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1999年自述精编版:

我离经叛道的跌宕人生

【引言】

       我个人政治和文化思想发展经历过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由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我叛离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文革政治思潮。

      在第二阶段，由80年代中期到后来，我又叛离了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以及泛西化、泛市场化、反传统、激进主义的改革思潮。

其间风云迭起，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有许多未见终局的事情，最后的评判只能付诸于未来的历史了。

      我平生数历生死边缘，几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个人阅历，绝非一般的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

       我的这种相当个性化的人生，竟然发生在1949后这么一个缺乏个人自由和浪漫精神的时代。所以，我的生活经历在中国知识分子圈中，可以说是异常奇特，独一无二的。

　　我的前半生，得罪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些政治人物，但主要是知识分子。我打破了意识形态中一些人所制造的神话，例如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神话，什么“河殇”的神话，什么“民主政治普世性”的神话等等，搞得鼓吹这些东西的一些知识分子很没面子。他们恨死我了，所以一直极力把我妖魔化。 　　

     有时我是的确有一点悲凉的。数十年来所为何事?不过一直都是读书、思考、写作而已。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竟这么仇恨我?就是因为我阐述的一套思想，妨碍了一些人达到他们的目标!俗语说，泄天机者遭天谴。我平生数次道破了某些天机，砸了一些人骗人的饭碗，因此犯了众怒。 　　

      我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离经叛道之徒。并且，目空一切。无师无门，无宗无派，自本自根。我似乎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然而跳入学术界后一直在大闹天宫。因此有人诅咒我是弼马温、野狐禅，但也有人认为我是齐天大圣。其实，如果我是孙悟空的话，我虽然会追随唐僧去取经，但最后绝不会皈依佛祖而求分封去做一个“斗战胜佛”的。不自由毋宁死。皈依正统和主流，那是这个猴子一生最大的败笔。 　　

      20多年以来，我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分歧与其说是在学术上，不如说是在政治上。这种分歧特别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在政治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激进主义者，是国家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坚持传统主义者而不是西化主义者。 

多年来，我的学术一直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在很多时候，我几乎完全孤立无援。我承受着多种批评、批判、误解、攻击、诋毁以至谩骂，不仅在国内，也包括在海外。但是更有趣的是，我也是经常被一些文贼剽窃和抄袭的对象。有的文人一边骂我一边偷我。然而不管怎样，我从来没有向那些自以为是什么公知精英的人低头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经常以个人的微弱之声对抗主流世界。那些精英们说，何新已经不存在。因为他们早把何新打倒在地一万次了。而我则说：对不起，还要劳驾你们再打一万零一次────因为，老何仍然在这里！

我对事物常常持有与多数主流精英包括一些大人物们不同而新异的观点。因此而触犯一些人们，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或者学术尊严。因此而一路走来争议始终不断。十几年来，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苏东坡有一首词说：“漫听竹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词很适合描述我的心境。　　

 

 　　

1、出身与职业　　

1949年12月，我出生在浙江温州苍南的一个小镇(钱库)。4岁那年被家人接到北京。

我父亲何炳然先生，1995年因病过世。他生前是一位知识分子干部，文革前的级别是行政14级，不是高干。

我出生在浙江温州苍南的一个小镇(钱库)。五岁才被大人接到北京。我父亲当时是光明日报记者。

我祖上薄有田产，是当地的士绅(地主)。我的祖父何成功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抗战时期曾经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因此他没有参加第三次国内战争。

父亲在大学(前中央大学)时代思想左倾，参加了左翼学生运动。1948—1949年在华北加入共产党的新闻训练班，负责人是胡乔木。

我的职务是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本届（1999年）已连任三届了(第7、第8、第9届)。我的工资及供给关系都在全国政协，级别相当于正研究员或者正教授。

［附注：何新历任第七、八、九、十一、十二届政协委员。］

进政协后，有一件事我一直很感念王任重常务副主席。1992年我患病，当时主持政协工作的王任重副主席知道后，指示政协向卫生部联系为我办理高干看病的“蓝卡”。卫生部回复不行。因为根据有关文件，对享受这种蓝卡的干部在年龄和资历上有限制，我不够条件。王任重先生当时已患大面积心肌梗塞而住进北京医院。他在病榻上口授一信签发给当时主管中央办公厅的杨德中同志，请求他协助办理此事。

［1992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新华社稿“最后的时刻”一文曾报道此事：在王任重同志病重的最后几天，他仍关注“有位政协委员在医疗上遇到困难，他一再叮嘱：这个委员是个人才，在医疗上要给予照顾。”

王任重的原信全文如下：

“杨德中同志：何新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是有才干的人，因身体不好，请给保健局说一下，给予特殊照顾。王任重（1992，3，10）”（此信收录于《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424页。）

几天后，王任重副主席去世了。后经杨德中同志特批，卫生部保健局给我办理了蓝卡。医疗蓝卡是一种特权。这些年里我虽然享有，但其实很少使用（我的许多病是自费医治的）。但是此事仍令我深受感动。］

国家为专职的政协委员提供了一些生活待遇和特殊照顾。但是一些年来我基本都主动放弃。例如，国家为专职委员每年提供一个月的公费避暑休养（可以选择北戴河或其他风景名胜地），我自1996年后，再没有去过。国家提供公务用车，但我开自己的车。每年政协委员有公费视察的机会，可以申请公费出差、开会、调研，所有这些待遇，都是有正式文件的。但所有这些，我都放弃。

在两千多位全国委员中，只有二、三十人是专职的（即供给关系在政协的）。其中主要是离退休老人，像李雪峰、王光美。还有一些较特殊的知名社会人士，如过去的溥仪、梁漱溟等。十年前我担任专职委员时，才40出头，是当时唯一而较年轻的专职委员。这实际是中央领导人根据我的某些特殊情况，而作出的一种工作安排。

2、始启疑蒙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

我们那一代人当时都普遍关心政治。当时虽然我只是10几岁的孩子，但也经常阅读社会上的各种传单、小报、大字报，密切注意“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动向。可以说，从1967年开始，我对“文化大革命”已开始萌生怀疑。那时我已试图探寻一种新的思考方向――“怀疑一切”。

因为内心有许多不解的疑问，我决心系统地读书，学哲学，而且要读一切可能找到的禁书。

今天人们谈论“文革”，往往说那是一次造神运动，宗教迷信运动。但是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文革”的另一面是思想的大解放，是一些旧的意识形态迷信的破除，包括对旧的国家机器的迷信。 　　

