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梦家（1911～1966），浙江上虞人，生于南京。曾用笔名陈慢哉，中国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在三十年代的诗名很大，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他16岁开始写诗,其诗先学徐志摩，后学闻一多。1929年10月，在《新月》杂志发表处女作新诗《那一晚》，引起诗坛瞩目。后又以“陈漫哉”为笔名发表大量新诗。1931年1月，编成《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同年9月，又编成《新月诗选》出版。其诗重视表现“自我”，注重音韵和谐及整体匀称，善于吸收格律诗特点写自由诗，对新月派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较大。他还著有诗集《不开花的春》、《铁马集》、《在前线》、《梦家诗存》及其他学术研究等多种专著，是后期新月派享有盛名的代表诗人和重要成员。
陈梦家自幼在那种多子女的家庭扭转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系由他在南京汇文女中任教的三姊陈郇磐抚养成人。他自幼喜读古诗，尤其是唐诗。五岁到南京四根杆子礼拜堂附设的小学读书。八岁那年，父亲遭仇敌诬陷，被赶离了神学院，举家迁居上海，他改进圣保罗小学。1920年春，他随其三姊回南京，第二年升入中学。颠簸在社会风浪中的上层知识份子小康家庭的生活环境、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教会学校中欧美文化的教育，造就是陈梦家充满矛盾的思想、气质与个性。
1927年夏，陈梦家高中尚未毕业，就考入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法律系。这时他正做着一个十六岁少年的天真的梦。他是这样描绘他当时的生活的，作为这些梦之花的结果的，则是一些自由体的小诗。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闻一多与徐志摩。从此，他的生活道路已注定与这两位老师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闻一多1927年秋到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文学，陈梦家常去听课。闻先生讲授的英美浪漫主义诗歌与诗歌格律化理论深深打动了这位少年诗人的心。闻一多对这位天资聪颖的学生尤为器重，曾屡次对朋友称道，师生结下了终生之谊。1928年起，陈梦家在创作中“开始以格律束缚自己”，这些诗“有个相似的外貌：它们都属于一个节奏，它们都切划得一般整齐。”（《〈梦家存诗〉自序》） 1928年秋，闻一多离开中央大学。次年，徐志摩应中央大学校长张君谋之聘，任外文系教授，讲授欧美诗歌。陈梦家的才华得到徐志摩的赏识，诗作《那一晚》由徐志摩推荐，以“陈漫哉”的笔名揭载于《新月》月刊2卷8号上，这是他首次公开发表作品。陈梦家早期的创作，受徐志摩那种用“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茅盾：《徐志摩论》）的诗风影响甚深，也有一些诗是模仿闻一多的（如《葬歌》模仿《也许》）。他的诗虽兼具闻诗格律谨严与徐诗轻俏流丽之长，但当时他艺术修养上没有徐志摩那样精深的西方文学的造诣，思想意识上一时也缺乏闻一多那种对祖国的强烈政治责任感，"所作却都似微弱的幽幽的恍如海上的声音"（《〈玮德诗文集〉跋》），给人以轻渺、空疏之感。
1929年夏，安徽桐城人方苞后裔方玮德进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英国文学，与陈梦家结为诗友。1930年前后，以他们为核心，集合了一批青年诗人。同时，陈梦家的同学梁镇、沈祖牟等人也由徐志摩推荐，常在《新月》月刊等杂志上发表诗歌。南京诗人群的形成，成为后期新月诗派的先声。受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理论的影响，1930年1月，年仅19岁的陈梦家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卷7期上发表诗论《诗的装饰和灵魂》，宣告了指导他诗歌创作的完整的艺术主张。
诗歌理论 首先，他认为诗就其本质来说，“是美的文学”，即“诗应当是可以观赏的歌咏的思味的文学”，因此，“诗必须具有其独具之形象与灵魂。”其次，他将诗的成分，“简要的可从其性质分为两种：一是外在的形式，就是韵律，”“一是内在的精神，就是诗感。”在诗的形式上，他主张"用美术和音乐的调配，便因美观的格式与和谐的音韵所生出的美感，衬托“诗的灵魂”。同时他又指出：“诗的灵魂－－就是诗的精神--应当较之外形的修饰更其切要。”诗在内容上“不仅是一些平凡的描摹与感慨，更其要有哲学意味。”第三，在风格上，突出地强调“诗，要其有自然的格式，自然的音韵，自然的感情”，要“哲学意味溶化在诗里”。陈梦家的新诗理论，纠正了前期新月诗派偏于强调形式因素的倾向；承认“诗感的来临是因于内心接受外物印象的击应”；在诗美学与新诗艺术规律上，继承了前期新月诗派“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主张，并作了更为深入有益的探讨。但他在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即创作目的与创作动力问题上，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这较之前期新月诗派用诗歌艺术表现“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徐志摩：《〈诗刊〉并言》）的认识大大后退了一步。陈梦家的这种反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显然是与他的老师徐志摩思想的影响分不开的。大革命失败后，在思想与创作上，徐志摩由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单纯信仰”的追求而“流入怀疑的颓废”。（徐志摩：《〈猛虎集〉自序》）虽然他对国民党新军阀的独裁统治有所不满，却同时又藉口“不崇拜任何的偏激”，“不能归附功利”（徐志摩：《〈新月〉的态度》），写下如《西窗》这样的攻击革命文学运动的诗歌。这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十年内战时期政治立场的反映。陈梦家当时身为徐志摩的入室弟子，与徐氏时相过从，头脑中不免打下徐志摩思想的印记，所以他跟在徐志摩后面亦步亦趋地宣传反功利主义的艺术观，攻击“所谓革命的新诗是变为无次序的无音韵的杂乱的烦嚣的呼声”（陈梦家：《诗的装饰和灵魂》），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因素的。
20世纪30年代初，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使身居于深墙大院高等学府内的陈梦家面前，也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0年初，陈梦家写下《秦淮河的鬼哭》一诗，描绘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恐怖阴森的画面。诗人蛰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心驱使他怀着“一束隐忧”从“年青人的颓废病”中回眸视悲惨的现实人生。然而，他的教养、他所生活着的社会圈又常常使他没有勇气去进一步正视这个丑恶的、凄凉的社会。他不得不“再去做梦”，在诗苑里“幻想”和“徘徊”（见《五月》）。陈梦家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期新月诗派中一大批中上层小资产阶级诗人思想倾向的代表。
1931年是陈梦家文学活动最为繁忙的一年。早在1930年初夏，他就与方令孺、方纬德商议，拟继当年《晨报副刊》的《诗刊》后，再办一个《诗刊》。是年的7、8月间，因父亲患病，陈梦家来到上海，把南京诗人的建议告诉了徐志摩，得到赞同。徐志摩立即发信征稿，与陈梦家筹备《诗刊》。1930年冬《新月》3卷之号刊出《诗刊》广告，宣布“我们几个《诗刊》的旧友想多约几个对诗有兴味的新友再来一次集合的工作”。1931年1月20日，由徐志摩主编、陈梦家担负实际编辑工作的《诗刊》季刊在上海以“诗社”名义出版，撰稿人除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等前期新月诗人和南京诗人群成员外，还有林徽音、卞之琳、孙毓棠、曹葆华等新加入的北京青年诗人，标志后期新月诗派的正式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年龄还不到二十岁的陈梦家已成为新月诗派的一员主将。
同月，陈梦家的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书很快销售一空。不少杂志发表了书评，连广东汕头一家不太知名的刊物《滨海文艺》都发表了专论，使陈梦家的诗名大噪。1931年7月，《梦家诗集》增选后再版发行。这一时期，陈梦家还曾创作过一些散文与小说。他所作的中篇小说《不开花的春天》，1931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小说用书信的形式叙述一对青年的爱情故事，曲折地反映了陈梦家苦闷的内心世界。
1931年夏，陈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获得律师执照，从南京小营移住市郊兰家庄。7月，应徐志摩之邀赴上海，住天通庵，负责编选新月诗派的主要代表作－－《新月诗选》。陈梦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选出前、后期新月诗派主要诗人的代表作共十八家八十首，把这些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社会地位与政治思想倾向的诗人在艺术流派的体系上联系起来。他在这部诗选集的《序言》中，从新诗发展史的角度，总结了新月诗派的艺术理论，指出新诗十多年来的成绩犹如长江的涓涓的水源，尚“在山涧里悄悄走着生命无穷的路”，而新月诗派“自己相信只是山涧中一支小小的水”，在“忍耐的开辟新的路子”。并表示“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态度的严正又是我们共同的信心”。他的这些理论主张未出徐志摩艺术思想的巢臼。
1931年9月，徐志摩将《诗刊》交予陈梦家主编。11月19日，这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诗哲”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触山坠机身亡，导师的临终遗言与悲剧性的命运引起陈梦家内心的震动和深沉的思索。他在徐志摩逝世后的第四天，创作了新诗《致一伤感者》，批判了感伤主义的思想情绪：伤感在穷人是一件奢侈的事，/快乐在人手上，也在人心上。/－－世界不全是坏的。不久，陈梦家在其主编的《诗刊》第4期《叙语》中对后期新月诗派创作的"题材走到今天太狭隘了"的现象深为不满，表示"很想把新诗的内容更要扩大"。这一些，预示了他创作思想转变的资讯。
1932年1月，陈梦家编完了老师徐志摩的遗稿《云游》集，整理了自己1931年夏季后的诗稿，结集为《铁马集》，便毅然停办了后期新月诗派的刊物《诗刊》，结束了交织着迷惆与痛苦的学生时代。正当陈梦家规划自己未来生活的时候，“一·二八”战争爆发了！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寇的隆隆炮声震醒了深埋在诗人心底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战争的第二天，他即与同学刘启到122旅旅部，参加抗日宣传工作。陈梦家等人随122旅旅部自南翔经刘行、嘉定、杨行、顾家宅、真如、大场一线向蕰藻浜前线挺进。1932年2月1日军队进驻南翔镇时，陈梦家在车站伫立三天三夜，目睹无家可归的妇孺老幼在雨雪中踉跄行走，沪宁线上的难民行列蜿蜒长达数十里。他心如刀绞，写下《哀息》一诗，发出“谁教我们这样的？”的责问。1932年2月13日，部队在季家桥与日寇雪中大战。122旅第5、6团任前锋，与敌寇肉搏终日。陈梦家等亲临火线，抢救伤患。他看到勇敢的中国士兵们在弹雨中无畏地冲杀，挂彩的伤患染成了血人，有的战士牺牲时仍保持着托枪瞄准的姿势。田野上到处是抗日志士的新坟。在战士墓前，陈梦家写下了动人肺腑的悲壮诗篇－－《在蕰藻浜的战场上》：在蕰藻浜的战场上，血花一行行/间着新鬼的坟墓开开在雪泥上：/那儿歇着我们的英雄－－静悄悄/伸展着参差的队伍－－纸幡儿飘。/苍鹰，红点的翅尾，在半天上吊丧。现躺下了，他们曾经挺起胸膛/向前冲锋，他们喊杀，他们中伤，/杀了人给人杀了，在都睡倒/在蕰藻浜的战场上。交给你，象火把接着火，我们盼望，/盼望你收回来我们生命的死亡！/拳曲的手握紧炸弹向我们叫：/那儿去！那儿去！听我们的警号！/拳曲的手煊亮着一把一把火光/在蕰藻浜的战场上。
