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语》及“四书”都非孔子所作

（方堃整理）

【导读】

　　儒家创始人孔子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撰《春秋》，全面承继了自伏羲以来源远流长、一脉相传的华夏上古文化。这些儒家元典，蕴含着丰富的仁爱、民本、诚信、正义、中和、大同等思想资源，极大地影响了此后2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演进，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和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说：“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发表的宣言中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对孔子的研究，何新可谓不遗余力，先后出版了六部著作（逾100万字）计十余个版本，包括《孔丘年谱长编》《圣者·孔子传》《论孔学》《论语新考》《孔子论人生》（从散见于先秦各种经典中，辑录整理并以白话翻译的孔子关于“修身”“君子人格”“治学”“治国”等十个方面的论述，与何译《培根论人生》合集；中国长安出版社2003年版）及《孔子圣迹图》（为每幅图添加故事说明；中国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节录自何著《论孔学》（同心出版社2012年版），加入了近年何新发表于其博客的两则读书札记（《儒学分期及宋明之心、理别流》《黑格尔论所谓的“孔子著作<论语>”》）中的部分内容。

　　何新认为，《论语》一书，似浅实深。该书以语录或对话体的形式，汇聚了孔子关于政治、文化、历史、人生、哲学、宗教等问题的重要观点；其中对于“礼”、“德”、“仁”、“孝”的论点，后来成为两千年中国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基石；《论语》使人惊讶的，不仅是孔子所追求的仁善人格的崇高性，而且是其中所阐述的价值观念的超越时代性。所以，何新并非不珍视《论语》的宝贵价值。他在其《论语新考》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在儒家之经典中，《论语》似是最易读的一部。但有些难读之点，两千年以来一直仍是聚讼纷纭。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求择善而从。凡有未决，则断以己意。试图以此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诠释译本和既简明而又较博瞻的考注。”可见，何新对《论语》的研究是下足功夫的。但是，他始终强调，不能认为《论语》是反映孔子思想的代表作，在整个孔学或儒学“五经”体系中，它只是居于类似“辅助读物”的地位，如果把它抬得过高，只能是舍本逐末，导致对博大精深的中华先秦经典的贬低或弱智化理解。

　　何新指出：孔子生平“述而不作”，致力于编订并向弟子传授“五经”体系，即：《诗经》《书经》《礼经》（包括《乐经》）《易经》《春秋经》。孔子为这五部书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是其哲学（见于《易经》）、政治学说（见于《尚书》）、史学（见于《春秋》）、文学和美学（见于《诗经》）、宗教制度与教育思想（见于《礼经》）的系统体现。所以“五经”学术才是孔子及先秦儒家学术和道统的代表作。汉武帝独尊儒术，尊的是孔子的“五经”之道。把《论语》以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当成孔子以及儒家的代表作是个很大的谬误。自南宋朱熹以来，谬种流传，可谓积非成是，直至今人的认知仍然普遍如此。有必要正本清源，予以澄清。

　　史识决定历史学的境界。与依据某种儒家形而上学的立场给儒学分期的书生之见不同，何新以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实际变迁历程，把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大略分为三期：一是自子夏西河传经到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策的以今文派儒学为主流的阶段；二是自西汉后期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到唐太宗编订《五经正义》的以古文派为主流的阶段；三是始自晚唐韩愈著《原道》开始提倡孟子到南朱熹编撰《四书章句集注》而形成以“四书”为主体的所谓“孔孟之道”的阶段。这种洞察历史的眼光如老吏断狱般的“毒辣”，能使我们更好地明确中国文化当下的发展路径。

　　何新强调《论语》及“四书”都非孔子所作之论的内涵有三：一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宋儒朱熹，恰恰以轻“五经”尊《论语》等“四书”而断了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儒家之败坏及中国文明之落后，根源在于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命题标准的八股取士制度，导致“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之礼教和理学盛行，加之清代对异端文人暴力灭门之文字狱，从而彻底扼杀社会中之自由思想。二是每观当今之尊孔者不能通“五经”而学朱熹恶捧《论语》，到处兜售“心灵鸡汤”，时尚还加一点“西洋参”，实属不明本源之瞎论。三是针对黑格尔等西方哲人关于孔子的刻薄评论。何新指出：“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这是误解，黑格尔没有读过孔子的著作《易经·系词》及《易传》，那里就有着深刻的、思辨的宇宙本体论思考。黑格尔的错误之处在于，其实孔子学说主要不是反映在《论语》中。《论语》不列于汉代的‘五经’体系。自汉唐迄于北宋，《论语》只是一部提供给幼稚学童启蒙的非主流读物。”何新这些学术理念，对我们当下如何复兴和向世界输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是颇有警示意义的。

