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真相辨伪
——自由贸易神话的起源
梅俊杰
【内容提要】 亚当·斯密已被崇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自由贸易学说也据信由斯密“首先提出”，但广为流行的这些常识并非历史真相。有足够证据表明，斯密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早由其前人阐述，自由贸易学说亦非斯密的理论创新。不是自由贸易学说推动了英国的产业革命，倒是英国产业竞争优势的确立将自由贸易学说推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现实利益驱动下的意识形态化让斯密经济学难逃狭隘化、教条化、为尊者讳、党同伐异之类的通行弊病。
【关键词】 亚当·斯密 自由贸易 神话 真相
大凡确立一种意识形态，必然要造神，亚当·斯密就是为确立自由贸易意识形态而打造的一方始祖尊神。概而言之，流行的斯密神话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自由贸易论是由亚当·斯密首创的，正如他首创了现代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一样，斯密是突兀而立的经济学巨人；
由斯密首创的自由贸易论，连同其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以其无比的科学性、革命性和雄辩性，得到了迅速而普遍的接受；
斯密的学说，尤其是其中的自由贸易论，有力地推动英国率先走上了一条增进国家富强的工业化道路；
斯密学说不仅对英国是有效的，而且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只有遵循自由贸易等自由主义经济原理才能让世界实现持久的共同繁荣。
围绕亚当·斯密的造神运动至今一直在发展着。 2006年10月29日晚，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宣布，斯密的头像将荣登20英镑钞票。次日，英国《泰晤士报》评论道：“当年《泰晤士报》刊登的讣告称他笨手笨脚、丢三落四、没有商业头脑，如今亚当·斯密将成为20英镑钞票上的历史人物，他的现代经济学之父地位从此不可动摇。……他撰写的《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简称]主张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反对重商主义，并认为个人私利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公益。他的理论成为英国19世纪工业力量的奠基石。”[1]
神话不仅见诸报章，而且早已流布学界。作为例证，这里仅举一本2003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书店里销售着的严肃学术著作。这本于2001年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出版的著作名为《现代经济学的创立：伟大思想家的生平与理念》，在其开篇“第一章：一切源自亚当”中，有几段文字便以十分动情的笔触描述了斯密及其学说，这里不妨作一摘录：
“现代经济学的故事开始于1776年
“在此著名年份之前，6000年有记录的历史流逝而过，却未能就‘谋生’这一主题出版过一部重要的著作，须知谋生是个大问题，主导了几乎每一个人醒着的每一个小时。
“数百年、数千年里，从罗马时代一直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人类挥汗如雨，辛苦求生，往往仅够糊口果腹。……英国作家托马斯·霍布斯故此将人的生活形容为‘孤独、贫穷、潦倒、野蛮、短暂’。
“1776，一个先知预言的年份
“然后，1776年到来了，希望和期盼首次扩大到普通的劳动者。
“欢庆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的诞生不过是1776年数个重大事件中的一个而已。……
“一部纪念碑式的不朽著作诞生了
“此前四个月，一部同等不朽的著作在大西洋彼岸的母国英格兰出版。伦敦的印刷商威廉·斯特拉恩和托马斯·卡德尔发行了一部两卷共1000页的书，名为《国富论》。这是一部篇幅大、书名长的著作，注定会产生巨大的全球影响。其作者是亚当·斯密博士，一位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的宁静又时常独自出神的教授。
“《国富论》是全世界都聆听到的思想炮弹，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产儿的亚当·斯密在纸上写就了赢得繁荣和财富独立的普适性公式，这一公式在此后世纪中将使公民和领袖思考并从事经济贸易的方式发生革命性转变。此书的出版允诺了一个新世界，一个财富充裕而且富裕远非单纯金银广积的世界。斯密把这个新世界允诺给了每个人，不仅是富有者和统治者，而且还有普通百姓。《国富论》提供了一个公式，可将劳动者从霍布斯描述的那种世界的奴役性劳作中解放出来。总之，《国富论》是一份经济独立宣言。
“某些年份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1776年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先知预言的年份宣告了两种至为关键的自由，即政治自由和经营自由，二者相互协作，开启了工业革命。现代经济真正肇始于1776年之后不久，这决非偶然。
“正如乔治·华盛顿是新生国家之父，亚当·斯密是新创科学之父，他是财富科学之父。”[2]
何为“斯密崇拜”，上引文字已经作了明白无误的回答。什么斯密横空出世，斯密拯救亿万生灵，1776年开辟新时代，《国富论》提供了普适性公式，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开启了工业革命，等等，这些宗教般的命题在这里已经一应俱全。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文作者马克·斯考森的身份：美国著名的罗林斯学院的经济学和金融学副教授、投资通讯月刊《预测与战略》的编辑、《福布斯》杂志的专栏作家。（见此书封底作者介绍）这一事实典型地表明，对斯密及其学说的顶礼膜拜在西方学术圈、课堂里、财经界、传媒上是多么的司空见惯、理所当然，早已成为社会常识的一部分。而要命的是，由于西方的综合力量及话语霸权，这种信仰终于主导了西方以外世界的舆论，从而众口一词、积非成是、弄假成真、以讹传讹，真正地让斯密学说“注定会产生巨大的全球影响”。
然而，造神运动，不管是打造何种神祈、维持何类神话，依靠的手段不外乎歪曲历史、掩盖事实、高调兜售、反复灌输，斯密神话也是这样编织起来的。透过斯密崇拜的迷雾，耐心地沉入历史，谨慎地鉴别细节，相对独立地思考和怀疑，尽量开放地倾听被边缘化的声音，便可发现，这些所谓的常识实在与真相相距甚远！
有足够证据表明，亚当·斯密并无开拓性的创见，其所谓“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自由贸易论在内，早由其前人一一提出，甚至阐述得比他更加周密和系统。只是当英国的产业发展还处在需要贸易保护的阶段时，他人早熟的理论便注定无法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事实上，即使到斯密去世的1790年，英国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也未充分确立，自由贸易论之类的自由主义药方尚嫌超前，故而，就是斯密也还要等待相当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名满天下。与一炮打响的传说相反，《国富论》的出版不仅在斯密生前，而且在他死后初期，都未能为斯密带来一举走红的盛誉。可以肯定地说，远不是“英雄造时势”，即根本不是因为斯密学说而让英国率先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从而奠定了什么世界繁荣的基础。历史真相恰恰是“时势造英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时势找英雄”。也即，英国偏偏是依靠了与自由贸易论格格不入的政策，如此才率先确立了工业竞争优势，待到此时，现实的需要呼唤相应的意识形态，于是，幸运的亚当·斯密就被拉出来梳妆打扮一番，人为打造的神像从此便成为服务强者利益的最佳工具。
显然，在本书开卷就着力鉴别这一事实真相绝非因为染上了“考据癖”。当今的人们依然需要，甚至更加需要思考这些根本性问题：为何自由贸易总是得到强者的偏爱，而弱者的利益频频受到损害；为何在贸易问题上，强者经常是嘴上一套或者纸上一套，而实际政策却是另外一套。揭开自由贸易论确立阶段的这个历史盖子，将有助于从源头上打破弥漫在我们周围的自由贸易神话，从而清晰地透视这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原形。
一、缺乏创新缘何暴得大名
以为斯密天才般地创立了自由贸易理论，这种认识在西方，进而在整个世界，早已凝固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一本新近的中文版西方著作言之凿凿地宣称：“自由贸易原则是亚当·斯密1776年在其名著《国富论》中首先提出的。”[3]中国的教科书也常称：“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创始人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雄辩地证明了自由贸易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从而建立了古典主义的贸易理论。”[4]而且，除了把自由贸易论的原创权归到斯密头上外，人们普遍认为，斯密还首创了支撑自由贸易论的那些基本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比如，天赋自由、经济理性、追求私利促进公益、放任自流、看不见的手、管制有害、劳动分工、贸易共荣，等等，据说都是由斯密首倡的。在斯密著作中，尤其在《国富论》中，我们的确可以读到这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只是它们纯由斯密转述而来。细究经济学说史可知，不管是自由贸易论，还是那些相关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实际上无一由斯密原创，它们本质上都是斯密之前年代的产物，在斯密时代都已成为学术常识。
斯密之前早有深刻的自由贸易论述