他还在季家桥前线用民歌的风格写下《老人》一诗，描绘农民对故土的热爱。这些在抗战前线写下的史诗般的作品，是“一·二八”事变珍贵的实录。诗人在构思时“有意摆脱所有形式的羁绊”（《〈梦家存诗〉自序》），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标志陈梦家新的创作阶段的开始。2月下旬，陈梦家从淞沪前线返回上海。3月，应闻一多先生之邀到青岛大学任闻先生的助教，并在闻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甲骨文。4月，陈梦家修改他在淞沪前线所写的诗，结集为《陈梦家作诗在前线》。
他在青岛写下的诗，如《海》、《小诗》，已完全脱开格律化的巢臼，另辟蹊径。他后来谈到其创作前期的格律化新诗时说：“有人认为这就是我的好处，是错了”。“这把锁压坏了我好多的灵性，但从这些不自由中，我只挣得一些个造字造句的小巧”。（《〈梦家存诗〉自序》）在创作实践上，前期新月诗人大多初期作品形式自由，后来慢慢走上格律化的路，后期新月诗人如陈梦家、方纬德则大半是初期作品格律谨严，后来迈向形式自由的路，这个文学现象表明新月诗派形成和解体的过程。年青一代新月诗人纷纷感受到脱离社会现实尝试形式上的实验是条绝路，各自努力探索新诗发展的新途径。
1932年夏天，闻一多与陈梦家相继离开青岛去北平。临行前师生登上泰山，敞襟临风，饱览祖国山川的秀色，这在陈梦家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9月，闻一多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陈梦家也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刘廷芳推荐，到该院学习。后为院长赵紫宸所望重，并与其爱女赵萝蕤女士缔给良姻，成为终生的知友与伴侣。1932年10月，日寇的侵略魔爪已伸向关内，整个华北处于危急之中。是月22日，陈梦家应邀在北平青年会南厅发表题为《秋天谈诗》的讲演。在讲演时陈梦家大声呼吁：“让我们个人的感情渐渐溶化为整个民族的感情，我们的声音化作这大群人哀泣的声音，不只是哀泣，还有那种在哀泣中一声复兴的愿望。”1933年初，日寇的铁蹄终于践踏在热河的土地上，陈梦家义愤填膺，决心自行出榆关到前线为保卫祖国效力。1月13日，方纬德、瞿冰森等同学在北平东城灯市口燕京校友会召开欢送会。次日凌晨，陈梦家离北平经古北口奔赴塞外。途中目睹奇丽峻伟的塞北风光，爱国的赤子之情油然而生。他根据那时的观感所作的《古北口道中》、《承德道中》等诗篇，诗风雄阔奔放，别是一番气象。
《往日》、《泰山与塞外的浩歌》
1933年3月初，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热河不战而失，整个华北处于危急之中。陈梦家满腔的报国热忱付诸东流，他悲愤地从前线返回北平。是年9月，他到安徽芜湖任广益中学的国文教员，住在狮子山青阳庐。在芜湖陈梦家创作了两部气势磅礴、构筑宏伟的抒情长诗《往日》与《泰山与塞外的浩歌》，达到了他诗歌创作的顶峰。《往日》是用长诗形式回顾自己经历的作品，分《鸿蒙》、《昧爽》、《陆离》三章，风格奇幻瑰丽，多姿多彩，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力作，显示了诗人过人的才气。八百行的长诗《泰山与塞外的洽歌》更是新诗苑中的一朵奇葩。火焰般迸喷的爱国主义激情如崩云裂岸的浩荡大江奔泻于一气呵成的湍急的诗行间，令人目不暇接。此诗苍凉悲壮，论者以为兼有“李白诗中的涵养”和“岑参边塞诗的气魄”。它是作者回顾当年在山东登临泰山与出塞抗敌时的观感而作。它与同时所作的《西山野火》、《黄河谣》等爱国主义诗篇不愧为我国新诗史上的佳作！
1934年1月，陈梦家的诗集《铁马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月，陈梦家赴北平为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专攻古文字学。这时他的主要精力已移向学术研究，但课余常在津、沪《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及《文艺月刊》、《新诗》月刊等报刊上发表诗作。他后期的诗作，诗风老成，技巧纯熟，但已失却了前一阶段的激情，表现一种“想在百袖衣上捉虱子，晒太阳”（《小庙春景》）的闲适自如的意趣。1935年8月，陈梦家从他历年所作的100馀首诗中精选出23首，结集为《梦家存诗》，以作为其“七年写诗的结账”。他在诗集的《自序》中总结了自己创作道路的成败得失，倾诉了自己心目中的审美理想。然而，诗人不久即放下了他的诗笔，使我们无以领略他心中所盘旋的诗美的极致了。
陈梦家在艺术上的成就，一直为文学史家们所称道。陈梦家自称最欢喜抒情诗，他的主要艺术成就确在抒情诗上。在创作中，他首先着力的是塑造特具个性的抒情形象。综观陈梦家的诗作，可以体味到一个飘逸的虔诚的青年诗人的总体形象。每个作家都在他的创作中实践他的美学追求，诗歌这种精致的文学形式尤为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审美理想。穆木天说陈梦家的诗“好如一片秋空，具有着静闲的优然的美”（《〈梦家诗集〉及〈铁马集〉》），确实道出了它的审美特征。阅陈梦家的诗，处处感受到一种纯练而质朴的美。陈梦家的诗意境和风格虽淡如轻烟，“却不陷于一看兴尽的境地”（希隽：《论〈梦家诗集〉》），给人无穷的回味。他的诗具有丰富的哲学意味与深沉的内蕴。陈梦家的诗歌创作，无论在艺术思想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甚深。他尤为推崇布莱克那种“在简易的外表后面隐藏着深刻的人生见解”的诗风（见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对于布莱克诗中所弥满的那种略带神秘感的哲理情趣，陈梦家也深得其中三味。英国诗人霍思曼好在结尾处出奇制胜、造成馀味无穷的艺术效果的所谓“戏剧的拂拭”的技巧，以及布莱克用重叠复遝的诗句表现情感的手法，都被陈梦家巧妙地运用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显示了他的艺术造诣。陈梦家在20世纪30年代的诗名很大，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
1936年在伦敦出版的第一部英语版的中国新诗选本－－《中国现代诗选》中曾选入他的诗。陈梦家评论徐志摩在新诗史上的历史贡献时说：在这小小十年中，志摩先生尽了他的力在创造新诗的风格，并介绍西洋的诗歌……不光是诗的形式，就在内容上他主张溶合一切，让诗代表时代或民族不可错误的声音，也成为一个人灵魂真实的歌唱。（《（诗刊）叙语》）
陈梦家对新诗的贡献也是在这些方面。但正如臧克家所评价陈梦家的：“他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年轻，高才，缺乏的是实生活，是人生艰苦的磨炼。”（《我的诗生活》）因而他的歌喉始终没有融人大时代的群众的合唱中。
1936年9月，陈梦家获硕士学位，留燕京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从此全力专注于中国古文字学、古史学的研究。在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不少后期新月诗人如孙毓棠、俞大纲、孙洵侯都由诗人成为学者，走上同一条路，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或兴趣的转移，而是出自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自述的：要当“杀蠢的芸香”，“因为经过十馀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给臧克家先生》）。这也是陈梦家所孜孜以求的。
考古学家陈梦家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陈梦家由闻一多先生推荐，到长沙清华大学教授国文。是年秋，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秋，经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1947年夏，曾历游英、法、瑞典、丹麦、荷兰等国。他在国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与惊人的毅力，备尝艰辛，致力于收集流散于欧美的我国铜器资料。1947年秋，他拒绝别人劝他留住美国的要求，毅然启程回归祖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转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建国后陈梦家先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古文字学、年代学和古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在国内外赢得很大的声望。他业余与诗人郭小川、艾青等时相过从，并写过文艺短评与咏物写景的小诗，很受读者欢迎。
1957年，陈梦家先生被错划成右派，但政治上的打击并未使他治学的毅力稍减。就在那些最严峻的日子里，陈梦家仍在工作室里埋头工作。他用了十年时间，将故宫的九百张铜器拓片与夏商周“三代”的著录一一核对。然而，这位为新诗发展与学术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的诗人与学者，竟于1966年9月3日含冤逝世，年仅55岁。
1978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京举行了陈梦家先生追悼会。“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酿别人的酒”（《自己的歌》），陈梦家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人民将永远不会忘怀这位赤诚的诗人与学者。
陈梦家在中央大学学的是法律，最后得了一张律师执照。但是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16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出版了第一册诗《梦家诗集》，并立即出了名。那时他还不到20岁。1944年秋，他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选读他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四五人，但正像他初到纽约答一家小报的记者问时说的，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在美国3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在美国的3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回到清华的第一年，他为学校购买了许多祖国文物，并成立了“文物陈列室”。1952年院系调整，他由清华转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陈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他爱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诸先生；也亲近青年，对他们无所不谈。他很喜欢去看望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一切。他喜欢游山玩水，虽然这样的闲暇和机会不多。他在家里因忙于工作，没有什么体力劳动，但需要劳动的时候，他不怕脏，不怕累，而且兴高采烈。他不大喜欢活动量较小的、单独的休息方法，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他有一个可以拍摄文物和书籍的照相机），不喜欢听音乐。但是他喜欢看戏（各种形式的），喜欢写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泛论文艺的小文，如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论人情》等，据说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不过他新诗作得很少。他写过《甘地》一诗，写过几首咏景物的小诗，曾在《诗刊》上发表。他喜欢和郭小川、艾青等交朋友。