这个时候想读书，没有地方去借。借不到，我们的办法是利用当时风行的“打砸抢”风气——“偷”。

我和一些同学瞄准了学校和一些文化机关的图书馆。那时的图书馆是最冷清的部门，被封了门，基本没人管理。一天夜里，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学校图书馆，把窗户撬，开到里边去找书，连干了一个星期。搞过了我们自己的学校，又去搞附近别的学校，收获极丰。一书包、一书包地搞到了好多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哲学的、历史的名著，许多书都是当时正被点名批判、被禁读的书。

正是从这个时期(1967年那个早春)开始，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可以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思想启蒙。当时听到“禁书”的书名，就想方设法去找。禁果最好吃，人类都是这种心理。 　　

我首先学到的是怀疑。我最初的一个疑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很多道理和当时“文革”的理论是并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精神，但是当时“文革”派的理论则认为精神决定物质。林彪说，思想是原子弹，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他认为人的精神能量是无限巨大的。但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物质决定论，人要吃饭是第一位的。 　　

当时我们都很穷，也经常挨饿，当然本能地在感情上倾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假如按这个方向进一步思考下去的话，我会成为一个反革命。“生存还是死亡?”这是哈姆雷特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也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么是走向反革命，要么是停止自主地独立思考。

我懂得首先必须保护自己。办法只能是，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本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我一度也很活跃，但读书与思考使我走向孤寂。

当时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到1967年底，我的家人都被揪斗了，我父亲被造反派作为“漏网右派”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隔离起来。

当时很多的家庭都如此，我们楼里住的多数干部不是成了叛徒，就是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种扫荡一切的大背景，必然使得我们这些子女们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强烈的抵触，产生根本性的怀疑。

1967年初到1968年的年中，我避开政治运动的旋涡，在学校(北京24中学)4楼东侧找到一间阁楼角上的小屋子，我住在里面从事了将近一年非常专注的阅读和学习。　　

我记得，那时候读过的书有《史记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文学著作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19世纪民主主义者的著作，卢梭、伏尔泰、雨果、巴尔扎克、斯汤达、左拉、莫泊桑等法国启蒙学者、人道主义者的文学著作。这里有许多书是当时不能读的禁书，被认为是封、资、修的坏书。但正是这些书，使我在精神和感情上得到了洗礼和启蒙。　　

我当时酷爱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我也深深陶醉于这些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种古典的和浪漫的爱情。我喜欢托尔斯泰作品的深厚，斯汤达的力量，巴尔扎克的深刻。正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使我对人生和社会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我开始懂得如何通过私利与情欲的观点去剖析人生。巴尔扎克有一本小书《高利贷者》，书中那个犹太银行家高布塞克令我终生难忘。我记得他的一段名言是：“羞耻、悔恨和贫穷，这是地狱里面的三个女神，…… 放在今天也一样。到处都是不幸的人，但可怜之人必都有可恨之处。”

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书（《卡拉马佐夫兄弟》）令人获得一种神秘主义的宗教感情，当时曾经深深地震撼了我。　　

我的这一段具有启蒙意义的读书生活，到1968年6月中学生被安排上山下乡而告一段落。

3、初罹大难

1968年6月我被学校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屯垦戍边”。

我走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但同时还带了两个大木箱，里面装了很多书。其中有一部分是父亲的书，大部分还是在那一年中我通过各种途径搞到的书。其中包括许多当时的政治性“禁书”，例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斯特朗夫人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桑塔亚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等。

那时瞻望前途，可以说头上的天空正是一片黑暗茫茫。但是我内心中却抱持着一种信念，我深信天会变，地会变，时代也会变。这种信念来自我当时已学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概念。辩证法认为，宇宙中没有不变的事物，宇宙、自然和社会，常变常新，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同时我深信思想的光芒，智慧和知识的光芒，必定可以照亮我未来的全部人生。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18团。在兵团建立以前，这个地方的行政区域是黑龙江省友谊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1968年6月经毛泽东批准成立的。建设兵团是一种军事与农业合一的特殊体制，它的主要成员包括三部分，一是复员和转业军人，二是担任领导的现役军人，三是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其中一部分经过严格审查(出身好、思想纯)的知青成为持有枪械的武装连成员。这种体制具有准军事组织的特点，对青年人的思想和政治控制非常严。建设兵团的任务，一方面是从事机械化的大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是在东北中苏边境上作为一种战略后备力量，防备中苏战争。这就是“屯垦、戌边”。　　

比起山西、内蒙、云南、甘肃那些更苦的地方，应该说黑龙江是个好地方。农场是机械化作业的大农场，主要作物是大豆和小麦。因此，食油充足，白面是主食。我去的友谊农场，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一个样板农场，基础就更好一些。　　

我刚去的时候，被分配到农业连队，农忙时一天在田地里艰苦劳动12-14小时，累极了，几乎没有假日，晚上又没有电灯。但是，在这种条件下，我当时仍然坚持每天晚上下工后读几个小时的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熬读。直到第二年，我被调到县城里的团部农机厂当工人，宿舍中才有了电灯。工厂的劳动制度是8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0小时以上），条件比在乡下时好了很多。但是，到工厂不久，我就成了反革命，书又读不成了。（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以后不久，1968年夏，毛泽东召见四大红卫兵领袖，废黜了他们，正式终结了红卫兵造反运动，接着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1969年4月，九大召开，人们本来认为文革可以就此谢幕了。但没想到九大以后还是一个政治运动接连着一个运动，令人厌倦之极。

1970年初，中央发动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叫做“一打三反”。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三反就是反对“516”（“516兵团”，文革时期的一个政治组织，以反对周恩来为纲领）、反贪污、反浪费等。这个运动波及到农村。由于知青到农村后，在很多地方与当地人发生矛盾，一大批不肯服从当地社会规范和政治权威的知识青年，被当地领导人借政治运动之势作为反革命分子而揪出来。这批知识青年都很年轻。在我那个团(友谊农场)，有几百名知识青年被认为是“地下复仇军”反动组织的成员，而被当地人揪出来批斗。这些人被关起来，而且挨打，打得很残酷。　　

不，这个运动开始并没有触及到我。虽然我早就被作为一个“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而被搞运动的积极分子们盯上了，但我是自己跳出来的。我看到这么多知识青年被抓起来，看到他们挨揍，看到一些严酷的肉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感到很不平。　　

我当时已经深受俄罗斯和法国文学中人道主义的影响。我认为，一个人，不管其政治信念如何，不管他们是不是反对文化革命，至少应当受到人道的待遇，不能这么残酷地打人、折磨人。毛泽东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为什么那些当地人不执行呢？