在自由贸易论这个斯密似乎堪称鼻祖的领地，斯密不仅不是开风气之先的首创者，而且他也未必后来居上。即使按照偏于保守的估计，在亚当·斯密之前，至少有五位作者实为“自由贸易的完全的支持者”，至于倡导“较自由贸易”者，则人数起码还可翻倍。[5]据查，英国的经济学思潮在17世纪便呈现自由化的倾向，那些被斯密笼统地冠以“重商主义者”称号的（政治）经济学家大多在日益转向“重商自由主义”的立场。“多数重商主义者，至少从17世纪末起，更应被称为自由贸易者，而非保护主义者。”[6]所以，有学者提醒道：“把转向自由贸易的任何变化都归因于斯密，我们对此须持谨慎态度，人所熟知，许多所谓重商主义文献已在反复讲述‘自由’的好处。”[7]也有学者明确指出：“托马斯·孟……查尔斯·达维南特、尼古拉斯·巴尔本、乔赛亚·蔡尔德，特别是达德利·诺思爵士，已经提出了倡导外贸自由的理论，其阐述的明确和清晰程度一如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亚当·斯密。”[8]此外，比斯密早了半个到一个世纪的其他人物，从威廉·配第到亨利·马丁，都“提出了赞成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普遍原理及部分理由”。乔赛亚·塔克曾被法国经济学家称为“认识到自由贸易之优势的惟一作者”，他稍长于斯密，斯密所藏图书中就有塔克的著作，在观点上也从中多有吸收。[9]另外，人所共知，长期游历法国的斯密深受以佛朗索瓦·魁奈为首的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而“重农学派也许真正是第一个主张无条件自由贸易的集团”[10]，“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如在其他方面一样，斯密从重农学派那里受到了启发。”[11]
具体从学理上说，远在13世纪即有一位欧洲大陆人，人称“米德尔顿的理查德”，他构想了用以解释国际贸易利益的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初步模型。[12]很久之后，“[塞缪尔·]福特里在1673年阐述了亚当·斯密一个世纪以后才会提出的大致相同的内容，即自由贸易会让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13]亨利·马丁、雅各布·范德林特、马修·戴克、乔赛亚·塔克等也均早于斯密，探讨了要素禀赋和优势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交易之利弊等命题，塔克、戴克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观点甚至比斯密更加自由化。尤其是马丁在1701年发表了坚定并系统地支持自由贸易的政论册子《关于东印度贸易的思考》。此书批评了贵金属主义论；认为不应对进口设置任何限制；强调自由进口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将最终让整体的英国经济受益；提出自由贸易有助于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等等。[14]贸易学说史家不止一次指出，“马丁在许多方面以比亚当·斯密更为深刻的推论阐述了自由贸易的逻辑”。[15]再有，艾萨克·杰维斯1720年出版的《世界贸易体系或理论》对国际交换和支付作过深入分析，形成了首个国际经济总体均衡理论，得出了“全面呼吁普遍自由贸易”的结论。其理论被后人认为是“政治经济学最早的正式体系之一，为自由贸易作了最有力的实际论证。”[16]还有，德国人恩斯特·路德维希·卡尔在其出版于1722－23年的《论君主的财富》之第二、三卷中，已经阐述了利用比较优势条件、开展国际分工、进行互利交易的思想，而且据考证斯密了解此人著作，斯密有关分工的论述“有时甚至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一样的”。[17]此外，法国人诺埃尔·安托万·普吕什在其出版于1732－50年间的《自然观察》之第六卷中，已经“提出了通常被谬称为‘李嘉图模型’的谷物经济模型”，而且据考证斯密也是完全能够接触到该著作的。[18]
为展示斯密之前已很深刻的自由贸易思想，这里特以马丁《关于东印度贸易的思考》为例，作一介绍亦供佐证。发表于1701年的这本册子共有80页，旨在支持丝绸和棉纺织品从印度的进口，在辩护过程中，作者十分超前地表述了自由贸易论的经典见解。首先，马丁已把国际贸易置于比较劳动成本的坚实基础之上。他说过：“如果九个劳动力在英国不过生产三蒲式耳的小麦，而在另一国家中九个劳动力能生产九蒲式耳的小麦，那么把劳动力雇佣于英国国内的农业生产，不过就是从事了外国三个劳动力就可完成的工作，……这等于我们所雇佣的六个劳动力没有创造利润，而这些劳动力本可以被雇来进行其他生产，以让英国获得同样多蒲式耳的小麦。故此，[让其在英国从事农业]等于是损失了六蒲式耳小麦，或者损失了这么多的价值。”[19]显而易见，马丁已经抓住了作为自由贸易基础的成本优势问题，若比较斯密75年后《国富论》中的相关内容[20]，马丁显然有过人之处，故此有定论：“在对自由贸易理由的分析性贡献方面，说马丁甚至超越了斯密并非无理之词。”[21]
其次，马丁进一步阐述了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利益，以及贸易限制会造成的危害。他说：“可以从印度进口那些利用比英国更少人手便可生产的东西，允许消费印度的制成品等于是减少劳动的损失。……限定我们只消费英国制成品的法律，等于强迫我们亲手生产它们，强迫我们消费本可由较少劳动而现在却由较多劳动提供的东西”。据此推理，贸易及消费限制“等于让许多人劳而无功，让王国无利可图，干脆说，实把本来可以创造利润的劳动扔掉了”。再次，马丁正面指出了自由贸易带来的竞争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他说：“鉴于东印度贸易能以较少因而也是更低廉的劳动获得进口品，这种贸易是一种非常可能的方式，会迫使人们发明工艺和机器，这样，其他事情也可能因此以较少和较廉的劳动来完成，从而会降低制成品的价格。”马丁还专门以布匹和钟表为例，论述了国际贸易基础上的专业化所能带来的效率提高。同时，马丁相信自由贸易不会带来有害的失业，相反会带来最大的就业。他说：“东印度贸易没有摧毁任何有利可图的英国行当，也没有剥夺我们希望保留的任何就业”；假如节省劳动的制成品进口真的“意味着一定数量的人无法操持旧业，东印度贸易也只是让这么多人无法从事原对王国无利可图的工作，公众不会从这种行当和这种雇佣方式的丧失中失去任何东西”。他坚持认为，贸易开放“最可能为所有人创造工作”。限于篇幅，马丁用来支持自由贸易的其他一些观点，包括消费海外新奇产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商人自有良善判断等等，就不再一一赘述，重要的是应当意识到这些思想的巨大超前性。[22]
自由经济学核心理念亦非斯密首创
与自由贸易论关系密切的其他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同样也非斯密首创。关于天然自由理念，包括天赋贸易自由理念，且不论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古典哲学，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这方面的论述，至少在16、17世纪，西班牙和荷兰的神学家和法学家已有系统理论。道理很简单，比英国领先一步赢得海上霸权的强国自然更为迫切地需要为海外征服权和贸易权进行辩护。弗朗西斯科·德·费多礼亚于1557年宣称，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土地拥有自由通行等权利，这是得自天赋的“国家之法则”。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于1612年也认为，基于“国家之法则”，自由的国际商业交往天经地义，所有民族和国家都不应违背。雨果·格劳秀斯在《论海洋自由》（1608年）等近现代国际法奠基之作中认定，所有人都有权从事相互间的自由贸易，并拥有通过“正义战争”捍卫自己利益的权利。德国法学家塞缪尔·普芬多夫于1660年，还有其他人，也作过类似的表述。[23]所以，约瑟夫·熊彼特指出，虽然斯密认为自己在1749年最早提出了天赋自由原则，但实际上，“前人例如格劳秀斯和普芬多夫都已十分清楚地阐述了天赋自由原则”，“斯密的分析骨架师承于经院哲学和自然法哲学家，不仅格劳秀斯和普芬多夫的著作中有现成的这种骨架，而且斯密的老师哈奇森也向斯密作了传授。”[24]也有研究者指出，关于不同国家天赋条件不同、理当贸易互利的思想“在16世纪以及随后的英国神学家那里显然是寻常可见的学说。”[25]
关于经济理性、追逐私利促进公益等理念，查尔斯·达维南特在1695年就宣称，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存在着一条超越任何政府法规的法则，它本质上以个体的私利为基础。[26]同样，强调个人私利与公共利益相互和谐的观点一向被误认为堪称“经济学核心矛盾”的“亚当·斯密悖论”[27]，然而，“肯定无疑，关于市场上行为自私的个体可以促进公众利益这一想法早在17世纪的著作家那里就已相当普遍。”[28]的确，达德利·诺思、路维斯·罗伯茨、亨利·帕克、理查德·堪布伦、乔赛亚·蔡尔德等人在17世纪发表的著作，乔赛亚·塔克、詹姆斯·斯图尔特等人最迟至1760年代发表的著作都已提出，个人自发的谋利行为可以促进公共的福利；商人的行为虽然动机在于自利，但总是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最有名者当数伯纳德·曼德维尔，他于1714年出版《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正如其书名所示，他认为对奢侈和自爱的追求会带来一个勤勉的社会和一个繁荣的经济。据查，斯密书中相关的“整段文字可在斯密于格拉斯哥大学讲课的讲稿中找到，几乎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完全是从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中转录来的。”[29]法国人皮埃尔·勒·佩桑·布阿吉尔贝尔写于1690－1710年间的作品同样已经提出，私利驱使下的个体虽然谋取个人利益，客观上却在促进公益。[30]据考证，曼德维尔和布阿吉尔贝尔本身还是受到了更早两位法国道德学家皮埃尔·尼古拉和让·多马的影响，斯密的观点与其十分相似[31]，从中至少可见渊源之流长。因此，早有定论：“‘经济人’的概念，通常以为是19世纪古典学派的发明，实为重商主义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些作者已经先于亚当·斯密，阐明了斯密的基本原则，即个人在追求自己目的时，往往同时在服务于公众利益，故而不加管制的贸易是可取的。”[32]
关于自由放任、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等理念，斯密亦非原创者。在17世纪，西欧的经济思想中已包含两股思潮，即在所谓的重商主义之外，还存在着自然法哲学思想，后者早已在呼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有名者就是法国所出现的经济自由派别，“放任自流”一词原即来自于法文laissez-faire et laissez-passer (自由放任，自由流通)。布阿吉尔贝尔早于斯密揭示了市场通过价格所发挥的连接和协调买卖双方并使之竞争的功能，得出了经济繁荣并不太需要政府干预的结论。[33]普吕什也提出了斯密以后重复的观点，除讨论垄断是否可取、工人是否应当陷于贫困、劳动分工有何意义之外，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甚至“看不见的手”这些观点都已出现。此人著作有英文译本，最早出现在1739年。[34]“1749－50年，产业上的天然自由思想并非仅仅限于斯密一个人的头脑之中，在苏格兰同他直接交往的人们当中也很流行。大卫·休谟和詹姆斯·奥斯瓦尔德当时也就该问题有书信往来。”[35]实际上，“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统共只分别出现过一次，并且是指“自然法则的体系”，而非后人理解的“市场”。[36]相反，有关市场价格机制，包括货币流动的自我调节机制，这一理论的“英国渊源可谓举不胜举”。[37]“甚至重商主义文献中也包括了很多可以被恰当地视为放任自流思想之先声的东西。”[38]一度担当斯密赞助人的亨利·霍姆·凯姆斯在其1774年出版的著作中“显示出充分了解决定价格的诸多力量。”[39]理查德·坎梯隆也对市场的自我调解机制作了非常清晰和成功的解释。“斯密之前的许多作者都已认识到在某些部门存在着自我调整的力量，……例如杰维斯和休谟对国际贸易的看法，诺思、曼德维尔、乔赛亚·塔克关于国内市场、劳动和资本市场的看法。”[40]而且，“斯密本人对保护政策所作的批评不会比诺思的严厉批评更好一些。”[41]所以，经济学说史家认定：“斯密对于‘看不见的手’的坚持并没有像人们先前认为的那样有激进意义。”[42]
