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hannel: 政协委员何新授权的博客
People Here Also Viewed:
Viewing all articles
Browse latest Browse all 4818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谈话记

0
0

韩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号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就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个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对于大学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 

    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就赶紧从北大往清华走。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密集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

    我看着这样少见的情景,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员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我们边走边看,我走到队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怎么动员?”

    “不知道。”

    “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问了几处,工人们是听从厂领导安排来的。内情没谁说得清

    我们绕到北面清华附中,从北面小门进了清华园。从北京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摩肩接踵。听说清华出事了,外面的往里拥想看明白,里面没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动。

    清华园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我听到这个广播脑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也说不清。

    总之,此时清华成了全北京的热漩涡。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再往里进也进不去了。真是问不清,看不明,听不懂,心里急,没办法。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决计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还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蒯大富的部队。我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计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给市革委会领导打电话,也是找不到领导,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情况向中央汇报并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台阶上,真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毫无办法,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准确消息搞不清。晚饭后,我心潮难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荣三个学生出门散步,我们从北航南校门走出,向北医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门口,看到路旁一堆石头子上蹲着四五个大孩子,有男有女,中学生模样,我走过去问:“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路边待着?从哪里来?”

    他们说:“我们是广州来的中学生,住在清华大学了解运动情况,今天那里出事了,我们跑出来,找不到去处,只好在路边待着”。

    我说:“那怎么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給你们安排”。一个小男孩说:“只要有个坐在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们就走。”我把他们带回学校,交給尹聚平,让她去安置。我就休息去了。疲劳,疲劳,睡着了。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

    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又打电话给汽车班,请司机到红旗院门口,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而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如果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至于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接我们,说一声∶“来了?” 握握手我们进去。在会议厅,比如安徽厅,或福建厅,或江苏厅坐下,等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那么我们先在小客厅里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学生头头,工人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有几十、几百的学生、工人、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会议是文化革命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传很多,影响很大的。

    可是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

    聂元梓、我、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跟黄作珍同志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江青说:“好久不见,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毛主席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紫褐色的大雪茄,当时我不懂,心里想毛主席怎么还抽卷烟叶?毛主席偶尔咳嗽,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毛主席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兵团?”

    温玉成和黄作珍说:“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说:“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说去了十几万。”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校院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 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 。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生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说:“去、去。”

    王大宾起身坐到另外一个靠近一些的位子上。

    毛主席说:”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佛爷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后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崗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就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你们赞成……什么?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聂元梓说:“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大家沉默片刻,相对无言。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 ,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紧。”

    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主席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我那里没有,就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主席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毛主席风趣地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姚元文总把头翘得高高的,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我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人权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主席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我说:“我也参加了。”

    江青说:“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主席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

    毛主席又说:“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三月二十四号,二十七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是还用火柴重点雪茄。

    毛主席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候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宇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宇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

    周恩来说:“是何凯丰。”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们, 我和王大宾也作了回答。

    这时,由于谈话时间比较宽裕,我向主席提出我个人前途问题。我说:“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主席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主席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主席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主席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黄埔军校x x x,蒋介石给他一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说:“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林彪说:“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郭骅若在南京军事学院,x x学科,x x 学科,x x 学科都能考5分,就是不能打仗。”

    主席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根据法律……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察的案子,有群众参加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在这之前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察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黄永胜,这些人又不认识人,就根据几个侦察能行吗?我们说:向群众学习,他们……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们二三年算了。军队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没有?‘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禁闭早就取消了。”

    毛主席说:“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如果他想走,就让他们走,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贵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在1966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么!不是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开会,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这些都不该搞。”

    我说∶“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了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总理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总理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我听到下面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总理说:“这就对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负责,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了,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主席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主席说:“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上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

    周总理说:“从广西来的人住在你北航,你们怎么召集那些人来参加这个会的呢?你们还把‘四·二二’藏起来,广西来的学生就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学生说,现在外面都说你韩爱晶骄傲自满,老大作风,自以为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领导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可是你根本不见人家。邱学科、武传斌是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你应该接待人家,要不人家说你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一开会,中央就会批评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一些可靠的外省革委会负责人,只交流情况,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跑了。我说,那你们赶快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有些……”

    康生说:“你韩爱晶……”

    姚文元说:“韩爱晶……”

    毛主席说:“你们把韩爱晶讲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江青说:“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了,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谭厚兰,九七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 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作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他想推翻你。”

    我说:“我有错。”

    毛主席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轻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四一四,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同天下呢!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说:“前年什么山反对林彪同志?”

    总理、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主席说:“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也没意见。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青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父亲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大组织,几个组织联起来背后有黑后台的,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半小时左右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这次召见结束。

    在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

    毛主席说:“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是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着站在旁还。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又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说:“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主席说:“四个办法,是什么呢?

