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殊：神话的终结：颠覆“欧洲中心论”
——读何新《希腊伪史考》
2010年以来，何新先生由西方共济会研究而转入希腊伪史考证，并扩及于小亚细亚、罗马帝国、古中东史、基督教史、英国历史、印度历史以至整个西方伪史之考证，逐步揭开和拆穿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虚构伪造的一幅幅诡异神秘、颠倒黑白而秘不示人的世界历史之图景。
而《希腊伪史考》及其续考则是何新先生近年出版的极其重要的历史著作。
笔者认为，这两本书在二十世纪初叶以来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巨大意义。这是因为，《希腊伪史考》是一部彻底推翻“西方文明中心论”、颠覆晚清以至“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也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知识精英）的世界史观念体系的批判性著作。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精英喜欢“言必称希腊”一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奢谈“启蒙运动”、“启蒙与救亡”、“文艺复兴运动”，但事实上迄今为止，唯有这部书才是从根本上脱离西方价值观念和历史体系而对中国人进行真正的思想启蒙之作。
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初步探溯了西方历史之本相，而且必将引起现代和未来中国人对博大精深的华夏历史文明的重新思考。
早期何新即对古希腊哲学深感兴趣，作过深入研究。但在近年通过共济会问题的研究后，何新乃发现“古希腊哲学”这一概念却是极为可疑的——事实上是，无论地理上的“古希腊”抑或历史上的“古希腊文明”，皆纯属子虚乌有的弥天谎言。
那些人们熟知的古希腊哲学家，其实绝大多数是近东小亚细亚半岛的亚裔人士，而根本不是什么古希腊人。近代共济会组织及其体系下的思想家为欧洲白种人民族寻找和创树文化传统，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凭空虚构出一个“古希腊文明”和“古希腊哲学”的概念。
何新指出：构造虚幻的古代希腊概念，一是基于一个伪造的历史——距今3000年前的雅典希腊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古代希腊航海殖民帝国。二是基于一个地理认知的混淆——把小亚细亚地区的古代希兰地区混同于希腊半岛地区。这一文化嫁接和文明认亲运动，自然也包括谱系惊人完整而明晰得过于离谱的所谓古希腊神话体系的炮制。
如果说，早期何新是一个对“古希腊文明”不持疑议的自由主义者（例如《中西学术差异：一个比较文化史研究的尝试》、《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中期何新是华夏文明与欧洲文明并重的新保守主义者，——那么通过晚近以来何新进行的共济会研究和希腊罗马伪史的批判之作，则实现了他在历史和学术上对“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彻底颠覆，标志着他已成为一个纯粹而坚决的文化民族主义者。
初看起来，《希腊伪史考》是何新共济会研究直接导生的一个结果。然而，如果回顾何新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我们却不难看出，无论共济会研究，还是希腊伪史考证，实际都是何新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经济、历史、文化、战略等各个方面，综合性、整体性地不断反思、质疑和揭露西方秘史的必然产物。
这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总体性、系统性和颠覆性的历史反思。
这种反思，不是故作惊人之谈，是由现实而回溯历史的辩证逻辑思维的又一种体现。何新在经济学、战略研究上往往通过历史而预瞻未来。但这一系列西方伪史研究，却是从近现代共济会秘史入手而逆探西方弥天谎言的一种反向考证。证据确凿，颠扑不破，足以警惊无数曾经和仍然虔诚匍匐于西方文明之前的寡闻无知的中国人。
回顾现代中国历史，在共产主义革命者中，最早怀疑西方价值观念，启蒙和教育中国人民必须粉碎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重建独立自主民族思想价值体系的人物--是毛泽东。毛泽东是最具怀疑精神和独立思维的一位伟大思想家。例如延安整风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最早发起批判和清算共济会在华豢养伪学术的人也是毛泽东。例如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发表的《唯心史观的破产》和建国后对胡适学术思想批判。本人谬以为，批胡主旨不错，错在殃及无辜的运动化和政治化）。胡适是美国共济会会员。当然，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现代革命和建国伟业，毫无疑义的也是对欧美共济会谋求统治和奴役全人类蓝图的一个迎头痛击。
曾经使中国现代革命蒙受巨大损失的“左倾”教条主义，其本质实际上是一种“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欧洲历史中心论”的曲折反映。它不仅使中国革命走过一条巨大的“S”的弯路，几乎导致红军和中共的覆灭，而且也在长时期内影响了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并且也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深刻影响和主导了中国主流史学的发展。