关于劳动分工理念，尽管《国富论》中以扣针为例论述劳动分工的第一章往往最为人传颂，但它不过是在重复常识。“人们错误地把发现‘劳动分工’归功于亚当·斯密，可古希腊人都熟知将工作分给专门行当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我还没听说斯密之前有哪个经济学家未能对此有所观察并对其益处有所评论。”[43]费尔南·布罗代尔也说过：劳动分工“这个旧概念远在亚当·斯密以前，已被威廉·配第、恩斯特·路德维希·卡尔、弗格森和贝卡里亚所指出。”[44]的确，威廉·配第在其《政治算术》（1676年写成，1690年出版）等著作中曾分别以织布、船运、制钟为例论述过专业化分工以及规模经济问题。斯密之前深入分析过分工问题的至少还有马丁（1701年）、曼德维尔（1714年）、亨利·马克斯韦尔（172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1729年）、塞缪尔·麦登（1737年，其所著《每周观察》见于斯密私人藏书）、弗朗西斯·哈奇森（1755年）、约瑟夫·哈里斯（1757年）、亚当·弗格森（1767年）、乔赛亚·塔克（除1774年出版物外，其另有两部著作论述分工问题，斯密拥有其中之一）。他们的探讨涉及专业化分工导致技能熟练、效率提高、产量增加、质量改善、成本和价格降低、对劳动者综合要求减少、分工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此外，普吕什（其著作英文版问世于1739年，且以“针”为例讨论分工问题），以及法国的《百科全书》（就以“扣针”为例论述分工之益处）等亦被认为对斯密产生了重要影响。[45]斯密有关分工可能带来异化后果的论述则受到了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的影响。[46]再有，法国人安·罗伯特·雅克·杜尔阁出版于1766年的《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中已提出了十分完备的分工理论，斯密受到此书的影响非同一般。[47]所以，熊彼特说，一般认为《国富论》“最精彩”的关于分工的部分，尽管斯密将之置于卷首作了强调，实际上“没有任何富有创见的东西” [48]。
西方发达（政治）经济学传统久已有之
以上从已有研究中辑录的材料清楚显示，通常归功于斯密的那些基本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包括自由贸易论在内，事实上均非斯密首创。即使不以《国富论》正式出版的1776年为界，就是按后经发现写于1763年的12000词的“国富论早期草稿”衡量，甚至再考虑更早的著作酝酿期，这一结论的总体有效性仍不容否定。正因如此，熊彼特在罗列了斯密应当了解并学习过的一长串经济学家，包括那些“因犯有‘重商主义错误’而为他轻视的作家”的名字后，结论性地指出：虽然“一些人把斯密的著作吹捧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著作”，但“事实都是：《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理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49]雅各布·瓦伊纳也认为，“在经济分析的具体点上，一些前辈做得比斯密要好，斯密未能充分吸收休谟、重农学派和杜尔阁的某些真正有价值的分析性贡献”[50] ；“在每一个细节上，单独地观察，斯密看来都有大量前辈。只有在很少细节上，他能与前辈中最好者具有同样的深刻性。”[51]埃里克·罗尔指出：“在他的经济观点逐渐成熟的25年或更多的期间内，斯密接受了很多前人的影响。虽然他在《国富论》里很少提到早期的著作家，而且几乎没有承认受过他人的启示；可是很容易说明这本书的任何重点都不是他的创见。”[52]
了解斯密之前经济学发展史的人对此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1620年代]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某种我们可以称为现代经济学的东西诞生了。这决不是斯密及其最密切盟友的一项发明，相反，它缓慢地浮现，在此过程中，市场分析的工具箱逐渐完备并日趋复杂。”[53]作为佐证，请注意这些历史事实：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西欧“在1662－1776年间无疑已经拥有最高质量和兴致的贸易、商业和政治经济学作者”，“以后将成为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学持久核心的那些问题，随同由这些问题的方法、理论和政策而产生的大多数经久不息的对立观点（基本上至今仍未有定论并经常激烈争辩着），都可发现已在该阶段的著作中开始被人探讨”[54]；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在实际洞察力和实际有用性方面几乎不比《国富论》差” [55]。显然，斯密之前的一两百年中，在西方，尤其是在英国，已经存在高度发达、十分成熟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包括自由贸易论在内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想并不新鲜。
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缺乏创新者缘何能够浪得虚名，就如取得创新者却何以未能实至名归？如果斯密拥有的盖世盛名不完全来自学术因素，那么，是什么样的非学术因素在起作用？看来，这倒是一个真正的堪称“经济学核心矛盾”的“亚当·斯密悖论”。
自由贸易论真正首创者何以反遭埋没
在清理斯密与其前人自由贸易方面的思想渊源关系时，你不能不为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反常”现象所震惊。既然亨利·马丁早于斯密75年就在对自由贸易的理论分析方面超过亚当·斯密，为什么马丁未能脱颖而出？同样，既然在18世纪早期，卡尔就已触及比较优势概念，还有，普吕什已提出“李嘉图模型”，他们怎么就未获世人青睐呢？而且，似乎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些真正的先行者不仅未能获得应有的名声，甚至还无一例外地几乎都被彻底埋没！继1701年初版后，“亨利·马丁的小册子在1720年重印过，因此不可能为其同代人完全忽视。但是，他的论辩看来未能引起任何见诸文字的讨论或反驳。”更有甚者，马丁此后长时间内居然“未被引证或者追随，直到19世纪早期才被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拉姆齐·麦克库洛赫从可能的湮没中拯救起来。”[56]近至1983年，还有人在进一步证明马丁确为其论著的作者这类问题。[57]一个“在前斯密作者里出类拔萃堪称异数”的自由贸易理论家不仅未能如斯密般名扬天下，反而差点被历史尘封，这是令人诧异更启人深思的问题。无独有偶，全面阐述了普遍自由贸易的“杰维斯的小册子很长时间内似乎几乎完全不为世人所知”，以后虽曾获得一位收藏家的极高评价，但一直要过了两个世纪，即到1930年代，才由雅各布·瓦伊纳“充分地重新发现杰维斯的著作及其重要性。” 然而，此等历史现象决非仅在英国偶然发生。最早在法文版著作中提出了“比较优势”等重要思想的德国人卡尔居然也“被忽视了太长的时间”，也是在两个世纪之后才由经济史家重新挖掘出来，并随后被奉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创立者”。[58]
这几位自由贸易论的真正先驱，在英国和法国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不仅未能受到追捧，反而几乎同被历史埋没。此等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发生，不能不让人思考一个问题，即既然（政治）经济学涉及一个国家的重大利益，按照斯密自己的定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59]，那么，在这样的领域里，一个理论及其创造者，难道仅仅是具有原创性或者新颖性或者逻辑性或者科学性，而不切合当下现实的需要、不计及政策建议的后果，便可以成就功名吗？换句话说，与现实利益紧密挂钩的理论及其首创者，其废存和沉浮难道可以不受现实的影响或者选择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自由贸易论先驱终究被淘汰，究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他们的理论太过超前于现实，而超前就是不合时宜，就是难以行时得势。贸易学说史家就诺思、巴尔本、马丁等人的命运论道：“这些人播种了亚当·斯密日后收获的东西，但他们的思想超越了时代，对于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实在具有太大的颠覆性，故而无法取得成功。”与之适成对照，约翰·洛克的贵金属理论及贸易保护思想则“大行其道，因为其想法与议会权贵的利益和谐呼应。”[60]由于是否合时与是否行时之间存在此种逻辑关系，我们便看到这样的结果：“当英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舆论依然强烈地反对自由贸易思想时，杰维斯的小册子看来对其同代或后来者甚少或者没有影响。”同样，马丁的自由贸易理论在当时的政治圈和舆论界也自然只能“不受欢迎”、“简直被置之不理”，“不得不再等待几乎一个世纪才会获得人们坦然的赞赏。”我们还可以进而言之，既然英法两国迟至18世纪都还是以贸易保护为国家政策的基石，那么，超前的自由贸易论遑论行时得势，实际上只会成为危及国家利益的异端邪说。这绝非夸大其词或者危言耸听，沃尔特·贝奇豪特在1895年便说过：“在现代英国人看来，‘自由贸易’是令人生厌的正统教义中的一条普遍真理，因而他难以充分地记得，一百年前它不过是不可想象的异端邪说。那个世界的全部商业法则都立足于保护主义理论。”[61]以此为背景，前述先驱屡被埋没的“反常”现象也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它足可让人悟出斯密成名背后的玄妙因缘。
二、现实需求选择理论工具