    因为蒯大富刚来,所以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谈话内容又重复了。

    姚文元说:“如果必要的话,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大打。”

    毛主席说:“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总理说:“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说:“ 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主席说:“……”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消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写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 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就该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作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有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也没有找你的麻烦。”

    谭厚兰说:“不是,学生不同意他。”

    毛主席说:“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

    毛主席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悬崖勒马,你正站在危险的道路上。”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总理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最正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要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谭厚兰那里有200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200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结果失了街亭,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和只剩下一匹马。司马懿征服诸葛亮、碰上个空城计也打了败仗。”

    林彪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有两万学生,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台嘛!下台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

    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你就都是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没有自我批评态度。”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个请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在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我比你还宠、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毛主席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主席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是真正的井冈山,革命的摇篮。”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蒯大富说:“有。”

    毛主席说:“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江青说:“……”

    周总理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主席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甚至四一四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说:“我不行。”

    毛主席说:“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櫆当副校长。”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把枪都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江青说:“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搂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读那些什么厚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是参考资料,只有给你们老师造的书才是正规的教科书。”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我脚踏在过道长条地毯上,可是身体好像飞腾在飘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雾里。我觉得主观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会人间都在看不见的脚下。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轻” 、“ 稚”。我不敢相信我凭什么置身于这种最高决策的范畴之中,我怎么能参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意识到这是亿万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无比高贵的领地。作为一个红卫兵头头与统治全中国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风吹飘在空中的感觉。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北京见云雾。

    我镇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大家在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大厅

    谢富治讲:“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又给谢富治端上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就召集我们坐在一起。

    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统一传达,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我们围在一起,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也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就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

    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 

【附录:第二种版本】

    毛:(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会场,毛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都是年轻人!(毛同黄作珍握手)你叫黄作珍?我还不认识,没有打死? 

    江青:好久不见了。

    毛: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聂元梓: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是与农科院。他们骂我们是老保。

    毛: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互相打了。

    毛: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不到三万人。

    毛: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井冈山)、(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

    谢:他的二把手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那是他们挑拨关系。他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

    林彪:来嘛!

    谢:去!去!(王大宾坐到毛身旁)

    毛:坐下,坐下。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林: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佛爷老窠”。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

    谭厚兰:都安排好了。

    毛: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四·一四、(师大井冈山)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说没有自由了嘛。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窠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没有。

    毛: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有人报告找不到蒯大富)蒯大富是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广播了,点名中说中央文革要找,请蒯大富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是他不肯来,还是出不来?

    谢:我估计有人控制他。

    姚文元:有可能。

    毛: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韩爱晶,很会出主意啊,是个谋士啊,是不是韩信的后代?

    康生:听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边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数极少了,武斗这批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康:不是你说得那样吧!

    毛: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团是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与了,你(指韩),蒯大富都有份。

    韩:我也参加了。

    江: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

    毛: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败家子。

    毛: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那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给你几千几万,可把“井冈山”通通消灭嘛。这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两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清来(北大井冈山头头之一)。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青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还不是……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我不是哲学家。

    江:她是老佛爷。

    毛: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

    林: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林: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遵义会议的时候,跟××辩论,他问我“孙子兵法”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是什么题目,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望一遍。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就是兵法。这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亏了。学外文要赶年青的时候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分别问了每人,王大宾学俄文)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学起。

    韩:主席,文化革命完了,就叫我当兵去吧。

    毛: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干什么?当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算什么知识分子啊?算土包子。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一年半。

    毛:你家是什么成份?

    黄:算下中农。

    毛: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

    温:三年。

    毛:你家是什么成份?

    温:算贫农。

    毛: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那么点学问,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

    林:黄埔军校有个郭化若,蒋介石奖他一只表,后来在南京,打仗就是不行。

    叶: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在世界上不被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郭化若在南京军事学院,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斗批走也是办法,是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现在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不要办,但要改变方法。学文学的要写点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听说天派是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才弄出几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公安部只留下几十人,其余办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的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用个小战斗队的名义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究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提出打倒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你们那点材料我看了,赵桂林怎么反革命呢?聂元梓,侯汉清你们还没有提反革命吧?

    聂:他们在社会上搞了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

    毛:我们这些人诬蔑些也不要紧。牛辉林的纲也上得不好(北大井冈山的头头之一),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吧?鞍钢有个审讯侦缉的案子,由群众办,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由侦缉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个人不认识几个人,就根据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说一不要杀,二不要判刑太长,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过去也关禁闭,现在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禁闭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人家想逃,你抓回来干啥?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抓,不关禁闭,反而比过去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里抓了人就当俘虏,逼供信,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我看知识分子是不文明,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他们就不抓逃兵,不关禁闭。现在发明了一种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街”,但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值得,损失最小。

    周: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方法。

    周: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厂串连,人家欢迎你们,就没有打你们。

    毛:让他们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去的嘛。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工人阶级专政,专你们学校里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知名人士,你们要专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司令在内。现在还在搞串连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林: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还说什么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北航开什么国防系统会议,开了没有?

