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理性历史观的哲学思考

——何新与俄罗斯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关于历史哲学的对话

【方堃导读】

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1918年9月—）是前苏联科学院院士，曾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是俄罗斯汉学界最著名的人物，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何新在1992年2月访问俄罗斯时，与齐赫文斯基进行了深入交谈。本文系根据这次谈话的翻译记录稿整理并有所增删修改（2015年4月以《皇帝只是历史的奴隶——关于历史的哲学思考》为题首次发表于何新网易博客），集中反映了他对历史、历史哲学和“三种历史的编纂法”的基本看法，从而也对我们研究和理解何新自己的历史学论著多有启示。

何新认为：历史活动的基础是个人。个人行为的原动力是私欲和热情——每个人的自私自利之心、个人利益，为追逐利益的活动，构成人类的历史。但是其碰撞和平衡，却导致形成“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就是必然性。这种理性秩序，在历史中也是在无意识中组织起来的。古代的中国人称这种主导万物的内在秩序、自然秩序为“道”，就是老聃所说的“道”，即内在的必然性秩序，就是近代西方人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历史进程天然地具有一种被内化的理性必然秩序。从根本上说，人类在历史中主观的自由意志作为历史发生的现象学存在，必然从属于作为历史进程实体的理性主义本质。这就是何新所主张的新理性主义决定论的历史观。

他说，正因为历史进程中存在理性的逻辑，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否知道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是否具有这种判断力，就是一个政治家伟大与昏庸的区别。在广义上，国王皇帝不过都是历史的奴隶。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不做就会垮台；他们也不能做历史不要他们做的事情——做了也会垮台。汉武帝晚年曾对卫青说：“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这说明汉武帝对“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是有深刻领悟和使命担当的。所以何新后来对汉武帝的生平事迹作了很系统的研究（参见本书《论汉武帝》）。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秦始皇创建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历史功绩时感叹道：“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这就意味着，当权者哪怕“做对了”“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也并非都是出于道德目的。所以，黑格尔曾嘲笑18—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是一种幼稚的道德史学。何新认为，中国历朝历代直到今天出版的那种种历史书，也无非是在沿袭着孔子所开创的主观道德史学套路。所以需要探索历史的终极性意义和目的，需要认知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需要在这种框架下重新解读和建构历史。

何新认同历史研究中的利益分析方法，但反对搞阶级斗争。他说，归根结底，阶级斗争、利益集团的斗争，这种种社会矛盾，确实是推进历史进程的原动力。但是，阶级斗争论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阶级斗争并不是永远需要保持一种紧张的社会节奏，并非无时无刻都在发生。总是有斗争与平衡、一张一弛的交替。而且在历史中，阶级矛盾平衡的时期，也就是天下太平的时期，总是比较久长的时期。阶级和利益分析而不是道德评价的方法，对于观察任何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判断历史方向仍然具有很深刻的意义，但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治国。而且，原来那种封闭国族社会内的集团利益竞争、阶级斗争，在全球化的现代历史中已提升到民族、国家、宗教以及文化之间大规模竞争的水平。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中国未来要成为主导世界的国家，也不能仅仅依靠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竞争，还必须具有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

何新2009年写过一篇题为《历史哲学与历史辩证法》的札记，尚未正式发表过，特附录于本文之后。

【对话】​

齐：想了解您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哲学观点。

何新：“历史哲学”这个概念很有意思。但现代西方人认为，“历史哲学”已经不必要了。历史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因此，形而上的历史哲学是不必要的。

齐：这是否与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潮有关？自从培根和洛克提出“实验（‘经验/实证’）主义”以后，到康德哲学，欧洲学术中兴起了“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运动。

何新：是。牛顿有一句名言：“物理学，要谨防形而上学！”在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中，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以及反形而上学是一种时髦。有意思的是，在19世纪，恩格斯试图将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引入到历史解释领域。他认为可以用马克思的经济解释作为物理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组合结构），重构社会历史。然后以经济实证作为基础，为一切人类活动找到现实的目的与解释，这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

齐：您是否认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

何新：我不完全认同。我认为历史学虽然依赖于实证基础，但是哲学解释也是必须的。实际上，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论本身也仍然是一种形而上的历史哲学。