显而易见，当英国或其他国家尚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以确立显著的产业竞争优势之时，不管有多么完善合理的自由贸易理论，它也难免束之高阁甚至千夫所指的命运。反而言之，既然英国经过工业革命赢得了综合的产业竞争优势，现实利益需求便注定要催生或者挖掘出一套自由贸易意识形态，不管它叫什么名号，也不管它是否原创，甚或是否与工业主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与斯密学说开启工业时代的神话正恰相反，“斯密的著作非但不是对新时代的预告，相反，甚至最肤浅的读者也能看出，他对工商业者怀着深刻的憎恶，讽刺和批评唯恐不及”，“斯密不能被看作新兴工业主义的前驱者。他以其坚韧的性格，墨守农业，不放过每一个机会表达他对农业的偏好。”[62]另至少有三位知名经济史家指出：“亚当·斯密就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存在”，“斯密未能预见到工业革命将会带来的变化”[63]；斯密“并没有想要解释工业革命的到来。实际上，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即将发生”[64]；“斯密撰写其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时置身于这些事变[工业化变革]当中，但他未能提及它们”，斯密和“古典经济学家干脆就没有理解其周围正在发生的事件。”[65]
然而，这一切又有何妨呢？单凭他对自由贸易的虔诚膜拜，已趋成熟的现实需求就会制造一个神化的斯密幸运儿。熊彼特的看法就是：“斯密的运气很好，他的好恶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完全一致。他鼓吹的是现成的东西，所作的分析也是为这些东西服务的……斯密的观点并非很特殊，而是当时流行的观点。”[66]熊彼特称斯密与时代风尚完全一致，这是在一个宏观的历史大框架中作出的判断，它道出了斯密声名鹊起与时代需求在宏观上的吻合性，这种吻合性在对比斯密与其自由贸易思想先驱者的不同命运时尤可清晰地观察到。
《国富论》尚需等待时机才能切合需要
当然，在熊彼特的宏观大框架之内，如果具体深入历史细部，则尚应看到，斯密还是比熊彼特承认的要稍微超前于其时代。从《国富论》面世的1776年到斯密去世的1790年，英国的工业革命总体上尚处于发动展开阶段，英国还未确立充分的国际产业竞争优势。“依据新近的研究，必须承认，工业化是一个比曾经认为的要缓慢得多的过程。制造业对国民产出的贡献在1740年代并无显著的上升；1780年代的迸发大体上限于棉纺织品；直到1820年代，新产业在数量上的分量才施加到整体经济上。”[67]另两位经济史家以实证研究确认了这一点：“大约在1820年出现了一个转折点”[68]；“经济一直到1820年代才达到持续年增2％的速度”[69]。既然如此，现实需求应当不会太早地追捧自由贸易论，不管该理论由谁提出。令人兴奋的是，历史事实充分印证了这一判断，从而在微观上也彰显了斯密日后暴得大名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吻合性。
与流行观点相反，斯密远不是随《国富论》的出版而一鸣惊人，不要说在他有生之年，就是在故去后的至少十年中，他都未能享有盛誉。“《国富论》出版之后大约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才开始出现清晰的证据，表明这部书在首要的经济思想家那里确立起权威。”[70]“有许多证据表明，虽然斯密在《国富论》出版之后又生活了14年，但斯密经济学的胜利终其一生都没有到来。”[71]还有一说，“斯密去世之后很久，直到如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向世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文献主体作出贡献之后，斯密的思想才在立法中得到贯彻，这最早于1820年代和1830年代发生在联合王国。”[72]很显然，历史还需要等待英国产业竞争优势充分确立之后，才会把斯密转述的自由贸易论推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那种认为《国富论》立刻成功的观点，一直是西方历史学持久不衰的陈词滥调之一，可是缺乏清晰的证据来证明之。”[73]
考察亚当·斯密在经济领域迟来的成名过程，可以进一步支持前述结论，即实际上主要是英国当时的现实利益需求在物色和锻造意识形态工具。从发行数字看，《国富论》1776年的初版印数据推测不过500－1000册，近两年后出第二版，印500册，再过六年，即1784年始出第三版，印1000册，前三版跨越的十年里总发行2000－2500册。1786、1789、1791年，《国富论》第四、五、六版问世，总发行4750册。[74]虽则就初版发行量，出版商认为，“作为一本需要人们深入思考才能有所收益的书，其销路比我预料的要好”[75]，但深入研究表明，公众对《国富论》的需求只是在斯密一生的最后五年中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然而，即使是新近出版的经济学说史著作也还在重复不实的俗套陈说，称《国富论》“很快就得到了成功，第一版的两卷本几乎一下子就告售罄。该书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极为有利的热烈欢迎，它的影响……那么巨大而又广泛”，云云。对照《国富论》的有关发行数字，哪怕按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无法给人以《国富论》不胫而走、斯密一举成名的印象。事实上，重弹不实老调者随即也不得不承认，“确实，要使他的著作产生实践效果需要经历时间。……直到1820年代，英国的关税壁垒从来都没有实行过什么重大的削减。”[76]
从最初的书评看，尽管绝大多数较有声望的刊物对《国富论》作出了反应，但所有评论家只是笼统地说，斯密的“主要观点值得高度重视”，却并未指明斯密的观点与既有观点有何重要区别，也并未提到“哪些观点会对英国社会可能产生何种影响”。即使是斯密的友人，包括大卫·休谟，在《国富论》出版后致作者的信件中固然对斯密给予了颇多的赞誉，但看来也是礼貌祝贺多于精当评判。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在19世纪最初20年之前，许多人认真地探讨过他的论点，也没有证据可以支持那种依然通行的看法，好像斯密的著作‘与时代精神完全合拍’，或者同代人在不知不觉间会成为他的‘信徒’”。[77]在斯密的有生之年里，舆论界此种反响平淡的状况未有改变。有研究者在考察了当时的主要刊物《每周评论》和《批评》的反应后得出结论，“总体而言，似乎可以合理地断言，18世纪下半叶的两份重要刊物到亚当·斯密去世的1790年，都没有把他引为经济政策方面的可靠指导者。”甚至斯密家乡苏格兰的刊物《苏格兰人杂志》和《爱丁堡每周杂志》也并未“显示对斯密的任何特别兴趣”，它们没有“特别有心去支持自由贸易的说法”。[78]可见，《国富论》的反响不过平平，更没有如想当然者认为的那样成为什么自由贸易论的旗帜。
斯密对同代决策者的影响相当有限
事实上，斯密自己倒还颇有自知之明。他深知，自由贸易等自由经济思想不管在观念层面有多少优长，毕竟“大大超前于18世纪欧洲的实际政治和社会态度”[79]。斯密明确说过：“期望自由贸易在不列颠完全恢复[即恢复至斯密思想中的天然自由状态]，正如期望理想岛或乌托邦在不列颠设立一样荒唐。”[80]他还在1780年的通信中坦陈：“我几乎忘记我是《国富论》的作者；……我疑心我现在几乎是我自己书的唯一主顾”；“报纸上刊登的对我讽刺的无数短文，你不值得花时间予以注意。但是，总的来说，攻击我的文章比我预料的还要少些。”[81]斯密的这些话中也许有自谦和自嘲因素，但总归反映了大致的事实，表明斯密学说与时代气氛还很不合拍，他在相当长时间里根本没有受到舆论的热捧。
倒是有一封对斯密的批评信至今值得注意，那是《国富论》问世半年后出现的“波纳尔总督致亚当·斯密的信”。除例行的赞扬外，信件作者指出，斯密就英国的美洲政策和贸易限制措施所作的阐述经常过分纠缠于纯理论构想，以致无法看清自己著作的危险操作后果。波纳尔的结论是，斯密“很像一个未曾执业、茫然无策的庸医，手拿截肢手术刀跃跃欲试，却毫不精通回春之医术。”[82]若将同代人对斯密的尖锐批评与日后自由贸易对弱势方带来的后果进行对照，无法不让人扼腕叹息。
不过，应当指出，像这样高调的批评，就如高调的赞扬一样，在斯密的余生中还是罕见的，反响平淡才是总的基调。斯密去世时的情况可资证明。据考证，“斯密之死在英格兰，乃至在其家乡苏格兰，甚少引起关注。发表的讣告很少，而且并不恭敬。《年度档案》在其报道亡故消息的‘编年’栏目中，给了斯密12行文字，同栏中却把65行给予了梅厄·瑞，一位对气压计有兴趣的副军需官。”[83]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斯密之死“甚至还没有一个活跃的牧师的死引起的震动大，例如，30年后远没有斯密有名的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的死引起的震动就比斯密大。报纸上刊登的斯密讣告照例只有两小段文字”。难怪当时有人在信件中提到，“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死”。[84]
从实际政策面来看，斯密在世时的影响的确相当有限。财政大臣弗雷德里克·诺思为对美战争就开征新税问题咨询于斯密，事后还以苏格兰海关专员一职给予报答，但实际的政策动议与《国富论》中流行的批判政府管制、倡导自由贸易之类的观点简直是南辕北辙。故此，以自由主义经济教条论之，通常的结论是：《国富论》“所提论点在国内事务中产生影响的直接证据明显缺乏”[85]。1783年，《国富论》首次在下院被引用，但大臣“福克斯只是很随便地引用了斯密的话”，并未涉及斯密的核心观点。“其后，下院便没有人再提到这本书，直到1787年罗伯特·桑顿先生为了替英法贸易条约辩护，才又援引了这本书。”而“在上院，直到1793年才有人提到这本书。”[86]
从1780年代末期起，即便斯密言论在英国议会辩论中得到引用的频率在增高，但也应当知道一个对比性事实，即议会“18世纪的辩论充满了对约翰·洛克、大卫·休谟、格雷戈里·金、查尔斯·达维南特、乔赛亚·蔡尔德、威廉·配第、乔赛亚·塔克、阿瑟·扬等人经济学著作的引用。而且，与对这些作者的援引次数相比，对斯密援引的次数还是微不足道的。例如，18世纪的辩论中对斯密共提及40次稍多，但对亚瑟·扬大作的引用却有数百次之多。事实上，与其他经济学权威相比，斯密不过排在可怜的第九、第十位。”[87]对1776－1800年斯密在议会中被援引的专门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即使是在《国富论》出版之后25年，议会两院基本上对其信条满不在乎，对其真理性抱怀疑态度，对其可应用性没有把握。”[88]
议员援引斯密开始增多的一个重要背景，恰恰是因为出现了两个与自由贸易相关的事件：一是国际形势趋紧使英国在1770年代末必须正视爱尔兰有关放松对其贸易压制的呼声；二是英国与法国于1786年订立了促进自由贸易的“艾登条约”。研究表明，不是斯密的学说带来了这些推动自由贸易的事件，他当时的影响力远不能达到如此的程度，相反，倒是这些事件为斯密的走运提供了推动力。当然，在爱尔兰问题上，《国富论》据推测影响过有关策论的提出者，斯密也确实为英国政府提供过咨询意见。然而，与斯密要求完全放开贸易管制的建议相比，最后出台的政策还是谨慎、节制和务实的，因为当时的决策者“受到了乔赛亚·塔克先生，而非亚当·斯密的引导。”[89]实际从政者权衡利弊、折中极端的做法是毫不奇怪的。正如当时的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对斯密所言：“斯密博士，您站在教授的讲坛上当然可以象讲纯数学那样讲授自由贸易理论，但议员们却不得不一步步地慢慢来，因为他们要受到利害关系和优先次序的摩擦，行动必然受到阻碍。”[90]
即使1779、1780年的爱尔兰事件在指向“较自由贸易”，它也“既没有确立《国富论》的权威，也没有激励人们更系统地研究该书。”至于艾登条约，有言：“似乎无法证明英法商约或者1780年代的其他任何外交举措受到斯密著作的某些引发或指导。”[91]相反，主持1786年英法商约的威廉·艾登虽然曾经赞扬过《国富论》，但还是称那些贸易定理“在纸上看来正确，在实践中不应被信任”。[92]更有人一语道破，“斯密本不会是他所处时代议会的首要经济学权威，可看起来只有随着英法谈判的成功，他才多少变成一个权威。”[93]除此之外，正如经济史家“芒图很公正地说：‘与其说是斯密的著作，毋宁说是美国独立战争，证明了旧政治经济学的腐朽性，并导致了它的崩溃。’”经济学说史家由此确信：“把斯密思想的胜利完全归功于他巨著的影响，未免言过其实。有不少部分必须归功于当时多少有些偶然的客观条件。”[94]综而论之，“斯密作为政府顾问的时候并不成功”[95]，正是现实形势的变化在抬高斯密，而非相反。