因此我就给团领导和一打三反的工作队连续写了几封信，教训他们说，你们应该讲政策，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大多数等等。结果是把我也揪出来了，时间我记得大概是在1970年的3月-4月。

当线索开始追查到我的时候，我被人们孤立起来，周围的人们都不理我了，我感受到一种被排挤和歧视。我们同来的十几个知识青年，本来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我们这些青年本来都是一块儿去吃饭，一块去儿上班、下班，彼此关系很亲密的。但忽然，人家互相招呼，却没人来叫我了，而且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回避和我讲话。原来，工作队给“积极分子”们都打招呼了。我这时就感觉到我可能要倒霉，出事前半个月就已经感觉到了。我那时每天都有一种灾难随时将要临头的预感，诚惶诚恐。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没有终结的恐怖不如一个恐怖的终结”。(见《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每天都在等灾难临头，那感受是让人压抑而要发疯。但当事情真的临头，不过如此，反而一切坦然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年3月的一个早晨，凌晨3点钟，全厂集合在一个大礼堂开会。为什么3点钟开会呢？那时是“抓革命，促生产”，3点钟起床搞“运动”，早上7点钟还要正常上班干活。当我要进礼堂的时候，人家挡住了我，不让我与班组一起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有人把我领到最后一排。我想，今天就要出事。

那个会场的气氛是很威严的，如临大敌，调了一个持冲锋枪的武装连，戒备森严地持枪守卫会场，那个会议的横标是“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开会后，团运动工作队长给大家讲话，这位工作队长是一名年轻气盛的现役军人，当时他还任我们团的副参谋长。

这人讲起话来很有气势，而且有煽动力，我至今仍记得他的一些讲词。他说，“有人指责我们不团结大多数。我们是要团结大多数，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多数必须是好人。你是阶级敌人，你这里是劳改队，你让我怎么团结大多数？你问我为什么揪出来这么多牛鬼蛇神？你这里就有这么多，我不揪行吗？”(这些话他是针对着我那封信讲的)这话十分雄辩。他又说，“毛主席在纪念鲁迅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在尖锐的阶级j'j斗争面前，要像鲁迅那样做独立撑持的大树，不要做向两边倾倒的小草！同志们，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你们究竟是要做独立撑持的大树，还是做向两旁倾倒的小草呢？！”

他讲话中忽然一声大吼，“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其中一位叫xx的正是鄙人。结果，我就与其他一批挨批判的人被武装连战士从坐位上揪起来，按到会场前面。然后有人就开始念大批判稿，挨斗的人弯腰低头站在台上，台下是我所在那个“工业营”的全体职工，大约有500多人。这是我第一次挨斗，那是一种很奇特的人生体验。　　

皮肉之苦自然是免不了的。但多数时间是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写思想交代材料。那个关我的房子原是工厂的一间小库房，又潮又黑，日夜点着一盏刺眼的水银灯，没有透光的窗户，进去几天后你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如果神经不够坚强，在里面长期关下去肯定会发疯。　　

我想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幽默感来对付他们。让我写材料我没什么可写的，那个年代流行的是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我就不断地把脑子里所记得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还有鲁迅这些圣人的语录一段一段地默写出来。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每天都能交出一大篇。(笑)

 有趣的是，许多语录工作组的人从来没见过，因此他们就说是我瞎编出来的，指责我所写的都是反对马克思，是歪曲马克思主义。我就告诉他们这些话出自于马克思的哪篇著作，在第几卷第几页，如果不信，就让他们去查。也真有趣，我们团那时有个姓高的军人，是学毛著讲用标兵，当时是我那个团的副团长，读了我写的交待材料，他还真的去查书，去核对。他对哲学理论有兴趣，曾就哲学问题找我谈过一次话。但整起人来，他并不含糊，表明他深谙斗争哲学之三昧。另一些工农出身的工作队员就骂我是“假马列”，引用林彪的话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读毛主席语录是捷径，我就和他们辩论。结果，这种审查与批判往往变成了引经据典的意识形态辩论。我想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的神学辩论也许就是这样吧。但自此以后，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被人们认为是理论修养高深，反倒出了名。　　

到1970年5月，由于在被监管中饮食不洁，我患了急性痢疾，一天脓血便十几次。 但是，我是“牛鬼蛇神”，当时药品短缺，又是战备时期，中苏关系紧张(当时由于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出现了战争危机)。少量药品都被屯积起来用于备战，因此对我们这类监管人员不给医不给药。结果我后来病疴日重，但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疗。 当时氯霉素、土霉素一类对痢疾有效的抗菌素属于一类战备药品，医院不给我们这种坏分子使用。为了治病，我只能在被监管劳动的间隙，偷偷到田头上寻找一些马齿苋、车前草之类的野草，用开水泡烂后当药吃。这些野草的治疗作用是我读中医本草时了解到的。我当时还在自学中国的针灸术，教科书是当时很流行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从商店中购买了不锈钢制的细针，以自己的身体作实验，寻找经络和穴位进行针刺，居然有点效果，能够抑制腹痛，也能够缓解和抑制腹泻。但是针灸难以根治存在严重感染的炎症。尽管效果有限，以我当时的严重病情，又得不到有效医药，我想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和自救措施的话，我可能那时就送命了。 

一两个月后，我患的急性痢疾转变成慢性痢疾，我整个人由于久病而失形，体重由120斤降到不足90斤。　　

更惨痛的还在后来。拖到7、8月间，我日日发低烧，双踝浮肿无法穿鞋，起居行走困难，心率达到每分钟100次以上，有时发生昏厥，显然已有生命危险。这时监管人员才不得不把我作为危重病人由监管地送进团直属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其间还发生过一次药物中毒，差点真的送命。发生这次药物中毒后，团医院认为我病情太严重，怕我死在那里面（当时知识青年死的已经不少），就将我转送到佳木斯中心医院。在这个医院，医生诊断我患了急性风湿性心脏炎，心脏瓣膜已受损害，“左瓣膜狭窄及闭锁不全”，“心尖区可听见三级左右吹风样杂音”。

当时医生认为我会终身丧失劳动能力，很难活过40岁。由于医生认为我已成废人，农场也不派监管人员看守了。但经过两三个月的强化性治疗，每天大剂量注射青链霉素后，我的病情却逐渐有所好转。这时我找到一个机会，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前离开医院，回到北京。

　　我此前有两个关系较密切的女朋友，一个名叫维维，和我一同在友谊农场，另一个阿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我被监管后，维维日益与我疏远，后来她听医生讲我患了无望治疗的心脏病，就写信和我分手。