那就是用几乎他的全部收入购买明代家具。这些家具已如他所愿，全部归了国家。他的兴趣很广，但是他的主攻方向仍毫无疑问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里有了电视机。他几乎天天晚上看电视。看到晚上9点半、10点、10点半，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但是他还是每天早起按时上班，傍晚按时下班。他在所里、家里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常用书，在两处都能有效地工作。在30年的时间里，他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前提下，写了许多文章，着了许多书，编了各种图录，还留下了一本完成、未发表的大约二百万字的遗稿和未整理完毕的其他资料。
1951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份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199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 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于1949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1957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是史学界著名五大右派【黄现璠、向达、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按年龄大小排列）之一。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那一年有上百万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分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上面写到的巫宁坤教授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并且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划成“右派分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
文革开始，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1966年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像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1966年8月24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20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那时新月伴他走向死亡。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死于1966年9月3日，年仅55岁。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1966年9月5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8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1984年》作者的预见。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在1950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1957年，他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一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了他。这是一个人的毁灭，也是一批象他一样的人的群体－－文明中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群体的毁灭。
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他对甲骨文、殷周铜器铭文、汉简和古代文献的综合研究方面。他对甲骨文的研究一开始比较注重文字的分析和寻求卜辞中的礼俗。后从青铜器断代研究中得到启示，从断代入手全面研究卜辞。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为《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该书是甲骨学史上少见的较早的大型综合性研究著作。全书70多万字，共分20章。从语言文字学角度看，其中的“文字”“文法”两章最为重要。在“文字”一章中，他概述了以前诸甲骨学家对甲骨文的考释方法，同时他还对汉字的起源及构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并密切联系汉语特点开查汉字的构造。在“文法”一章中，他提出卜辞是研究中国语法史的最早材料，可以从中开始寻求汉语语法发展的规律。该书对研究古代史地、语言文字和考古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他在铜器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西周铜器断代》（分6期连载于1955年～1956年的《考古学报》上）。其中详细记述了不同时代的各类铜器98件。每件都记录了全篇铭文的释文，并加以详尽的诠释，有的甚至史逐字逐句地讨论。所以其中包括许多考释文字、词语，探求语法规则及语义的资料。这对研究上古汉语及汉语史很有参考价值。他对汉简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和《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两本书中。此外他还有专着：《老子今释》（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考释第一集》（北京图书馆、商务印书馆，1946年）、《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论文：《释底渔》（《考古社社刊》1936年第4期）、《释“国”“文”》（《国文月刊》1941年第11期）、《关于上古音系的讨论》（《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2期）、《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汇报》1957年5月17日）、《蔡器三记》（《考古》1963年第3期）等等，以及一些已经整理出版和一些将要整理出版的遗作，如《西周铜器断代》的后半部等。
陈梦家少年才子，新月派诗坛俊彦，青年时期钻研古史和古文字学，成为学术界推崇的古文字学、考古学和历史学家，惜未及老年而凋丧。他留下了激情四射的诗作，古文字界堪称独到的著述，还有满堂稀世奇珍的明清家具。其一生起伏跌宕，可称名士也。陈梦家1911年生于南京，16岁考入中央大学，即开始写诗。从20岁到23岁，陈梦家先后发表了《梦家诗集》、《铁马集》、《梦家诗选》等诗集。专家评论陈梦家诗作的特点是空灵而非刻画，如他18岁时写的《一朵野花》（节录）：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陈梦家20岁时，编选了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林徽音、卞之琳和他自己在内的18人的80首诗，是为《新月诗选》。40多年后，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谈到《新月诗选》时说：陈梦家作为编者，为诗选写了几千字的序言，“他用还是相当稚嫩而近乎华丽的辞藻阐述了新月派有关诗歌的观点。这部不到三百页的集子选载了十八位诗人的作品，几乎没有例外都是篇幅不多的描写爱情和景物的抒情诗，内容、风格都表现了极大程度的一致……”赵萝蕤中肯地评价：“梦家是新月诗人中的一名健将和代表人物，他师事徐志摩和闻一多两位先生，但他没有徐志摩那样精深的西方文学造诣，也绝没有闻先生对祖国、对人民的强烈政治责任感。”
2007年夏，陈梦熊院士接受访谈时说，三哥梦家从小就有傲气，认为二哥梦士不如他，爱发牢骚，父亲因此反而不看重他。陈梦熊上小学时，三哥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读书，已是知名诗人。陈老说：“我在小学时成绩平平，上初中时还有些懵懂，好几次被抓到校长办公室‘吃大菜’（单独训斥）。上了高中好多了，那时三哥在北平，我写给他的信，他都要批改，划出错别字和赘述的语句，给我寄回来，我服气！
“三姐和三姐夫曾留学法国，他们常与学界名人雅集，探讨学问，态度蔼然清雅。三哥和我耳濡目染，对以后的为人、为学之道影响很大。虽然三哥和我年纪相差六岁，感觉上差了十几岁。三哥有天生的艺术感，他把对人生，对自然界的感悟，细密巧妙地表现在诗歌上。家里堆满了三哥新出的诗集。他常与方玮德、卢寿楠等人谈诗论道，如潇潇细雨，淅沥绵长。”
闻一多虽然认为他的这名弟子“过于名士派”，但也毫不掩饰他的欣赏：“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夫，陈梦家要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诗人陈梦家发长齐肩，不同凡俗，仙仙然有出尘之致。写诗为学，陈梦家都出类拔萃。同事评论他，“学问和口才都颇出众”。
1932年底，陈梦家到北平，经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刘延芳介绍，在该学院听课一段时间。1934年，他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读古文字学，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和唐兰。此时的陈梦家一副俊美、儒雅的书生模样。不久，陈梦家与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赵萝蕤结婚。陈、赵两家是世交，双方的父亲都有一笔好字，做得好诗，又是研究神学的同道，与司徒雷登均为好友。赵萝蕤聪颖俊秀，少年时在苏州景海师范学校读书时，跟音乐教员陈冕珠学钢琴，而陈冕珠正是陈梦家的四姐。婚礼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办公室举行，凡此种种，一时传为美谈。史学大家钱穆回忆，赵萝蕤周围“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此时，陈梦家结识了小他三岁的同好王世襄。王世襄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家境宽裕。王家在大学附近的成府路刚秉庙东，有一个20余亩地的园子。王世襄在这里种葫芦，制养蝈蝈的瓠瓶，还养鹰、养鸽子和狗，雅聚各类玩家。陈梦家夫妇也搬到这个园子住过。他们雇一个工友做饭，白天各自上学，晚上集于乡野的园子，十分畅快。陈梦家喜爱红日衔山，鸡鸣野径的山村古风，可抵天白扰攘的尘梦。
陈梦家和王世襄都收藏明清家具，两人乐此不疲，倾囊以求。建国前后，两人在北京常有来往。2008年，94岁的王世襄回忆，当年他到陈家，陈梦家赶紧把新买的家具或漆器拿给他看。王世襄说：“你买的这个太便宜了，归我了。”王世襄买到新奇的物什，陈梦家也缠着他要。“文革”前，王世襄见陈梦家放在家里的明清家具都用绳儿仔细地拦着，笑道：“好，你这儿比博物馆还博物馆。”可叹的是，陈梦家在1966年死于人祸，而王世襄几遭灭顶之灾，几度沉浮，至今笑谈往事，头脑清晰。对明式家具的收藏与研究，成为晚年王世襄的重大文物研究成果而享誉海内外。