是辉格党派的政治需要在抬举斯密
还可证明的是，在现实需求逐步抬举斯密的初期，主要是党派政治在起作用。应该说，在斯密之前的英国，党派利益就左右着贸易问题上所持的政策立场。“1680、90年代，英国经济学思想领域自由贸易的早期支持者，几乎肯定都以政治考虑为其动机。”[96]经济学家因政治考虑而完全颠倒自己在贸易问题上的观点，这种例子也屡见不鲜。譬如，一般被认为是重商主义者的达维南特，曾以现实政治利益为动机而倡导过自由贸易，故而被史学家称为“政治机会主义者”。同样，那位早已系统提出自由贸易论的马丁，后来转向保护主义立场，“站在托利党一边反对与法国订立的贸易条约（1713年），他明显地像达维南特一样，非常关注政党政治。”[97]再如，作为“彻底的自由贸易论者”的诺思，“他的自由贸易观点，与其说是分析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由于他对保守党的忠诚。”[98]18世纪下半叶起适值英国政坛托利党和辉格党角力争锋的一个高潮，随着英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正开始酝酿着范式转型。因此，期望贸易领域乃至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构建完全在象牙塔里进行是不现实的，同样，也不可能期望某一经济理论，尤其是贸易理论在出笼之后，不受到现实政治的剪裁。
就在这一政治纷争中，一方面，斯密以其高度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姿态，包括对自由贸易的鼓吹，而赢得了当时执政的辉格派的注目。斯密不是不讲政治立场的。为了批判现有的经济管制，“斯密对于重商主义派追求自由、启蒙和进步的纲领闭口不言，足令人惊异。……在其对重农主义的讨论中，斯密又避而不谈谷物自由贸易的两次试验所遭遇的失败。”[99]实际上，正如传记中两次明确提到：“斯密始终是一个坚定的辉格党员”[100]。“对于亚当·斯密的激进辉格派倾向，任何一位学者都不会怀疑”，“正是那些激进辉格派议员在1776－1800年间最为一贯地在提及斯密的名字。”[101]另一方面，辉格派及其所代表的力量又对斯密学说进行着符合自己需要的改造。据考察，从1780年代到1800年，一本《国富论》日益被简化为一条单一的原则，即“一切贸易都应当自由”。这种对斯密的改造也包括，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为了维护英国社会和政局的稳定，刻意剔除斯密学说中的政治自由主义内容，从而让原本的斯密形象，即“准法国的、准无神论的、准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家，消解为关于经济自由的简单药方。”[102]
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让双方都各取所需并且各得其所。“某些政客在议会公开地称颂《国富论》，由此而极大地帮助了斯密的事业”。例如，据考证，辉格派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和威廉·皮特于1783、1791年在议会中对斯密的援引和称赞便促进了斯密著作的再版和声誉的上升。[103]不过，意味深长的是，那位在下院最早提及斯密观点的福克斯私下曾说，他“没有读过这本书[《国富论》]”，且曾“对斯密及政治经济学本身表示了极端的轻蔑”；他“不相信自由贸易”。[104]而“皮特内阁的实际经济理念更接近于另一位经济学家，即斯密的同代人詹姆斯·斯图尔特，此人的著作强调有必要在货物与服务的交换中保持‘财富’的平衡”，毕竟当时“旧有的注重贸易平衡的重商主义观念依然存在。”[105]但不管如何，需要“打鬼”时，打造的“钟馗”终究是个可用的帮手。比如，“在英国围绕废除‘谷物法’的论辩中，斯密的名字就足以成为自由贸易益处的立论依据。”[106]总之，斯密学说与辉格派政治的渊源关系无比密切，以致经济学说史家指出：“把《国富论》奉若《圣经》，认为其出版终结了充满经济学无知和重商主义偏见的中世纪，并开辟了经济进步、自由贸易、政府放任自流的新时代”，这是一种“对经济学史的辉格派解释”。[107]
工业优势的确立才让斯密暴得大名
斯密去世之后的十几年应当是斯密获得声誉的关键时期，因为1793年时，一位辉格党人、同时接掌斯密在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职位的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追忆斯密时，还在希望“到一定时候”，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学人将追随斯密的榜样，而仅仅过去十年，斯图尔特的一位学生就谈及围绕斯密的“迷信般崇拜”。对于这样的显著变化，不少研究者都坦诚：“有关斯密著作被神化的过程，我们的了解依然少得可怜。”[108]然而，当把目光投向英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特别是考虑了上文指出的学说与政治互动的关系之后，则这个问题并不难以获得某种答案。
正如有人指出，“随着英国的工业优势到1800年时明白无误地展现出来，我们可以期待，自由贸易开始成为英国制造商的最佳政策”；“英国的工业优势意味着，强大的游说集团看不到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自由贸易，反而会把自由贸易视为扩大自己私利的一个手段。”[109]尤其是在“1815年以后，英国人已确信自己的霸权，开始废除原先本着重商主义精神而实行的一些限制，例如禁止出口机器和禁止工匠外迁的规定，以及某些重大关税壁垒和航海法。与此同时，他们以无可指责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互惠的理由，力图说服别的国家也照样做。”[110]显然，这里提及的1800－15年间英国工业竞争优势的迅速确立，与亚当·斯密超级声誉之确立发生在一起，这绝非偶然。把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巩固为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已经水到渠成，而且已事关英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斯密曾就给予爱尔兰自由贸易权利问题向英国政府高官上书，他说过：“我认为，即使爱尔兰人享有自由贸易的权利，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爱尔兰制造业的竞争，也不会使大英帝国的制造业遭受多大损失。爱尔兰缺乏可以与英格兰抗衡的技术与资本。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获得技术与资本，但要获得与英格兰完全相等的技术与资本，至少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111]尽管斯密的建议并未被充分接受，但斯密对有关利害关系还是表达得足够明白：因为我强他弱，所以不仅不应当害怕自由贸易，而且应当充分利用自由贸易；给予他人自由贸易权利，不是为了让他人由弱变强，而是因为自己可以巩固并扩大优势；在自由贸易格局中，落后者将难以改变与强者之间的相对力量对比。
对于斯密包裹在自由贸易这一世界主义外衣下的利害算计，至少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早已洞若观火：“威廉·皮特是第一个清楚地看到对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论可以加以适当利用的英国政治家，他常常随身带着一本《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并不是装装门面的。”[112]当然，对于精明强干的政治家而言，某个“不是装装门面”，而是寄托了重要使命的对外谋利工具，在对内经营中则完全可以只是“装装门面”而已。皮特“他尊重作为学者的斯密，但并未让此人的思想妨碍自己去建立一个强大和有效的政府。”[113]什么叫“内外有别”，什么叫“老谋深算”，借助李斯特等人的著作，看看英国政治家对斯密学说的宣传和利用就知道了。总之，以现实需求为基础，通过主流舆论的塑造，《国富论》“在19世纪成了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福音书，也成了英国经济优势地位的文本象征。”[114]
三、意识形态化难免的弊病
斯密学说终于成为英国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大凡意识形态，除了其能为国家或集团利益服务这一本能外，至少不免三个特点：一是抹杀他人的思想贡献，从而给人一种世上万般真理我皆具备，甚至由我独创的形象；二是面对复杂的问题，提出某个十分简单明快、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公式；三是出于现实需要，党同伐异，无视现有理论中的缺陷，又不宽容对现有理论的任何偏离。这些特点偏偏都可在斯密及其学说，以及其同党那里不难找到。
斯密刻意抹杀前人（政治）经济学成就
就抹杀他人的思想贡献而言，在斯密身上表现得大大超乎通常所知的程度。如已考证，斯密在其著作中惯于掩盖对他人包括前人成果的援用。熊彼特在承认斯密优点之余也指出，斯密“不很大方，从不像达尔文那样坦白地使人知道前人的足迹。批评他人时，斯密显得气量狭小，不那么宽宏大量。”[115]特伦斯·哈奇森指出：“斯密在《国富论》中只字不提这些前辈，例如配第、卡尔、塔克、加利亚尼、维里、杜尔阁、孔狄亚克、斯图尔特，只有一次提及坎梯隆，不管这样做是否充分的足够和恰当，对于20世纪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的人来说，如此对待17、18世纪的经济学家却是完全不够的和误导性的。”[116]研究表明，“亚当·斯密借用了许多而未加承认”[117]，“他引述了一百位以上的作者，但并不时常说明出处”[118]，“即使按照他所处时代偏松的学术规范标准衡量，也是缺乏学者风度的”[119]。事实上，斯密对他人成就的掠美复加掩饰，在同时代便曾引起过批评和质疑。例一，斯图尔特“迟至1796年还是《大英百科全书》中的首要经济学权威”，当他于1780年去世时，讣告撰写者为其遭到他人剽窃打抱不平，“几乎不加掩饰地提到，亚当·斯密就是剽窃者”。例二，当斯密与同代经济学家亚当·弗格森于1760、70年代关系恶化后，斯密对弗格森提出了抄袭指控，对此弗格森有力地回击道，自己与斯密没有什么两样，大家不过都掏取了相同的法文资料。[120]
更有甚者，斯密给他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统统扣上“重商主义”这顶帽子，并以其著作大半的篇幅攻击所谓幼稚荒唐的“重商主义管制”，造成了斯密之前（政治）经济学一无可观的假象。“比较之下可见，斯密受惠于重商主义者，可他却捣毁了他们”[121]；“对于其前辈，即所谓‘重商主义体系’倡导者的理论和政策，斯密故意去败坏它们的声誉……斯密及其19世纪的追随者十分有效地贬低了17、18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以致凯恩斯那代人从小就得到灌输，相信重商主义理论‘简直就是胡说八道’。”[122]一句话，“他的论点取得力量，靠的是完全漠视前代思想家，完全漠视不同意见”。[123]对于此种行径，从李斯特到熊彼特，已经多有揭露，甚至是按照自由主义路径创立了俄林-赫克歇尔模型的“斯密仰慕者”艾利·赫克歇尔都说，斯密对于重商主义的描述不过是“高调的自由贸易宣传”[124]而已。可惜，在褊狭的自由主义话语霸权下，这些真知灼见未能充分地进入更加广泛的公众视野。