4、浪迹燕京

      而阿红这时恰好回到北京。知道我生了重病，她写信给我，建议我回京治疗。

      这一年（1970）的国庆节前，我从佳木斯医院溜出来，蹭火车逃回北京。所谓蹭火车，就是不买票用各种办法溜上火车。因为我身边没有几元钱，根本买不起车票。溜上火车后，就设法躲在火车座位下，爬到行李架上、缩进厕所里或者过道上，反正要与查票的乘警和列车员一路捉迷藏。中间还换了好几次车。经历千辛万苦，最后才回到北京。 　　

      回北京后，我先住在阿红家，因为我的家人这时都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在北京已没有家了。在女朋友家住了一段后，奇怪的是，也并没经过什么治疗，原来那么吓人的病竟然奇迹般地逐渐好转终至康复了。(还有一个奇迹是，我近年曾反复体检，除了半个心脏较常人有代偿性的扩大外，医生说看不出我过去患过风湿性心脏病的瓣膜损害迹象。在被认为是绝症的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中，我是极少数的康复者。) 　　

    到北京后我就想，我得继续学习我在兵团没完的东西。 那就是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痴迷思考，我当时非常认真执着地把这看作是自身的一种使命、一种职责。 想一想，这其实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以我当时的那种身份，一个遭到放逐的乡下人，一个仅具有初中学历的知青，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却认为自己竟有责任作这样重大的事情，关注以至批判性地思考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你说荒唐不荒唐？ 　　

   那年春天，阿红离京回云南了。但是我继续留在北京。当时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小艾。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这位女友家，那时她父母都在五七干校。

    正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召开了9届2 中全会，这次会议是文革运动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揪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这一事件是极其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表明毛泽东所发动的这个文化革命运动，至此开始遭受重大挫折。 　　

会后，毛泽东发出号召，要人们认真看书学习，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毛泽东这时鼓励人们直接读马列原著，他还亲自开了一个书单，号召人们读一批书。在此之前，我在兵团的一条罪状就是不读毛著而读马列经典著作。因为林彪讲过，马克思主义里面，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只要学毛泽东思想就够了，反对人们读马列原著，认为对马列的书看多了反而会变得糊涂。 　　

这个时候，毛泽东说只读他那几本小书不行，号召人们读马列的原著。于是北京图书馆就把马列的书，《马恩全集》、以及与马列有关的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等等，都拿出来陈列上架，开放给人们读了。当时北图的制度是，进入阅览室必须要有北京地区的工作证。 

小艾为我找了一个北京工人的工作证，把相片换了一张。我拿着这个假的工作证，每天到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去读书，早上去，晚上回，像上班一样。

每天早上北图一开馆大概9点钟，我就到了，中午出来到六部口附近有一个韶山餐馆，现在改成朝鲜冷面馆了，那时还是一个小豆浆馆，花一毛多钱吃顿午饭，6分钱买一个烧饼，8分钱可以买碗豆腐汤，吃完了下午又回去看书。 　　

5、贵人相助

就这样我在北图读了大半年的书，除了节假日以外，每天坚持去，几乎风雨不误。这期间还有一些小小插曲，与两位德高望重的大人物有关，他们都曾在我遭遇危难的这一年中帮助过我。这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杨斯德将军，另一位是赵朴初先生。

 杨将军是传奇人物。淮海战役中策反了蒋介石的一个军，是一位55年授予的少将。他在文革前的职务是军队总政的联络部长，他的大儿子杨伯宁与我是中学的同学和好朋友（80年代初他曾经做过中国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后来全家移居美国了）。

 我那一年流浪京华时，曾在他家寄居了几个月。当时杨将军受到严重的政治冲击，被免去部长的职务，赋闲在家中养病。我在他家住时，经常与他聊天，聊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也聊我对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历史问题的看法。虽然我当时还非常幼稚，但我敢于思考这些问题已经使他感到很惊奇。老将军当时被停职在家中，也很苦闷，每天他只能读书和种花。他推荐和介绍我阅读了许多书籍，包括《反杜林论》和《资本论》，那是我第一次读这两部书。正是通过这两本书，使我在哲学和经济学上得到了启蒙。那时老将军常和我就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交谈。

 还有一位老人是著名的佛学大师赵朴初先生。我今天在这里要向老人家公开表示一个歉意。1970年秋，我和我的女朋友阿红曾拜访赵朴初先生(阿红家族与赵朴老是世交)。赵老当时也赋闲闲居，在家中读书自娱，主要读有关自然科学史的书。我向他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等几册罕见的书。

但那一年中我生活颠沛流离，不幸后来竟将那几部书丢失了，一直没有归还。结果就不敢再去见赵老，而这几本书都也是当时赵老非常心爱的书，曾经一再叮咛我看完要还回来。可是我辜负了老人。事隔多年，想起赵老当时的慈祥，至今深感惭愧。

 我年轻时感情生活很不稳定。那年春天，阿红离京回云南后，我继续留在北京。

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小艾，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这位女友家，那时她父母都在干校。但这年春节过后，她父母回来，我就不能在那里住下去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经常住在现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小山后的一排地下防空洞里。那时我经常备着一件帆布雨衣，一个草帘子，夜晚就躲在防空洞里打地铺。怕被巡逻的民兵抓到，有时一夜得更换几次防空洞，今天钻这个洞，明天钻那个洞，一听有人的脚步声就赶紧躲藏起来，就这样躲躲闪闪的在地下坚持了几个月。

最难忘的是那些寒冷的春夜和秋夜。夏天比较好办，难熬的是那些寒夜，睡在防空洞中，夜晚经常被冻醒，浑身哆嗦，你会觉得今夜的黑夜特别漫长。

 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白天我仍然坚持到北京图书馆读书。生活嘛，每天小A给我送一顿晚饭。她工资很少，一个月才挣38元钱，但她自己只花18块钱，省出20块钱来支持我的生活。中午饭也是在北图附近吃，那时没有什么盒饭快餐，要吃得便宜只有烧饼豆腐汤。晚饭也靠小艾，通常是她从工厂食堂买过来带给我。

 小艾的父母都是国家建委的领导干部，她是北京首钢附属的一个电子元件厂的女工。她当时非常爱我，爱到痴热的程度。我直到现在对北京玉渊潭公园怀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防空洞了，后来都拆除了。但是那个松树林还在，当年我读书的那些林间长椅也还在，有时我仍然会去那里走一走，坐一坐，尽管早已“物故人非事事休”。