哲学与具体科学的不同，不仅在于哲学具有更抽象的思辩性（玄思），更重要的在于哲学是体现一种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方法思考。实际上，哲学的思考归根结底是关于“方法”或“认知工具”（包括关于语言与概念的逻辑框架）的思考。哲学必然是超越经验之上，“形而上”的。

所谓历史哲学，就是关于人类历史的“形而上”的理论。历史哲学是超越于直观、历史现象之上的抽象，同时也是对于认知历史、理解历史的方法的思考。

齐：那就是说，您认为探索历史哲学仍然是必要的。您是否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何新：不完全是。

马克思主义，如您所知道的，是一个混合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恩格斯主义。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哲学比恩格斯有更深刻的见解。

在马克思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论部分）、中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关于人类历史的一系列总体理念，这构成他的历史哲学。

但是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过去没有见到任何的解释。马克思提到：存在“所谓三种历史编纂学：1.直观的；2.反思的；3.哲学的。”

齐：哦，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你怎么理解这些话？

何新：这几句话来自黑格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中谈到了三种形态的历史著作。他说：“观察历史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原始的历史，（二）反省的历史，（三）哲学的历史。”

这三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所谓“三种历史的编纂法”。三种形态的历史，实际是对于历史著作的分类。

《历史哲学》在黑格尔生前并没有出版，是在黑格尔死后，由他的学生根据讲堂笔记编辑的。所谓“历史哲学”这个名词，也是来源于黑格尔的这本书。作为一门学术，“历史哲学”是黑格尔所创立的。在此之前，只有历史记录和历史著作，但并没有所谓“历史哲学”。

齐：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编纂学”，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认为两者并不相同。

何新：马克思所谓“历史编纂学”，主要是指对于历史进行解释的方法，换句话说“编纂学”也就是关于历史的“解释”学。对于历史的任何解释，总是需要一套概念和语言的基本框架。通过这种框架观察历史现象，历史才能被解读和建构。这种概念和语言的逻辑框架也就是“方法”或“工具”。这也正是本来意义的（亚里士多德及黑格尔所理解的）“方法”和“工具”。

换句话说，我认为编撰方法包括指导编撰思路的历史哲学。

齐：当然，历史哲学在解释历史时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性的意义。但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唯心主义，马克思在1848年以后就彻底告别了唯心主义，包括历史的唯心主义。

何新：我认为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贯彻他的一生。也许19世纪最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就是马克思。

齐：现代历史学比19世纪已经进步了很多。很多国家的历史得到历史学家的重构。所以关于三种历史编撰学的说法，现代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

何新：我不这么认为。其实我们读到的史学著作，仍然包括这样的三大分类。关于所谓“原始的历史”，或者“直观的历史”，就是历史事件的实录，直接记录，第一手的历史素材的保存和记录，包括各种回忆录。

黑格尔说：“关于第一种历史，……作者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是全世界最完整的。例如中国上古的政治档案《尚书》，这在古代虽然属于神圣的经书，实际上《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史书。司马迁说：“《书》纪先王之政事。”。还有周代的《百国春秋》（“百国春秋”一词，出于《墨子·非命》），包括鲁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等等，孔子以前列国史大体都叫《春秋》，即《百国春秋》。

又例如现代的各种档案资料、关于政治历史或文化的各种回忆录等，都属于这种“直观的”或“原始的历史”。在俄罗斯科学院中保存着大批中国西夏国的历史档案，也是属于原始的历史资料。

齐：当然，这种原始记录的历史，作为历史过程的直接实录，是比较客观的历史。

何新：那我倒是不相信。其实，直观记录的历史恰恰是最主观的历史。因为这种资料总是深刻渗透着当事人本身的主观感受、感想和感情。它们是形成历史认知所需要的重要素材，但绝不等于客观的历史过程。基于个人主观感受的历史记述，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者“鸡讲鸡话，鸭讲鸭话”。

所以黑格尔认为需要第二种历史，也就是所谓“反省——反思”的历史。

反思的历史已经不是简单的直接素材，而包涵了著史者的主观评价，是在一定的政治观点或者道义观点下引导性地重建的历史。在价值观背后，常常关联着某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所以这种历史，也不是所谓“真实”的历史，而是主观的评价性历史。