但历史的真相依然是，部分地由于斯密对于前人成果有意无意的漠视、掩盖、贬低乃至歪曲，造成了日后人们对于斯密之前（政治）经济学巨大成就的漠视和偏见，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对斯密的妄信，而放大了的斯密神像所产生的巨大阴影则进一步遮蔽了斯密之前（政治）经济学成就的光芒。这种唯我独创的假象正好为唯我独尊的意识形态霸道铺垫了基础。
理论上的走极端反让斯密脱颖而出
其次，以简单化的公式去求解复杂问题，这在斯密对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执着倡导中表露无遗。斯密固然可谓一个综合胜于独创的集成者[125]，然而，他在杂糅他人观点时为了突出对于重商主义的批判和对自由贸易的强调，不幸走了一条极端化、狭隘化、公式化、简单化的路子。“为了取得这种单纯性，许多不适宜于该思想的重要事实就得退居次要地位。他所引用的证据也常是不全面的。”[126]质而言之，斯密吸收了曼德维尔私人之恶带来公众之善的观点，却抛弃了曼氏有关应当管制贸易的另外观点；他吸收了哈奇森有关经济自由的思想，同样却抛弃了其关于限制贸易（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观点；他吸收了休谟的自由主义思想，但抛弃了其对于某些保护关税之合法性的承认；他吸收了凯姆斯经济自由的思想，但抛弃了其有关管制贸易和保护国内产业的思想；他吸收了达维南特、戴克、范德林特、加德纳等人关于自由贸易的思想，但基本抛弃了其赞成政府干预的思想。[127]还有，“斯密摧毁了重农学派学说的基础，却接受了他们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理论”[128]；等等。这样的吸收和选择真有点匪夷所思。“‘诚实的’亚当·斯密犯有一系列学术罪行。他上下搜劫，寻觅着可支持‘自由市场’观点的所有东西，而对其他一切则弃如敝屣。”[129]难怪有人愤然指出：“一部著作要跻身伟大的行列，必须含有既正确又独创的思想，而如果把斯密的《国富论》与17、18世纪的文献作一细致比较，却可发现，凡其中正确者均非他所独创，而凡其所独创者则必定不正确。”[130]
不管如何，斯密诚可谓难得的简化高手。所以，虽然斯密之先辈和同代人绝大多数都是相当平衡、务实的，甚至还有像前代如威廉·配第、同代如詹姆斯·斯图尔特那样真正首创而又全面的大经济学家，但斯密学说却迥然不同。“现代经济学家发觉斯密的立论过于简单化，或许还太过情绪化和片面化。”[131]可深具讽刺意味的是，斯密学说毕竟像一幅漫画一样削繁就简、黑白分明，反而更易为不明就里、无意细究的大众甚至政客所理解和喜好。比如，经济学说史家承认，斯图尔特1767年出版的巨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没有像斯密的著作那样，采用一种简单明了的方法来迅速征服舆论”[132]，“总是顾虑过分简单化的危险”，以致被人认为“太过冗长繁琐和模棱两可”，加之其他个人因素，终于沦落为所在学科历史中“最为完美和杰出的失败者之一”[133]。
与之相反，斯密走极端的理论简化使他反而更易成为一面意识形态旗帜，所谓“斯密身上的种种弱点凑在一起，反而使他当之无愧地居于领导地位”。[134]这是可悲复可叹的事情！“他赢得了简明性、可读性、可信性，却损害了学术的诚实性。”[135]应当说，这里凸现了植根于人性中的悲哀。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和纷繁复杂的现实，人们往往满足于并最终停留在一些浮光掠影且似是而非的“事实”、概念和原理上，旨在通过宣传而占据人们心灵的意识形态更是需要简单明快的道理。于是，斯密以他在贸易等众多问题上较为极端自由主义的姿态而胜出，便不再显得奇怪难解了，更何况利益需要的现实大势已在流向他这一边。
不过，在指出了斯密身上利于其理论成为意识形态的特点之后，也应当公正地指出，斯密虽不免若干取巧行为，但也不好说他就是一个利欲熏心的投机之徒。出版《国富论》时，他本已功成名就，初版扉页上列出的头衔便有：“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前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也早已给他带来了相当的声誉，尽管这种声誉与日后的盖世盛誉尚不可同日而语。从个性上看，斯密也还算个淡漠世利的君子。他“只喜欢书，不喜欢其他任何东西”[136]，耽于思考的乐趣，时有独自出神的毛病，迂阔并稍爱走极端，性格内向，终生未婚。他自己定位于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这样的角色，《国富论》不过是他所构想的哲学体系在经济领域的部分应用而已。正是这样一个书生本色的斯密，才会对自己的已版著作反复修订，并在去世之前要求把自认为不成熟的16卷手稿付之一炬，也才会明知自由贸易时机远未成熟而简单化地为之反复说教。这样说，不过是想说明，对于他这样一个追求正常闻达的人而言，其身后的过誉终究是后世加诸头上的，故此，后世的时势与动机才更值得细察。
同样，也必须公正指出，虽然斯密总体上比起他的前人和同代人秉持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立场，然而，斯密也还是比古典自由派确立之后人们通常对他的公式化要显得不那么走极端。可以同意这个评论：“他不是教条主义者，他并没有忘记任何一种法则都有一些例外。”[137]特别是由于《国富论》本身的庞杂性，以及其中许多模棱两可的表述，“每一类可以想象的教条之痕迹，都可在无所不包的《国富论》中找到，只有自己理论怪异的经济学家才无法援用此书来支持自己的特定目的。”[138]通观《国富论》，包括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斯密还是设想了一些例外情形。例如，他提出了设置进口关税的几种情况，一是“特定产业，为国防所必需”；二是当对国内产品课税时，也应“对外国同样产物课以同税额”；三是在对外贸易报复和向自由贸易逐步过渡时，可以合理使用进口关税。此外，斯密承认商人利益有时会与公众利益相背离，故而相信政府一定程度上应支持市场机制的运作，比如，政府可提供公共产品、建立法治体系，从而让天然自由秩序运作得更加有效。[139]还有，斯密基于“国防比富裕重要得多”的思想，毫无保留地支持“现代历史学家视为重商主义基石的‘航海法’”。[140]
有鉴于斯密的上述观点，下面这段评论还是不失公允的：“虽然斯密说过一些尚值得进一步解释的一边倒的言辞，但斯密并非教条地倡导说，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当撒手不管。他的论述必须放在其所处时代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当时，从重商主义时期甚至从中世纪，承袭了太多的东西。他强烈反对各种垄断、垄断团体、特权待遇，就如他强烈地反对通过限制性贸易立法来促进国家繁荣。他经常被冠以‘私利之布道者’，可是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贸易和工业中的自私自利现象所持有的反感，他并不厌恶实际上可能带来益处的法律措施。”[141]显然，斯密的原先面目与古典自由派日后呈现给世人的公式化自由主义形象也还是有所不同的。故此，有人提醒道，“就如对待卡尔·马克思一样，需要将亚当·斯密与其门徒区分开来，……剥去层层累积的自由派涂抹”。[142]这一点的确值得注意，尽管将教宗与门徒区分开来、剥去层累打造的斯密神话又谈何容易。
古典学派为何掩盖缺陷并打压歧见
一个学说一旦上升为事关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它便会沿着新设的轨道往前滑行，其原有的特点，包括出发点乃至优点，也包括其构思者曾经的意图、设想等等，都不再具有决定性影响力。从19世纪初叶开始，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便“致力于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新的正统信仰，……其强调的重点和重新的解释遮蔽了[《国富论》]原本的内容。”我们能看到的就是狭隘化、教条化、为尊者讳、党同伐异。例如，“李嘉图把斯密那些颇为散漫的原理改造成一个让生产和分配与自由国际贸易相挂钩的体系，……在自由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了必然的关系。”[143]这当然是一种为抬高自由贸易作用而进行的狭隘化和教条化理论改造。
还有的例子更是发人深省。例一，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派辉格党人”，经济学家“弗朗西斯·豪纳拒绝出版《国富论》的注释本，因为他‘不愿在斯密著作产生充分效果之前去揭露其谬误。’”这是一个出于眼前实用目的而为尊者讳的典型例子。例二，斯密之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员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于1833年在阐述为何要坚持斯密崇尚的“放任自流”原则时说得同样明白：“那个原则，如同其他负面性原则一样，还有工作要做，那主要是一种摧毁性的工作。我高兴地看到，它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此项任务。之后则它必须很快失效，待失效后，但愿灰烬归于沉寂，因为我对于死灰复燃心怀疑虑。”[144]此话说得何等明白！显然，英国的这些经济学家是非常讲究服从现实需要的，为了现实需要，不管是学术的还是政治的或者其他的，可以先矫枉过正一下、隐瞒实情一下，需要的是先树起有利于其时英国国家利益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大旗。
意识形态的确立除了要求自觉性之外，更需要高压的外部环境。斯密时代前后，英国从来都不缺这种遵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外部压力。且不说稍前哲学家洛克曾被监控、革职及流亡海外[145]，就在斯密身边，他的老师哈奇森即被指讲课内容抵触官方教义而面临惩罚；他的好友休谟也因自己的宗教观点而被逐出苏格兰学术圈。[146]休谟曾难以谋得教授职位，难以在生前出版著作，斯密自己便不敢依从病中休谟所托，出版其身后著作。斯密在通信中写道：“我的一篇十分无害的悼念我的朋友休谟去世的文章，却为我带来比对大不列颠整个贸易制度的猛烈攻击多十倍的辱骂。”[147]即使在远离宗教的贸易问题探讨中，也一直存在着压服异端的力量。贸易学说史家提到，当重商主义在英国大行其道时，“自由贸易依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异端邪说，可能有些人赞成自由贸易，但不敢通过形诸笔墨来暴露自己的独到观点。”[148]如今，19世纪的英国在扶植自由贸易学说时，也丝毫不缺这种高压环境，而让人惊异的是，此等压力多强加在堪称19世纪古典自由派中最为头面的经济学家身上。
