究竟是什么？西汉人陆贾说，指“五经”、“六艺”。五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何谓六艺呢？即以射、御为主的武功，五兵之艺与射道。

儒者尊奉孔子为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努力履行实践其政治学说和政治主张，从事政治活动。因此，儒者们组织成了一个在当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团体即党派。

由于孔子的出身是“少也贱”，具有曾经为贵族社会所所卑视的出身和贫苦的早年经历，使孔丘能够突破当时世官世禄的贵族主义观点。

所以孔子收徒，主张“有教无类”。类即分类、类别，第一是指国族、种姓，第二是指社会等级、阶级。也就是不以国族阶级制度分类，不歧视出身背景不同的年轻人，这在当时世官世禄的种姓制社会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正是这种用人眼光，使孔子的门下之徒不是只有学者，而且聚集了三教九流，集聚了一批才智杰出之士，为孔子的政治活动奠定了一个宽阔的社会基础。^①

^{【附注】原文中注文从略。}

【本文收入何新著《论孔学》，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出版。本博被作者授权转发，作者于文字有所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