 当年我常坐在那里的长椅上等待小艾，有时是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那里，一面看书，一面等待。真的很奇怪，本来在几个月前还是病得要死，在京城那一段流浪的日子每天挨冻受饿的，虽然人精瘦，但居然就是不再生病，也真邪门。

 6、窃书被抓

还有一件事是令我难忘的。那一年夏天，我竟然有机会又搞到了一大批想看的书。离玉渊潭不远，翠微路2号有一个大院，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留守处就在这个院子的一座楼里，这座楼的底层有一个被封存的图书馆。

 有一天夜里，我设法从窗户上溜了进去，发现有很多都正是我特别想读的书，我就设法把它们搬出来，其中有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还有《资治通鉴》。结果有一天，我的活动被人家发现了，你猜把我举报给派出所的人是谁呢？

 说来你会吃一惊，这个人后来一度也是大名鼎鼎，就是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后来在1989事件中颇出风头的著名“民主”逗士包遵信，他当时是商务/中华留守处代表造反派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我窃书被他发现而交到派出所。警察（派出所所长）问我为什么偷书，我告诉他我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所长仔细审看了我的读书笔记，看了以后，他竟然跟我神聊起来，由世界历史、马列主义，一直聊到当前的文革。

 这是当时少见的一个有头脑的好警察，他可能认为在当时（文革那种乱局下）一个年轻人偷点当时没人会读的破书也不算什么大事，结果竟然把我给放了。

但是两个多月后，由于我长期在玉渊潭、钓鱼台国宾馆一带出入，行踪诡秘可疑，终于引起警方的注意和跟踪。特别是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9·13事件，北京政治形势极度诡异而紧张。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政治形势的这种突变。

 

7、沉沦炼狱

    1971年9月中旬，我在流浪中由于蹭车，被暗中跟踪的便衣抓捕。这一次是正式被北京警方收捕，以流浪可疑的无业游民而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

    我先被关在永定门外的一个收容所收容审查一个多月，后来又被转到功德林监狱（我后来才知道，这里就是著名的秦城监狱）里关了大概一星期。那是高墙坚壁的真正的国立监狱，关我的是一间只能容留一个人的小号。没有床铺被褥，地上只有一方草席和一个蹲式的可冲洗的便坑。

     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小号关了一段时间（也许一个星期，也许半个多月，记不清楚了）。警方肯定把我查了个底掉。但是最终，除了流浪和偷书，警方实在审查不出我还有别的什么问题。最后警方决定将我遣送回东北兵团。我是被警方铐着手铐，押送着离开京城的。在北京站押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 ，这个车厢中所有的同行者都是犯人——几乎全部是犯了事儿的北京知识青年。

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我在北京整整一年的流浪读书生涯。

8、身负红字

 我和小艾的爱情关系，在经历这一次暴风雨后彻底破灭。警方、她所在的工厂当局、她的父母，都找她谈话，告诉她何新不仅是一个流窜中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而且还是一个骗子、一个贼，警方从她家中把我寄放在那里的一部分书籍和笔记本全部抄走。

在我被捕后， 小艾肯定遭受到极其巨大的精神和政治压力。她面临审查，她的家人为保护她而把她隔绝起来，不许她去见我。(我在收容所中曾托人带信给她。)

最终她在精神和感情上都彻底崩溃了。后来，回到兵团后不久，我收到她的最后一封信——绝交信，在信中她表示已经决心与我划清界限，彻底决绝。

那一年是我青春时代遭遇的滑铁卢之战。我是被警方铐着手铐，押送着离开京城的。

 在北京站，我与其他几十名知识青年一起被押送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第65/66次列车，那些青年多数是犯了罪的知识青年，有偷东西的，有抢劫的，重犯的手还被铐在车厢里的桌子腿上。

到哈尔滨后警方把我押下车，我被转送到黑龙江省收容所。但在这里，我找到一个机会溜了出来。在哈尔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自己扒火车就又回到了兵团。这是1971年的11月间，而恰在一年前，我离开佳木斯回北京，到这时正好是一年。

文革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阶级制度极其封闭而严格的社会。在职业和婚姻问题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极其严格，出身不好者被视同贱民。

当时我父亲被定性为反动知识分子，母亲是漏划地主成分，所以我出身不好。而我在恋爱时对小艾的父母隐瞒了我的这种家庭背景（事实上有些父母的历史情况我当时也不知道）。但是这在她的家人看来乃是一桩不可饶恕的大罪。

 小艾在给我的绝交信中也说，她一切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能原谅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她的欺骗。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只能是一种偶然漂来的奢侈品、寄生物。

 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生存现实就是这么冷酷。当我在北京流浪时，没有户口，没有金钱，没有任何可以支撑生活的立足点；唯一有的是青春，是梦想，是一种对于理想及信念的执着追求。然而这些在当时又具有什么价值呢？我是谁？最多不过是一个流浪京城的青年冒险家而已！

小艾对我的爱是十分天真的。她在当时那样一种近乎无望的境遇中，曾经十分无私地奉献并支撑了我，给我以感情的慰藉，我为此对她感念终身！

但是，虽然她甚至可以接受我曾经是反革命，在现实中是一个流浪汉，但她却无法接受我的出身背景不是来自与她相匹配的没有政治问题的家庭。出身不好，在当时就是印在人们身上的一个永远无法磨灭的“红字”——“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A字。”（霍桑）冷酷的社会现实最终使小艾抛弃我。事实上她的处理是对的，是完全合乎理智的。

［?注：《红字》是美国19世纪心理分析作家霍桑的一部著名小说。］

9、不屈之声

 那时我最爱读的一本小说就是斯汤达的《红与黑》，我觉得自己的情况和感情经历颇有一点像于连·索黑尔。当时曾深深地打动我的，是于连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时的最后告白，他说:

 　"先生们，我不向你们祈求任何的恩惠。我毫无幻想，死亡正等待着我，而且它是公正的。我出身微贱，为贫穷所困扼，可是碰上运气，粗受教育，却敢混迹于富贵人所谓的上流社会少年群中。先生们，这便是我的犯罪行为！"于连呼唤:"我爱真理，但是真理在哪里？到处只有伪善，至少也是欺诈。就连最伟大、最有德性的人也不例外。喂，人绝不可相信人。"

这些绝望的话当时似乎也是我的内心之声。

 我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只是我现在比年轻时代悲观得多。

?在1971那一年中我备受折磨和困窘，可以说已经输得精光；但是意志上倍受磨炼，在精神上收获极大！当我坐在北京永定门外收容所和功德林监狱的小号中静候审查的那些孤寂时刻，回首以往一年间的往事，我曾写了一首《沁园春》：