【正文】

　　《论语》是孔子生前与门人以及门人之间的对话和言论汇编。《诗·毛传》云：“论难曰语。”《汉书·艺文志》谓：“《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即孔子与弟子的讨论语录。《论语》一书，似浅实深。该书以语录或对话体的形式，汇聚了孔子关于政治、文化、历史、人生、哲学、宗教等问题的重要观点。其中对于“礼”、“德”、“仁”、“孝”的论点，后来成为两千年中国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基石。

　　《论语》使人惊讶的，不仅是孔子所追求的仁善人格的崇高性，而且是其中所阐述的价值观念的超越时代性。

　　但是，把《论语》以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当成孔子以及儒家的代表作是个很大的谬误。但是今人认知普遍如此。自南宋朱熹以来，谬种流传，可谓积非成是。有必要正本清源，予以澄清。

　　1、《论语》不是孔子的著作，更不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作

　　《论语》不是孔子的著作，而是孔子生前与门人，以及门人之间互相对话的言论汇编。此书不是孔子本人的著作，今本《论语》是汉代以后人编纂的。成书时代与孔子生活时代相距数百年。

　　《汉书·艺文志》对此讲得很清楚：“《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也就是说，《论语》乃是孔子与弟子、以及弟子与弟子谈话的语录。该书汇聚了孔子关于政治、文化、历史、人生、哲学、宗教等问题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观点，不能认为是反映孔子思想的代表作。

　　《论语》一书的编撰者，并非一人。《经典释文·叙录》引郑玄说认为，《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而汉代的纬书《论语崇爵谶》则说《论语》乃子夏等六十四人所会撰。近代人夏曾佑则谓：“七十子之俦，汇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据《汉书·艺文志》记，西汉时至少曾流传三种《论语》文本，每种篇数不同，内容也有所不同，即：“鲁论”二十篇，“齐论”二十二篇，“古论”二十一篇。

　　“齐论语”据说为子张所传。“鲁论语”据说为思孟（曾参、子思、孟子）一派所传。“古论语”，则可能为卜商子夏所传。三种《论语》传承各有自，重点殊不同。

　　汉代儒家区分为今文、古文两大学派，斗争激烈，势同水火。汉武帝支持的董仲舒属于今文学派，倡导的是子夏、荀子一派外儒内法、古为今用的学说。

　　而在西汉后期，反对汉武帝搞大一统的刘姓贵族以及阴谋篡汉的王莽及附庸文人刘向父子则支持古文学派。魏晋以后古文儒学兴盛至于隋唐。齐鲁皆为古文学派大本营。故汉代后期以传习“鲁论语”、“齐论语”者居多。子夏一派的“古论语”，则随同今文学派而式微，后来失传。

　　西汉末期，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主，采择“齐论”，汇纂而成《张侯论语》。这个版本即今本《论语》之由来。

　　到东汉后期郑玄以《张侯论语》为底本作《论语注》，遂成为东汉以后《论语》的通行本。

　　孔子生前的代表作是他亲手编订并向弟子传授的“五经”体系，即：《诗经》、《书经》、《礼经》（包括乐经）、《易经》、《春秋经》。

　　孔子生平“述而不作”，以“五经”学术传授弟子。“五经”学术才是孔子及先秦儒家学术及道统的代表作。

　　2、“四书”与“五经”的意义不能并列

　　所谓“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都不是孔子之所作。儒家学说主要在于孔子论列的“五经”体系。“五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虽然也不是孔子的著作，但都是经过孔子亲自编撰的，孔子为这五部书下过毕生的力气，是其哲学（见于《易经》）、政治学说（见于《尚书》）、史学（见于《春秋》）、文学和美学（见于《诗经》）、宗教制度与教育思想（见于《礼经》）的系统体现。

　　“四书”与“五经”的意义完全不能并列。“五经”传授可以溯源到孔子以及先秦。而“四书”之成编，则是南宋时期由朱熹所编撰。四书中的“大学”、“中庸”，摘自汉代以后出现的《礼记》（并非孔子所传之《礼经》），传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著作。（按：孔子门下有两个子思，一位是原宪字子思，一个是曾参弟子、孔子嫡孙孔伋字子思。出自哪个子思历代也有异说。）