我认为现代的大多数的历史著作，都是这种反思的历史。

齐：这种评价性历史，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就是中国历史家说的“春秋笔法”吧。

何新：对，毫无疑问，春秋笔法是一种主观的历史。孔子当年重新编纂《春秋》，主要寓意在于进行道德审判的所谓“微言大义”。

孔子作《春秋》，褒贬周天子、诸侯、士大夫，成为当时主导舆论的权威（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古代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家的道德权威高于君王的政治权威。孔子是中国私人著述历史学的最早的开创者。他也开创了中国的主观道德史学。

后世称孔子为“素王”。所谓“素王”，就是执掌舆论之王，亦即所谓“无冕的布衣之王”。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诈，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史记·太史公序》：“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太史公曰：余闻董生言，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

这种主观史学的成立，使得历史学可以作为政治斗争、社会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因而此后就有所谓“古为今用”、“借古讽今”的文章可作。

事实上，中国早期最重要的两部史学名著，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和司马迁的《史记》，都可以看作这种体现史学家反思历史的主观史学的著作。对历史的道德反思不仅体现在《史记》中“太史公曰”的说教议论中，也体现在司马迁对于史料的抉择、取舍中。但是，历史学家参与政治斗争有时会付出重大代价，例如司马迁也是因此（为叛徒李陵说话）而被阉割了。

例如《史记》“汉文帝本纪”的太史公评语：“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胜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就是以仁义为准则评论帝王。

实际上，中国的官修廿五史体系以至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英国吉本的《罗马帝国兴衰史》，都是属于这种寓意于道德反思类型的史著。

《资治通鉴》卷一记周天子承认晋大夫三家为诸侯事后评论：“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所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这就是以不同朝代的政治价值观念为根据，来总结、反省、评述和褒贬前代的历史。

齐：现代的历史学著作可能仍然存在道德反思的传统。道德反思或者积极的价值评价，对于总结历史的教训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何新：反思史学的意义，除了褒贬历史人物和评价历史事件以外，历史学家认为自己负有一种“道德”使命，即试图为后代君主从道德角度总结所谓“历史的教训”。但是，人类总是无法摆脱盲目或误判的玩弄。当你自以为吸取了历史教训的时候，常常是吸取了错误的教训。

所以黑格尔对此曾讽刺说：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人们惯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从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来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对这点来说，每个时期都太独特了。”（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269—270页的引文）

列宁的《哲学笔记》引用黑格尔说：

“黑格尔又说：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特殊的环境，每个时代都面临如此之独特的状况——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之际，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实’的生动和自由。”

道德史观的根本局限性在于，由于著史者所依据之价值观念不同，对于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价也就自然不同。所有的翻案文章，其实无非不过是采取了某种新的价值观而已。但是只要又出现了另样的价值观，这种反思的历史就不得不重新写。历史解释的差异，不过是反映了价值体系的差异而已。其结果必然是“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汉书·艺文志》语）。

所以黑格尔指出：“任何著史的人都可以利用各种资料，各人都自信有能力去整理这些资料，而且每个人大概都把他自己的精神，当作是那时代的精神。”黑格尔曾特别嘲笑18—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是一种幼稚的道德史学。我们看今天中国出版的那种种历史书，也无非基本如此。

齐：如果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必须超越道德的评价，那么，就需要客观主义的历史思考。但是，难道历史中没有是非与善恶了么？如果完全不要做这种道德评价，历史学的终极意义又何在呢？

何新：史料史学和反思史学显然都不是客观主义的史学。但是，所谓客观主义也不是第三者眼中的史学——因为那仍然是第三者眼中的主观史学。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以及社会形态规律性的思考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重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导论”中提出的历史哲学思想。我认为客观主义的历史哲学，需要探索历史的终极性意义和目的，需要认知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

齐：这样你还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认为自己的目的就是解释历史规律。

但是，究竟什么是客观的历史规律呢？总是人见人殊。例如英国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提出了历史中的大文化形态（文明）观点，并且认为各种文明之间所不断面对的挑战与回应，是人类历史变动的原因。

何新：汤因比的历史文化理论实际是一种文化哲学。汤因比的学说是很华丽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文化哲学是一种高度主观论的历史哲学。我对他的书评价极低。