1936年6月，住在北平佟府的陈梦家发表“梦甲室商代地理小记”系列第一篇《隼夷考》。文中说：“《后汉书·东夷传》有九夷之名，而无‘隼夷’；‘隼夷’之名不见于经典，余最近始于甲骨上发现之。”陈梦家从训诂、字形和音律上详加考证。这是陈梦家一改诗人的恣意挥洒，全身心倾注于谨严的古史和古文字学的早期论文。
“七·七事变”不久，梦家和梦熊一起逃离北平。陈梦熊在西南联大上学时，陈梦家在西南联大文学系当讲师。陈院士回忆：“那时的英文和中文课，所有的教授轮流上课，罗常培、朱自清的课都有。三哥教书，我上过他的课，讲得不错。三哥不愿纠缠政治，对我担任学生会干事会副主席的活动直摇头。”
1944年秋，陈梦家由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哲学系金岳霖教授推荐，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授古文字学，为期一年；而陈梦家的目标是遍访散落美国显贵之家和坊间的青铜器，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青铜器图录。在美国的三年里，陈梦家走遍博物馆，寻访古董商和有藏品的私宅，把能接触到的藏器一一看过，照相，整理详细资料。此时，陈梦家夫妇风闻闻一多先生遇害的噩耗，不胜悲痛。师生二人都作新诗，又都转而研究古籍，当年闻一多和陈梦家“常常为了一个字的解释，争得面红耳赤。”此后，陈梦家的书房一直悬挂着闻一多的照片。
1946年，陈梦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他的执著与成果得到美国文物界人士的赞赏。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劝他永久留在美国，要为他谋一份适合他的工作，而陈梦家归国、回到清华大学的心切。他留下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的妻子，于1947年秋回国，任教水木清华。回来的第一年，他为学校购买了许多文物，成立起“文物陈列室”。赵萝蕤回忆：“他和所有的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所有这些资料现在都保存在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建国初期，陈梦家夫妇分别在清华和燕京大学任教，生活安谧。据巫宁坤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陈梦家“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
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陈梦家调到科学院考古所。1956年，陈梦家搬到东城区钱粮胡同。他是个兴趣盎然、朝气和忧郁并存的人。在家忙工作的时候多，有时干些日常的力气活，他兴高采烈。他个性分明，不喜种花，不喜照相，不爱听音乐，却喜爱各种戏曲，喜欢写戏曲评论和泛论文艺的文章。
陈梦家个性豪爽，水岸林下是他的得意之处。他喜欢朋友，交友甚多，经常访友。素雅的茶具，几人高谈阔论，舒缓心绪，得半日之清闲。他看似文弱，身体却很好，每天伏案工作10到12个小时，不知疲倦。像陈梦家这样有诗人气质的学问家，心怀坦荡率真，他从多年文字学研究的角度，对实行汉字简体化、拉丁化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广开言路，结果招致“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急先锋”的弥天大祸，困为右派。陈梦家忍受巨大痛苦和压力，将心志寄托于学术研究。1960年，他被派往兰州，协助甘肃省博物馆整理武威汉墓出土的简册，由此开始汉简研究，1962年著成《武威汉简》一书，又重新继续西周青铜器断代的研究，赶写器铭考释，并计划一年内完成《西周青铜器断代》和《历代度量衡研究》两本专著。
日以继夜的学术耕耘被“文革”一夜间摧毁，一位极具才华的学者被无休止的轮番批斗击倒了。他选择了自尽。40多年后，陈梦熊院士谈起最后见到三哥的片断，仍是岁月淘不尽的泪光：“大约是1966年的8月25日上午，我接到电话通知，立即赶去隆福医院。他已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医生正在抢救。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也是无言的诀别。几天以后，我在地质部也成了批斗对象。他经抢救多活了几天，终于在9月3日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55岁。”
梦家与梦熊出身教育之家，长于博雅超逸的文化圈，他们成为学者后，坎坷和磨难又何其相似：“三反、五反”运动，陈梦家因给清华购买文物而遭难，陈梦熊因负责野外调查的装备购置而遭劫；陈梦家在“反右”中落难，陈梦熊虽未被划为右派，也伤痕累累；“文革”陈梦家命断黄泉，陈梦熊九死一生，终于熬过严冬，迈上学术生涯的巅峰。兄弟两人的曲折遭际折射的是一代学人的命运。
1930年，19岁的陈梦家写过这样的《葬歌》（节录）：“我贪图的是永静的国度，/在那里人再也没有嫉妒；/我坦然将末一口气倾吐，/静悄悄睡进荒野的泥土。”
2006年7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书局和北京国际字研究会联合举行“纪念陈梦家先生学术座谈会”，纪念这位诗人和科学家诞辰95周年和逝世40周年。
陈梦家，这个名字依然闪烁着青铜一样的光泽。
陈梦家不仅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本人还是一个明代家具收藏家。前不久去世的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收藏方面是一代翘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陈梦家先生之家具收藏比起王先生也并不逊色。王世襄先生在收藏之余有两部著作《明代家具研究》《明代家具珍赏》，奠定了他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地位。但是我们尝试翻一下这两本书，会发现里面除了王先生的收藏之外，收录最多的就是陈先生的家具收藏，不过因陈先生早逝，这些收藏标注为陈梦家夫人（即赵萝蕤）所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一张元代黄花梨圆后背交椅，这是现存最早的一张交椅，洵为宝贵。陈氏夫妇所藏现大多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与王世襄先生所藏家具共同受人参观。
二、朵渔:[陈梦家：生当乱世如浮萍]
【燕园的神仙眷侣】
陈梦家，著名新月派诗人，同时也是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他是前南京金陵神学院提调(相当于院长)陈金镛的儿子，原籍浙江上虞，生于1911年4月16日，自幼在南京长大。早年师从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派重要成员。陈梦家曾在中央大学学习法律，最后拿到了律师执照，但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16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集》，并立即扬名。大学毕业后，陈梦家曾在安徽芜湖中学任教半年，其后赴京在燕京大学神学院修读;半年后转燕京大学中文系就读，并在该系任助教。此后的陈梦家开始以一位浪漫派诗人的形象出现。正是在燕大期间，他邂逅了与其相伴一生的“神仙妹妹”——赵萝蕤。
赵萝蕤自幼长在苏州，其父赵紫宸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早年曾留学美国。到她上学时，赵紫宸已是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了。1926年，赵紫宸接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一职，赵家迁往北京。这一年，赵萝蕤14岁。1928年，她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受业于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名教授。翌年，转系攻读英国文学。1935年，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转入西语系任助教。
1936年，陈梦家与赵萝蕤结婚。陈、赵的结合，与两人的家庭出身有一定关系。陈梦家的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赵萝蕤的父亲则是著名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相似的家庭背景，加上才子佳人的相互吸引，使二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钱穆先生在其《师友杂忆》中曾忆及这对燕园的神仙眷侣：“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
七七事变后，北平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夫妇俩辗转跋涉到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虽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但仍循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这样，赵萝蕤便作出牺牲，一面在家操持家务，一面做些翻译工作。此时的赵萝蕤“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钱穆语)
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与西南联大有一个交换教授的规划，陈梦家被选派为交换教授之一，于1944年首度赴美。赵萝蕤也一同前往，并进入了当时全美一流的芝大英语系学习。在美期间，陈、赵夫妇会晤了当时已名声大噪的著名诗人艾略特。艾略特是陈、赵都非常崇敬的现代派大诗人，早在清华读书时，赵萝蕤就应戴望舒之约，翻译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她也是《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
1947年，陈梦家先行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同时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为校方多方搜集青铜文物，干劲十足。赵萝蕤回到北平后，任燕大西语系教授，后又兼系主任，为建设一个一流的英文系四处奔走，延聘人才。 著名学者巫宁坤即是当时受赵萝蕤的邀请，自美返国，加入燕大英文系的。他回忆道：
一九五一年八月中旬，我回到北京，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
到了燕园，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萝蕤便留我先在她家做客，受到她温馨殷勤的款待。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儿……
看得出来，刚回到北京的陈梦家和赵萝蕤生活是愉快的，对新政权也是充满憧憬的。然而到了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天而降，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要求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要“人人过关”。为了能过关，除了不停地检讨自己，还需揭发别人。此后不久，又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历史经历，“态度恶劣”者，即被“隔离反省”。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相继展开。中国文联还发出号召，让艺术家们举办各种义展、义卖，捐献稿费、版税，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捐献“鲁迅号”飞机一架支援抗美援朝。