　　《论语》《孟子》也都是汉代以后人所编撰之书，皆不能列于先秦之儒家经典。可信之先秦儒家经典只有“五经”体系。

　　韩非子说孔子身后儒分为八，思孟学派，只是八家中之一而已。

　　孟轲在汉唐时代并不具有与孔子并列的地位。汉武帝独尊儒术，尊的仅仅是孔子之道，而绝对不是孔孟之道。

　　孟子的抬头始于晚唐的韩愈。韩愈著《原道》，祖述儒家道统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一道统到南宋得到朱熹的弘扬，据此而编著《四书章句集注》。但是孟子正式被朝廷封为“亚圣”而得以与孔子并列，则在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此时,距孟子去世已1800多年了。

　　在此之前孟子只是先秦诸子之一，一位平民思想家。明初没文化的皇帝朱元璋和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为了愚民政策的需要，弃“五经”而尊“四书”，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八股取士命题标准。于是此后方形成明清所谓的“孔孟之道”（此前仅有儒学而并无所谓“孔孟之道”）。也就是说，所谓“孔孟之道”从来不曾流传2000多年，其形成以及存在，至今也不过500年而已。

　　朱熹变造的伪儒歪经《四书章句集注》被明清两代尊奉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典。明清以下世俗所知道和认为的儒家、儒学，其实主旨皆已经远离孔孟之本意，实际都是朱熹一脉的主张“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之礼教和理学也。故清初颜元斥之曰：“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八股之害，甚于焚坑”。“朱子学术不过是禅宗、训诂、文字、乡愿四者集成一种人”，“千百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也！”

　　儒家之败坏及中国文明之落后，根源在于与八股取士制度紧密相关之理学盛行，加之清代对异端文人暴力灭门之文字狱，从而彻底扼杀社会中之自由思想。而康、雍、乾大兴文字狱之意识形态根据，也是根源于朱熹的“据天理”可以杀人的“理”学。

　　清朝以理学及礼教、宗法杀人灭儒，扼杀一切创造性思想。宋学中本有一脉积极思想即二陆之心学，主张格物致知，先实际、后义理，到明代则发展为王阳明之主体主义张扬自我解放精神的心学，主张逞心任性，循本性、致良知、归童心，崇尚个人主义之自由思考，“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陈亮）；至于明季阳明之徒李贽及艺术家徐渭一类则更主张彻底冲决一切网罗，非礼圣人，弃绝礼法，将“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彻底解放思想，但此派一直被抑制而不能成为主流。

　　阳明心学在清初为反清五高儒颜元、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朱舜水所宗承。朱舜水入清后遭迫害流亡日本，在日本传播阳明心学。其流脉后来汇合西方流入之“兰学”（荷兰学），促成了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世的意识形态改革。

　　3、儒家历史的重新分期

　　孔子死后，弟子散诸四方而传其学。韩非子说“儒分为八”，荀子则著文批评“十二子”，特别批评同属儒家的子思、孟轲。

　　实际孔子身后儒学脉络对后来影响巨大的大概有三派：鲁阙里之学（曾参、子思、孟子）、魏西河之学（子夏、吴起、魏文侯）以及晚出的齐稷下之学（荀子，师出于子弓及子夏）。

　　齐国贵族田常曾与孔子交往，好儒术。其专政齐国后，重用孔子弟子子贡、颜涿聚、宰我等。田氏篡齐后，至齐桓公（田午）乃造学宫兴起稷下之学。荀子曾为稷下学宫主席（祭酒），因而形成讲述“五经”的齐鲁派儒学。到汉初通过贾谊、晁错、董仲舒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

　　我认为，在孔子身后，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大略可分为以下三期。

　　第一期是子夏西河传经，到荀子主持稷下学宫，再到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策，这一阶段的儒学主流是今文派儒学。

　　第二期是西汉后期特别是王莽时期，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而倡导兴起的古文儒学，直到唐初唐太宗编订《五经正义》，综合南北，杂糅今古文两派学术，是以古文派为儒学主流的时期。

　　第三期则始自晚唐韩愈著《原道》开始提倡孟子，将孟子作为孔子的嫡系传人。此论在南宋为朱熹所弘扬而编撰《四书章句集注》取代“五经”。至元、明、清此论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遂以“四书”为主题而立八股取士制度，于是形成以“四书”为主体的所谓“孔孟之道”的道统。

　　文革后期举国批林批孔，批所谓“孔孟之道”，殊不知孔孟之道并不同于孔子的原道。盲人摸象，瞎批一通。今人鼓吹所谓复兴儒学而又不明“道统”、不辨“今古”（指今古文经学的歧义），常把“四书”与“五经”并列，其实都属于不明本源之瞎论耳。每观当今之尊孔者不能通“五经”而学朱熹恶捧《论语》，到处兜售“心灵鸡汤”，时尚还加一点“西洋参”，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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