 浪迹云踪，天涯漂泊，四海为家。披塞外霜雪，燕山云月，瀛海夜渡，长岛观霞。风雨消磨，艰辛历炼，笑渡青春好年华。凭栏处，看无边碧浪，来去淘沙。 

而今整装又发，不吃苦毕竟志难达。逞英雄怀抱，驰骋宇宙，人生百岁，漫作虚花。往事轻弹，无限来者，更向高峰迈步伐。莫等闲，把辞章填过，再作搏杀。(1971年9月)

当时我形同穷丐，却竟然还有这样一种窘迫的诗情画意，而且豪气如此。(笑)岂不可笑哉？

　10、苦工生涯　　

回到兵团后，情况当然是糟透了。我已一年多没有工资，身上一文不名，吃饭都要借钱。一年多漂流在外，行李都不见了，眼看就要过冬了，连条棉被都没有。因为在一年前，我是作为坏分子在未解除监管的情况下从医院逃走的，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案底，北京市公安局给农场保卫处转来了关于我的收审材料。

 但幸运的是，这个时候“一打三反”运动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而告结束了。9·13事件后，周恩来发起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赢得了对文革运动不满的人们的支持。一些曾经反对过林彪和极左思想的人被平反。我也赶上了这个风。有人认为我过去抵制一打三反是对的，因此不再追究我的问题了。同时中央发来文件要求各地关爱下乡的知识青年。那些当时在运动高潮时迫害镇压知识青年的军人被调回军队。

这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现役军人撤走，兵团恢复原来国营农场的建制，重新起用一批原农场的老干部担任领导。

 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倍受迫害，因此与那些粗暴的军人在作风上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上台后比较讲政策。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兵团整死了好多知识青年，整个兵团大概有几百人被整死或者自杀，或者成为精神病。许多受冤者的亲属上访上告中央，国务院派工作组来调查，认为这个运动搞“扩大化”了。因此当我回到这农场的时候，政治气氛已比较宽松，机械厂让我回去当翻砂车间的工人。

当时工人中有一句话，“车钳铣，没法比。要翻砂，就回家。”在工厂的各种工种中，翻砂铸造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计。机械厂领导让我回到车间继续当翻砂车间的工人。在工厂的各种工种中，翻砂铸造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计。我不愿意回去。于是就被安排去建筑队搞基建。有一段时间，让我到砖场去烧砖，当窑工。窑工之苦，又热又脏又累，粉尘雾霾污染极其严重，是普通人所不能想象的。

 砖窑里烧完砖后仍有40-50度的余热，而烧砖不能在冬天烧，只能在夏天烧，因为在冬天砖的泥坯会被冻裂，夏天外边空气30多度，窑里残热40、50度，而且乌烟瘴气，空气中弥漫着红砖的粉末。我的工作是从窑里推车往外运砖，那真是苦不堪言。

 但干这活有一个好处，就是一天只需要干三四个小时。这一点让我特开心，因为有了许多闲暇时间可以让我用来读书。

 

1991年与兵团战友回到黑龙江友谊农场

11、乡间大学

我从北京被押回农场的时候，大部分的书都被警方没收了。但我随身的一个小书包，里面还剩下几本书，竟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一本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一本是马、恩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有一本黑格尔著、贺麟翻译的《小逻辑》。这三本书当时令我入迷，是让我每天冥思苦想的主要精神食粮。这三本书，我一直保存和苦读了许多年。可以说，这三本书中蕴涵的若干理念塑造了我一生的基本哲学和历史观念。我从这三部书中悟出了很多道理。

可以这么说——《哲学笔记》和《小逻辑》教导我掌握了哲学方法；《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塑造了我的社会历史观念；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1915年列宁在瑞士伯尔尼流亡时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所作的一些笔记，表明列宁对黑格尔的逻辑思想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但是，列宁的研究工作没有作完，在读这部笔记时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试图把列宁这部曾考虑要写而没完成的书写出来——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关于辩证逻辑学的新体系。

这一设想当时颇令我为之着迷。那时我白天干活，晚上就读书，一边读一边不断地思考和写东西。

12、修正主义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怪人――身份是屡受批教的坏分子，破衣烂衫，腰上缠着一根烂麻绳，干着最脏最苦的活，但腰带上却别着一本外国哲学名著或马列著作。那时我周围的许多人(特别是女工)，都认为我这个人是有“魔症”——就是疯子、精神病。 

　　我当时一个月基本工资是32块钱，吃饭穿衣大概要用20块钱，剩下的钱全用来买书。我记得，这个时期，我开始系统地通读了当时陆续重新出版的新一版《马恩全集》。我那时记忆力超好，过目不忘，理解力也极强，自悟能力极高明。因此读书的效率非常高。在这个时期，我疯狂地阅读和尝试写作。学习我当时所能找到的一切读物和知识，包括数学、英语、日语和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

现在回顾，我应该感谢文革前的教育制度。我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都是良好的名校，遭遇一些有水平的教师，因此受到良好的教育，奠定了后来我在人生中自学的基础。

       这个时期，我最重要的收获是系统地研究并理解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社会理论，从而逐渐系统地形成了我的世界观和政治历史观。

        但是，有意思的是，尽管我读了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我却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相反，我开始暗中怀疑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学说。例如，我接受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而不接受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

我非常鄙视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独断论。我支持康德的怀疑论、不可知论和马赫的批判经验主义。我支持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而怀疑列宁的暴力主义国家学说，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由此而然，我开始彻底怀疑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基础的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时我知道我已经成为了一个修正主义者。

13、学业蹉跎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初，江青等四人被捕，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大逆转。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就要结束了。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报名参加大学高考。我作为高龄考生，被黑龙江大庆师范大专班录取。1978年春季走进校门，但是3个月后我就退学了。 

　　在上大学之前，我在农场写了很多东西，有一篇是关于逻辑学革新和改造问题的，我的理论根据是重新理解和应用黑格尔的逻辑理论。

     1977年我将这篇文章请人转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哲学研究》编辑部。由于此文，我被《哲学研究》杂志邀请作为一名列席者，参加197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逻辑理论研讨会。 　　

     接到开会的通知后，我欣喜若狂，立即向学校请假，要求去北京开会。但学校当局说，你只是一名刚刚考入大学的新生，你的任务是学习，完成学业。校方不同意我出席这个会议，这对我是当头一棒。

     但是我坚持要请假去开会，校方说好吧，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那就请你退学。这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我思想斗争了一番，最终我想，与上大学相比，出席这个会的机会更为难得——要知道我对逻辑理论已经思考和研究了好几年了，渴望有一个与中国的顶级逻辑学家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人生总有要拼搏的关头，因此不管后果如何，这个会我一定要去!