在“人人过关”的群众性政治运动面前，作为新月派浪漫诗人、小资情调严重的陈梦家自然难以躲过。陈梦家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经常在私下里讥评时弊，品题人物。巫宁坤在《燕园末日》一文中说，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了，不免发牢骚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社会严重收紧的情景)如此言论，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自是难逃被清洗的厄运。果然，“思想改造运动”一兴起，陈梦家就被揪了出来。
此时，身在燕大的赵萝蕤也好过不到哪里去，作为西语系主任，她不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会议，没完没了地检讨在领导教学工作中“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此时，其父赵紫宸已经被揪了出来，要求人人与他“划清界限”，其夫陈梦家正在清华遭受猛烈批判，一向镇静自若、从容不迫的赵萝蕤，一下子憔悴了。
“思想改造运动”刚告一段落，紧接着便是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赵萝蕤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
【“反右”中应声落马】
刚调入考古研究所的前几年，是陈梦家生命中相对平静的时期，也是他学术丰产的时期。这几年里，他相继完成和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分6期连载于1955～1956年的《考古学报》上)《尚书通论》等。他不仅第一次在考古和古文字领域引入了现代西方学术规范，同时还完成了由浪漫派诗人向古文字、考古学专家的蜕变。
陈梦家不再是一位诗人了，这一方面是个人兴趣的转移，另一方面也是政治气候使然。建国后，“小资产阶级诗人”陈梦家已被主流文学所抛弃，他失去了重提诗笔的机会和勇气。与陈梦家经历相似的何其芳曾讲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位诗人，在一个风景美丽的秋天里，听见风雨吹打树木的声音，他就想写诗了。但他才拿起笔来写了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不巧催收田赋的人忽然来了，打断了他的兴致，这首诗就再也做不下去了。”何其芳说，教条主义的批评会败坏人的创作情绪——陈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被那些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抒情诗败坏了胃口，他唯有闭嘴，像沈从文那样将自己埋进故纸堆里，似乎只有那样才安全。
赵萝蕤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
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
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他爱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诸先生;也亲近青年，对他们无所不谈。他很喜欢去看望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一切。他喜欢游山玩水，虽然这样的闲暇和机会不多……他喜欢看戏(各种形式的)，喜欢写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泛论文艺的小文，如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论人情》等，据说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不过他新诗作得很少。他写过《甘地》一诗，写过几首咏景物的小诗，曾在《诗刊》上发表。他喜欢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1956年1月，中共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说：“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政治气候一下子变暖，作为诗人的陈梦家也被重新“挖掘”出来。
陈梦家觉得他作为一位作家重新出现，应该有一个新的形象。于是，他便刻意与当时并不光彩的“新月派”划清界限：“我很不愿意别人老把过去的招牌挂在我的头上，而且这块招牌对我也不大合适，当时我只不过是喜欢写诗，和‘新月派’诗人接近罢了。有一些诗人像何其芳等比我更接近‘新月派’，却因为他改造了思想，入了党，而不再给他挂这块招牌，我虽然没有入党，也不能老挂着这块牌子。”1957年，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诗选也重新与读者见面，陈梦家写了一篇《谈谈徐志摩的诗》的文章，发表在《诗刊》上。在当时任作协秘书长的郭小川的日记里，记有陈梦家当年的一些情况：“到十一时，唐祈说陈梦家正在《诗刊》谈到我的《深深的山谷》，我和丘琴一起去和他谈了好一会。他赞扬了我这首诗。到十一时半，我约他们去吃饭，在崒华楼且谈且吃，搞到一时半多。陈梦家极健谈，他有他的见解和人生态度，又大骂了一阵刘绍棠，主张在整风中好好整他。”(1957年5月17日)“陈梦家来，谈了一下他对右派的看法，他认为有些右派分子老不满足。又催我早些看他的编好的诗集……”(1957年7月9日)显然，在“反右”前的一段时间里，陈梦家在政治态度上还是比较积极的。此后，因为政治气氛的突变，便再也没有了关于陈梦家的记录。
1957年“反右”斗争一开始，陈梦家应声落网，他被划成“右派分子”的罪状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早在 1950年，根据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字改革研究会即开始着手汉字简化工作。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 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陈梦家提出：“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陈梦家的意见说得很有道理，但关键是他没能正确预测风向。罗隆基当时就曾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陈之所以被打成右派，与其才情、性情、学问均不无关系。论才情，陈是旧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天纵英才，风流潇洒，恃才傲物，不免让人又忌又羡;论性情，他的诗人气质极浓，与制度时相冲突，又口无遮拦，好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另外，他当时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容易引发“仇富”心理。据《夏鼐日记》记载，当时陈家中已有电视机，他“几乎每天都看电影、电视，有时还加评语”。他搜罗明式家具，也多在此一时期。赵萝蕤说“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事实上陈梦家并不喜好结交朋友，更不会拉拢投靠，因此人缘较差，在群众性运动中最易落马;论学问，陈梦家不仅已是蜚声中外的诗人，更在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已蔚然成家，老话讲“文人相轻”，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往往成就愈高，愈易遭忌恨。
当年院系调整时，陈梦家由于口无遮拦，被迫离开清华，去了社科院考古所;岂料考古所的官僚作风更让他难以忍受。陈梦家到了考古所后，反对政治挂帅，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甚至反对学习马列。当时考古所所长尹达是20世纪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并无多少学术贡献，但因政治出身好，名正言顺做了一把手。陈梦家为此很反感，曾质问当时的副所长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意在讥讽尹达。这些话，在政治气氛宽松时可能无所谓，但到了非常时候，就有可能转化为“定时炸弹”，成为消灭一个人的罪证。在1957年批判陈梦家的文章里，就有一篇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来信，说陈梦家在西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郭沫若)”，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陈是闻一多的学生，两人关系亲密，开个玩笑是有的，绝对谈不上“攻击”;对“郭院长”的学问，以陈的性情，讥讽几句也是有的，但绝对称不上“恶毒”。
自1957年7月13日考古所第一次反右运动大会开始，对陈梦家的批判就没停下来过。郑振铎在当天的日记里有记录：“下午二时半，到考古研究所，参加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的讨论会。首先由我说了几句话，然后由陈梦家作初步检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王世民加以比较详细的揭发。石兴邦予以根本的驳斥。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近六时，我先走，因为要招待外宾也。(热，晚上有大雷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由此可见当时陈梦家自我检讨之艰难;可见那种唾面自干的自我作践，对一个清高出尘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多么大的痛苦和煎熬。而“热，晚上有大雷雨”看似闲笔，却又像当时政治空气的隐喻。陈、郑二人算是朋友，对文物、旧书有着共同的嗜好，但政治风向变幻莫测，二人也只能形同陌路，以求自保。
当时写文章批判陈梦家的，有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王力、夏鼐、翦伯赞、唐兰等人都写了长篇批判稿，有的还火药味十足。如唐兰就曾撰文《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不仅在学术道德上将陈梦家定性为“偷”“盗”，更站在政治的制高点上将陈梦家一举打倒：
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进行恶毒的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不是的。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衷、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
陈梦家在三反运动时是大老虎，党和政府没有追究既往，他应该改过自新。但在院系调整后，他转入了考古研究所，相反地把尾巴翘得更高了。几年来，他似乎很努力，很忙，据他说是“社会主义热情”。但忙的是什么呢?忙的争权利，当把头，捧这个，拉那个，搞小圈子，挑拨离间，打击人;忙的东跑西跑，沽名钓誉多写东西，多拿稿费;忙的买房子，买明代家具;装着热心戏剧，搞鬼把戏。
……
陈梦家在完成了甲骨学巨著《殷虚卜辞综述》后，用稿费在美术馆附近的钱粮胡同买了18间平房，此举使不少人眼睛登时变红，于是谣言四起，举报信不断。据胡厚宣先生回忆，当时科学院的领导也曾动员他和张政烺先生出来批陈梦家，胡先生明确表示“不干这种缺德的事”，张先生也没有答应。他们不干，但有愿意干的，特别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批陈开始后，曾做过陈梦家助手的李学勤当即写了《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文章不仅尖锐地质疑了陈梦家的学术成就，在文章的结尾，逐渐演变成人身攻击：