    韩:一吓没敢开。

    周: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我为啥子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今天找你们来谈这事,使你们有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搞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让中央直接表态。除了开始管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啊?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群众就不要打内战。

    林: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毛: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韩: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

    康: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毛: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韩: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

    毛:你们对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三岁嘛!

    江:在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访,你们接待他们,作了很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谢:是江青同志。

    江:对师大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们做得出来!我听了就要流泪。他几百个、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韩:我错了。

    毛: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政府主义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能消灭,这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我对你们那个对立面并没有好感。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不是替他们说话,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几十个反革命,也是年青人。绞死我,我不怕别人油炸,北大井冈山说要油炸江青。

    姚:油炸也只是说一说。

    毛:还有什么绞死蒯大富。

    谢:牛辉林不好。

    江: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点发言权没有?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了起来。我说过四·一四必胜吗?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是它是群众组织啊!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绞死就绞死,要油炸就油炸好了,我们都是一同患难过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治国平天下?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

    毛:可以不提了。“杀牛、宰猴、火炖羊肉”。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例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江: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叶群:是伊林、涤西吧。

    毛:此外,北外六·一六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也是我叫抓的,但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两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是弄几个钱,玩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

    周、姚:不好,她的父母很坏,与伍修权搞在一块。

    江: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但他们是群众组织。

    毛:他们几千人是搞不掉的。北大井冈山几千人也搞不掉。有坏人自己揪,“杀牛、宰猴、炖羊肉”不要再提了。牛可耕田,猴宰它干什么?

    江:我们对你们是有政治责任的。在政治上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你那下山的人都靠不住。你那井冈山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犯过很多错误。你们初犯,也怪不得你们。

    江:樊立勤怎么样?

    聂:没搞他,他和彭言反革命集团搞在一起。

    毛: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候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是研究生,他父亲在六三年投机倒把。

    江:最坏的不是他们,他们是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的。里边有坏人,外围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毛:这作风不好。你们今天来了两个地派两个天派。地派支持清华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天派的保护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清楚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它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作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护着你们,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谢: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主要责任在于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首都大专院校的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们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们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对我帮助很大。

    毛: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一场大雨,就把打倒的大标语吹了。

    毛:小孩子搞大字报纸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哩。中国人有个好处,有意见他要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砸三旧派在串连,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的。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手,江青笑了。蒯一边哭一边告状,说清华告急,黑手操纵工人进清华镇压学生,是大阴谋。)

    毛:你叫黄作珍,那里人?

    黄:江西×都人。

    毛:老表嘛,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同志讲话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姚: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姚: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

    周:去年开始。

    毛: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江:败家子。

    毛: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毛:他们忙啊!

    周: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不要分派了。

    江: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不要搞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教改搞不上去。

    毛: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你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吗。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马克思搞哲学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你说创造党就这么容易?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普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一个拉萨尔,布朗基的所谓报告,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姚: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毛: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但要删繁就简。

    姚: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算我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现在是搞武斗。

    毛: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无产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

    毛: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军,别的你又不要。三十八军可以不可以?如果井冈山三十八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六十三军。你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

    江:聂元梓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你们欢迎三十八军行不行?

    毛:去一半三十八军,一半六十三军。三十八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就比较好,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么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是坏,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指谭)的麻烦没有?

    谭: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过去是有历史原因,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紧跟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主席今天语重心长。

    陈: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毛: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起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肿病。

    陈:你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不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不要说承认错误。

    陈: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毛: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失了街亭,打了败仗。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邰剩了个马。

    叶群:那是失街亭。

    林: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

    毛: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他们也是上了老虎的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谢: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陈: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

    毛: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毛:年青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蒯报告,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家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谢:革命的井冈山!

    江:不要把我搞得爱莫能助。

    毛: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有。

    毛: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会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武斗这么多天,工人敲锣打鼓来,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大多数学生,脱离你们自己人。说你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德: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江:四·一四是骂我的。

    毛: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头头)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江: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

    毛: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江: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林彪同志刚才不是讲了嘛!他的学问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军校学来的?黄永胜同志学了一年半,温玉成学了三年还是幸运的。温玉成,你是长岗人,也就认得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槽里怎么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

    江:读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都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井冈山统统到人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区别,分别对待。

    韩: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剧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毛: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有毛泽东思想。

    毛:有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当然也不能保证,聂元梓,以她的哥哥、妹妹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聂元素我不清楚,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妹妹联系起来呢?

    周:我的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

    毛: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毛: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韩爱晶过去就是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这个问题,主席已经讲过了。

    周: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江:韩爱晶给我写几次信,讲这个问题,韩爱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脱离工农,二是脱离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姚: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是悲观主义。

    韩:一次总不能胜利,肯定有曲折,按辩证法。

    毛: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

    (本文根据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清华、北大、北航、地质学院等高校的内部传达材料综合整理而成。)



 

Viewing all articles
Browse latest Browse all 4818

Latest Images

Trending Articles





Latest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