第一个受压者是罗伯特·托伦斯，这是一位对比较优势原理所作贡献不亚于李嘉图的一流经济学家，他实际上早于李嘉图（1817年），在1815年即已提出了比较优势思想，但是他一直受到相当的忽视，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从崇奉自由主义始，却以探究保护主义终。针对当时盛行的自由贸易论，甚至是单方面自由贸易论，托伦斯逐渐发现，“一国可以通过征收关税的方式而使贸易条件变得对自己有利”，由此可以导出结论，“英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会意味着其他国家贸易条件的相应恶化”，“国家繁荣所依据的贸易政策不应当立足于自由贸易，而应立足于对等互惠。”然而，英国“政治经济学俱乐部”通过投票，一致反对托伦斯的观点，并为这种“连道理的影子都没有”的“不负责任的观点”无比愤慨。须知，这个“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821年的首次会议在李嘉图、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等人出席的情况下，还是由托伦斯主持的呢。[149]
如今，贸易学说史证明，“在所有反对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中，贸易条件说最为有力、漏洞最少，作为对自由贸易的限定，它依然是经济理论所承认的认同面最广、得到普遍接受的一项非议”，但是，“在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头脑中，非议自由贸易就等于异端，托伦斯越出了那些框框，于是在将近一百年中成了一个被群体抛弃的贱民。”最早的《帕格雷夫经济学词典》对托伦斯的著作不屑一顾，称之为“缺乏恒久价值”，只是过了几十年，到英国自己的竞争力已经明显受到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削弱之后的1913年，新版的词典才承认了托伦斯：“假如不能跻身第一流古典经济学家的行列，比如不能与李嘉图、西尼尔、约翰·穆勒齐名，也一定会因为其原创性、理论推理，以及所思考的经济命题的范围，而能跻身第二行列，与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比肩而立甚至超越他们。”可见，即使是参与奠定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重要基石而且也同样深切关注英国国家利益的大师，如若要动摇已上圣坛的教条，也会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无情打击。[150]
党同伐异声浪中连穆勒也噤若寒蝉
更为知名的古典经济学大师约翰·穆勒也领教过这种党同伐异的高压态势。就在英国挟其如日中天的工业优势正图利用自由贸易武器拿下世界的1848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版问世，虽然该书此后成为几代人的经济学教材，但却在幼稚产业保护问题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此前，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及德国的李斯特等都已提出过对自由贸易教义的非议，事实上，幼稚产业保护论及其实践在英国甚至“至少可以一直追溯到伊丽莎白时期”，然而，是穆勒凭借其在古典自由派中的地位和声誉，首次“正式地将它纳入古典贸易理论之中”，并“赋予其学术的可信度”。穆勒这样指出：“单从政治经济学原理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保护性关税才站得住脚，这就是，临时性地设置这些关税，特别是在一个正在兴起的年轻国家里，借以使某一外来产业在国内生根，当然，这一产业宜完全适合该国条件。一国在某一生产行当相对于另一国家的优势，往往只是因为它动手更早。一方没有天生的优势，就如另一方也没有天生的劣势，有的只是所获技能和经验基础上的当前优势。尚未获得这种技能和经验的国家也许在其他方面比先走一步的国家更适于这种生产。……在适当时间内课征保护性关税，有时是国家支持这种[新制造业]试验的最简便方法。”[151]此论甫一发布，英国舆论一片哗然。“抱怨迅速传到穆勒那里，称他的言论正在被保护主义分子曲解，用于辩护1860年代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高关税。”所以，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英国19世纪自由贸易的急先锋理查德·科布登临死时愤言：穆勒书中那段赞成产业保护的话“盖过了他其余著述可能带来的全部益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提到，穆勒的斗胆一言让“他的朋友一说起来就愤怒，但比愤怒更多的是哀痛”，似乎哀叹穆勒的一世英名居然毁于不合时宜的一小段话。[152]
高压之下，穆勒不得不自律，他开始修饰自己的观点和言词，同时高调谴责任何总体上的保护政策，甚至还说出了日后被自由派广泛引用的话，即贸易保护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掠夺的一项系统性制度”。然而，非理性的批评声浪持续不断，弄得穆勒终于难以招架，他坦言：“我现在对自己的观点也发生了极大的动摇，可人们如此经常地把我的观点引用于未曾设定的目的”。在私人通信中，穆勒依然坚持自己的原有观点，但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65年的第六版和1871年的第七也是最后一版里，他被迫步步退让，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包裹在很多婉转节制的措辞中。史家称：“最终，穆勒宣布撤回自己的观点，即进口保护是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恰当手段，尽管他从未抛弃过自己的信仰。”最后也是最好的收场当然是让及门弟子来做。穆勒于1873年去世之后，其“最首要的门徒约翰·E·坎斯”在1874、1878年都公开著文批评幼稚产业保护论，称之为“一位伟大作者的附带意见”，并提醒人们注意穆勒为自己观点所设定的“严格限制”。至此，一场剿灭异端思想的战斗终于完美结束。结果便是：“1848年之后的数十年中，穆勒对幼稚产业保护有节制的赞同未能取得经济学家们的较多支持。”这样，英国在自己工业竞争力节节强大之时，牢牢抓住了意识形态上的主动权，压制了一个本来会让那些落后国家提前或进一步觉醒起来的重大思想成果。
除了托伦斯和穆勒之外，还有大名鼎鼎的托马斯·马尔萨斯也备受压力。虽然马尔萨斯总体上认同自由贸易，但他从关注民生的一贯立场出发，为农产品的供应安全问题作了额外的保险性考虑，认为如果粮食出口国在短缺年份不遵守自由出口的承诺，那么，进口国也有理由为普遍的自由贸易设定一种例外情况。因此，他表示支持“谷物法”这一横亘在英国自由贸易道路上的重要制度。[153]既然如此，他必须为此番观点付出代价。“马尔萨斯在辉格党人那里迅速而且永久地失宠，证据是在1814年支持‘谷物法’后，他被完全地逐出《爱丁堡评论》。此前，《爱丁堡评论》不仅高度称颂马尔萨斯，而且在经济问题上把他援引为某种权威。”[154]用翻脸不认人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可见，在古典自由派学者和政客那里，自由贸易论虽被奉若神明，号称刀枪不入，但谁要是真的“在太岁头上动土”，那都是要严惩不贷的。
凡是涉及或者被认为涉及重大利益，出现上述种种情况都属正常现象，科学史上充斥了这样的可叹例子。自由贸易论既然成长为主流的官方学说和政策工具，在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会走向无比的辉煌，并总体上有效地履行其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重要使命，但另一方面也首先需要走过一个狭隘化、教条化、为尊者讳、党同伐异之类的过程。值得指出的是，意识形态化不管其起点如何，终究会妨碍真正自由的讨论，这种对自由的妨碍可以是有形的挞伐，也可以是长期的弄假成真、自我麻痹、沾沾自喜、自我内心过滤等等，所以意识形态在实现一段时期的正面功能后最终往往会回过头来损及自身。英国19世纪中下叶实行几近单方面的自由贸易后不久为何最后疲相毕露，又为何到20世纪初英国拾起所谓的“新重商主义”，充分印证了意识形态化一定程度上的自损性。
然而，历史地看，当英国及其他随后崛起的国家赢得了总体优势地位后，巩固自由贸易这一意识形态无疑更多地为它们带来了滚滚利益。19世纪以后，发达世界借助自由贸易理论及其选择性实践，总体上维持并扩大了其产业竞争优势和相对经济收益，这种状况至今未有本质改变。正因如此，作为其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从来都热衷于煽动“斯密崇拜”，把自由贸易论打扮成“价值中立”、“利益超脱”的普世主义“科学理论”，并广为散布自由贸易让英国率先赢得现代发展这一不实神话。与此同时，在自由贸易旗帜下，包括通过压制对自由贸易论的各种挑战，国际贸易中利益分配的不对称性甚至冲突性、自由贸易中弱势方陷于依附的现实性、落后国自主工业化的必要性、工业化过程中采用保护手段的正当性等等关键问题，或被边缘化或被作误导性探讨，落后国家的追赶步伐因此受到进一步的牵制。显而易见，对于尚处落后状态并试图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求发展的国人来说，尤有必要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保持清醒头脑，维护自身利益。就此而言，深究亚当·斯密及其经济学说之所以获得追捧的历史，辨析其中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细节，仍然不失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原刊于《史林》2007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理论经济学》2007年第10期全文转载。作者梅俊杰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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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晤士报》，2006年10月30日，转自《参考消息》，2006年11月1日，第4版。
[2] Mark Skousen,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 The Liv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Thinkers, M. E. Sharpe, 2001, PP. 13-16. （此书已由长春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了中译本。）
[3] 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76页。
[4] 华民：《国际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5] 参见Jacob Viner,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5, P. 92, P. 103, P. 106.