陈梦家并未拿出任何实在的成果，与他的傲慢自大相称。陈梦家这个人自命甚高。比如说，在书里的第20章，陈梦家忽略了很多其他学者的研究和理论，只是收录了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应该接受这种竭力鼓吹自己的态度。
经此一役，陈梦家彻底倒下，不但被剥夺了发表学术论著的权利，已经在《考古学报》上连载六期的《西周铜器断代》也被大批判文章所取代，没了下文。
写出过《寻路中国》《江城》等著作的美国《纽约客》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曾就此事采访过李学勤，何伟想不明白，一位诗人、学者何以招致如此不堪的批判，而且很多都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不只外国人很难明白”，李学勤说，“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也很难明白。在那个时候，我们受到了压力，必须要写这种东西。考古研究所叫我写的。那时我很年轻，没办法拒绝。你会发现，我在文章里避免说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我没有用过‘右派分子’或其他类似的词。我把那种批评写成了仅有的一段，放在全文的最后。”李学勤解释说，他在评论里面所写下那些学术观点都没有问题，“但那种个人化的攻击是我不想写的。那篇评论发表以后，我很少见到陈梦家。不过1960年代初期，我偶尔会在考古研究所碰见他。每次碰见他，和他说话总是觉得不自在。我没办法和他说话了，因为我感觉很内疚。我总是后悔我写了那篇文章。”那一年，李先生才24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还有大把的好机会。
划成“右派分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他曾经一度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种田、踩水车等等。1960年，由于夏鼐的关照，他得以借调到甘肃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汉简”，并在那里干出了一番成就，这也许是不幸中之大幸。
作为陈梦家的朋友，三十多年后，著名史学家杨宽先生还痛心地反问道：“为什么在政治上对他进行陷害的同时，还要贬低他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呢?事实上，(《殷虚卜辞综述》)学术著作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历史将作出公正的评价。”
【考古学家的陨灭】
被贬兰州后，陈梦家又投入到了汉简研究之中，并以惊人的毅力和才华，完成了《武威汉简》和《汉简缀述》两书。在兰州呆了两年后，60年代初期，政治气候回暖，陈梦家又被召回考古所，《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正当他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文革”却爆发了。
1966年8月，“死老虎”陈梦家在考古所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重新揪出来“批判”“斗争”。夏鼐八月九日的日记记载：“今晨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并且连续广播几次。这是指导性的革命纲领，是当前运动的方向盘。整天街道上有锣鼓声，各单位送喜报，欢迎党中央这个伟大的文化革命纲领。所中今天起成立了监督小组，‘三反分子’及‘右派分子’(夏鼐、牛兆勋、林泽敏、陈梦家)每天上午劳动，下午写检查。晚间大雨。”
8月的北京，烈日当头，陈梦家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研究所的院子里。有人往他身上吐唾沫，有人往他身上扔脏东西。他的家被抄，他苦心收藏的那些明清家具、古玩器具、丰富的藏书，被一扫而空;他们夫妇的房子住进了别人，“宁娘子的象牙床”也被红卫兵小将们占用，陈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车库的小破屋里居住。此时，赵萝蕤的病情更加严重，曾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与陈梦家一起被打倒的还有顾颉刚、侯外庐等一大批专家、学者。考虑到顾先生藏书太多，政府特意安排他住在一套20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文革”一开始，就被人以征服者的姿态，住进了原属于顾颉刚先生的一间正房，并在院子里搭起了厨房……
8月24日傍晚，在被“斗争”了一整天后，陈梦家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女性朋友家中。一整天非人的折磨与侮辱让他几乎出离地愤怒，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绝望感，他告诉朋友：“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造反派又跟踪而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行将他按跪在地，对他进行又一轮的叱骂和毒打。随后，这些人把他押回考古研究所。
那天晚上，陈梦家被关押在考古所里，不许回家。事实上他已无家可归，妻子疯了，房子被占了，家被抄了……那个晚上，想起这么多年走过的坎坷路，他感慨万千。自美返国之后，接二连三的运动让他没过过几年安稳日子，特别是在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右派帽子就一直没有摘下来过。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朋友，更没有学生，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几成陌路。(“文革”结束后，三联书店曾约赵萝蕤写一本约10万字的关于陈梦家的书，赵拒绝了，“我实在没那么多的话可说，5万字都写不出”，最终只写了篇千字文。很难想象，这对夫妻曾是燕园里的那对让人艳羡的情侣……)那个夜晚，邻近考古所的东厂胡同有至少6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凄厉的惨叫声在胡同里久久回荡，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
那个晚上，陈梦家更是听得不寒而栗，他想到了死……陈梦家悄悄写下了遗书，吞下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剂量不足以致死，他活了下来。夏鼐在日记中记下了其中一些细节：“上午赴所，见通告牌上有红卫兵通告，谓我所右派分子陈梦家自杀未遂。听说：昨天中午下班后，他到东厂胡同的一蔡姓寡妇家(其丈夫死于1963年，据云曾于死前托孤于陈)，被所中左派群众揪出示众，他自杀以抵抗运动，犯现行反革命的罪，还在遗书中污蔑群众侮辱了他，所以自杀。所中开全所大会，‘文革’小组报告此事，并对犯错误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等警告。”日记中的蔡女士不知何许人，陈在遗书中说“群众侮辱了他”，也许指红卫兵把他和蔡女士的关系作了侮辱性联想。
何伟后来曾采访过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后者回忆道：“他吃了安眠药，不过没能成功。他们把他送进了医院。第二天我赶去他家，他们的门上贴了批判梦家的大字报。我进屋看到红卫兵已经守在那里。‘好得很’，他们说，‘你这叫自投罗网’……”陈梦熊被毒打了一顿，因单位来人接应，他被暂时放了回去。“那是个极其危险的时候，”陈梦熊说，“你一整夜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不停地敲门和打人。梦家在医院住了一阵子，但医院很快把他给轰出来了，因为他的背景问题。大概过了一周，他就自杀了。有个跟他们夫妇俩住在一起的保姆，我想是她发现他的。我当时没法去他家里，因为我自己也在被批斗。没有办过任何丧事。”
9月2日，陈梦家再一次自杀。这一次，他选择了自缢，一种更绝望的死法。
据曾负责看管陈梦家的考古所工作人员老杨回忆，当陈梦家第一次自杀未遂后，考古所就派了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去专门看管他。那么，陈梦家是如何自杀成功的呢?老杨回忆：“有一天，陈梦家走了出去，经过了这扇窗户……过了几分钟，我们觉察到他走出去了。我们冲到外面，但已经太迟了。他上吊自杀了。”此时，一位“自绝于人民”的诗人之死，已激不起任何涟漪。夏鼐九月三日日记：“闻陈梦家已于昨晚再度自杀身死。”九月五日日记：“所中召开‘声讨陈梦家畏罪自杀大会’。”云淡风轻，不多着一字。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考古所为陈梦家举行了追悼会，在这年1月25日出版的《考古》杂志第1期第19页有一则报导：“黄文弼、陈梦家、颜誾先生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文中称，陈梦家先生“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终年五十五岁。”往事如烟，谁还记得当年那位才子诗人、饱学之士陈梦家呢? “‘文革’开始的时候，如果人们批评你，你就会相信你真的做错了事情。我自己也被人批评，我也相信其他人说我的话。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有那么多的敌人——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一个敌人。”李学勤在回答何伟的访谈时说。
陈梦家，才子而生当乱世，这是他的不幸。陈先生写诗的生涯虽只有短短六七年的时间，大半辈子都在搞古文字和古文献，但他却写出了那个时代最漂亮的诗歌：
没有忧愁，
也没有欢欣;
我总是古旧，
总是清新……
也许有天
上帝教我静，
我飞上云边，
变一颗星。
——(《铁马的歌》)
这多么像他一生的谶语。
三、谢蔚明说陈梦家
我初识梦家于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当时他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我在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当记者，彼此相距很近，我到考古所采访因而相识。这位著名诗人、考古学家在交谈当中，给我的感觉是，他热情洋溢，诗人气质感动了我，因而一见如故。我们交往的契合点，是中国戏曲文化，从此交往增多。
有一天，我接到两处吃饭的通知，一是他约我到钱粮胡同家里吃便饭，另一处是好友吴小如、徐士年和他俩大学的导师到前门外新开张的上海老正兴吃本帮菜。两处都是中午，没法兼顾。我思索之后，决定放弃小如兄的邀宴，他是老友，我不去，他会谅解。梦家是新交，按照他的通知，不仅吃便饭，还参观他收藏的明代家具，不可错过。他的住宅是一所大四合院，主人夫妇都是学者，置身其间，雅韵欲流，令人艳羡。梦家带领我参观明代家具时，他坦诚地告诉我，在北京乃至全国，他收藏的数量之多，至少在目前称得上第一人。我知道明代家具金贵，在市面上出售古董的店家偶有发现，却没想到梦家藏品的巨大规模，看得我眼花缭乱。
梦家是新月派诗人后起之秀，也因唯美主义倾向受到文坛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他热爱祖国，1928年“一二八”事变，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抗击日寇，展开淞沪会战，国民政府担心战事扩大迁都洛阳，梦家不畏艰难险阻，投笔从戎，体现当年国事濒危中一代青年报国赤忱，和贪图享乐醉生梦死的群体有天壤之别。
我受文化界师友的影响，也收藏一些古董摆设和字画，他饶有兴味地表示要去看看，我陪他来到西单菜市后面达智营租赁的寒舍，入座以后，我拿出罗振玉书写的楹联请他鉴定，联语是大篆，落款是行书，他只看了上卷两个字，立刻卷起来，不再往下看，说了一句话，这是假的。