       于是，不顾学校的阻挠，我硬是到北京去参加了这个会议。回到学校，因为我自行外出开会被认为是逃学旷课，校方要给我纪律处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跟学校抗争，我只能选择退学。 

　　退学后我又回到了友谊农场。从大学退回到农场，这在当时非常糟糕，是很不光彩的事。但非常幸运的是，这个时候农场知识青年掀起了返城的大潮。我本来就有心脏病，到医院去搞了一个有病的证明，然后即作为一个被病退(即因病返城)的知识青年而于1978年末回到北京。

14、幸遇伯乐 　　

     很幸运，我有一位非常爱我的父亲。他在我的青春时期始终是我精神上的引路人。

    我在“文革”期间写过很多异端的东西，当时这些东西最重要的读者是我的父亲。“文革”期间，他读我写的那些东西，不表态，只是警告我不要给别人看。但他有时却把它们送给他自己的一些朋友看。看过这些东西的人中，其中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宁可教授。宁可教授在“文革”前就以研究农民战争史而闻名，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

我回到北京后成为失业者，父亲请托他帮助我介绍一份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机会。一所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当时隶属于财政部，正在招考教师。

这是一所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被解散的学校，1978年被国务院批准恢复建制而重新组建。当时师资非常缺乏。宁可教授就把我作为一个具备师资条件的特殊人才推荐给中财院。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是邓小平号召各级领导者要做伯乐去发现人才，社会上开了这个新的风气。

      宁可教授把我推荐给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汉语教研室的负责人闵庚尧先生。闵教授看了我的档案和我写的一些文章，对我这个人表示感兴趣。经学校领导同意，他组织老师考核了我，然后又组织人员让我试讲了几次课。听课的人们觉得我的水平还可以。于是闵先生说服了学校的人事处，这个学院同意破格录用我担任代课教员。

     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破例的，因为我的个人档案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仅仅是一个人大学3个月即退学的大学生，而我所面临的新工作，乃是向和我本来同属一届的大学生们授课，讲解古代汉语和古代经济论文。三十而立，这一年我正好30周岁。 　　

      学生们很快就知道了我的来历。一些学生，特别是几位年龄和我相仿或比我大几岁的男同学对我很不服气。但多数学生们还是接纳我，特别是女孩子们对我比男同学更友善。我那时正年轻，风华正茂。许多女同学晚上主动到我的宿舍来聊天，用现在的话就是跟我“泡”。但是，我与一些女同学的交往很快就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同时也引起了一些男同学的嫉妒，一些流言开始传播。我面临一场危机。

但是恰好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方面同意调我去工作，于是我就向学校请求调动。校方也担心继续留我在这里会发生绯闻。

结果，因祸得福。在1980年初新的学期开始时，我离开了这所学院，而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开始从事学术秘书的工作。

15、登入庙堂 

科研组织局是社科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机构，旧称学术秘书处。这个机构直接服务于院长和秘书长，收集汇总所有各个研究所的科研和学术上通下达，相当于社科院的神经中枢系统。

当时局里分给我的工作是联系哲学所、文学所等，建立和管理有关学术档案等。但是，进入社科院科研局上班以后，我每天干的主要是自己的事――根据自己所选择的课题，读书、思考、研究和写作。虽然人坐在办公桌前，思想却飞在天上。 　　

我在科研组织局工作了整整一年。这段时间，对我的思想发展异常重要，不仅我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而且在精神境界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当时我在北京还没有正式住所，每天夜晚就睡在办公室里，睡在临时拼起来的办公桌上。这样，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几乎全部时间，我都在阅读和写作。如果说黑龙江的农场是我的大学，那么我的学术研究阶段是在科研局开始的。

这一年中，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术研究》、《新华文摘》等一些重要的学术杂志和内部刊物（如《未定稿》）上发表了一批极有影响力的论文，包括哲学异化论问题，哲学史问题、经济改革问题等。 　　

 一年后局里为我办理了干部转正和提级手续。同时，局长鲍正鹄让人事处长通知我，局里认为我不适合继续留在科研局工作——因为我不务正业，没有做好局里交给我的工作。领导建议我自行联系调动工作。因此，仅仅在科研局工作了一年，我就面临必须打起背包走路了。 

这时我又一次受到命运女神的眷顾。三位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尹达、黎澍当时都正在寻找学术助手。有人把我发表的论文推荐给他们，这三位老人都派人和我联络，表示有意选我去做助手。

最初我很想投奔历史所所长、大名鼎鼎的侯外庐先生。当时侯老正在筹备建立一个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我非常有兴趣。但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幽默的事。侯老派林英先生――侯外庐过去的助手之一，当时是新任宗教所副所长，到科研局找局长表示想调我协助侯外庐，参加重新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工作。鲍局长竟从座位上跳起身对他双手作揖说：“谢谢，你是伯乐，请快把这匹千里马弄走。”此言一出，令人生疑。同时人们也听到一些不利于我的流言，结果侯先生不调我了。

16、言多必失

最后，黎澍先生调我去做了他的学术助手。黎澍是一位资深老干部，著名近代史专家，时任近代史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 主编以及中国社科出版社社长。　　

    黎澍选我为助手，使我遭到许多人嫉妒。我至今难忘黎澍先生见我面后的第一次谈话。他说：“很多人想到这里帮助我工作，我都不用，现在用了你。你会招人嫉妒。听说你这个人很狂。有才能的人，都狂，狂一点难免。但是，你会招来‘群妒’的。我劝你小心，要谨慎!”