[6] Lars Magnusson, Mercantilism: 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 Routledge, 1994, P. 139.
[7] Salim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1998, P. 169.
[8] Frank H. Knight, On the History and Method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 6.
[9] 参见Terence Wilmot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Basil Blackwell Ltd., 1988, 1662-1776, P. 86, P. 238.
[10]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49页。
[11] 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1页。
[12] 参见Douglas A. Irwin,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9-20;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43.
[13] Magnusson, Mercantilism: 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 P. 101.
[14] 参见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 PP. 83-86, P. 233, P. 394, P. 402.
[15] Irwin,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 62.
[16]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98页。参见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P. 126-129.
[17] 雅各布·瓦伊纳：“约翰·雷著《亚当·斯密传》指南”，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82、483页。参见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P. 161-163;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25.
[18] 参见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25.
[19] 转见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 P. 85.
[20]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8－30页。
[21] Irwin,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 57.
[22] 参见Irwin,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P. 56－59.
[23] 上述数人对天然自由及天赋贸易自由的论述，参见Irwin,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P. 21-24.
[24]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78页。参见Jacob Viner,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in Douglas A. 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6; Irwin.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P. 69-70.
[25] Viner,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 100.
[26] 参见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 49.
[27] 马克斯·考森、肯那·泰勒：《经济学的困惑与悖论》，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28] Lars Magnusson (ed.), Mercantilism, Vol. 1, Routledge, 1995, P. 4.
[29] 季德、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第134页。
[30] 上述数人对追求个人私利有益于公众等问题的论述，参见Irwin,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 48, P. 65, PP. 68-69. 其中诺思、塔克、斯图尔特的有关论述，参见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 80, P. 235, P. 340.
[31] 参见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P. 100-103.
[32] Viner,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 93, P. 98.
[33] Irwin,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 65.
[34] 参见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P. 25-27.
[35] 雷：《亚当·斯密传》，第35页。
[36] 参见Lubasz, “Adam Smith and the ‘Free Market’”, in Stephen Copley; and Kathryn Sutherland (ed.),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6.
[37]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38.参见Viner,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P. 74-87.
[38]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 385.
[39]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39.
[40]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 398, P. 359.
[41] 埃里克·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3页。
[42] Magnusson (ed.), Mercantilism, Vol. 1, P. 4.
[43] Gwydion M. Williams, Adam Smith – Wealth without Nations, Athol Books, 2000, P. 9.
[44]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三联书店，1993年，第687页。
[45] 有关分工问题上斯密前人的贡献，参见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P. 14-29. 有关卡尔及富兰克林的分工论及其对斯密的影响，参见雷：《亚当·斯密传》，第480－484页;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P. 161-163, P. 403.
[46] 参见Viner, “Adam Smith”, in 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 P. 256.
[47] 参见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P. 309-310;雷：《亚当·斯密传》，第504、508页。
[48]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84页。
[49]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80、294页。
[50] Viner, “Adam Smith”, in 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 P. 257.
[51] Viner,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in 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 P. 86.
[52] 罗尔：《经济思想史》，第142页。
[53] Magnusson (ed.), Mercantilism, Vol. 1, P. 15. 参见Magnusson, Mercantilism: 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 PP 1-7.
[54]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 9, P. 11.参见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P. 30-31.
[55]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63页。
[56] Irwin,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 59, P. 62.
[57]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28.
[58]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 129, P. 163. 参见雷：《亚当·斯密传》，第482页。
[59]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1页。
[60] Donald Winch, “Economic Liberalism as Ideology: The Appleby Versio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8, No. 2 (May 1985), PP. 287-288.
[61]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129, P. 389, P. 360.
[62] 季德、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第84、85页。参见Hiram Caton,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ics of Adam Smith”,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5, No. 4 (Dec. 1985), P. 833.
[63]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年》，商务印书馆， 2003年，第208、207页。
[64] W·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2页。
[65] Dougla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1, P. 160.
[66]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82页。
[67] P. J. Cain; and A. G. Hopkins, “Gentlemanly Capitalism and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I.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1688-185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9, No. 4 (Nov. 1986), P. 512.
[68] W. Hoffmann,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Great Britain: A Quantitative Stud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 Iss. 2 (1949), P. 178.
[69] N. F. R. Crafts,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700-1831: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6, No. 2 (May 1983), P. 199.
[70] Irwin,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 87. 参见Viner, “Adam Smith”, in 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 P. 254.
[71]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139.
[72] Rondo Cameron,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14.
[73] Richard F. Teichgraeber III,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 1776-90”,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30, No. 2 (June 1987), P. 338.
[74] 参见Teichgraeber,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 1776-90”, P. 341, P. 363.
[75] 雷：《亚当·斯密传》，第258页。
[76] 约翰·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6、124页。
[77] Teichgraeber,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 1776-90”, P. 339.
[78]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P. 151-152.
[79] Teichgraeber,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 1776-90”, P. 337.
[80]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42页（此处引文据原版自译）。
[81] 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43、341、346页。
[82] 转见Teichgraeber,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 1776-90”, P. 350.
[83] Emma Rothschild, “Adam Smith and Conservative Economic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LV, 1 (1992), P. 74.
[84] 雷：《亚当·斯密传》，第394页。
[85] Tribe, “Natural Liberty and Laissez Faire: How Adam Smith Became a Free Trade Ideologue”, in Copley; and Sutherland (ed.),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 P. 23.
[86] 雷：《亚当·斯密传》，第262、263页。
[87] Kirk Willis, “The Role in Parliament of the Economic Ideas of Adam Smith, 1776-1800”,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No. 2 (Winter 1979), P. 510. 参见Teichgraeber,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 1776-90”, PP. 361-362;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137.
[88] Willis, “The Role in Parliament of the Economic Ideas of Adam Smith, 1776-1800”, P. 544.
[89]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144.
[90] 雷：《亚当·斯密传》，第416页。
[91] Teichgraeber,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 1776-90”, P. 359, P. 361.
[92]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145, P. 153.
[93] Teichgraeber,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 1776-90”, P. 362.
[94] 季德、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第116页。参见保尔·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5页。
[95] Williams, Adam Smith – Wealth without Nations, P. 27.
[96]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166.
[97]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 49, P. 389.
[98]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546、547页。
[99] Caton, “The Preindustrial Economics of Adam Smith”, P. 842.
[100] 雷：《亚当·斯密传》，第146、291页。
[101]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160, P. 138; 有关斯密对辉格派的吸引力，参见同书P. 156, P. 162, P. 173.
[102] Rothschild, “Adam Smith and Conservative Economics”, P. 93, P. 87.
[103] 参见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138, PP. 161-162.
[104] 雷：《亚当·斯密传》，第261、262页。
[105] John A. C. Conybeare, Trade War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Rival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41.
[106] Tribe, “Natural Liberty and Laissez Faire: How Adam Smith Became a Free Trade Ideologue”, in Copley; and Sutherland (ed.),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 P. 40.
[107] A. W. Bob Coats, 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 I: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Routledge, 1992, PP. 120-121.
[108] Teichgraeber, “ ‘Less Abused Than I Had Reason to Expect’: The Reception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Britain, 1776-90”, P. 365.
[109]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159, P. 172.
[110]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 2001年，第637页。
[111] 雷：《亚当·斯密传》，第321页。
[112]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07页。
[113] Williams, Adam Smith – Wealth without Nations, P. 121.
[114] Tribe, “National Liberty and Laissez Faire: How Adam Smith Became a Free Trade Ideologue”, in Copley; and Sutherland (ed.),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 P. 23.
[115]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77页。
[116]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 372.
[117]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200.
[118] 季德、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第73页。
[119] Williams, Adam Smith – Wealth without Nations, P. 38.
[120]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152, P. 18.参见雷：《亚当·斯密传》，第60、422、423页；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79、280页。
[121] Winch, “Economic Liberalism as Ideology: The Appleby Version”, P. 292.
[122] Coats, 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 I: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 119, P. 134. 参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44－346页。
[123] Williams, Adam Smith – Wealth without Nations, P. 35.
[124] 转见Coats, 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 I: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 140.
[125] 参见Viner,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in 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 P. 86.
[126] 季德、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第115页。
[127] 参见Irwin,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Chapters 3 & 4, PP. 45-74..
[128]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6页。
[129] Williams, Adam Smith – Wealth without Nations, P. 38.
[130]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3.
[131] Viner, “Adam Smith”, in 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 P. 259.
[13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68页。
[133] Hutchison,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P. 338, PP. 349-350.
[134]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88页。
[135] Williams, Adam Smith – Wealth without Nations, P. 58.
[136] 雷：《亚当·斯密传》，第257、299页。
[137] 季德、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第109页。
[138] Viner,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in Irwin (ed.), Essay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conomics, P. 92.
[139] 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34、36、38、40等页。
[140] Coats, 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 I: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 151.
[141] Knight, On the History and Method of Economics, P. 9.
[142] Coats, 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 I: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 135.
[143] Tribe, “Natural Liberty and Laissez Faire: How Adam Smith Became a Free Trade Ideologue”, in Copley; and Sutherland (ed.),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 PP. 28-29.
[144]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162, P. 166.
[145] 参见Henry William Spiegel,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23.
[146] 参见雷：《亚当·斯密传》，第13、23、112－114页；Coats, 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 I: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P. 125.
[147] 莫斯纳、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第346、27、278、280页。参见Williams, Adam Smith – Wealth without Nations, P. 19; 雷：《亚当·斯密传》，第268、291页。
[148] Viner,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 108.
[149] 参见Spiegel,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 P. 347.
[150] 本段及上段相关内容，除另标注外，参见Irwin,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Chapter 7, PP. 101-115.
[151]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08、509页（此处引文据原版自译）。
[152] 本段及下段相关内容，除另标注外，参见Irwin,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Chapter 8, PP. 116-132.
[153] 参见Irwin,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 95.
[154]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P. 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