梦家治学之余，爱好戏曲，袁水拍编人民日报副刊，就约他写点戏曲评介，也约我写一点。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知识界人心舒畅。梦家在前门外小剧场，看到北方大鼓书演员魏喜奎的演出，非常称赞，并推荐我看，我告诉他，1954年，中央组团入藏，慰问修筑康藏公路的解放军，魏喜奎以及侯宝林好多位艺术家都是团员，我是随团的记者，大家相处四个月。梦家让我出面约魏喜奎一道吃饭，他看中西观音寺川餐馆。这家馆子是一批文化界朋友经常光顾的所在，川菜馆对面有幢法国的房产，后来成了报坛名家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新民报总管理处，极盛时期，好几个大城市都有新民报，如成都版、重庆版等等。解放后，私人经营的新民报全都消失，北京版改出北京日报，陈、邓的管理处房产，成了黄苗子、郁风、吴祖光、新凤霞、马彦祥以及盛家伦、戴浩寄身之处。对面的川餐馆成了他们经常改善生活的地方。梦家是美食家，选择川菜馆是顺理成章的事。川菜调料离不开辣椒，魏喜奎为保护嗓子，怕吃辣，主人特地关照服务员，少辣，有的菜肴免辣。大家边吃边谈，梦家谈了观摩曲剧的观感，有嘉勉，兼有期许。后来，魏喜奎到美国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还获得曲剧皇后的称号。遗憾的是，梦家早已逝世，知己难逢，魏喜奎不胜伤感。
梦家对中国食文化情有独钟。有一天，和我在鲜鱼口的大众剧场看完戏，准备吃夜宵，他说有个好去处，领着我来到一家不起眼的小馆子，吃“蜜汁甜菜”，店家当场操作，先把大白菜梆子切筷子般粗细的条子，再切胡萝卜丝、生姜丝，然后用蜂蜜、白糖拌匀装盆端上桌子，色彩鲜亮诱人，吃起来清脆可口。盘子不大，他要了一盘又一盘，饮二锅头白酒。边吃边谈，然后在微薰中打道回家，时已午夜，路静人稀。
五十年代后期，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知识界是兴奋剂，上海报社通知北京办事处组织名家写稿响应号召，此前，毛主席曾经对新闻、出版负责人谈话，琴棋书画、梅兰竹菊都可以写文章，报社负责人向编辑部传达以后，浦熙修教我找知名人士写稿，我找过叶恭绰、夏枝巢老前辈写旧京遗闻逸事，又约陈梦家帮忙。梦家对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不以为然，我同意他的看法。1957年“五一劳动节”之日，他写的《慎重一点“改革”汉字》，十五日在文汇报刊登。同一天，毛主席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全国报纸上刊登。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收入《毛选》第五卷，文章的下面有一行小字：“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一篇文章，曾发给党内干部阅读，虽然没有注明具体时间，当在反右前就已酝酿过一段时间；可见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陈梦家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本意是在争鸣，符合双百方针，他做梦也想不到和毛主席的宏文同一天见报，成了唱对台戏。党组织对这位党外大学者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就召开批判会。主持会议的是文化部副部长、学者郑振铎。这是罕见的批判会，自始至终在和风细雨中进行，大学者郑振铎口口声声的“梦家先生”令人感动。在这种场合，我与梦家无法交谈，只能通过眉目致意，这次批判会是他与我最后一面。世事茫茫，难以逆料，主持批判会的郑振铎于次年因公乘飞机失事遇难，享年六十岁。陈梦家在“文革”狂风恶浪卷起那一年撒手人寰，年仅五十五。郑、陈都是国宝级人物，过早地离开人世，实是国家重大损失。缅怀梦家青壮年时代在学术上的光辉业绩，很了不起。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的梦家到了美国，他以爱国热情和坚强意志搜罗流散在国外的青铜器资料，收藏家多数是豪门巨富人家，他一一登门造访，做记录，拍照片，当时他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的青年学者，对方亦优礼有加，乐于相助。梦家圆满地完成美国之行，继转欧洲英、法、丹麦、荷兰、瑞典各国搜寻青铜器资料，取得丰硕成果回国。他原是清华大学教授，回到清华就在校内建立文物陈列室并兼主任。1952年高等学府院系调整，他离开清华园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考古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编委。
梦家系统地研究殷墟卜辞，殷周青铜铭刻，发前人之未发，提出大量有学术价值的论述，受到国内外考古界的重视，他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两本著作，被学术界公认为考古方面的重大贡献。
一九五七年后，写文章、出书，都没有了署名权。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尚书通论》、《西周年代考》、《六国纪年》、《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武威汉简》、《汉简缀述》等等著作。在北京面世的、署名考古研究所；在甘肃出版的则署名甘肃省博物馆。梦家早已名满天下，署名不署名对他来说，应是无所谓的小事。浩劫降临甘肃，愚昧无知的造反派只知梦家是右派，不知他是国宝，使尽折磨终于迫害致死。
梦家逝世多年后，河南出土一批商周时代文物，专家们参照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解决了不少难题。
赵萝蕤
“文革”结束，我重操旧业，编辑文汇月刊。我到京组稿，打听到梦家的夫人赵萝蕤教授的住处，她与梦家共同生活的钱粮胡同旧家早已作价交公，晚年住在美术馆后街旁门22号，人称赵萝蕤女诗人、外国文学家，并不全面。她是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也是诗人、翻译家。出版过《耶稣传》、《圣保罗传》，赵萝蕤在燕大中文系英文系学习。四十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先后得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执教，并对英国重要作家深入研究著书立说。
我于最近在杂乱无序旧存的师友函件中，发现赵萝蕤给我的两封信，为了存真，照抄于下：蔚明同志：
来信收到，月刊第4期已收到，但无第3期。
你这样需要西洋音乐方面的稿子，今抄录一份1944年旧作，看是否过分“崇洋”或“抽象”？若不能用，请寄还，因只有此一份。现在写起来不会有青年时代的热情，会“唯物”一些。一个月一篇不大容易做到。我想第一个写贝多芬。我的旧文写德沃夏克的（似载“新观察”）能找到吗？即使是那时写的东西，也不像现在那样枯涩。
匆匆颂编
安萝
82.4.29（见左下图）蔚明同志：
寄还的小书和信都收到，得知你没有患不治之症，非常高兴。迷人之乡和稿费都收到，“漫谈西洋音乐”如不能用切勿为难。本是旧稿，我也觉得不相宜。
北京已是秋天，前天且有霜冻。你手术初愈，望多珍摄。
萝蕤82.9.28赵
萝蕤教授来信讲到我做手术一些情况，我在前面讲过的不再重复。她来信提到的“迷人之乡”，原标题是《美国〈迷人之乡〉四日记》，登在文汇月刊第八期上，全文长约万言，作者以日记形式叙述四天来所见所闻，读来如身临其境，文笔的细腻优美，反映出作者文字功力非凡成就，令人倾倒。
赵先生晚年在中国美术馆后街一所旁门住宅里定居，在她接待我的宽大的室内，我看到大批明代家具，不知是钱粮胡同梦家收藏的全部还是残存的部分，我回忆不起来。人事沧桑，触景生情，陡增感慨。
1998年元旦，赵萝蕤教授在京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四、潜行者说陈梦家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为陈梦家先生写点东西。陈先生是古史和古文字学界我最敬佩的学者之一，不过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听说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朱德熙先生问夏含夷，国外汉学界对陈梦家和唐兰两人有何评价，夏含夷毫不犹豫的说陈梦家的贡献比唐兰大，朱先生很吃惊的说：“不会吧，唐兰的学问比陈梦家可大多了”。这个掌故实际上说明了中外学术界的巨大观念差异。中国的传统国学强调“根底扎实”，尤其是古文字学界，特别重视文献功底和小学修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评价一个学者的学问怎么样，多数时候是看你肚子里装了多少书，而不是看你写了多少东西，张政烺先生文章不多，可谁提到他都伸大拇指。而西方学术界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特别重视资料的全面、客观和方法的规范，在他们那里，“学问”不是比“积累”，而是比“成果”，看你给学术界、给后人留下了多少东西，提供了多少方便，造成了多大影响。朱先生是语言学大家，以语言学修养治古文字多有创获，但他的观念深处仍然摆脱不了乾嘉以来的朴学传统。他的看法在国内学术界颇具代表性（据我所知，在朱先生的同辈及上一辈学者中，瞧不上陈梦家的人很多）。
陈梦家是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然后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读研究生，其中有家庭背景的影响，他的父亲就是一位新教牧师。他之所以对古史发生兴趣最初是出于对中国上古宗教的关注，他最早发表在《燕京学报》的两篇文章：《商代的神话与巫术》、《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都是围绕这个问题（他之所以与赵萝蕤结为伉俪也与两人的家庭出身有关，赵萝蕤的父亲就是著名基督教活动家、神学家赵紫宸）。由于关注上古宗教而关心古史，进而钻研古文字，从诗人转为学者，在古史和古文字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也没能回到他最初关注的古代宗教课题上来，这种歧路亡羊的感觉很多治学者都深有体会。从陈梦家的治学道路看来，他并没有受过多少传统“国学”训练，他的“功底”也并不扎实（在他六十年代研究温县盟书之前，他甚至连《左传》都没有通读过），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少受到传统“国学”的束缚，能够在研究中引入现代西方学术规范。陈梦家学术上的突飞猛进是在50年代初期，这与他抗战后去美国访学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他第一次在古史和古文字领域引入了“现代”学术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显得很“超前”。
陈梦家治学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三点：全面、系统、规范。搜罗材料巨细无遗，而在处理材料时又十分谨慎，不同性质、年代的材料分类整理，各自形成谱系，不相混淆。在论述问题之前将所有材料和盘托出，让人一目了然，有门径可循，其论点是否成立倒在其次。有很好的大局观，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材料，尽量把各方面的线索梳理出来，指出问题所在和今后的生长点。他在一个阶段中往往只集中精力于一个领域甚至一个课题，将所有有关的材料一网打尽、竭泽而渔（据说他的书房里摆着几张大书桌，这一段关心什么问题，摆的都是相关的书籍资料，摊满一桌子，这个课题结束，所有的书都撤掉，转入下一个问题。研究铜器铭文，他才去读《尚书》，研究温县盟书，他才去读《左传》，这种读书方法也跟传统“国学”为读书而读书的原则大相径庭），然后力求在这一领域建立起基本的框架结构，而不以解决个别问题、考释个别文字为标的。从40年代末开始他的注意力先后集中于商周铜器及铭文（西周年代和《尚书》的研究从属于此），甲骨文及殷商史，汉简及汉代西北史地（古代度量衡的研究附属于此），东周盟书及简帛，在前三个领域都留下了代表性著作，《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因为打成右派被迫中止发表）和《汉简缀述》，最后一个领域他才刚刚起步就不幸英年早逝。如果他能赶上七十年代的简帛大发现，其成就不可限量。他的论著能为同行提供可靠的参考，为后学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初学入门的必读之书，其备受海外汉学界推崇也就不难理解了。