齐：历史是亿万人的自由行为的产物。这种自由行为的方向是难以预测的。说历史是理性的，有一种预定的必然方向，这是一种决定论。

但事实上，历史的未来并非不可以选择，未来走向往往是难以理性地被预测的。

何新：这恰恰是反思史学与客观主义理性史观的差异所在。历史中存在理性的逻辑必然性，这是一种自动组织的机制。这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共同的历史认知。我赞成。

许多人认为，历史进程之所以能够选择，是因为人有决定性的力量。选择取决于权力。历史中的权力杠杆，无非是四种：政权，舆论权（道德压力的基础），还有民意，以及经济力量（在现代就是金权，金钱力量）。这四种力量都操之于人。人要影响或者改变历史，无非就是借助这四种力量。

齐：历史进程方向当然是可以选择的，特别是有很大权力的人。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现在苏联的历史进程也许就不是目前这样。

何新：当然。

但是，拿破仑晚年在圣赫勒拿那个岛子上反思自己的平生时说过一句话：我不过是历史的奴隶。我认为他的这种反省非常深刻。

在广义上，国王皇帝不过都是历史的奴隶。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不做就会垮台；他们也不能做历史不要他们做的事情——做了也会垮台。

齐：那往往只是事后的说法。怎么知道什么是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

何新：知道与不知道，这种判断力，就是伟大与昏庸的区别。

齐：历史运动归根结底服从于经济基础。但是人的自由意志呢？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还是具有极大的可能性的。

何新：其实历史就是瀑布的运动。瀑布的向下运动，它有一种明确的大方向——受地心引力（重力）的影响，这就是它必须服从的命运——无论作为瀑布，它意识或者不意识到地心引力的存在，它都无法选择逃避这种必然。

任何个人在历史中也只不过是一个水滴。

对于一个瀑布，也许它的每个水珠都幻想自己可以做向上、向下、向左或向右的自由选择运动。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在瀑布的运动中，那些仿佛自由运动着的大大小小的喧闹的水花。但是，没有一个水花——无论怎么积极地跳跃着，最终能够不服从那种固有的、必然向下运动的总轨迹。事实上这些自由跃动的水花轨迹，会构成每一个瀑布运动的某种确定的图像或者模式，以至于后来的水花，也都无法超越，而只能填补前在者流过的那个动点的轨迹。

为什么流动中的瀑布令人百看不厌？就是因为在亿万水滴的貌似自由的跃动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的周期节奏、具有内在的秩序和规律性。貌似无序中的有序，这就是美，是在貌似的自由运动中体现出来的理性和规律性。

人类历史也是如此。黑格尔说，历史活动的基础是个人。个人行为的原动力是私欲和热情——每个人的自私自利之心、个人利益，为追逐利益的活动，构成人类的历史。但是其碰撞和平衡，却导致形成“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就是必然性。这种理性秩序，在历史中也是在无意识中组织起来的。

齐：这是不是就是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你也相信历史中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

何新：古代的中国人称这种主导万物的内在秩序、自然秩序为“道”，就是老聃所说的“道”。“道”就是内在的必然性秩序，就是近代西方人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历史中不仅存在看不见的“手”，而且存在看不见的“脑”。历史进程天然地具有一种被内化的理性必然秩序。

人类的历史活动就是如此，看起来每个人都很自由，其实“道”在其中。个人不过是瀑布中跃动的水珠或者泡沫。即使是动荡的时代，动乱局面也不过是大进程中通向既定目标的必然。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在历史中主观的自由意志作为历史发生的现象学存在，必然从属于作为历史进程实体的理性主义本质。这就是我理解的理性主义决定论的历史观。

齐：但是你不是说，你并不赞成唯物主义历史观吗？

何新：是的，我不喜欢哲学唯物主义。我信仰唯实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

对于历史而言，所谓“实”，就是历史中的实在者，既包括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也包括人类的活动本身，也包括精神和文化的活动。本质的方面是：

（1）私欲、生存欲是人性的基础，是与生俱来、先天的普遍人性。人性本恶，所谓本能、个体的生存欲望，是自私的。对他人的依赖，爱心，互助，则依赖智性的自觉，是后发的。所以利他与公益之心是被动的，是依赖于修养和教育所成，就是伦理与道德。