这一番话算得上是苦口婆心。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桀骜不驯、直言快语的个性几乎使我把围在他老人家周围的一批人得罪了一个遍。因此不过一年，他老人家就把我轰走了。 

1982年春，中国历史学会在天津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会议，论题是关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黎澍没有出席会议，但他派我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出席。临行前他叮嘱我说：“这个论题在政治上很敏感，自从3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搞得清楚。你去到会上，人家会说你是代表我，你的任何讲话，别人会认为是我的意见。所以，你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只听不要说。” 　　

结果会上我把黎澍对我的叮嘱丢在一边，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作了一次长篇发言。会议限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以15分钟为限，但主持人按了十多次铃，仍然止不住我的滔滔雄辩。 

人们都被惊呆了。那天散会后，许多过去不认识我的人纷纷议论这个毛头小子是谁?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发言竟如此狂妄胆大!当他们知道我的来历后，纷纷摇头。于是会后许多人跑去找黎澍告状，说我在会上发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条大罪。 　　

      散会后回到北京，黎澍把我找去谈话，严厉地批评我。但是，老人当时不知道我心里想的却是――我在前10年里，其实人头也已经好几次临近落地了，无非如此而已。所以尽管黎澍当时讲得很重，我却漫不经心，这种轻慢的态度大大地更加激怒了他。那天老头子真是动了大怒，他敲着桌子呵问我：“你狂，有什么本钱呢?你通读过二十四史吗?你读过十三经吗?经、史、子、集四部，你究竟读了多少?”

     他这些话轰下来，我的感觉倒真是如雷贯耳，我被他说到了痛处。我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读通经史，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向老人家提出辞职。 

　　好在当时近代史专家丁守和先生、刘志琴女士当时正在组建“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他们也早知道我，认为我仍是可用之材，因此出面向人事处作调停。这样，我的编制就转到近代史所的文化史研究室。直到一年后，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我是近代史所最重要的“污染源”之一，在这个所也呆不下去了。

1984年，温济泽把我调到研究生院任该院学报的编辑。1985年经梅益秘书长安排和协调，刘再复帮助我调进了文学研究所。1984年我的几篇论文和《培根论人生》一书相继获奖，我也被中国社科院团委评为所谓青年“自学成才”的标兵。

1985年我在文学所评定职称被聘任助理研究员。1987年即破格晋级为副研究员（相当于大学副教授，名列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布的新闻）。1991年再次破格提前聘任正研究员。同年，我由文学所被中央领导特殊安排，调到全国政协担任专职的全国政协委员。

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貌似神圣的学术庙堂中，我工作了整整10年。 　　

17、政治风云

     80年代中期，我在当时知识学术界中已经颇有名气。1985年我在《读书》、《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批评当代文学“新潮”的一组文章。引起了胡乔木等领导人的注意，胡乔木亲自把文章清样调去，多次亲自动笔作修改。文章发表后，震动文坛。 

1988年夏，我在当时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经济改革的文章，直陈当时的经改方针有重大失误，批评所谓“价格改革”已成为掩饰恶性通货膨胀的遁词。这一组文章发表后，反响甚大，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其后(1988年10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危机，中国可能即将发生政治动乱。我预言，如果动乱失控，国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诸侯割据局面等等。在这一组文章中，我甚至描述了一个中国演化向动乱方向的可能步骤和发生分裂的具体模型。

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我呼吁从激进改革方向退却，呼吁采取渐进改革的路线，抨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我的这些议论引起了国内政治家们，包括邓小平、陈云的注意，也引起了国际政治界的关注。1990年我访问日本时， 日本人曾告诉我，这一组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立即被东西方情报机构所重视。 　　

1989年3月，我收到了一份从国务院发给我的密件，里面是刚刚成稿的《政府工作报告》，这种文件通常是由高层发到小部分精英人士中听取咨询意见的。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被政府邀请的受咨询者之一了。后来我知道，当时我已被有关方面推荐名列于中组部和统战部所关注的培养对象，尽管我并非中共党员。 

1989年6月1日我得到李鹏总理的约见，作为知识界代表列席参加国务院办公会议。 1990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在病中多次召见我邀谈内外形势。同年我被中央直接安排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久，我的工作关系调入了全国政协。我的工作是作为一个专职委员进行调研，随时可以将我的想法、言论和建议通过正式渠道报送中央最高决策层。这也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能以一个非党知识分子的身份，能够发挥某种特殊作用的原因。 　　

自从1990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呈2～3篇有关国内外形势及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出我个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回顾起来，这些年来，我为国家致力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政治社会大局的稳定，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的意识形态支持。例如，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我在1991年提出人权内容不仅仅是个人政治权利，还有社会成员整体的生存权、温饱权。 　　第二、在近年复杂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将我所看到的危险倾向和失误，及时提出警报，为国家献计献策，提示某些具体且可操作的对策与建议。 

　　第三、面对近年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动摇，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寻求支持国家大局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新的建设性的理论基础。 　　并没有人要求我必须这样做。我是自觉地、也是自主地做这一切的。我的自律原则就是国家利益。海外一些报刊及媒体认为我是“御用学者”。对，因为我领的是国家的俸禄。受国之托，则勤国之事。应该说，能为国家服务效力是我个人的无尚荣幸。这里涉及到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的责任的理解。

18、恪守道义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似乎首先是某种抽象道义的责任，似乎只应该为某种抽象的价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奋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一种假清高。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切道义和价值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我认为国家利益，社会公众(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价值。

    忠实于这种利益、这种价值――这就是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这意味着自觉地、自为地承担一种道义的责任。这种承担、这种承诺并不一定是总有回报的。得到回报是幸运的，得不到回报也无须抱怨。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已经为我们做出榜样。

回顾我的过去，我认为我是极其幸运的。在我的智慧和学识最成熟的时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有幸际遇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竭忠进言而竟不被见弃，从而能以a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国家、民族效力。

我目睹国家大局摆脱了一个至为艰难危险的时期，有幸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并曾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内参与了这一段历史。这种历史契机，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遭遇一次就是莫大的幸运。

在精神上我所一直追求的就是明道与济世，我毕生最大梦想的是华夏民族及其文明的复兴！——其实，东方复兴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就是我在80年代末率先提出来的。1990年黑龙江出版了我的2卷《东方的复兴》。199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我当然知道，作为孤独的个人，力量是极其渺小的。但是回顾往事，我还是非常自豪。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曾行我所志，并且始终如一地志我所行。矢志不移，毕生不渝，至今也没有改变过！

在有些人对我的指责中隐涵着一种贬责，认为我似乎是一个逢迎当局的谄媚者。在这十几年中，我曾经反复自省，也曾经回头重读我自1988年以来所写过的那些政论、政疏(所谓“密折”)和政策建议。我的结论是问心无愧――无愧于这个国家，无愧于生我育我的这个民族，也无愧于我自身的良知和良心。 

事实上，我常常是反潮流，反主流的。一直以来，我对一些现实问题和政策尖锐的剖析和坦率的批评使很多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都会感到震惊甚或害怕。虽然我并未说出所有想说的话，但是也从没有说过不想说的或者违心的话。

好在我的这些东西大部分已结集出版，已经存留在历史中了。一切就让历史去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