陈梦家治古文字不以扎实繁密的考据见长，应该说文献小学是他的弱项，他的长处在于历史眼光和洞察力。李学勤先生私下里曾说过，陈梦家考释文字，论据和论证过程往往错误百出，可他的结论却常常是正确的。这个矛盾正说明陈梦家不是孤立的看待文字，而是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从它的“context”着眼，因此在考虑字形、字音之前，对这个字究竟是什么字已经有一个大致的求证范围，剩下的工作不过是补充证据（正如李零先生所言，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因此他能在“错误”的论证之前就得出“正确”的结论，五十年代他将寿县蔡侯墓的墓主推定为蔡昭侯“申”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他的另一个优势是对前沿课题的敏锐嗅觉，这一点是一个优秀学者最重要的素质，能够在恰当的时机提出恰当的问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他在甲骨、金文、汉简三个领域都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能够将此前众多分散的研究成果整合为一个体系，从而使这些领域的研究水平整体上提升了一个台阶；在东周盟书和简帛的研究中他又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例如在六十年代的大陆他能首先注意到流散海外的楚帛书，最早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成果到八十年代才发表）。
我个人认为先秦史领域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系统性。由于经学传统的影响和考古发现的推动，先秦史在20世纪号为显学，大师云集，但是仔细盘点一下，像陈寅恪、唐长孺那样能够建立自己完整体系的学者却寥寥无几，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样开创范式的著作也找不出几部。这一方面是因为材料的局限，另一方面则是考据学传统的阴影在作祟（陈寅恪自称“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与他认为古史研究是经学而非史学有很大关系）。先秦史研究中的成果多表现为单篇论文而非专著，而这些论文又多是就事论事，虽然在各个孤立的“点”上多有深入的研究，但整体上却形不成大的线索，犹如一盘散乱的珍珠（以此标准衡量，“古史辨”派倒是有自己明确的方法论和解释体系，这在“走出疑古时代”的今天看来颇具讽刺意味）。因此直到今天，先秦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考据学水平，没有上升到史学的高度。当然，古史界也有大眼光、大手笔的人物，我认为首推王国维先生，虽然由于时代局限，他的著作仍然多采取传统考据学的形式，但其实质已进入现代史学的范畴；其次是郭沫若，他的人品学风当然有可议之处，但是不可否认他是将罗王之学发扬光大，初步形成体系的一位大师，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等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再次，如董作宾等人，虽然能在一个领域之内形成自己的体系，但毕竟过于专门，难称通人。郭沫若抗战爆发后进入政界，学术上再无大的作为；唐兰先生虽然抱负极大，眼光很高，可惜兴趣过于广泛，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完成计划中的任何一个课题。由此可见，一个学者要同时具备天赋、眼光、学养、精力、恒心、勤奋这些条件是多么不容易，而自身条件之外，还要有外界机遇、环境的帮助，陈梦家在这些方面可谓得天独厚，这就是他能够成其独一无二之学问，直到今日仍然让许多后辈自愧不如的原因（试问49年后的古史学界，有谁能在三个领域中都做过系统研究、留下经典著作？有几个人能够形成一条完整清晰的治学脉络？）。
悲剧人物往往是将所有的极端都集于一身。正因为陈梦家的才情之高、学问之好、人物之风流潇洒（我初见陈先生晚年照片即叹为古史界少有的美男子，后来又见到30年代他在燕京时与赵萝蕤的合影，真是学界绝无仅有的绝配，连梁思成和林徽因也难比），他后来的遭际之坎坷、结局之悲惨才更令豪杰扼腕，为之仰天长叹、忿忿不平。从我目见耳闻的一些零星材料看来，造成他悲剧的根源是他的诗人气质与极权制度的冲突。他不能容忍一切不合理的东西，又天纵英才、自视甚高，且口无遮拦，恣意讥评时弊，品题人物，另外他的稿费收入很高，生活条件优越，却生性吝啬，不好结交朋友，人缘比较差。这一切即使在今天都很可能断送一个学者的前途，而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更是足以致人于死地（这不仅是陈梦家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院系调整时他由于言论关系被迫调离清华去社科院考古所，而考古所的官僚作风更让他难以忍受，他批评当时学术界的行政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曾经质问当时的副所长夏鼐“你是否有职无权？”（当时的所长尹达并没有多少学术贡献，因为是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名正言顺的做了一把手，陈梦家的发言就是针对他），反对政治挂帅，甚至反对学习马列，这些可能本是私下里的交谈，但是到57年反右时，每一句话都成为他的“反动罪证”。在1957年的几期《考古通讯》（《考古》杂志的前身）上登载有批判大右派陈梦家的长篇文章，当时他和向达先生作为北京学术界的两大右派代表在大会上遭到围攻，夏鼐、翦伯赞等人都宣读了长篇批判稿（可笑的还有一篇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来信，说陈梦家在西大讲学期间，“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郭院长”，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的要命”）。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对陈梦家的打击得到“敬爱的郭院长”首肯，并且有几位如今在古史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当时曾经落井下石，以明枪暗箭攻击已毫无还手之力的陈梦家，而今在当年的期刊上还能见到这些名为“学术批评”实为人身攻击的文字。打成右派以后，陈梦家被剥夺了发表学术论著的权力，已经在《考古学报》上连载六期的《西周铜器断代》再也没有了下文。此后，由于夏鼐的关照，他得以借调到甘肃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汉简，有幸未曾中断学术研究。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小阳春”中，他被调回考古所，《汉简缀述》也得以出版；正当他正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又开始了，这位气性刚烈的才子学人终于没能熬过劫难。陈散原有诗云：“世乱为儒贱尘土，眼高四海命如丝”，用来形容当年的陈梦家和千千万万与他一同受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再合适不过了。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考古所为陈梦家举行了追悼会，这一年第一期《考古》杂志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登载了一条简短的消息“黄文弼、陈梦家、颜訚先生追悼会在京举行”，留给陈梦家的有四行字（另外两位只有三行，可见当局对陈先生够优待了），其中提到陈梦家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生活在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们大概无法理解，世界上竟然有一种叫做“路线”的东西，能够致人死命，还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都能由一个“路线”承担所有责任（可怜那些被处绞刑的纳粹战犯，他们如果像中国当权者一样聪明，也发明几个“路线”出来，就不必送命了）。当时我的老师有幸作为小字辈参加了这个追悼会，他站在后排，听着台上的领导煞有介事的念悼词，不由得腹诽道“林彪、‘四人帮’知道他陈梦家是谁啊？还不是让你们这帮人整死的？”但是，承担责任的就是那几个“死人”（或者“活死人”），而那些曾经对陈先生口诛笔伐、百般凌辱甚至拳脚相加的人们，则可以继续逍遥自在、飞黄腾达、功成名就，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存在过一个陈梦家，没有人整过他，没有人打骂过他，他也没有上吊自杀。于是我们的天下依旧太平、国泰民安、盛世辉煌，好像千千万万类似陈梦家那样的悲剧根本没有发生过。因为我们中国人从古时候起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为死人而存在的。
现在我们不用花太多唇舌去解释为什么很少有人提起陈梦家了，因为他从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他是戴着右派的帽子死去的，当时他是千夫所指的罪人，没有人同情他。我可以想像他最后十年的生命是一种什么状态，没有朋友，更没有学生，与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之间也产生了裂痕。当然后来给他“平反”了（是不是“昭雪”很难说，至少按照这个词的原意大概不是如此），但是已经过去了多少年，那些迫害过他的人纷纷坐上高位，他们当然不会去挂念死在自己手底下的冤魂。他们只会嗤笑他太脆弱，如果坚强一点咬咬牙挺过来的话，现在不就好了吗？因为大家“都好了”，你陈梦家也可以搞个副所长干干嘛，可以混个政协委员，考古学会、古文字学会、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风风光光的去国外转转；你可以给这个那个后辈的新书做“序”，可以领头搞几个“工程”，当当“首席专家”；你可以收一堆学生，他们会在各种场合颂扬“业师”的学问人品，给你写“学述”，给你庆祝八十、九十大寿，出版厚厚的祝寿论文集；你的《全集》、《自传》、《回忆录》也会精装烫金的摆在各大书店里，说不定能掀起一个“陈梦家热”。可是问题是你死了，而且死的太早、太不体面，你除了几本旧著、一堆遗稿和一位遗孀以外什么都没留下来，你没有学生，没有部下，谁来给你整理遗稿、再版旧著、开纪念会议？还想出《全集》？？别做梦了！！！陈梦家呀陈梦家，人家没想要打死你，可你为什么要寻死呢？好死不如赖活，你怎么就不能学别人那样忍辱偷生？难道不知道“三十年河东变河西”这句老话？
在我们这个国家大概很少有人明白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是不能轻易放弃的，那就是人的尊严（在《忧郁的星期天》那部影片里，创作这首歌曲的音乐家最后无法忍受纳粹的凌辱而自杀了（据说此前听过这首歌的有无数人自杀），他的爱人终于明白这首歌里隐含的神秘意义，那就是人的尊严）。陈梦家为了维护尊严而死（他最后的一句话是“我不能再让人把我当猴耍”），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叹息。
他死后，夫人赵萝蕤先生精神分裂，直到文革结束才逐渐恢复，但是这场遭遇给她的心灵留下终身难以愈合的伤口。据说前几年中华书局决定出版陈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与赵先生商量，赵先生先是歇斯底里的狂笑道：“我又能拿稿费了！”过了一会儿又伤心的大哭不止（当我听说这件事情时，只觉得心中一阵阵绞痛）。如今赵先生也已长作古人。漫步在今日的燕园，有谁还会记得这里曾经生活过这样一对神仙眷侣？在今天的中国，又有多少人会记得，在上个世纪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一些我们民族历史上最难得、最珍贵的人？他们，连同他们的故事，他们的风姿，他们的遭遇，都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被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善于遗忘的民族，渐渐淡忘。
谨以此文纪念陈梦家先生 零三年圣诞前夜狂风呼啸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