（2）人的生存依赖于环境与物。环境一是自然，二是社会和文化，物是资源和物质条件。获得资源和生活物的手段，决定了人类生存能力的高低。这种手段就是技术和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

（3）资源与生存空间有限，导致人类的竞争和争夺。人类起初为占有优势地理空间而斗争。后来为夺取金钱财富而斗争。现代则是为夺取更加广义的生存资源而斗争。

这种竞争导致社会的分化，原始社会分工已经形成阶级结构的雏形。但进一步的社会分化导致社会的符号化，导致了明显的或者制度化的等级结构、阶级结构。这种阶梯式的社会结构，制约了资源与物的分配制度、生存权利、政治权力和竞争机会。

马克思的历史观，我认为就其理性主义决定论的本质看，并非唯物主义的。但是在他的历史观中，阶级分析的历史方法颇有意义。马克思认为经济结构、社会分工结构决定阶级的分化，使个人利益的竞争（嫉妒）转化为结合成集团谋求利益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的名言是：“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这句话是铁一样颠扑不破的真理。

阶级斗争论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阶级斗争并不是永远需要保持一种紧张的社会节奏，并非无时无刻都在发生。总是有斗争与平衡、一张一弛的交替。

而且在历史中，阶级矛盾平衡的时期，也就是天下太平的时期，总是比较久长的时期。

但是归根结底，阶级斗争、利益集团的斗争，这种种社会矛盾，确实总是成为推进历史进程的原动力。

齐：这是毛泽东主义著名的观点。毛泽东总是强调斗争决定一切。当时他们甚至也与我进行斗争，中国报刊指责我是沙皇的辩护士。（笑）

何新：在中国人眼里，毛泽东仍然很伟大，高不可攀。

但在建国以后他的确做了一些很荒谬的事情。所谓荒谬，就是他认为人定胜天，他自信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做到当时历史条件不可能做到的一些事情。他不信邪。结果他悲剧性地失败了。对于历史来说，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只是到了最后晚年，他才有所省悟。所以晚年的他曾经多次悲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齐：是的，我知道毛的伟大，在重庆的时候我就见过他。后来他得到了整个中国。他的很多思想对于指导革命斗争很重要。但是不利于治国，总是强调不断地斗争，不断地革命，社会无法稳定。

何新：阶级分析的观点，对于观察任何社会的政治形势和判断历史方向仍然具有很深刻的意义，只是阶级斗争的方法不能用来治国。

自从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以来，区域分割的历史就成为一体化的世界史。原来那种封闭国族社会内的集团利益竞争、阶级斗争，在现代历史中已提升到民族、国家、宗教以及文化之间大规模竞争的水平。这一方面导致了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也推进着不可逆转的全球混一化的运动。这是未来世界的大趋势，瀑布运动的大方向，国别史必然演进成为全球史。

齐：问题在于，谁，哪个国家，在未来能作为旗手主导全球化运动呢？美国、中国，还是俄罗斯？

何新：（笑）恐怕只有天知道。

但是在冷战以后，依靠武力征服而建立新的世界帝国已经愈来愈不可能。未来主导世界的国家，仅仅依靠经济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文化的力量，道德的力量。

【附录】

历史哲学与历史辩证法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

一、关于历史真实性

真实的历史本身，是充满矛盾与纷争的，历史事件无一不在时间中消逝。

书面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

书面历史，涉及著作者及所属利益集团的控制，对于任何历史事件都可以从非常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作出解释。

利益与需要决定历史思考与解释。

所以，所谓“真实的”、“客观的”书面历史，只是某种相对性而已。绝对真实、客观的书面历史，并不存在。

二、关于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之目的，是对于历史现象作出系统化的解释。没有基于总的哲学（因果性关系）理念的系统理解，是不可能做到的。

历史哲学之根本问题有二：

（1）人类的选择自由与选择失败（必然性）。

（2）历史解释成为系统化体系，依据什么原理、理论、哲学。

三、关于历史辩证法

辩证法的实质是归谬法和反证论法。

历史的自身发展，也是一种归谬和反证论法。

在历史中，貌似肯定地建立一个形态、一个概念、一个命题，例如一个帝国，一个王朝，一个制度；但是历史演进的结果，最终总是转向这个形态、这个概念、这个命题的反面，即否定（矛盾）和非存在，表现为帝国、王朝和制度的最终颠覆、解体，以至归化于虚无。历史中无恒久可言。对于历史，千年如一瞬。因此这个发展进程，就仿佛是一种反证和归谬，这就是黑格尔所谓“历史之辩证法。”