在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辛辣批判了党内那些动不动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而对于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则“漆黑一团”的西方文明崇拜者。他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当然，毛这里所说的“言必称希腊”是一种泛指，是讽刺那些盲目崇拜欧美的人。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因为“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在新潮精英和疑古派史学的肆虐之下，已经被全盘否定批倒批臭。“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在这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
事实上，毛泽东所批判的这种对于西方的崇拜，不仅是一种华而不实、脱离实际的学风，不仅是对马克思理论缺乏独立思考的盲目搬用和教条主义，而也包括对共产国际（实际是苏联共产党）政治权威和斯大林史学哲学体系的膜拜信从。
我认为，博学的毛泽东这种批判的对象，应也包括“五四”胡适以来的亲英美的疑古派史学。正是在探索中国革命之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创建、树立了他独立于任何外来理论的政治、军事、历史、哲学和文化的思维体系。诚然，在革命战争时期，毛不可能有大量时间系统地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像那些自诩为“彻底的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书呆子那样，削足适履、生搬硬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以我为主，以实践为标准，逐步探索、确立了主体性、自洽性的思想价值体系，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出发，从最广大的中国穷苦人民的生存需要出发，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最终为叩开中国革命胜利之门奠定了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基础。
由这一思想价值体系所产生的一系列旷古绝世的政治、军事、文化和战略的伟大历史成果，在建国后也一直使亿万中国人（包括海内外）受惠蒙泽至今。作为一种极富民族文化色彩的毛泽东思想，事实上哺育了好几代的现代中国人（包括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一代），使得他们具有敢想、敢干、敢于怀疑的精神。
而何新学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熏陶下产生的一个历史性产物。
他的研究表明，即使是中国人“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希腊和外国故事”不仅可怜得很，而且根本上就是对冒牌赝品的崇拜。崇洋媚外者不仅无知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而且也根本上无知于西方文化和世界历史。
如果说《诸神的起源》是何新早期学术诠释华夏文明传统的寻根文化之代表作，那么《希腊伪史考》和共济会研究则是何新学术的一个里程碑。它们是何新学术思想对外研究方面飞跃巨变的标志性著作。通过大量证据和推考，何新揭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历史真相：所谓神圣无比、影响全球的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英美法资产阶级大革命——其实这种西方历史在世界其他国家未必像中国那样曾经被不遗余力地宣传而妇孺皆知——等等历史事件，无一不是近代共济会幕后所隐身酝酿、发动和操纵的一系列历史变革运动。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又说：“知识就是力量。”但如果这种历史是伪史呢？那么它所产生的就不是智慧，而是令人悲哀的愚蠢，是一系列历史性的盲动和疯狂！它所产生的力量，不仅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反而足以摧毁一个伟大民族的灿烂文明和辉煌历史。
在西方人把恺撒、亚历山大、克伦威尔、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林肯、罗斯福……一个个请进伟人祠、先圣祠而虔诚供奉的时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健忘而激进的中国人却前赴后继、乐此不彼，似乎就已进入了一个将一位又一位圣人和伟人“请下神坛”的可悲时代。