历史的进步总是表现为矛盾、分裂，对立化和对抗局面的发生。

但这种对抗并不是终极状态，矛盾的消解和平衡终归会出现。新的平衡局面出现，往往就意味着历史的向前和进步。即：正题、反题（矛盾、分裂、对立化、对抗）、合题（平衡与综合）。

只是由于人类与人性的愚蠢，历史中的任何微小进步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包括无量人血与生命的代价。所以言历史无情。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四、百年以来国人对本国历史误解殊多

百年以来，中国历史哲学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在微观问题上成就巨大，应用了近代经济学、社会学和人文学的方法，成果累累。

但由于理论认知浅薄，在宏观问题上，谬说甚多。例如关于中国历史的诸多总体性解说，大体以胡说八道居多。如长期封建论、奴隶制度论，停滞不前论、封闭文化论等。这些误解摧毁国民之自信心，以为中国历史一直落后于西方历史，导致对中国古代历史文明的种种困惑。

真实的历史规律不是主观臆造和解释的产物，而是从历史现象的观察与分析中自内向外导出，即被发现的。

所谓中国历史的“超稳态”（千年不变的）叙事，纯属建立于历史无知之上的主观臆想。

五、中国知识界对于世界历史仍处于基本无知的水平

对于世界历史，中国知识界基本无知。我说的知识界包括那种专业的世界历史研究者。诸多史著，不过是基于对西人著作翻译及效颦的低俗解读而已。

建国后作为主流的“五阶段论”所描述的世界历史进程及规律，及据以构造的世界历史体系谬说殊多。

而现在的主流历史体系，则也是模仿剑桥模版而构筑的另一套伪世界史体系。

例如目前大学中讲授的关于早期希腊、罗马的历史，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以后的历史，基本都是伪史。

六、西人编撰的主流世界史基本是伪史

例如西人所乐于神吹、许多洗脑国人也乐于顶礼膜拜所谓的希腊罗马帝国。

国人想象之希腊历史悉为妄说，余已有书论。要害是希腊本非国族之名，而是一泛地域之名，其中心不在爱琴海西之雅典，而在地中海东岸之小亚细亚。所谓古希腊文化，实即小亚细亚地区的古代文明。荷马、泰勒斯等众多所谓“希腊贤人”都不是雅典人，而是小亚细亚人。此论石破天惊，但是有事实为铁证支撑，所以颠扑不破。

然而殊不知，不仅希腊，国人想象之罗马史也多为误解与谬说。

国人（包括专业历史学界）很少有人知道，历史上存在至少两个罗马帝国（实际历史中的罗马帝国还远远不止两个）。一个在欧洲的意大利罗马，一个在亚洲（小亚细亚，今日属于土耳其） 的君士坦丁堡（即东方罗马帝国），而后者（亚洲的罗马）比前者的存在更为悠久，影响更加深远。（例如近年国内盛传中国西部古代似有来自西方罗马的武士移民。人们以为这些武士是来自欧洲的意大利罗马——却很少有人想到那个地中海东岸的亚洲罗马。实际上，东方罗马帝国位于丝绸之路的枢纽地点，与中国的历史联系一向非常紧密。所以东方罗马人来到中国并非什么奇闻。）

西方主流历史书大谈欧洲罗马，却基本无视乃至完全讳言灭亡那个意大利西罗马的人，正是来自东方的蛮族首领匈奴大王阿提拉。

西方主流史书大谈特谈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却完全忽略乃至绝口不谈文艺复兴的文化资源，完全来自东方。即发生于1204年4月，来自威尼斯、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第四次十字军骑士们，对于东方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一场疯狂血腥的屠杀，以及随后对这里的东方文化、艺术品和图书的大劫掠以及东方财富向意大利半岛的大搬运。这才是此后所谓“重新认知希腊罗马”， 以及席卷数个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真正的起源。