先是黄帝夏禹，周公孔子，然后是秦皇汉武，下及唐宗宋祖。最后，连不世出的毛泽东也未能幸免。在西化派笔下和疑古派面前，一部曾经灿烂无比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忽然变成了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愚昧落后、黑暗残暴、践踏人权、扼杀自由、血腥吃人的专制史、暴政史、吃人史。曾经拥有那样悠久太古的历史，而产生了无数圣人伟哲、英雄豪杰、能工巧匠和才情横溢、挥洒自如的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科学家的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忽然不可思议的变得自惭形秽、不敢仰视、自轻自贱、自虐自残起来。
相反，在遥远的西方，则据说早从公元前数千年起，就诞生了必将照耀映彻全人类历史黑暗夜空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民主、自由、进步之曙光。这一古希腊文明如阿波罗神般光芒四射，藉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革命而开辟人类走向万世一统的民主化、自由化、全球化的美妙时代。由此，产生了一个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之神话。这一神话神圣、圣洁、伟大得几乎家喻户晓、不容置疑。
但是，正如何新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原本是华夏英雄种族的后裔！
如果说所谓的西方历史始于旧约《圣经》的话，那么我们更加古老的《尚书》、《易经》、《周礼》、《春秋》、《史记》不正是一部部记述了中国古典文明的“旧约”之书吗？现代中国人总是抱憾自己民族没有一部类似印欧民族的英雄史诗。这是自卑情结，也是数典忘祖。我们要问——难道《左传》、《国语》、《诗经》、《离骚》、《九歌》、《天问》、《道德经》、《吕氏春秋》、《史记》、《汉书》、《山海经》、《淮南子》、《三国志》、《博物志》……等等，不正是一部部我们中华民族哲思与文采、现实和浪漫奇异地合为一体的英雄史诗吗？它们刻于竹简、书于纸帛，字字确凿，墨迹俱在，传承有序，绳绳不绝。
在远古，既有“法天则地”的中华始祖轩辕黄帝--太阳之帝，也有“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虞舜圣王。既有“鸿水滔天怀山襄陵”之际，“决九川致四海”而“九州攸同、德流苗裔”的夏禹，也有“愤发文德，天下和之”的周公。在上古，既有不朽的战略学鼻祖孙武，也有出奇无穷的“战神”白起。既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民族主义者），也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而欲利天下的墨子（世界主义者）。既有力足扛鼎、横行天下的项羽，也有运筹帷幄、制胜于无形的张良。既有“绝大幕，临翰海”横扫匈奴的卫青、霍去病和“勇于当敌，仁爱士卒”的飞将军李广，也有“西极远蛮”而穷河源、度绝域、探虎穴的伟大探险家和外交家张骞、班超、甘英。既有敢于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的悲剧英雄李陵，也有穷厄瀚海十九年而白首归汉的伟大爱国者苏武……
——这是一幅幅何等豪迈浪漫、悲壮不羁而性格丰富、气质多样的英雄画廊。这也是一幕幕为后世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顾炎武等无数诗人骚客所魂牵梦萦，以至现代不苟于赞辞的鲁迅，也曾为之倾倒而缅怀的伟大历史！
读中国史书，使人惊奇的是，汉唐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具有冒险浪漫精神，绝不同于唐宋以下温良恭俭、儒质彬彬的书斋式人物。蒯通、陆贾、隋何承战国纵横家之遗风，可以往来于敌国危亡之境。司马迁仗剑远游，自西至东，由南而北，足迹遍及于大半个中国。班超投笔从戎，可以深入虎穴，建功绝域。汉代士大夫不乏体格健壮、精神强悍之人，他们勇敢无畏，无事时研治经书，国家有急则持节出使，甚至封帅拜将，上马披甲，歼敌于朔漠之外。例如傅介子、常惠、班勇（班超之子）、陈汤、冯奉世、祭遵、祭肜、郑兴、郑众等。而三国时期诸葛亮、鲁肃等人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仍然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所谓拥有数千年历史的西方文明传统，终归在古华夏文明的后人面前原形毕露、破解支离而碰得粉碎。白夷蛮滑，而炮制伪史，谬种流传，毒害华夏。不幸遇上中国人何新，偏不信邪，犁其庭穴，扫其渊薮，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共济会可谓欺天侮世，而作法自毙也。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何新先生揭示了荷马史诗、希腊哲学、罗马文明都不过是嫁接仿冒于亚洲中东古典文明之赝品，那么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索福克勒斯等人的作品是否就失去意义了呢？当然不是。所有这些作品，其本身之思想文化价值皆无可置疑、光照万古。但必须指出，这些人类文明的杰作都源自古代亚洲人类祖先，而绝非是西方共济会所无耻标榜的白人野蛮种族。鲁迅说：“老调子应该已经唱完。”现代的中国人，应该有勇气把西方人的“老调子”彻底拆穿，应当掀开所谓“西方古典文明”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而何新，正是这样一位洞幽烛远的先驱者。
（2016年7月14日记于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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